八十年代初逗留英國期間，有機會接觸了當?shù)卮髮W的一些漢學家。他們所講的漢語并非十分流利，發(fā)音也不甚準確（漢語四聲和非送氣清輔音對英美人來說是極難掌握的），但他們的中國語言文學知識之豐富，不亞于一般以漢語為母語的漢語言文學研究者。他們中許多人連氣質和神態(tài)都有點像中國人，甚至所講的英語也有點走調，帶上了漢語語音的痕跡，因而禁不住思忖：語言文化的力量如此強大，浸潤其中，整個人都“化”了進去。尤其讓人難以忘懷的，是這些漢學家身上那種決非做作的中國式謙恭。這不大可能是一份與身俱來的先天禮物，而更可能是后天習而得之或“習得”的。十多年后，讀到了一篇英國人所寫的關于英國漢學家的文章。文中稱他們?yōu)橐粋�特殊“種族”，或“漢語族”，因為他們不僅在知識結構上異于一般西方人，而且在思維方式、神情、做派甚至口音方面都染上了明顯的中國氣。筆者的愛國主義情感并沒有因之升溫幾許，但“英雄所見”得到了一點印證，也頗感欣慰。

　　但從此也養(yǎng)成了這么一個習慣，那就是十分留意中國大學校園里是否也相應地存在著一個特殊的種族。須知，中國的英語語言文學從業(yè)者是一個巨大的群體，其數(shù)量遠遠大于西方的中國語言文學從業(yè)者。觀察了若干年后，得出了這一結論：的確存在這么一個族中族，姑以“英語族”稱之。在此鄭重聲明，使用這個名稱決非出于惡意，因為筆者亦忝為英語族人，甚至從中學到大學、從本科到博士、從助教到教授，幾十年如一日從未有過改行的念頭，可謂忠貞不渝。還必須鄭重聲明，本文所批評的英語族，主要指的是研究層次的英語族，與中小學乃至大學本科層次的基礎英語教育并無太大的關涉。

　　筆者留意到，我國英語族的知識結構與一般國人有較大的差異。他們的語言、思維乃至行事風格更比一般國人多了些直率，少了些含蓄，或多少已有點像西方人。但他們并非像許多西方漢學家“習得”中國氣那樣染上了過多的西洋氣。他們也決非像半殖民地時代中國某些英語從業(yè)者那樣，刻意模仿洋人的做派，以示高同胞一等。更不可以把他們同英國人留在印度的那筆特殊的殖民遺產----英印混血兒----相提并論，因為這個不小的種群除了在生理上是混血，在母語和文化認同上也是混血，并且以混血身份自傲，瞧不起純粹的印度人。然而，中國的英語族的確構成了一個獨特的行當。由于把畢生精力投入一種艱深外語的教學和研究中，他們的母語能力因而受到了削弱，或他們的母語潛能未能得到應有的開掘（“口才”不好或者沒有“口才”；
筆頭也不好也不快，或者說根本沒有筆頭），這就使他們的個人發(fā)展與其他文科專業(yè)相比，明顯地處于劣勢地位。但是更值得注意和批評的是，他們擁有一些足以使自己成為一個特殊族類的不成文行規(guī)，而這些行規(guī)并不是有道理的。例如，判斷同行水平的高下，他們的習慣作法并非是首先看他或她的研究能力和學術水平，而是首先看他或她的語音語調是否準確，口語是否流利。你如果恰巧是英語族人，這差不多已是你的全部出身，是你是否能在業(yè)內立腳的關鍵，甚至可能比你是否畢業(yè)于某個名校如北大、北外還重要。

