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門為研究生開設的專題性質的選修課。以往，前兩周試聽，第三周起才正式選課。現(xiàn)在不行了，要求你們盡早決斷，這一周就必須網(wǎng)上選課。據(jù)說是電腦管理，鐵面無私。可我更喜歡以前那種選課方式，我試講，你試聽，雙向選擇，很有人情味。讓不幸“誤闖白虎堂”的學生坐立不安，對你

　　我來說，都是“罪過”。

　　依照慣例，必須有個“開場白”，以便大家明了這門課的宗旨、性質、內容以及講授方式。今天，就圍繞這份發(fā)給大家的“閱讀文選”，略為展開。正式選課的同學，課后登記一下，統(tǒng)一復印相關文章，這樣方便，而且便宜。

　　這節(jié)課主要討論五個問題：第一，關于“學術文”；
第二，何謂“Seminar”；
第三，作為訓練的“學術史”；
第四，什么是“中國現(xiàn)代學術”；
第五，學術文章的經(jīng)營。

　　一、關于“學術文”

　　以“現(xiàn)代中國學術”為討論對象，類似的選修課，十五年來，我開過好幾輪。跟以往有點不一樣，這回少了一個“史”字，背后的原因，是希望突出文本細讀，而不是宏觀論述。相應的，教授的方式，也由演講式的滿堂灌，轉化為如切如磋的師生對話。還是談論“現(xiàn)代中國學術”的演進，但不再一味高談闊論，而是落實為若干代表性文獻的閱讀與討論。這里牽涉兩個問題：第一，學術文，第二，討論課。而所有這些，說夸張點，都是淵源有自。

　　請注意，我提供的，不僅僅是歷史文獻，而是兼有文獻價值的“學術文”。關注“學術文”，將“學術文”的研習與追摹，作為中文系的必修課，這是老北大的傳統(tǒng)。大學中文系的任務，除了知識傳授，還有寫作訓練。比如，1931年秋，北大國文系新添“新文藝試作”課程，分散文、詩歌、小說、戲劇四組。散文組指導教師：胡適、周作人、俞平伯；
詩歌組指導教師：徐志摩、孫大雨；
小說組指導教師：馮文炳；
戲劇組指導教師：余上沅。負責具體指導的教員，日后多有變化，但這課程是延續(xù)下來了。沈從文在西南聯(lián)大中文系教授“各體文習作”、“創(chuàng)作實習”等課程，由于汪曾祺在《西南聯(lián)大中文系》、《沈從文先生在西南聯(lián)大》中的精彩描寫，而廣為人知。換句話說，學院里的文學教育，包括寫作課程的開設，現(xiàn)已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但所有這些，都屬于“文藝文”�！皩W術文”呢？中文系的研究生中，日后成為著名作家的，畢竟是少數(shù)；
從事學術研究的，應該說是主流。那么，這些日后的專家學者，是如何習得“學術文”的寫作的，這難道不值得我們認真追究？

　　這件事，說實話，以前我也沒細想。因為在法蘭西學院圖書館發(fā)現(xiàn)了一批老北大講義，才促使我認真考慮這個問題。遠隔千山萬水的巴黎法蘭西學院，居然收藏著幾十冊早年北大的講義，而且“養(yǎng)在深閨無人識”，這點讓我喜出望外。這些講義，版式統(tǒng)一，有油印，也有鉛印，封面上寫著課程名稱以及講授者的姓，正文偶有與封面不太一致的。其中油印講義共7種12冊，鉛印講義則有5種14冊，我在2005年第3期的《讀書》上，專門做了介紹（參見《在巴黎邂逅“老北大”》）。跟今天論題相關的，是沈（尹默）的《學術文錄》和葉浩吾的《學術史》（內文《中國學術史》）。后者是個人著述，前者則依次收錄章太炎《文學略》、《韓非子•顯學》、《禮記•禮運》、陸機《文賦》、《史通•模擬》、范曄《獄中與諸甥侄書》、章學誠《詩教》、《莊子•天下》、《史記•游俠列傳》、《禮記•中庸》、《典論•論文》、《日知錄•文人求古之病》、《檢論•儒俠》、《國故論衡•論式》、《孔子世家》等。怎么看待章門弟子在民初北大的影響，我在《老北大的故事》以及《中國大學十講》等著述中，都有所涉及。這里只想指出一點，這些“學術文”的講習，主要目的不是呈現(xiàn)中國學術演進線索，而是培養(yǎng)“學術意識”以及“文章趣味”。

