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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得有一次聽錢理群先生的一個解讀《野草》的講座，面對臺下近千名學生，錢先生的開頭第一句話就是：今天如果在場的同學中有五個聽了我的講座之后，對《野草》感興趣并且去閱讀原文，我的目的就達到了；
而閱讀魯迅的時候，就要“過河拆橋”不要帶著講座中接受的觀念先入為主去看魯迅，而要自己去形成自己獨立的魯迅觀。林賢治先生也說過類似的話，他在接受《新周刊》記者采訪的時候就說明：“如果讀者讀了我的書之后，能對魯迅產(chǎn)生敬愛之心，于是想去讀《魯迅全集》，這就是我最大的愿望。”大凡真正從魯迅那里走出來的思想者，都能夠真切地體味魯迅的魅力，相信每一個有生命感的讀者都能夠從自己的角度感受到魯迅的力量，因此他們都僅僅把自己定位為溝通魯迅與讀者的橋梁。同時，每一個了解魯迅身后數(shù)十年的歷史遭遇的人，也都見識過政治性的再闡釋對魯迅的深刻傷害，并且認為再闡釋只是為了宣揚魯迅，而最根本的目的，則是——回到魯迅作品中去。

　　世間的好書，大概有兩種，一種是進入人的思想，為人的思想發(fā)展提供理論基礎，為人的行為提供知識支撐。另一種，則是進入人的靈魂，讓人從靈魂上發(fā)生轉變，獲得去思想，去行動的根本力量。魯迅的書正是后者。

　　在魯迅思想的闡釋這一領域中，林賢治先生無疑是這個時代最重要的一個。魯迅對林賢治的意義，是生命層面、靈魂層面上的意義。林賢治先生在艱難的環(huán)境中開始了認識魯迅并且通過魯迅的文字，把魯迅精神植入自己的靈魂世界，正如他在回顧他寫《人間魯迅》一書的時候所說的：“我當時寫這本書，是為著拯救自己。魯迅對我而言，是重新找到的一個人，我是到他那里去尋找一個精神支柱的。”正是這種跨時空的潛對話，讓林賢治深切地理解了魯迅。也正是有了這種靈魂相遇，讓他的闡釋魯迅的文字，充滿了火一樣的激情，冰一樣的理性，讓我們從這些文字中觸摸到魯迅的靈魂。林賢治直接展示魯迅豐富的精神世界的文字，除了《人間魯迅》與《魯迅的最后十年》兩部傳記，還有《守夜者札記》、《魯迅的反抗哲學及其運命》等文章。闡釋的文章，固然能夠為人們走近魯迅提供一種思想工具，而根本的，還是在于讓人們直接參與到魯迅的歷史生命中，由是有了這五卷本的林賢治選、評、注《魯迅選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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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解魯迅的文字，最普及的當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魯迅全集》。注解者為魯迅研究者，并且有足夠的物質支撐，還有通暢的出版渠道。但我總是認為，官方模樣的注釋，正如官方修史一樣，學者之流，難免受制于政治的桎梏，不管是自覺的還是不自覺的。因此注釋魯迅，便不免可疑。當我看八十年代注釋的《魯迅全集》，這種可疑得到了充分的證實。事實上，不管是魯迅作品研究，還是魯迅思想闡釋，只有回到民間，回到個體，魯迅才能夠獲得真正的生命力。

　　當前魯迅的選本可謂多矣，而一個選本是否有存在價值，最重要的決定因素，是編選者對作品有沒有自己獨特的理解，能不能把自己的思想貫穿于編選的作品之中，讓這些入選作品展現(xiàn)新的價值。林賢治評注本《魯迅選集》在體例上，一改前人的分類方法，用五卷把這套書分為五個部分：小說卷，雜感卷，評論卷，散文、散文詩、詩卷，序跋、書信卷。入選的文章著力之處，則集中在凸現(xiàn)魯迅的靈魂。與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林先生編的魯迅選集《絕望的反抗》相比，《絕望的反抗》主要是魯迅那些靈魂的痛苦、掙扎的文字，這些文字展現(xiàn)了一個偉大的思想者，一個時代的徘徊者充滿絕望而又堅韌地反抗的心靈世界。而《魯迅選集》則基本囊括了魯迅所有思想性與藝術性完美結合的文字。兩個選本一致的地方，也就是林先生一向關注的，即通過魯迅的文字袒露他的靈魂，用魯迅的眼光直接切入當下的現(xiàn)實生活與思想狀況。