　　出身好，那就可是一美遮百丑，你在學術研究方面幾乎可以不思進取、無需建樹，你就可以高枕無憂了。出身不好，你從一開始就很可能被拒于英語族族外；
甚至你的研究能力再強，同行們雖不至于完全不承認你的能力，但多少仍然會將你視為異類，使你很難抬起頭來。鮮有人會說，印度人的英語十有八九帶有濃重的本族語（須知，印度有十四種主要語言或十四種“普通話”）口音，但他們的英語應用能力不知比我們強多少倍；
日本人和韓國人的英語口語可能比不上我們，其口音之重更是不敢恭維，但其讀寫能力可能并不亞于我們，更重要的是，日韓兩國的現(xiàn)代化水平和社會發(fā)展水平高于我國，同西方交流的深度和廣度也超過我國。另一個活生生的例子是，聯(lián)合國秘書長安南講的英語帶有濃重的口音，但誰能說他用詞不準確、不老到？在改革開放初期的英語族中，不僅語音語調是判定同行水平的頭號標準，音色也至關重要。“音色好”（幾乎等于聲音“性感”----用現(xiàn)在的話說），你差不多已中了頭彩，因為你的英語聽上去一定“漂亮”，一定有“味道”。近年來這種情形雖已有了一定程度的改變，但由于不合理的行業(yè)習慣作祟，從業(yè)者的研究能力和學術水平仍未能得到充分的肯定。這與其他任何專業(yè)評估同行水平的通行做法是大相徑庭的。

　　可是為什么一定要把英語水平與研究掛起鉤來？對于英語從業(yè)者來說，講一口流利的英語何罪之有？講流利的英語的確無罪。對于非重點高校和非研究生層次的英語族來說，那就非但無罪，反而有功了。可是一個歷史悠久、人口眾多的大國總得有點文化創(chuàng)造才行。如果沒有昔日的輝煌創(chuàng)造，中國文化怎么可能成其為中國文化？怎么可能深刻影響整個東亞、東南亞乃至世界的歷史進程？怎么可能有衰落后的復興？因而，至少對于重點高校和研究生層次，不應只要求講一口流利的英語，而應有更高的期望，那就是：較高的研究能力和學術水平，在此基礎上對整個中國乃至世界的知識進步和文化創(chuàng)新做出貢獻。對于重點高校和研究生層次的英語族而言，就是“流利”也應當有更高的標準，那就是準確、簡潔、老到、能表達復雜思想和情感、能表達范圍廣泛和色彩不同之事物的流利，而非不準確、不簡潔、幼稚氣、不能表達復雜思想和情感、不能表達范圍廣泛和色彩不同之事物的流利。

　　正是在研究能力和學術水平方面，英語族的弱點暴露無遺，盡管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恰恰在于英語專業(yè)本身。如所周知，同其他任何專業(yè)相比，英語族的研究能力、學術質量乃至學術產出都處于較低的水平。如果說學術質量不好比，那就比學術產出吧。任何人只需稍加留意，便不難發(fā)現(xiàn)中文界的學術產出量至少是英語界的七、八倍甚至更多，前些年的差距更可能有幾十倍之巨。英語族對于國人知識水平的提高、思想文化的創(chuàng)造所做貢獻有多大可想而知。所謂“貢獻”，是指發(fā)揮較直接的作用。通過勤勤懇懇、兢兢業(yè)業(yè)的英語教學，英語從業(yè)者提高了全民族的英語水平。在此意義上，他們已為中國學術和文化事業(yè)做出了不小的貢獻。但只要看一看西方漢語族，立馬便知道我們與他們不在一個數(shù)量級上。他們在教學之余源源不斷地產出高質量的研究成果，其中很多已被翻譯介紹到中國，對我國的中文學術界產生了不小沖擊（我國英語學術界何時才能對西方產生類似的沖擊？）。考慮到我國英語族的數(shù)量遠大于西方漢語族的數(shù)量，我們就更應感到汗顏了。從筆者了解的情況來看，在西方漢學家中“流利”、語音語調甚至“音色”美丑與否，決非衡量同行水平的主要標準，而研究能力和學術質量及產出才是關鍵的尺度。這至少部分解釋了我們與他們的差距為什么那么大。