　　之所以敢如此斷言，是因為得到一位藏書家的幫助，我又發(fā)現(xiàn)了三種線裝鉛印的老北大二、三十年代的講義，同樣顯示這一旨趣。第一種，“國立北京大學文學院”一年級《國文》講義，主體部分是從先秦到清代的文學作品選，后面附錄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的導言以及胡適的《<國學季刊>發(fā)刊宣言》。第二種，國文系一年級《詩選》講義，后附胡適《<孔雀東南飛>的時代考》（出自《白話文學史》第六章）、梁啟超《<古詩十九首>考證及批評》（包含他人相關論述）、胡適《南北新民族的文學》（出自《白話文學史》第七章）。第三種，國文系四年級選修課講義《學術文選•學術文習作示例》，包含梁啟超《釋“四詩”名義》、朱自清《李賀年譜》、（胡適）《�？睂W方法論——序陳垣先生的<元典章校補釋例>》、馮友蘭《原儒墨》、王國維《紅樓夢評論》等。當年北大國文系的教師們，到底是如何開展教學的，需要很多細節(jié)才能復原；
但在不同課程的講義里，附錄若干“學術文”，明顯有提供樣板，以便學生追摹的意味。這點很值得我們注意。

　　學術論文到底該怎么寫，如何展開思路、結構文章，怎樣駕馭材料、推進命題，對于研究者來說，并非自然天成，而是需要長期的學習與訓練。不是說有觀點、有材料，就一定能寫出合格的學術論文。當然，長時間閱讀前人相關著述，耳濡目染，某種程度上是可以無師自通的；
但若有師長點撥，入門豈不更容易，起碼可以少走很多彎路。

　　二、何謂“Seminar”

　　摒棄“通史”或“概論”，轉而選擇若干經(jīng)典文本，引導學生閱讀、思考，這一教學方式，除了老北大的經(jīng)驗外，還得益于程千帆先生的《文論要詮》。

　　抗戰(zhàn)中，程先生在武漢大學中文系講“文學發(fā)凡”，據(jù)說其講義包括總論、駢文、散文三部分。起初選文太多，一年講不完；
于是，只好重編。講義沒編定，人已經(jīng)轉到了金陵大學；
順理成章的，這教材也就由金陵大學出錢印了出來。1948年，葉圣陶為其易名《文論要詮》，由上海開明書局正式出版。1983年黑龍江人民出版社重印此書，又改成了《文論十箋》。講的是“文學理論”，但并非搭個空架子，再往里面塞例證；
而是選擇十篇最有代表性的文論，在箋證中闡釋。比如，通過箋證章太炎的《文學總略》來“論文學之界義”，通過箋證章學誠的《詩教上》來“論文學與時代”，通過箋證劉師培的《南北文學不同論》來“論文學與地域”，通過箋證陸機的《文賦》來“論制作與體式”等。

　　程先生的這一教學思路，對我很有啟發(fā)性。1997年秋，我曾專門赴寧，向已賦閑在家的程千帆先生請教。談話中提到，我準備編“中國現(xiàn)代學術讀本”，作為講授“中國現(xiàn)代學術史”的教材，程先生很高興，大聲叫好，還特地推薦了章太炎的《五朝學》，說這是大文章，好文章，一定要入選。很可惜，歲月蹉跎，“讀本”至今沒有完成。不過，把程先生教授“文學理論”的這個方式，轉為講授“現(xiàn)代中國學術”，我還是略有推進的，那就是特別強調討論課的意義。

　　這門課，形式上是討論課，或者叫“Seminar”。這既是老北大的傳統(tǒng)，又基本上被遺忘了。為何大發(fā)感慨？不妨就從北大辦研究所說起。蔡元培校長在北大1918年開學式上發(fā)表演說，稱“大學為純粹研究學問之機關”，“學者當有研究學問之興趣，尤當養(yǎng)成學問家之人格”。至于“本校一年以來，設研究所，增參考書，均為提起研究學問興趣起見”，更是蔡校長所引以為傲的（《北大一九一八年開學式演說詞》）。兩年多后，北大公布《研究所簡章》，開篇便是：“研究所仿德、美兩國大學之Seminar辦法，為專攻一種專門知識之所�！北贝�1918年創(chuàng)建研究所，雖撥了點經(jīng)費，但難以為繼，很快風流云散；
因而，蔡校長日后回憶，謹慎地稱之為“擬設”。直到1921年11月28日，蔡元培向北京大學評議會提出《北大研究所組織大綱提案》，獲得了通過。第二年1月，研究所國學門才正式成立。以蔡元培為委員長的研究所國學門委員會，包括顧孟余、沈兼士、李大釗、馬裕藻、朱希祖、胡適、錢玄同、周作人等；
另外，還聘請了王國維、陳垣、鋼和泰（俄）、伊鳳閣（俄）、陳寅恪、柯劭忞等作為研究所的導師。研究方向則集中在考古、歌謠、風俗調查、方言調查、明清檔案整理等若干很有發(fā)展前途的新學科。此后，北大乃至整個中國的研究生教育，逐漸走上了正軌。