　　每一個閱讀魯迅的讀者，無可避免地面臨這樣的問題：魯迅對于當下的意義何在？從思想史的角度來看，魯迅據(jù)說是無正面主張的。魯迅之異于胡適的地方，也是一再被詬病的地方，是所謂的“無建設”。早在魯迅在世的時候，梁實秋就批評他沒有自己的“正面主張”，直到九十年代，余英時還在批評魯迅“不但是反中國的傳統(tǒng)，也反對西方的東西�！薄八麤]有正面的東西，正面的東西什么都沒有。”胡適是有“建設”的，政治上的不說，在學術上，胡適的半部哲學史，半部文學史，便建立起了現(xiàn)代的哲學史、文學史的學科體系。而魯迅最大的“立”，不是理論上的，而是人格意義上的，不僅是思想意義的，而且更是精神意義的。魯迅在他五十多年的生命中，通過他的不斷失敗與無休止的戰(zhàn)斗，通過他的無盡的絕望與絕望中的反抗，樹立起了一種奇崛的人格。我認為這種人格正是當前知識分子最重要的精神資源，甚至在魯迅這里，產(chǎn)生出了一種知識分子人格的“原型”，一種楷模，一個高度。我們唯有直接閱讀魯迅的文字，才能看到這種高度，從自己的生命感受中去把握這種高度。正如林賢治在《魯迅的最后十年》中所說的：“一部《魯迅全集》，恰如現(xiàn)代中國的普羅米修斯之火。周圍的世界，從來未曾因它的蔓延而發(fā)生燎原大火；
它是屬于靈魂的，光和熱直接轉化為個體的實踐性而非群體的事件性。時間的遷流可以改變和抹殺世間的許多事物，但是，在人性深部點燃的火焰是不會熄滅的。它只是燃燒，燃燒，一次又一次地從覆蓋中升騰起來，在黑暗與深寒中顯示出初始的意義。”林賢治編選的五卷魯迅選集，正在于凸現(xiàn)魯迅的生命境遇及其精神世界，其評注，正在于凸現(xiàn)魯迅的初始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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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注本《魯迅選集》，重在“評”與“注”。評注魯迅，事實上是對魯迅進行思想解讀。這種思想解讀在魯迅這里之所以特別重要，主要原因是魯迅在很長時間里，一直被各種權力者、文人進行闡釋，以為政治斗爭的工具，并且這種權力對魯迅思想的歪曲，通過各種宣傳途徑，極大地影響了數(shù)代人，甚至包括當前的青年的魯迅觀。魯迅在《無花的薔薇》中寫道：“待到偉大的人物成為化石，人們都稱他偉人時，他已經(jīng)變了傀儡了�！边@句話不幸一語成讖。一面“民族魂”的旗幟覆蓋在這位思想家的軀體上，充分肯定了他的人格魅力與道德力量，而這種道德力量對政治而言則意味著一種利用價值。魯迅去世之后，魯迅思想就變成了當代“經(jīng)學”，各種政治勢力，各種社會力量，都可以抓住魯迅的只言片語，豎起魯迅的大旗。特別是在“文革”中，郭沫若等文人把魯迅打扮成為毛澤東思想指導下的偉大共產(chǎn)主義戰(zhàn)士，紅衛(wèi)兵高喊著“費爾潑賴應當緩行”去打倒“牛鬼蛇神”，姚文元等人的對魯迅的再闡釋，把魯迅肢解為文化大革命的堅定支持者。考察魯迅研究的歷史，幾乎就可以理解中國當代的政治史。當魯迅的闡釋權掌握在權力者、“集體”、“政治”的手中的時候，魯迅就變成一個抽象的符號，一種正確立場的代表，于是魯迅被異化為政治的傀儡。而只有當獨立的個體自由地去進入魯迅的心靈世界，體味魯迅的孤獨、彷徨、絕望，魯迅才能夠在新一代的人們心中復活。

