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在outlook上發(fā)出“講幾句話”時，也接收到了曠新年先生傳來的他要求《思想的境界》撤版并向朱建國先生道歉的信。知錯就改，令人贊賞。然而就在這封信中，他不僅沒有撤回對我的謾罵，不檢討自己“惡意利用”私郵構陷人罪的行為，反而無中生有地捏造什么我“在文中咬住汪暉是官方安插到《讀書》的”。請問曠先生：我“在文中”何處寫過這樣的話？我指出汪暉對我的聲援，是表明我對他人品的了解。因此我才“在文中”明確說：我相信汪暉的解釋，即他對《讀書》獎的違規(guī)失誤沒有責任，并反對“把這件事說成是‘學術腐敗’或‘丑聞’，尤其是不贊成在第一輪批評中、也就是在《讀書》與汪暉本人尚未做出解釋之前就做出這樣的判斷”。我不明白為什么曠先生可以向提出“學術腐敗”說的朱先生道歉，卻仍要無中生有地向我栽贓。當然，感謝汪暉的聲援是一回事，在許多問題包括《讀書》獎問題上我與汪暉有分歧是另一回事，朋友歸朋友，爭論歸爭論，我相信汪暉不會像曠先生那樣庸俗，以為他聲援過我我就應該在任何問題上與他保持一致。

　　在被他斷章取義的那段文字中，我指出戴晴那篇泛論國內文化生態(tài)的文章中以一般推論特殊，對《讀書》與《南方周末》等媒體的人事變動作了主觀判斷，這是“可以理解的”�！翱梢岳斫狻辈⒉痪褪菍Φ摹Ａ私鈨惹榈娜巳绺赎柈斎豢梢浴罢境鰜沓吻迨聦崱�，但犯不著破口大罵。同樣情況下的《南方周末》不就很理智么？甘陽尤其不該把漫罵擴散到一切對《讀書》有意見的人頭上，向他們大潑“腌腌渣渣，見不得人”之類的污水。這種邪火嚴重毒化了討論的氣氛，是造成后來發(fā)生《讀書》獎風波時對立激化的一個重要原因。請問曠先生：這些話錯在哪里？這里有一絲一毫“咬住汪暉是官方安插到《讀書》的”影子嗎？曠先生這樣挑撥離間，他不僅應該向我、而且也應該向汪暉先生道歉。

　　曠文通篇東拉西扯，對于甘陽謾罵戴晴與一切《讀書》質疑者的行為，曠文辯稱甘陽是被冒稱“亦遠”的沈昌文氣昏了頭。這里先不說事到如今曠先生還“咬住”亦遠就是沈昌文有多么荒誕，曠先生難道忘了：在甘陽發(fā)出“腌腌渣渣”等等一通大罵的時候，還根本沒有發(fā)生《讀書》獎風波，更沒有什么亦遠文章。

我認為國內的文化生態(tài)使公開批評有時對雙方都會構成不公平的壓力，曠新年先生因而罵道：“可見秦也知道有些事情是見不得人的”。這是什么邏輯？這豈不等于說一切受壓制的人和事都“見不得人”，只有壓制者反倒光明正大？我指出國內的語境使得《讀書》對于公開批評它“左轉”的聲音難以回應，是為“不公平的尷尬”，因此戴晴文章如果發(fā)在內地，《讀書》方面的憤怒可以理解。但戴文發(fā)在基本保有言論自由的香港，甘陽的正面反駁并不受妨礙，他的謾罵就讓人難以理解了。曠先生扔掉我這后半段話，居然說我也承認甘陽的大怒是因為受到“不公平的尷尬”。曠先生竟健忘到這種程度，不但鬧不清“甘罵”與亦遠文章的先后順序，連甘陽在內地還是在香港也忘了么？