　　當然必須承認，西方經濟、政治和軍事的全面優(yōu)勢地位或“西方霸權”也是海外漢學成果被大量介紹到中國的重要原因。但無論如何，我國英語族龐大的人口與弱小的研究力量、可憐的學術產出是極不成比例的，而我們的習慣做法和認識水平肯定是這種狀況的原因之一（當然，文化差異也負有一定的責任；
近代以前，中國文明的知識論傳統(tǒng)相對羸弱，因而大多數(shù)人的知識追求帶有太強的功利色彩）。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我國英語界不僅在整個本科階段用英語教學和寫作論文，在碩士博士階段也同樣使用英語，甚至在管理部門明文提倡使用母語寫作博士論文（有關管理部門擁有統(tǒng)計數(shù)字，很清楚英語專業(yè)博士生與其他專業(yè)博士生的巨大差距，因而有此舉措）的情況下，我們也可能仍然拒絕使用母語。這不僅與國外漢學界相比是絕無僅有的，與我國其他語種的外語專業(yè)相比也鶴立雞群（也許法語是個例外，少數(shù)高校法語專業(yè)已嘗試過用法語寫博士論文）。當然肯定會有人出來反駁說，這是英語的地位使然；
英語好，學生就業(yè)前景好。這是事實。可為什么看不見大量英語碩士博士最后在高校和研究部門落腳？為什么看不見在大多數(shù)情況下，這些單位進行業(yè)務評估，主要看漢語而非英語出版物的質和量？如果英語從業(yè)者從本科到碩士到博士，在一生中的黃金時間段未能得到充分的母語寫作訓練，工作后卻又必須用母語寫作，比之其他專業(yè)其所處的劣勢地位不就一目了然了嗎？

　　事實上，英語族中許多在讀碩士、博士甚或高校教師缺乏基本的漢語技能。無論在口頭還是筆頭上，他們的母語詞匯貧乏，缺乏表達復雜事物的能力，更缺少色彩的變化。就他們本應充當中西文化間的橋梁而言，就他們的頭腦本應成為中西文化交融和合的坩鍋而言，尤其是就他們命定為漢語世界的一分子，應當為漢語學術乃至中國文化事業(yè)做貢獻而言，他們的漢語文史哲知識太匱乏，他們的抽象思維和形象思維能力太弱，他們的視野也太狹窄。與用母語寫作的文史哲學者相比，英語族中許多人甚至缺乏生活情趣，更遑論思想的激情了。他們其實已淪為英語匠人。這決非是說英語從業(yè)者智商不高，甚至努力不夠，而是說一些非理性的習慣、未能“與時俱進”的認知、拒絕用母語寫作的行業(yè)惡習阻礙了他們潛能的開發(fā)。在語言是認知的最重要手段，或者說語言決定存在的意義上，母語能力的欠缺意味著英語從業(yè)者的生命感覺已大打折扣。

　　當然也可以在客觀方面找原因。這就是英語專業(yè)本身。英語族必須花大量時間精力掌握一門極困難的外語。這門外語在“血緣”上與漢語毫無關系（具體說來，并非像印歐語系中的法語與西班牙語，或英語與德語，或任何一門歐洲語言與另一門歐洲語言那樣相互間存在密切的親緣關系），難度極大，因而他們在母語技能方面的欠缺幾乎是不可避免的�？墒鞘裁床豢梢韵裎鞣綕h學家那樣堅持用母語寫作？從筆者掌握的情況來看，英美一流大學的漢語族不僅碩士、博士論文是用母語寫作的，就連本科三、四年級的中國歷史、哲學、文學的教學也使用母語。原因很簡單。使用母語，知識的吸收更有效，知識的消化更容易。另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們更看重從業(yè)者的研究能力和學術水平。在學術研究中，用母語寫作容易，還是用一門毫無親緣關系的外語寫作容易，這對任何一個思維正常的人來說，都是明明白白的事，本應成其為問題。

　　也應當看到，西方的漢學家不用漢語而用母語寫作，并不等于他們的漢語水平不高。從總體上看，他們的漢語口語能力也許不如我國英語從業(yè)者的英語口語能力，但這并非意味著他們的漢語閱讀能力比我們的英語閱讀能力差。而在一般情況下，對于用母語寫作的研究者來說，所學外語的閱讀能力比寫作能力更為重要，或具有一定的寫作能力就足夠了。也就是說，西方漢學家對主動技能和被動技能作了區(qū)分。所謂“主動技能”，是指說、寫能力或說好和寫好的能力。這種技能亦可稱為“產出性技能”，因為要說就得說“出來”，要寫就得寫“出來”。所謂“被動技能”，是指聽、讀能力或聽懂和讀懂的能力，或曰“非產出性技能”。這兩種技能雖然相輔相成、不可截然分割，但并非不可以作適當?shù)膮^(qū)分。對于培養(yǎng)研究能力和提高學術水平來說，這種區(qū)分甚至是至為重要的。語言教學法研究者乃至一般英語從業(yè)者都知道，掌握主動技能遠比掌握被動技能困難，能用于主動技能的詞匯也遠少于能用于被動技能的詞匯。因此，花過多的時間和精力企圖掌握超出需要的主動技能，意味著學術研究的投入和產出不成比例，意味著精力被浪費一種缺乏目標的追求上。當然，對一般英語從業(yè)者而言，聽說讀寫四種能力都很重要，口譯人員尤其需要較高的聽說能力。但筆者以為，我國高校和研究所層次的英語族對主動技能與被動技能不作區(qū)分或不愿意作區(qū)分，在很大程度上應當對他們思想的貧瘠、學術素養(yǎng)的貧弱、研究能力的低下負責。