　　可是，由于連續(xù)不斷的內戰(zhàn)外戰(zhàn)，加上解放后沒完沒了的政治運動等緣故，中國建立完整的學位制度，獨立培養(yǎng)學士、碩士、博士，如此宏圖大業(yè)，遲至1983年才真正得到落實。此前，各著名大學多辦有研究所，也培養(yǎng)了很多優(yōu)秀人才，但始終沒有正式授予碩士或博士學位。建立完整的學位制度，既體現(xiàn)了中國的教育及學術實力，也是為了跟國際學界接軌。最近幾年，隨著高校大量擴招，研究生教育也急速膨脹，單2005年全國就招收了各類研究生37萬人�，F(xiàn)在的中國，高等教育規(guī)模世界第一，連博士生總數(shù)也都“天下無敵”。教授們因而變得手忙腳亂，研究生課程也大都由討論班改成了演講課。

　　這就回到了老北大對于研究生教育的設計。什么叫“德、美兩國大學之Seminar”？簡單地說，就是討論課，師生在一起坐而論道；
而不是演講課，任憑教授一個人唱獨角戲。演講課上，教授妙語連珠，揮汗如雨，博得滿堂掌聲；
學生不必怎么動腦筋，只是一個旁觀者，閉著眼睛也能過關。討論課則不一樣，學生是課堂的主體，必須在教授的指揮、引導下，圍繞相關論題，閱讀文獻，搜集資料，參與辯難，并最終完成研究報告。一個關注知識的傳播，一個注重研究能力的培養(yǎng)，后者無疑更適應于研究生教學�？稍诤芏啻髮W里，教務部門擔心老師們偷懶，要求教師一定要站在講臺上，對著幾十乃至上百名博士生碩士生，哇啦哇啦地講滿兩個小時。似乎只有這樣，才是認真負責。如此規(guī)章制度，把博士生當中學生教，把大學教授當公司職員管，效果很不好。

　　在北大，由于實行比較徹底的學分制，學生可以自由選課，加上好多慕名而來的其他大學的教師及研究生，著名教授為研究生開設的專題課，往往變成了系列演講。對此，我深感不安。我在好些國外大學講過課，沒像在北大這么風光的。教授是風光了，講到得意處，掌聲雷動。可我知道，這對學生的培養(yǎng)很不利。想改變這個狀態(tài)，很難。不說別的，教室就設計成這個樣子，椅子是固定的，你只能站在凸起的講臺上演講，無法坐下來跟學生一起討論。我不只一次說過，北大要想成為一流大學，先從一件小事做起，那就是徹底改變后勤部門決定教學方式的陳規(guī)。呼吁了好些年，最近才得到校方的允諾，在新建的教學樓里，預留眾多可以上Seminar的小教室。

　　這種以學生為主體的課程設計，對聽講者來說，壓力大大增加。以我的觀察，現(xiàn)在中國的研究生培養(yǎng)，普遍要求很不嚴格。單以閱讀量來衡量，比在美國念書要輕松得多。我們也開參考書目，但沒他們多，而且不抽查，看不看都無所謂。在國外大學上Seminar，不可能只帶耳朵，或者睡眼惺忪。你必須課前閱讀指定書目，上課時積極參與討論，學會傾聽與爭辯，并借此養(yǎng)成發(fā)現(xiàn)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這些技能，你要是只聽大牌教授演講，是學不到的。我不太相信“快樂教育”之類的說法——幼兒園可以，大學不行。并非“不打不成器”，而是承認教育本身帶有某種強制性，哪些課必修，哪些知識非掌握不可，繞不過去的時候，你就必須直面“慘淡的人生”以及這些一時看來“枯燥乏味”的課程。提倡給學生“自主性”，是指選擇課程的權利，而不是隨意缺課，或在同學發(fā)言時沉入夢鄉(xiāng)。

　　最近十幾年，類似的討論課，我試驗過好多次，效果都很好——盡管因轉移教室，不太符合學校的要求�？紤]到北大的特殊情況，我只好妥協(xié)，一學期演講式的大課，一學期討論班的小課�？唇裉爝@個樣子，原先設想的討論課，十有八九又要泡湯了。

　　三、作為訓練的“學術史”