　　類似例子太多，我懶得說了。但關于我的幾個事實不能不講。曠先生宣稱他把《風與旗》傳給我看，我回復他說不爭論，然而現在又在論《讀書》獎之文中招惹了他，這似乎是看風使舵的行為。然而事實真相是：今春某日曠先生從別人那里聽說我的事后到寒舍來表示同情，從我而談到當時還是新聞的劉軍寧等人事件，我說：知道你不同意他們的觀點，但現在他們不能說話，你批他們有什么意思？以后對手可以答辯時再爭論不好么？曠先生笑而不答。過后他給我傳來《風與旗》，以示拒絕我的勸告。當然此文本身不僅沒有批我，而且還引了我不少關于社會公正的論述去打“自由主義者”。（曠先生現在又健忘了，他如今在大作中罵我“為資本叫公平”�。┪視�對這樣一篇“抬舉”我的文章說什么爭論不爭論？何況朋友們都知道我因打字極慢，e-mail基本上只接收不答復，（有朋友曾怪我不禮貌，我只有抱歉）何來“答曰”？

　　顯然，我說的不爭論，是指在對手不能答辯時不要落井下石，這就是曠先生所說的看風使舵？而他在那樣一種時刻說出如此豪語：“打著自由主義旗號的人實質上是要實行野蠻的、殘酷的、毫無人性的奴隸制，要實行法西斯主義”。對這樣的“反法西斯英雄”，我能說什么呢？如今他還強辯說什么不是要“結束”自由主義，難道“法西斯主義”、“奴隸制”還不該“結束”么？

　　《風與旗》的“落井下石”并不是針對我的，相反，由于我抨擊官僚資本、主張“公正至上”比像曠新年先生這樣的所謂新左派早得多，他們樂于引我為同道，以證明“自由主義者反對社會公正”。如今我這么“不識抬舉”，這就是曠先生所說的“有所期望，才有所憤怒”吧。難怪他在批評《讀書》獎的眾多人中挑出我來開罵呢！

　　而我從來認為，當代中國需要弘揚的是自由主義與現代左派（社會民主主義）所共同持守的那些底線要求和基本價值，而要否定的則是這兩者都反對的那些東西，至于自由主義贊成而社會民主主義反對、或自由主義反對而社會民主主義贊成的那些東西，在當代中國尚未成為真問題。因此，我認為自己是個不反對社會民主（但堅決反對警察民粹派）的自由主義者，同時也是個不反對自由主義（但堅決反對寡頭主義）的社會民主主義者。在自由主義成為時髦之際我并不想爭當“自由主義者”，但在今春以來的氣候下，我認為強調“自由優(yōu)先于主義”有特殊的重要性，同時鄙薄那些落井下石（哪怕不是對我）的人。如果這辜負了曠先生的“期望”，只能說對不起了。

　　曠新年先生居然還在文中說我“到處宣傳自己受到迫害”。作為同事，他明明知道有人在整我以“到處宣傳”之罪，把并非因我的過錯而形成的輿論包括若干不實傳言歸罪于我。對此我不想說什么，但請問“無心殺手”先生：你我過去就認識，如今同在清華園，是你聽別人說我的事后到寒舍來表示同情，還是我去府上“宣傳自己受迫害”？我感謝你的同情，但你如今的說法卻使人心生疑竇：你是在“引蛇出洞”使“陽謀”嗎？

　　如今曠先生宣稱只向《八面來風》投了稿，而責怪李永剛先生轉載。其實他應當知道如今網界有轉載之習，既然自己投了稿，還說什么不愿被“惡意利用”？曠先生也并沒有要求《八面來風》和李先生以外的其他轉載者撤稿嘛。所以我認為仍有必要澄清事實。

　　又注：我的那份文稿于21日晚11時被一個化名叫“右翼”的在“世紀沙龍”上貼出，我未核對是否原樣，也不知是否屬于“惡意利用”。但貼出時間顯然在曠新年文上網之后，所以我的“講幾句話”仍然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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