　　可是既然英語是自己的專業(yè)，為何不可以努力努力再努力，達到一個很高的水平，譬如寫出一手漂亮的英語美文？姑不論在一種并非正常使用英語的社會環(huán)境中，這種努力究竟能有多大的收效，寫美文還得有美文的讀者。我們的英語美文再漂亮，我們的讀者卻可能十有八九是中國人，甚至只是少數(shù)同事、朋友或學生，因為我們的英語美文獲得發(fā)表的機會微乎其微。換句話說，用英語寫就的美文基本上是寫給自己讀的，或者說，是一種在自我證明和自我欣賞中尋求自我滿足的奢侈行為。再者，英美人以母語寫作的美文數(shù)量之多、質量之好，已夠我們讀。這里有一個擺正主體與對象的關系的問題。在筆者看來，高校和研究生層次的英語族首先應當樹立直起一種基于母語和母語文化的主體意識。我們的主體性一旦確立，英語、英語文化、英語文學的對象性也就清清楚楚了。

　　問題還可以這樣問：英語對于我們是終極目的抑或只是一種手段？是高高在上的主人抑或只是一個仆人？從反對西方文化霸權的需要而言，英語顯然應當是后者而非前者。因為如果英語本身成了主人，(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英語從業(yè)者就不可能不喪失自己的語言-文化主體性，英語就不可能不反客為主，使你淪為它的對象和奴隸，反對英語霸權乃至西方文化霸權便無從談起。從資源有效配置的現(xiàn)實需要這一角度看，如果英語本身成了目的，那也實在太奢侈了。因為僅就英語專業(yè)而言，中國的智力資源不是太多，而是太少�？紤]到那數(shù)量巨大的“托派”、“Ｇ派”或出國族、移民族，情況就更嚴重了。因此，對于高校和研究所層次的英語族來說，學好英語，準確地說，掌握較高程度的被動技能和適當程度的主動技能，只應被視為一種獲取學術信息，擴展學術視野、進行學術交流的手段，最終說來，一種為全民族知識水平的提高和思想文化的建設做貢獻的手段。唯如此，有限的智力資源方有可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把英語本身當作目的來追求，顯然是本末倒置，也很可能是孤芳自賞，不僅無益于社會，也無益于自己。

　　持不同意見者會爭辯，用英語寫論文難道不有利于國際交流？可是為什么不可以先寫好漢語文稿再譯成英文？實際情況是，國內學術會議十有八九完全以漢語為會議語言。即使所謂國際會議，往往只需要在部分議程中使用英語，且由于過多的表演性而使交流效率和效果大打折扣。因此，以國際交流為由替不用母語寫作開脫，是沒有道理的。為了這小小方便而犧牲研究能力、學術素養(yǎng)和學術產出，實在是得不償失。更重要的是，這點小方便意味著智力資源的巨大浪費。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無數(shù)用英語寫成的碩士論文像課外作業(yè)一般湮沒無聞。近年來用英語寫成的博士論文中，相當大一部分也只是在答辯通過若干年后才得到全文發(fā)表的機會，更多論文要么只發(fā)表了部分內容，要么像無數(shù)碩士論文那樣被塵封在資料室的某個角落里，除了曾使作者的英語水平有所提高以外，對知識的推進和思想文化的創(chuàng)造根本談不上貢獻�？膳囵B(yǎng)一個博士不知要花多少人力物力資源！更由于學術成果未能形成學術積累，未能進入學術交流場域，就連英語行內人士也難以了解其他院校的英語族究竟已做了什么工作，其結果是我們總是像西西弗斯那樣，永遠都得從頭開始自山腳推巨石上山。如此這般，中國英語界怎么可能像西方漢學那樣建立起真正屬于自己的學術傳統(tǒng)。