　　從1991年發(fā)表《學術史研究隨想》，并在北大中文系嘗試開設學術史方面的課程，十幾年來，我始終強調：這一課程的設置，主要目的不是訓練學術史研究方面的專家，而是培養(yǎng)學生們的眼光與趣味。換句話說，是一種自我訓練。

　　2000年春，在“中國文學研究百年”專題課的“開場白”中，我特別談到借助學術史研究，培養(yǎng)一種境界與情懷。這需要潛移默化，而不可能現(xiàn)炒現(xiàn)賣。之所以再三強調學術史研究不僅是一個課題，而且更是一種極好的情感、心志以及學養(yǎng)的自我訓練，原因就在這里。那次開場白，后來整理成《反思“文學史”》，發(fā)表在2000年3月22日《中華讀書報》。文章中，專門談及俢習學術史課程可能產(chǎn)生的副作用，(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那就是造就一種居高臨下的姿態(tài)，隨意指點江山，如入無人之境。把讀書做學問看得太容易，把前輩和同行設想得太愚蠢，這種心態(tài)很可怕。所以，我不主張專門從事學術史研究，而是希望諸位術業(yè)有專攻，而后才將學術史作為研究課題或自我訓練的途徑。

　　今年夏天，在北大英杰交流中心召開的“‘當代學術史’學科建設研討會”上，我做了專題發(fā)言，再次談及這個問題，提醒大家注意學術史研究的“副作用”：“我不只一次說過，與其把學術史研究作為一個課題，還不如將其作為一種自我訓練。在我看來，沒有受過相關專業(yè)訓練的學生，不適合談論學科史。還沒入門，只是記得許多學術史上的掌故，或者幾條僵硬的治學經(jīng)驗，就開始指點江山，激揚文字——誰是一流，誰是二流，誰誰誰不入流——那樣不好。你不是這一行的專家，沒有受過很好的專業(yè)訓練，憑什么如此下判斷？學多了此類激動人心但不著邊際的‘空論’，很危險�！保▍⒁姟丁爱敶鷮W術”能否成“史”》，《云夢學刊》2005年第4期）

　　今天，我還是要“老調重談”；
不過，這回不再說理，而是轉述一個有趣的學界掌故。據(jù)劉國鈞先生稱，章太炎曾講過，晚清著名學者譚獻有個兒子，才十來歲，并沒讀過多少書，可開口就談《漢書•藝文志》九流十家，非常空疏，極不可�。▍⒁姵陶聽N等《老學者的心聲——程千帆先生訪談錄》，《程千帆沈祖棻學記》，貴州人民出版社，1997）。評隲各路英雄好漢，要有自己的學問根基，那樣，才可能體會深切，抑揚得當。不然的話，只顧自己說得痛快，缺乏陳寅恪所說的“了解之同情”，對學術推進沒有任何意義。北京人罵人，冷冷的，但很損：“你以為你是誰�！本瓦@個意思。

　　從這學期起，我受中文系委托，每年為全系博士生講一個學分的必修課“學術規(guī)范與研究方法”。生怕講成另一門政治課，于是，摒棄高高在上的教訓，改為平等的對話與交流，而且，希望兼及高遠的境界與具體的學識。在座諸位，若是博士生一二年級，可以將這兩門課結合起來，互相參照。

　　四、什么是“中國現(xiàn)代學術”

　　談“學術規(guī)范與研究方法”，最容易碰到的挑戰(zhàn)是，什么叫“學術”？哪來的“方法”？談學問，有大有小，可虛可實，往往是見仁見智，很難一言以蔽之；
至于不同學科的研究方法，確實有很大差異。你只管唐代詩歌，別的一概排斥，那眼界未免太狹窄了。你讀錢穆的《中國史學名著》，那是給博士班學生講課的記錄，其中再三強調，做學問不能只顧自己那一畝三分地�？赡阋膊荒懿豢紤]數(shù)學研究與詩學研究的差異，認定只要是學問，就一定具有共通性，可以一鍋端，那又太宏觀了。在我看來，談學問，規(guī)模及眼界大小適中者，是將“人文學”作為一個整體來考量。單就思路、趣味、方法等而言，人文學中不同學科，確實具有某種共通性。當然，這并不排斥你借鑒社會學的方法或者經(jīng)濟史的眼光。

