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曰：“詩言志”，作為二十世紀巨人的毛澤東，他所創(chuàng)作的絕大多數(shù)詩篇都與他的政治理想和報負有著密不可分的聯(lián)系，1966年6月毛澤東寫就的七律《有所思》就是這樣一首政治詩篇，它真切地透露出毛澤東發(fā)動文革的復雜運思。今天我將從歷史的角度來談毛的這首詩所透露出的豐富的意涵，我給自己的要求是：1，所談的都要有歷史資料的依據(jù)，并兼顧到資料的平衡性，2，盡量做到客觀，中立，當然研究者不可能沒有自己的價值傾向，但要有所克制。

　　我先簡單說一下這首詩的背景。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的風暴已降臨北京，月初的第一天，剛剛改組的《人民日報》以通欄標題發(fā)表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將5月政治局擴大會議的精神迅速傳向全國。6月2日，《人民日報》發(fā)表支持聶元梓大字報的評論員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次日又公布北京新市委成立的消息，影響所及，北京及幾個主要城市的大學首先陷于動蕩，繼北大的陸平、彭佩云被宣布為“反革命黑幫”之后，北京和各地眾多大學的書記、校長紛紛倒臺。為了取代已“爛掉”的各大學黨委，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劉少奇主席依照歷次政治運動的傳統(tǒng)辦法，向各大學和文教單位派出暫行黨委職能的工作隊。在他看來，這是新一輪的反右運動，只是運動的規(guī)模要大大超過1957年[1]。劉少奇和其他領導同志都對這場來勢兇猛的運動有些摸不著頭腦，他們都惦記著四清運動還沒有結束[2]，同時，他們也不清楚毛澤東對這場新運動的具體想法。但作為中央第一線的領導人，劉少奇等必須承擔起指導運動的責任。

　　劉少奇作為黨的第二號人物，對黨中央的某些最新重大決策知之有限，這是很不尋常的。半年前的1965年12月上旬，劉少奇忽接中央辦公廳電話，通知直飛上海，出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匆匆趕到上海的劉少奇下榻于錦江賓館，但毛澤東、林彪均不住此。劉對即將召開的會議內(nèi)容一無所知，竟向賀龍打聽，對方回答：你都不知，我怎么會知道[3]。很快，謎底終于揭開，這是毛澤東臨時決定為解決羅瑞卿的“問題”而召開的會議。同樣的情況幾個月后再次重演。1966年3-4月，正當劉少奇偕夫人王光美出訪阿富汗、巴基斯坦、緬甸等國，在返回昆明接到通知于4月20日趕往杭州出席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時，等待他的已是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彭真被打倒的既成事實[4]。進入5月，遠在杭州的毛澤東又命劉少奇在京主持解決“彭羅陸楊”問題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卻由康生在會上傳達毛的最新指示。在這次歷時23天的會議上，劉少奇扮演的只是一個會議召集人的角色，對會議的議程、全會通過的文件，無任何置喙的余地 [5]。6月1日，又是在劉事先完全不知曉的情況下，毛澤東命令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發(fā)了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

　　由于對許多重大決策并不知情，劉少奇等急于想了解毛澤東對運動的意見。6月9日，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前往杭州向毛請示是否向大專院校派出工作隊？然而，毛說話卻模棱兩可，讓劉等相機行事。劉少奇對這種情況并不陌生，多年來，經(jīng)常也是這樣, 有時，毛會具體指示什么；
有時，又深藏不露，說的話上下幾千里，全靠劉自己去領會、揣測[6]。為了確保準確執(zhí)行毛的指示，劉少奇還是每周向在外地的毛書面匯報工作一次。

　　1965年國慶節(jié)后，毛澤東離開北京前往南方，至1966年7月18日返回北京，在外地長達9個月，為毛歷次巡視時間最長的一次，所思所行都圍繞著一個中心：醞釀文化大革命。1966年6月18日，毛澤東在極秘密狀態(tài)下，住進了韶山的滴水洞，前后待了11天。據(jù)跟隨毛住進滴水洞的中央警衛(wèi)團副團長張耀祠回憶，在這十余天中，毛“任何人都不見，除了看書，批閱文件外，就是思考問題”。毛“有時拿著書躺在床上看，有時又象煩躁不安”。喜歡戶外活動的毛這次一反常態(tài)，僅讓張耀祠等人用輪椅推著離開洞口不過三百米，而毛的習慣是，“一有重大事情，一般不出來散步，或者散步時間很短” [7]。形跡隱密的毛澤東在滴水洞陷入深深的思考。1966年7月8日，他在武漢給江青寫下那封著名的信，可以判斷，這封信的基本內(nèi)容是在滴水洞形成的。除了這封信外，毛在這段期間有無其無其他抒發(fā)胸臆的文字？對此，外界長期不得而知，直至1996年9月，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毛澤東詩詞集》，人們才知道，毛在1966年6月還寫有一首《七律·有所思》，也是談他對文革感受的，只是毛未注明寫作此詩的地點。