　　考慮到英語族的龐大人口，如此巨量的智力活動的產物不能有效地參與全民族知識的推進和思想文化的創(chuàng)新，資源浪費之巨大就更為觸目驚心了（見相關鏈接：“附錄的附錄”----“現(xiàn)行英語學術體制弊端種種”）。并非不重要的是，用英語而非母語寫作碩士博士論文，意味著對英美學術成果的極大依賴，使學生喪失了以漢語和中國文化為根本內涵的主體性，使他們不僅在譴詞造句上，甚至在基本思路和問題上，都任由自己頭腦變成英美學術的路馬場，而非將英語、英語文化、英語文學視為一個客體、一個對象，帶著真正的問題來研究它們，并把研究結果用于解決問題。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極難形成真正屬于自己的思想、風格和問題。

　　如果連問題也是人家的問題，我們怎么可能擺脫思維的貧困和想象的貧乏？我們怎么可能形成真正屬于自己的學術積累？我們怎么可能形成真正屬于自己的學術傳統(tǒng)？由于漢英兩種語言的巨大差異，也由于學生在一種非正常使用英語的社會環(huán)境中學習和使用英語，他們的英語再好，也是有限的，極不可能好到完全獨立地寫出不僅英語地道而且有真正創(chuàng)新的文字。因而，他們極有可能僅僅是在轉述英語世界的學術成果。結果可想而知，我國英語族永遠擺脫不了對英美學術的依附，永遠不可能提出真正屬于自己的問題，永遠不可能產生真正自己的思路和風格，永遠不可能像西方國家已有蔚為壯觀的漢學傳統(tǒng)那樣，形成一種真正屬于自己的英語語言、文學和文化的研究傳統(tǒng)。

　　---- 本文原發(fā)表于《讀書》2002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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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現(xiàn)行英語學術體制弊端種種

　　我國高校英語界同其他行當一樣，當前面臨著量化管理的種種弊端，深受其苦。但我們也很清楚，在對林林總總的非理性學術評估體制進行合理化改造之前，甚至在已經對它進行了較大的合理化改造之后，量化管理的基本格局是不會根本改變的，而實行過分的和不合理的量化管理，學術成果的質量很難保證不說，學術是否具有現(xiàn)實意義的問題也總會冒出來；
問題提了出來，也難以得出一個滿意的答案。因為從本質上看，量化管理所追求的是形式的合理性。它既然不追求實質合理性，就難免走向官僚化和僵化，從而對學術研究所面臨和應當設法解決的現(xiàn)實問題缺乏敏感性。此外，量化管理的僵滯性也很大程度地產生于學術程序所導致的權力關系。由于牽涉到在位者的利益，權力關系一旦形成便很難打破。因此，在量化管理的壓力下保證英語學術成果的現(xiàn)實相關性，是擺在每個從業(yè)者面前的一個難題。

　　改革開放以來，英語學術很快形成了三分天下的格局，這就是文學、語言學（包括教學法）和翻譯。近幾年又出現(xiàn)了一些正在形成中新的學科方向，如美國社會研究、英國社會研究、跨文化研究、文明研究，以及英語主導的傳播學（主要進行新聞學、媒體學或大眾傳播理論研究），但是這些新學科方向的界限和界定還相當模糊，或者說學科性還很成問題，還遠遠不成熟，甚至永遠也不可能成熟。所以，一個在讀的英語碩士或博士要想獲得大學教職或已有教職者要晉升職稱，在多數(shù)情況下不得不在文學、語言學和翻譯這三個方向當中作一種排他性的選擇，此后被期待不斷產出相關“成果”。從業(yè)者選了文學，便不能搞語言學，選了翻譯，便不能搞文學，否則就會因不夠專門化而出不了成果。恰恰也存在與這三個方向相對應的專業(yè)刊物，如《外國文學評論》和《國外文學》等（文學）、《外語教學與研究》和《外語界》等（語言學），以及《中國翻譯》（翻譯）。此外還有大量高校學報，以及省、市級社科院刊物。從業(yè)者甚至可以不受刊物篇幅和傾向性的限制，獨立地寫出一部專著來。可無論以何形式發(fā)表成果，都很難擺脫文學、語言和翻譯三分天下的格局。因為除了學術刊物和出版物以外，英語界的學術評估機制也同樣上演著三國演義的故事，同樣分為文學、語言學和翻譯三塊。各級評審委員會的在位者被認為是這三方面的專家；
反過來說，他們如果不被有關方面視為這個三方面的專家，也可能根本做不了評委。這里存在著惡性循環(huán)。