　　之所以這么提出問題，那是因為，此前學界有過關于“什么是中國現(xiàn)代學術”的論爭。1996年底，《中華讀書報》刊登劉夢溪先生的《中國現(xiàn)代學術要略》，文章分兩期刊載，整整四大版，煌煌六萬言。實際上，這是河北教育出版社“中國現(xiàn)代學術經(jīng)典叢書”的總序。文章本身寫得不錯，可作為“總序”，每冊書前都來那么六萬字，未免浪費紙張。李慎之先生實在看不下去——不是因為紙張，而是因為學問路數(shù)不同——于是在《開放時代》1998年10月號上發(fā)表了《什么是中國現(xiàn)代學術經(jīng)典》。李先生視野開闊，首先論證中國學術在歷史上有過三次高潮：第一次是春秋戰(zhàn)國時期，即世界各大文明幾乎同時發(fā)軔的軸心時期；
第二次是佛教傳入中國以后，經(jīng)千年而形成宋明理學；
第三次是十九世紀末西學傳入中國，除引入許多中國從來沒有的新學科外，也使中國傳統(tǒng)學術面目一新。中國學術發(fā)展三階段，這沒問題，學界大都認可；
分歧在于，李先生認為，只有融入了西方的“民主”與“科學”的學問，才能列為“現(xiàn)代學術”。按照這個標準來衡量，劉先生選編的《中國現(xiàn)代學術經(jīng)典》以及他為此而撰寫的“總序”——《中國現(xiàn)代學術要略》，有一個致命的弱點：沒有認真區(qū)分傳統(tǒng)學術與現(xiàn)代學術，收入了許多不夠格的作家作品，而忽略了另外一些重要的作家作品。李先生的指責，有些主意很好，只是懸的過高，一下子做不到，比如，為何不收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著作，難道《中國歷史地圖集》、《中國植物圖志》那樣的大書不算學問？有些則是叢書體例所限，任何書籍都不可能無限擴張，比如，你既然選了趙元任，為何不選第一個寫《中國音韻學》的瑞典人高本漢，難道中國學術能夠完全無視世界學術發(fā)展大勢？還有些則是對“學問”理解不同，趣味因而相差甚遠。比如，李先生稱馬一浮了無新意，錢基博也太老舊了，應該選的是譚嗣同、孫中山、陳獨秀；
至于談魯迅，與其選《中國小說史略》，還不如選《阿Q正傳》——所有這些，都明顯是基于思想史而非學術史的立場。要說對中國人精神生活影響大，《阿Q正傳》當然遠遠超過《中國小說史略》；
可要是真的將前者收入《中國現(xiàn)代學術經(jīng)典》，那也是笑話。不過，李先生的最后結論：此乃“現(xiàn)代國學大師叢書”，而非“中國現(xiàn)代學術經(jīng)典”，倒是點出了這套大書的優(yōu)長與缺失。

　　李先生的提醒很重要，世人之談論“中國現(xiàn)代學術”，經(jīng)常一轉眼就變成了“國學”，這是個很大的誤解。為什么會這樣，談論“學問”時，往往“國學”優(yōu)先？我在解讀作為神話的“清華國學院”時，曾涉及這個問題。上世紀二十年代，中國大學紛紛創(chuàng)辦研究院，入手處都是“國學”；
這里既有內在需求，也有外在制約：“稍做清理，不難發(fā)現(xiàn)，研究院的主旨是：第一，謀求學術獨立；
第二，鑄造中國的國魂；
第三，使用科學的方法；
第四，研究的對象是作為中國文化整體的‘國學’，而不是西方學科體系中的文學、歷史、哲學；
第五，經(jīng)費所限，只能先辦國學。所有這些策略選擇，不僅是清華校長的個人趣味，也是當時整個中國高等教育的現(xiàn)狀所決定的�！�…如果說新文化運動的主要動力是‘輸入學理’，那么，1919年以后，以胡適為代表的部分新文化人，開始轉向‘整理國故’�？梢赃@么說，二十年代中期，如何‘整理國故’，是各大學文科教授普遍關注的焦點，也是重要的學術轉向。這個思潮對現(xiàn)代中國的教育及學術轉型，起了很大的作用。”（參見《大師的意義以及弟子的位置——解讀作為神話的“清華國學院”》，《現(xiàn)代中國》第六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12月）。實際上，“國學”只是一個特定的學術領域，根本涵蓋不了現(xiàn)代中國學術；
只不過世人說慣了，懶得去仔細分梳。

　　這門課所討論的“現(xiàn)代中國學術”，也是大而化之，經(jīng)不起李先生的仔細推敲。不包含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也并非嚴格意義上的“國學”，而是現(xiàn)代中國的“人文學”。而且，還得再縮小，我所討論的，基本上只限于與現(xiàn)代中國學術范式的建立相關的人事以及著述。