　　林賢治的魯迅評注，可謂完全的民間評注魯迅，個體評注魯迅，通過一個去政治，去文化，去權力的過程，直接展示魯迅的精神。在這套《魯迅選集》中，每篇文章都有林賢治的“評”與“注”。

“注”是每篇文章在末尾的注釋，目的在于為讀者閱讀提供必要的知識背景。

　　我最看重的，是每篇文章旁白上面的點評。這些評論長短不一，有的是一兩句，有的是一長段，從內(nèi)容上看，有的是啟示性的，一點破題，點到為止；
有的是拓展性的，點破讀者的思維局限，提供更豐富的理解空間。

　　啟示性的評論，主要目的在于破題。例如，在魯迅那一引起無數(shù)爭議的“不讀中國書”的文章中，林賢治對“不讀中國書”的論調有他自己的看法：“對‘中國書’的評價，也可以說是對中國知識精英的評價�！边@樣，就把魯迅對當時知識分子問題的看法引入這篇兩百字前后的文章中來了。而魯迅之主張不讀中國書的理由，林賢治評論道：“魯迅始終把‘行’——改變個人及社會命運的實踐活動放在首位�！爆F(xiàn)在的學者常常對魯迅否定中國古書表示不解，但是聯(lián)系魯迅面對他的時代的具體情況，當魯迅在必須全力引進西方文化的環(huán)境之中，面對青年，建議他們少讀甚至不讀中國書，多讀外國的書，便不是不能理解的了。

　　在魯迅的小說名篇《孔乙己》中，孔乙己教“我”“回”字的四種寫法這一情節(jié)，歷來人們的普遍認識，都是把它視為對孔乙己迂腐的諷刺，但是林賢治有他獨特的解讀：“孔乙己以未泯的善良天性表達愛，但是，在無愛的世界里，這種來自一個落魄者的愛的表達不但不會被接受，反而成為可譏嘲的對象�！边@一點破具有根本的啟發(fā)性。魯迅到底是怎樣表達愛的？魯迅對他筆下的阿Q、祥林嫂、孔乙己們，到底是怎樣的情感？向來的理解，是魯迅把他們視為“改造國民性”思想中該改造的對象，是舊世界愚昧、迷信、落后的體現(xiàn)，是所謂封建禮教的犧牲品，最多就是強調魯迅對他們的同情。然而，這種理解，實質上是一個“無愛的世界”，對一個有著深沉的愛的偉大作家的作品進行片面、極端的解讀。一個普遍認為魯迅在諷刺孔乙己，控訴科舉制度的世界，就是一個無愛的世界，惟其無愛，才會不但看不到作家筆下的人物的對這個世界的愛，而且看不到作家對他筆下的人物的愛。摩羅先生在《非人的宿命》中記述了他認識魯迅的一個驚心動魄的轉變：“原來魯迅是這樣多情的人，他對人類懷有這樣深廣的愛心。我以前把他看作一個咬牙切齒的怒目金剛，顯然是歪曲。有了這個領悟，魯迅筆下的一切形象，和魯迅自己的內(nèi)心世界，立時在我眼前呈現(xiàn)出全新的內(nèi)涵，或者說是深一層內(nèi)涵�！睆膼鄣慕嵌�，魯迅的形象得到全新的改變，魯迅筆下的形象，也得到全新的解讀。