　　以我國現(xiàn)有的研究條件和研究隊伍的質量來看，更考慮到與龐大的英語教師數(shù)量，要讓每個從業(yè)者不斷產出有價值的成果，是不切實際的。許多“學術論文”至多只是對已有成果的轉述，如果不算剽竊的話。可是為什么大量“學術成果”并沒有什么學術價值，英語從業(yè)者卻不另辟蹊徑，尋找新的研究領域，尋找一些更具學術價值和現(xiàn)實意義的研究方向或研究課題？為什么不可以進行下列方面的研究，譬如英國中世紀的婚姻問題、英國16世紀以來的教派關系、英國圈地運動與城市化和工業(yè)化的關系、英國議會民主制自大憲章以來的演進過程、18至20世紀英國人海外游記（可歸于后殖民研究）、當代英國青少年吸毒問題、美國黑人問題、猶太人及其對美國國內和國際政策的影響、美國同性戀問題、美國墮胎問題、美國法制演變、美國政黨政治、美籍華人狀況、美國宗教狀況、英美女性主義等等？

　　對于正在迅速現(xiàn)代化，正在走向世界的當代中國來說，更詳細地了解各英語國家的社會、歷史、法律和宗教等諸多方面的情況顯然十分必要，而對于高校英語從業(yè)者來說，做這些方面的研究本應是他們的本份。從英語國家的漢學或中國研究的情況來看，大多數(shù)東亞系或漢語系都不可能只研究漢語語言文學，而研究中國歷史、社會、藝術、戲曲、宗教、法制、政治制度等是理所當然之事。然而，實際情況并不鼓勵甚至阻礙我國的英語從來者拓展新的學術領域。因為英語界的學術出版和評價機制早已被文學、語言學和翻譯三個方向的既得利益瓜分了。不在有限的三個方面發(fā)表文章，哪怕只是轉述性文字（如果不是剽竊的話），甚至只是轉述的轉述，從業(yè)者的自身利益就很難保障。如此這般，哪有真正的學術進步？

　　可能會有人說，有歷史、政治、法律、社會學和宗教學方面的專家來做這些工作，不用我們語言背景的人來操心。這種看法是不對的。實際情況是，我國英語讀寫技能過關的研究人員相對說來很少，與十三億人口不成比例，也與一個迅速走向現(xiàn)代化、走向世界的大國的地位不相稱。事實上，北京外國語大學、廣州外語外貿大學已經設有美國社會研究、英國社會研究一類專業(yè)方向，北外甚至已有美國社會研究博士點，北大英語系也正計劃開設這些方面的本科和研究生課程。從英語國家的中國研究（或漢學）狀況來看，上述研究方向也應成為我國英語從業(yè)者的研究領域。也如上所說，英語國家的大多數(shù)東亞系或漢語系不研究中國語言文學，而且研究中國歷史、社會、政治、宗教、哲學、藝術等等。

　　有些研究項目顯然是能直接發(fā)揮社會效用的，例如能夠為政府有關部門提供決策依據(jù)的工程技術、財經或社科項目。貿易、金融、財會、房地產、經濟、法律、建筑、生物、微電子、信息管理等學科方向的科研成果甚至能直接轉化為經濟和社會效益，或者說能夠掙錢�？墒怯⒄Z不是能直接轉化為這種效益的學科。那么英語學術研究與現(xiàn)實的相關性究竟在哪里？首先，考慮到專業(yè)性質，應當看到我們不可能也不應該追求那些本來就極具實用性的學科的現(xiàn)實相關性。應當看到，包括英語在內的人文學科如語言文學、歷史、哲學往往不具有直接的現(xiàn)實價值，或者說往往不能產生短平快的經濟和社會效益。但是對于一個社會的正常運轉和健康發(fā)展來說，人文知識的傳承和發(fā)展又是絕對不可缺少的。