　　自從余英時先生借用庫恩（Thomas S. Kuhn）的科學革命理論，解釋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在中國近代史學革命上的中心意義(參見《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第1921頁、7791頁，臺北：聯(lián)經(jīng)出版公司，1984年)， 關于學術轉型或范式更新的言說，便頗為流行。討論學術范式的更新，鎖定在戊戌與五四兩代學人，這種論述策略，除了強調兩代人的“共謀”外，還必須解釋上下限的設定。相對來說，上限好定，下限則見仁見智。在我看來，1927年以后的中國學界，新的學術范式已經(jīng)確立，基本學科及重要命題已經(jīng)勘定，本世紀影響深遠的眾多大學者也已登場。如康有為、梁啟超、章太炎、羅振玉、王國維、嚴復、劉師培、蔡元培、黃侃、吳梅、魯迅、胡適、陳寅恪、趙元任、梁漱溟、歐陽竟無、馬一浮、柳詒徵、陳垣、熊十力、鄭振鐸、俞平伯、錢穆等，或開始撰寫、或已經(jīng)完成其代表作；
湯用彤、馮友蘭、金岳霖、張君勱等也已學成歸來，并在大學傳道授業(yè)。本世紀中國人文學科（社會科學另當別論）的大學者，尚未露面的當然還有，但畢竟數(shù)量不是太多。另一方面，隨著輿論一律、黨化教育的推行，晚清開創(chuàng)的眾聲喧嘩、思想多元的局面也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立場堅定、旗幟鮮明的黨派與主義之爭，20世紀中國學術從此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這個問題，我在北大版《中國現(xiàn)代學術之建立》的“導言”中，有專門的論述）。具體討論的文章，有遲至六、七十年代才發(fā)表的，但“問題意識”早就存在，可以說是新文化運動遙遠的回聲。

　　當然，談論現(xiàn)代中國學術，本不該回避“反右”或“文革”，其中的深刻教訓，值得我們認真反省。但是，一方面學力所限，目前沒有專門研究；
另一方面擔心，引入“反右”或“文革”，很容易滑向政治史，反而模糊了論述的焦點。

　　還有一個問題，你為什么不評述最近二十年的中國學界，是不是真的認為“一代不如一代”？在我看來，學術史研究，需要拉開一段距離。如今流行當場拍板，以顯示眼光與魄力。評選“全國優(yōu)秀博士論文”，要求第二年就做結論；
很可能還沒正式出版呢，哪來偉大的“貢獻”以及深遠的“影響”？應該是十年后、二十年后，才能比較準確地判斷某部著作或某個觀點的價值。啟功先生去世時，傳媒曾大肆宣傳：“大師時代已經(jīng)結束�！蔽业角迦A演講，也有學生問這個問題，我的回答很不客氣：學問類型不同，沒必要妄自菲薄。再說，我們這一代做不到的，怎么能斷言下一代也做不到？

　　五、學術文章的經(jīng)營

　　依我的淺見，“學術文”的研習與追摹，應該作為中文系的必修課，而且是重中之重。因為，中文系畢業(yè)生的看家本領，不外乎閱讀與寫作。前面已經(jīng)說了，所謂的“寫作課”，不該局限于文學性的詩文小說戲曲，更應包括一般作為學問來看待的“學術文”。借用章學誠的說法：“夫史所載者，事也；
事必藉文而傳，故良史莫不工文。”（《文史通義•史德》）我略為發(fā)揮，不僅“良史”，所有治人文學的，大概都應該工于文。

　　學問千差萬別，文章更無一定之規(guī)。“學術文”的標準，到底該如何確立？唐人劉知幾講，治史學的，應具備三本領：才、學、識。清人章學誠又添加了一項“史德”。史才、史學、史識、史德，四者該如何搭配，歷來各家說法不一。我想補充兩點：第一，選題及研究中“壓在紙背的心情”；
第二，寫作時貫穿全篇的文氣。

　　這么說，還是嫌過于籠統(tǒng)，不妨舉兩個例子，讓大家更容易明白。

　　1960年5月，錢穆給時正負笈哈佛的得意門生余英時寫信，暢談“鄙意論學文字極宜著意修飾”，信中，對章太炎大加褒獎，對學術路數(shù)截然不同的胡適，也頗多好評（參見《錢賓四先生論學書簡》，見余英時著《猶記風吹水上鱗——錢穆與現(xiàn)代中國學術》之“附錄”，臺北：三民書局，1991年）。就從這兩個人的述學文字說起。

