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臺灣、香港、北京和上海之間穿梭來往，這一年身心俱疲，也少讀了很多書，因此，當《中華讀書報》要我寫這篇類似年終盤點式的文稿時，自己就覺得很沒有底氣。好在我有看書記錄的習慣，翻開日記，也能夠子丑寅卯地說出這一年讀的書，只是覺得開列書單記流水賬，似乎很沒有意思。

　　不消說，專業(yè)的閱讀總是占據(jù)了我最多的時間，不過，正如有人說的，職業(yè)球員享受不到業(yè)余運動的愉快，當閱讀完完全全成為職業(yè)，這閱讀幾乎是一種智力考校，就像學生，知識學習遭遇考官檢驗，就成為針尖麥芒的彼此算計，在這種“智斗”里面哪里還有什么樂趣？在這一年，至少八成讀書時間，我是在各處看文獻，不過，披沙揀金的搜索有時很苦，有時也樂，如果看到一兩則有趣又有用的資料，也能高興上好一陣。比如當我讀《申報》時，看到1900年8月25日《江西萍鄉(xiāng)縣顧大令家相課士略說（下）》說“古埃及古碑與古篆籀相似，可見中國聲教曾及非洲，近日南美洲復掘出華字碑，尤足徵中國早通美洲，而西人目為新出世界，乃一偏之論也”，不覺莞爾，對于現(xiàn)在甚囂塵上的“中國人發(fā)現(xiàn)美洲”說，更有了“同情的理解”；
而在看韓國人編的百冊《燕行錄》時，看到朝鮮人對清代中國的懷疑和偏見，也覺得很有趣，像他們固執(zhí)地相信清朝皇帝祭堂子不是祭天而是祭祀明代鄧將軍，像他們懷著鄙夷對薊州城外祭祀楊貴妃和安祿山的奇怪議論，讀來也覺得有趣，于是，在寫嚴肅的學術(shù)論文外，也寫了幾則隨筆，寫隨筆的心情畢竟比寫論文要輕松和愉快。

　　為了研究，也讀各種各樣的學術(shù)著作，我的日記中記錄了很多書名，也摘錄了一些內(nèi)容，同樣是中外都有，看上去很雜。也有感覺有趣的時候，比如看到一本《唐人殺しの世界》，說到日本寶歷十四年（1764）朝鮮通信使崔天宗在大阪被殺死的事情，這一事件在日本人的重重記錄、傳說和加工后，被寫成小說和歌舞伎、凈琉璃等劇本反復上演，故事演變成崔天宗與日本游女戀愛生子，回朝鮮后，其甥勾結(jié)崔妻殺害崔氏，并以崔天宗之名頂替為官，出使日本，被鈴木傳藏即崔氏之遺腹子在大阪殺死。據(jù)日本學者池內(nèi)敏說，這個故事和講鄭成功的《國性爺合戰(zhàn)》一樣，之所以會受到日本人的喜歡，是因為報仇雪恨的主角，母親都是日本人。這是想像的偏見，但是這種偏見的想像，不是更令人深思嗎？的確，讀學術(shù)著作的時候更多的是沉思。比如讀余英時論胡適，就想到現(xiàn)在的“國學熱”，國學究竟是“國故學”還是“國粹學”？這很要分別，胡適在《國學季刊發(fā)刊宣言》里面說，國故學是研究中國文化和歷史的學問，因為是“研究”，便不是捍衛(wèi)或固守，所以，胡適覺得要一方面“整理國故”，一方面“輸入新知”�？墒牵�“國粹學”卻是有立場的，它先設定了傳統(tǒng)是獨特的，而獨特的是需要捍衛(wèi)的，而且儒家是中心的，這不是學院和學者的立場。

　　與職業(yè)研究無關(guān)的書，讀得越來越少了，這很讓我悲哀，其實，讀書是自己的事情，清茗側(cè)臥讀閑書，和書中的人隔著時空交談，永遠是雅事和樂事，可是現(xiàn)代社會把人都逼“急”了，在這個就像長程馬拉松比賽式的社會變化中，因為害怕落后而導致的心理壓力，把所有的人都逼得氣喘吁吁地拼老命，跑在前面的人緊張，回頭生怕別人趕上，跑在后面的人焦慮，跌跌爬爬向前奔，前前后后拉開的距離，又讓人心理失衡而怨懟，在這個“為物所役”的時代，人哪有時間看什么“無用”的書！清點日記，只是在年初仔細地看了《石璋如先生訪問記錄》，為了撰寫評論，仔細拜讀了何兆武先生的《上學記》，在三四月間翻過查建英編的《八十年代訪談錄》，在五六月間仔仔細細地看了一遍十冊《吳宓日記續(xù)編》，原本在書中密密麻麻地夾了幾百張簽條，可是，到了現(xiàn)在也沒有把承諾的書評寫出來。

　　時代變化太快，人被拋擲在這種時間加速的潮流中，現(xiàn)代也罷，后現(xiàn)代也罷，都是以快速為追求的，新鮮、進步、發(fā)達、變化，一切在無休止的喧嘩和跳蕩之中，我曾經(jīng)說過，現(xiàn)在是流言多于知識，花絮多于思想的時代，眼花繚亂的世界把欲望刺激到最大值，讀書所需要的那種閑適、深思和沉潛，大概是很不合時宜的。我常常想，讀書最認真的時代，是“抄書時代”，需要一字一字地抄寫，不得不仔細校閱；
到了“印刷”時代，很多書來得容易，就不必認真讀了，只要有錢就可以“坐擁書城”；
而如今呢？當很多書都上了網(wǎng)，只要一按鍵盤就可以“收入囊中”，那些擁有若干光碟的人，感覺就仿佛“腹中有書五車矣”，那么，還有人會認真地手捧紙卷，一字一字地讀書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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