　　北大英語系有古典研究的傳統(tǒng)。一直有人在古英語文學、中古英語文學、希臘羅馬文學方面開課和做研究。這種學術很不實用，以至于很不功利的北大研究生也不大選這方面的課程，但北大英語系卻照樣聘他們?yōu)榻淌�。如果了換一個學校，可能早就把這些課程砍掉，并強迫有關教師改行了�？墒沁@些研究雖然沒有看得見、摸得著的實用價值，但對于國家總體性的文化建設卻是必要的。一個十三億人口的大國終究總得有一些人做一些非實用性的學問才行。這是因為人文學術研究雖然不能產生直接效益，卻具有長遠的社會文化意義，對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會產生潛移默化的長遠影響。當神舟5號在距離地球350公里左右的太空飛行時，宇航員為什么用筆在一個寫字簿上寫畫著什么？這并不只是為了打發(fā)時間。這個畫面其實極富象征含義。它昭示著，中國人是一個愛好和平、喜歡文化、重視教育的民族。在它后面，是一個數(shù)千年來由無數(shù)人文學者培植、塑造起來的重視文化教育的全民傳統(tǒng)。成功的載人航天不僅顯示了中國的國力，也表征著一種不怎么看得見、摸得著的深厚文化。

　　這里顯然有一個什么是“現(xiàn)實”或者說什么是“現(xiàn)實意義”、“現(xiàn)實價值”的問題。對于我國高校英語從業(yè)者來說，“現(xiàn)實”不應該是能夠立即產生經濟效益的現(xiàn)實。如果是這樣，一個年收入高達五千萬美元的當紅歌星（譬如近年來在美國紅得發(fā)紫的性感明星布雷特妮·斯皮爾斯）所做之事就最具現(xiàn)實意義，最具現(xiàn)實價值。這樣一個歌星兩年的收入即夠發(fā)射一艘神舟號飛船，與他或她相比，豈不非但英語從業(yè)者的工作毫無意義，甚至數(shù)萬名航天工作者的工作也毫無意義？然而，對于維系學術共同體乃至大學體制的正常運作和發(fā)展來說，不僅英語從業(yè)者的教學工作不可或缺，他們的學術研究工作同樣是至關重要的。學術共同體或大學體制要正常運轉，就必須按照它們自身的邏輯來運作。如果從業(yè)者不做學問，那么從邏輯上講，任何一個不做學問的人都可以堂而皇之登上大學講臺，把做學問的人趕下去。什么是劣幣驅逐良幣？這就是。更重要的是，大學是社會的靈魂所在，是民族的良知所系。大學不僅傳播、更新和創(chuàng)造知識，而且是一個社會、一個民族的價值體系的守護者。如果不按大學本身的邏輯行事，這一極其重要的功能就得不到正常的發(fā)揮，其邏輯后果不僅是學術共同體會散架，大學本身也將跨臺，說得嚴重一點，一個社會、民族將根本沒有前途可言。

　　盡管我們可能已經明白學術研究的重要性，但以上所說可能仍然沒有回答大量轉述性文字究竟有什么現(xiàn)實意義這一問題，至少沒有滿意地回答這個問題。對于大學英語老師心中的疑問來說，可能更是如此。其實這主要是一個體制或操作問題。大學英語老師的工作是教授非英語專業(yè)學生的基礎英語，所需做的研究工作不如英語專業(yè)教師多，因而對她（他）們提出與專業(yè)英語教師相同的要求，是不現(xiàn)實的。如果硬行規(guī)定全國每個教大學英語的助教、講師或副教授每年發(fā)表一篇或兩篇論文，這些論文的數(shù)量多大、學術價值多高可想而知。因而根本的解決方案應當是采用國際上通行的辦法，即設立專職教學崗，對在崗者不提研究任務的要求。事實上，某些單位如清華大學、中山大學和深圳大學等校已經這么做了。

　　本文原作于2003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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