　　1909年，針對上海有人“定近世文人筆語為五十家”，將章太炎與譚嗣同、黃遵憲、王闿運、康有為等一并列入，章大為不滿，在《與鄧實書》中，除逐一褒貶譚、黃、王、康的學問與文章外，更直截了當?shù)乇硎隽俗约业奈恼吕硐耄喊l(fā)表在《民報》上并廣獲好評的“論事數(shù)首”，不值得推崇，因其淺露粗俗，“無當于文苑”；
反而是那些詰屈聱牙、深奧隱晦的學術著作如《訄書》等，“博而有約，文不奄質”，方才真正當?shù)闷稹拔恼隆倍�字。照章氏的說法，自家所撰“文實閎雅”的，除了《訄書》，還有篋中所藏的數(shù)十首。這數(shù)十首，應該就是第二年結集出版的《國故論衡》。

　　將自家“著述”作為“文章”來看待，那是因為，章太炎對什么是好文章，有自己的獨特理解。太炎先生之論文，既反感流俗推崇先秦文章或唐宋八大家，也不認同所謂駢文正宗，而是強調六朝確有好文章，但并非世代傳誦的任、沈或徐、庾，而是此前不以文名的王弼、裴頠、范縝等（《國故論衡•論式》）。如此立說，整個顛覆了傳統(tǒng)學界對于“八代之文”的想像。章氏這一驚世駭俗的高論，乃長期醞釀，且淵源有自。在章氏看來，文章的好壞，關鍵在于“必先豫之以學”。深深吸引太炎先生的，首先是六朝學術（或曰“魏晉玄理”），而后才是六朝文章（或曰“魏晉玄文”）。太炎先生一反舊說，高度評價魏晉玄言，稱六朝人學問好，人品好，性情好，文章自然也好——如此褒揚六朝，非往日汲汲于捍衛(wèi)駢文者所能想像。直到晚年講學蘇州，太炎先生仍堅持其對于魏晉六朝文的獨特發(fā)現(xiàn)。而這一發(fā)現(xiàn)，經(jīng)由周氏兄弟的引申與轉化，成為二十世紀中國散文的一大景觀（參見拙著《中國現(xiàn)代學術之建立》第八章《現(xiàn)代中國的“魏晉風度”與“六朝散文”》，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再說胡適的文章。陳源在《新文學運動以來的十部著作》中，(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首先推舉的是《胡適文存》，而不是常人特別贊許的《嘗試集》或《中國哲學史大綱》，理由是，“明白清楚”構成了“他的說理考據(jù)文字的特長”。陳源甚至說：“《胡適文存》卻不但有許多提倡新文學的文字，將來在中國文學史里永遠有一個位置，他的《水滸傳考證》《紅樓夢考證》也實在是絕無僅有的著述�！敝劣谥熳郧�，在為青年人撰寫的《<胡適文選>指導大概》中，也專門指出：“他的散文，特別是長篇議論文，自成一種風格，成就遠在他的白話詩之上�！痹谥熳郧蹇磥�，胡適的論文，采用的是“標準白話”，且講究情感、對稱、嚴詞、排語、比喻、條理；
“他那些長篇議論文在發(fā)展和組織方面，受梁啟超先生等的‘新文體’的影響極大，而‘筆鋒常帶情感’，更和梁先生有異曲同工之妙”。這里討論白話文學的成功，舉的卻是胡適的長篇論文，表面上有點錯位，實則大有見地。

　　不管是章太炎的《國故論衡》，還是胡適的《水滸傳考證》，都是學術史上不可多得的名著——既有學術貢獻，也可作為文章欣賞。之所以強調這一點，是有感于現(xiàn)在的學者——包括在學的研究生，也包括已經(jīng)成名的教授——大都不講究“學術文”的寫作�；蛏�吞活剝西方譯本，或照貓畫虎師長文章，這不是好現(xiàn)象。也有人擅長想像虛構、敘事抒情，會寫精致的新詩或血雨腥風的武俠小說，就是對學術論文沒感覺，你說怎么辦？有想法，能提問，思維活躍，掌握的史料也很豐富，可就是寫不出好論文，可惜了。

　　發(fā)給大家的“閱讀文選”，既是歷史文獻，也是學術文章；
其中好些可以作為范文來追摹。希望大家閱讀時，兼及“學問”和“文章”兩個不同的維度。總共挑了十五人，每人就選三篇，仔細觀察，你會發(fā)現(xiàn)，其實每講都有側重點；
而且，合起來，大致顯示我所理解的“現(xiàn)代中國學術”的發(fā)展脈絡。有心人單憑這個選目，就能猜到我講課的思路；
當然，還有可能存在的缺失。日后增加評述部分，做成“現(xiàn)代中國學術讀本”，相信更有利于初學者。