　　拓展性的評論，在于拉開思想的維度，為理解魯迅提供更加豐富的思想空間。例如在解讀《過客》一文的時候，林賢治說：“老翁，代表過去，保守的一代；
女孩，代表未來，新生的一代，但也可以代表人生前后兩個不同的時期。過客則作為‘中間物’，一個獨異個體，通過戲劇性對話（關系的展開），揭示存在的荒謬，并以當下的行動顯示生命的意義：我是誰？我從哪里來？到哪里去？”這種解讀方式，一方面是把魯迅作品中的“過客”形象與“中間物”意象貫通起來了，這種貫通令人豁然開朗，對“過客”的形象把握也更加豐富。另一方面是通過“存在的荒謬”的提示，把魯迅“過客”的思想與西方的存在主義哲學牽連起來。類似這樣的點評，俯拾皆是。這種發(fā)散性、拓展性的解讀，為讀者理解魯迅作品提供了廣闊的思想空間，拉開了讀者的思想維度，更是豐富了一般理解中的魯迅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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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二十世紀中國，中西方文明的激烈碰撞、深層次交匯的歷史時期，我們產(chǎn)生了一個魯迅，一個獨異的生命體。他的存在，影響著中國二十世紀的文學、思想與社會。從魯迅那里，我們看到了一種既獨立于權力者，又獨立于大眾，既不同于傳統(tǒng)主義，又迥異于西方的人格。這樣的人格高度，在今天我們尚未達到，正如林賢治所說的，“我們至今仍然無法獲得一種高度去平視他，只要接近他，而且惟有接近他，我們才得以發(fā)現(xiàn)自己靈魂的卑瑣�！睂τ谖覀�，魯迅的意義遠不是歷史性的，而是當下性的。而魯迅這個符號上面，覆蓋了太多的政治垃圾與思想雜質，只有回到魯迅的生命，回到魯迅的靈魂，回到魯迅的作品本身，我們才能夠發(fā)現(xiàn)真正的魯迅，真正的魯迅才能夠進入我們的思想與靈魂的世界。

　　魯迅作品之必須注解，最根本的原因在于魯迅生命的復雜性。他的博大，他的愛與恨的交織，他在言論不自由的政治環(huán)境中不得不使用的曲筆，思想的豐富性與表達的曲折，既使他的文字承載豐富的內(nèi)涵，又使他的文字充滿了太多的解釋陷阱。而魯學成為當代“經(jīng)學”之后，這些解釋陷阱又被充分地發(fā)揮，以致模糊了魯迅的真面目。因此，要了解魯迅，必須回到魯迅的作品中去，回到民間的魯迅，回到個體的魯迅。

　　八十年代初學者們呼吁，重新回到魯迅那里去，主要的用意，在于剔除覆蓋在“魯迅”這一符號之上的政治雜質，讓魯迅回到個體，回到民間，從政治權威給魯迅戴的高帽中，把魯迅解放出來。而今天，我們不得不再次呼吁回到魯迅作品中去，最主要的原因則在于，魯迅的作品已經(jīng)成為中國文學、思想的經(jīng)典，經(jīng)典的意義就在于當一個民族在歷史進程中遭遇到新的問題，面臨著新的考驗的時候，經(jīng)典的存在，提供了一種坐標，一種高度，一種借鑒。而對今天的我們而言，我們身處的時代，正是魯迅當初面臨的，方生方死的大時代，既可能得而生，也可能得而死。由此，魯迅在他的時代的生命境遇，已經(jīng)面對這種生命境遇的反應，得以深切地切入我們這個時代。在尋找這個時代的精神資源與思想資源的時候，魯迅正是最好的資源之一。二十世紀我們幸而有魯迅，讓我們能夠在二十一世紀里，在面臨相似的生存境遇中，找到我們的坐標，我們的高度，我們的借鑒，讓我們從他們的經(jīng)驗與教訓中出發(fā)，去構建未來的新思想，創(chuàng)造未來的新時代。

　　林賢治評注《魯迅選集》，湖南文藝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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