　　附記：

　　本課程最后因聽眾過多，加上教室座位固定，無法展開深入的討論，不得已改成以講授為主。課程結束后，要求修課的學生選擇相關課題，各自獨立完成一專業(yè)論文�，F(xiàn)選擇其中較有特點的若干篇，奉獻給學界朋友。將“開場白”、“閱讀文選”以及學生作業(yè)匯為一編，希望能借此顯示該課程的大致輪廓。

　　附錄 “現(xiàn)代中國學術”課程閱讀文選（2006年春，北大三教）

　　章太炎（1869－1936）

　　《國故論衡•原學》（《國故論衡》，上海古籍出版社）

　　《五朝學》（《章太炎全集》第四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救學弊論》（《章太炎全集》第五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梁啟超（1873－1929）

　　《中國史敘論》（《飲冰室合集》，中華書局）

　　《新史學•中國之舊史學》（《飲冰室合集》，中華書局）

　　《清代學術概論•二》（《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復旦大學出版社）

　　王國維（1877－1927）

　　《論近年之學術界》（《靜庵文集》）

　　《國學叢刊序》（《王國維文學美學論著集》，北岳文藝）

　　《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國新發(fā)見之學問》（《靜庵文集續(xù)編》）

　　劉師培（1884－1919）

　　《論近世文學之變遷》（《劉師培論學論政》，復旦大學出版社）

　　《清儒得失論》（《劉師培論學論政》，復旦大學出版社）

　　《漢魏六朝專家文研究•緒論》（《中古文學論著三種》，遼寧教育出版社）

　　蔡元培（1868－1940）

　　《就任北京大學校長之演說》（《蔡元培全集》第三卷，中華書局）

　　《致<公言報>函并答林琴南函》（《蔡元培全集》第三卷，中華書局）

　　《我在北京大學的經(jīng)歷》（《蔡元培全集》第六卷，中華書局）

　　胡適（1891－1962）

　　《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導言》（商務印書館影印本）

　　《<國學季刊>發(fā)刊宣言》（《胡適文存二集》）

　　《古史討論的讀后感》（《胡適文存二集》，或北大版《胡適文集》，或安徽教育版《胡適全集》）

　　魯迅（1881－1936）

　　《中國小說史略•清末之譴責小說》（《魯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魯迅全集》第三卷）

　　《<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魯迅全集》第六卷）

　　顧頡剛（1893－1980）

　　《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古史辨》第一冊，上海古籍出版社）

　　《孟姜女故事的轉變》（《孟姜女故事研究集》1－23頁，上海古籍出版社）

　　《我是怎樣編寫<古史辨>的？》（《古史辨》第一冊，上海古籍出版社）

　　傅斯年（1896－1950）

　　《歷史語言研究工作之旨趣》（《傅斯年全集》第三卷，湖南教育出版社）

　　《中國古代文學史講義•敘語》（《傅斯年全集》第二卷，湖南教育出版社）

　　《史學方法導論•史料論略》（《傅斯年全集》第二卷，湖南教育出版社）

　　陳寅�。�1890－1969）

　　《王靜安先生遺書序》（《金明館叢稿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審查報告》（《金明館叢稿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

　　《陶淵明之思想與清談之關系》（《金明館叢稿初編》，上海古籍出版社）

　　錢穆（1895－1990）

　　《國史大綱•引論》（商務印書館影印本）

　　《太炎論學述》（《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卷八，安徽教育出版社）

　　《論學書簡致余英時》（臺北三民書局《猶記風吹水上鱗》，或上海遠東出版社《錢穆與中國文化》）

　　郭沫若（1892－1978）

　　《中國古代社會研究•自序》（《郭沫若全集•歷史編》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十批判書•后記》（《郭沫若全集•歷史編》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李白與杜甫•李白與杜甫在詩歌上的交往》（《郭沫若全集•歷史編》第四卷，人民出版社）

　　鄭振鐸（1898－1958）

　　《研究中國文學的新途徑》（《中國文學研究》，人民文學出版社）

　　《中國小說的分類及其演化的趨勢》（《鄭振鐸古典文學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插圖本中國文學史•例言》（人民文學出版社）

　　聞一多（1899－1946）

　　《歌與詩》（《聞一多全集》第一卷，三聯(lián)書店）

　　《宮體詩的自贖》（《聞一多全集》第三卷，三聯(lián)書店）

　　《文學的歷史動向》（《聞一多全集》第一卷，三聯(lián)書店）

　　宗白華（1897－1986）

　　《論中西畫法的淵源與基礎》（《藝境》，北京大學出版社）

　　《論<世說新語>與晉人之美》（《藝境》，北京大學出版社）

　　《美學的散步》（《藝境》，北京大學出版社）

　�。ā对茐魧W刊》200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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