　　毛澤東《七律·有所思》全文如下：

　　“正是神都有事時，又來南國踏芳枝。

　　青松怒向蒼天發(fā)，敗葉紛隨碧水馳。

　　一陣風雷驚世界，滿街紅綠走旌旗。

　　憑闌靜聽瀟瀟雨，故國人民有所思�！�

　　毛寫這首詩正是在他發(fā)動文革的關鍵時刻，今天我要談的“文革的發(fā)動”包含兩個方面的問題：毛為什么要發(fā)動文革？文革是如何發(fā)動起來的？我認為毛澤東發(fā)動文革有兩方面的動因，第一個因素：文革集中體現(xiàn)了毛對他所理想的社會主義的追求；
第二個因素：他認為自己已大權旁落，而急于追回，這兩方面的因素互相纏繞，緊密的交融在一起。

　　先說第一個因素，毛對社會主義理想的追求，他所理想的新世界究竟是什么？在毛的五十年代后期以來的言論中，特別在1966年的“五七指示”中都有所反映，這就是一個高揚革命精神，保持革命戰(zhàn)爭年代高昂理想主義和人與人之間平等關系，擺脫物質追求，思想不斷“純化”的新天地。可是用什么方法來實現(xiàn)這一偉大的理想目標呢？用毛的兩個概念就可以概括：那就是 大抓階級斗爭和“斗私批修”——為了實現(xiàn)理想社會主義的目標，必須進行持續(xù)的階級斗爭，在經(jīng)濟和社會層面，就是不斷提高“公有制”的含量；
而在思想和政治層面，就是不斷清除各種“剝削階級和一切非無產(chǎn)階級的思想”，在大風大浪中培養(yǎng)無產(chǎn)階級新人，而斗爭的主要對象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受過資產(chǎn)階級教育的知識分子。毛對知識分子的看法在五十年代后期越來越激進，到六十年代進而發(fā)展到，把1949年后接受新中國教育，已加入共產(chǎn)黨的知識分子，也看成資產(chǎn)階級，甚至更加極端，把那些很早就參加革命的知識分子高級干部，也看成是“老反共分子”。文革的綱領性文件《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條》，都重點強調文革的打擊目標是 “走資派”，“反動學術權威”和“資產(chǎn)階級知識分子”，就充分表達了毛的這個基本思路。

　　毛對市場的排斥，是和馬克思，列寧，斯大林一致的；
毛對“走資派”的看法則是一個創(chuàng)造，但以后在這個問題上，毛的思路發(fā)生了重大變化，從最先認為“走資派”屬于“敵我矛盾”，到1968年后改稱為 “犯了走資派錯誤”；
毛對知識分子屬于資產(chǎn)階級的判斷，則不符合原典馬克思主義的觀點，馬克思主義劃分階級的依據(jù)是根據(jù)財產(chǎn)占有的多少，而不是根據(jù)思想意識。1966年文革爆發(fā)，毛將紅衛(wèi)兵給北京大學歷史系的對聯(lián)：“廟小神靈大，池淺王八多”改動一字：“池深王八多” [8]。毛對知識分子的態(tài)度，尤其是對人文知識分子的反感和排斥，流露出的是“反智主義”的情緒。

　　那么1960年代，中國又有哪些事使毛不滿意呢？首先是他對主持中央工作的劉少奇在六十年代初推行的一系列政策感到很不滿意，認為劉少奇“右”了，然而事實上劉少奇是正確的。在六十年代初那些嚴峻的日子里，大躍進運動的烏托邦的狂熱造成的巨大的破壞使劉少奇中央領導同志等痛定思痛，痛定思安，他們心里清楚，在黨犯下的錯誤中，毛占的比重最大，當然他們對大躍進的損失和災難也都負有責任，他們愿意彌補這種損失和災難，因為他們的心里都知道，在和平時期餓死幾千萬人不是小事情。原中央政治局委員，副總理田紀云當時在基層，他對當年所經(jīng)歷的一切有刻骨銘心的親身感受，他說：“回顧三年困難時期，到處鬧浮腫，餓死人，非正常死亡人口達數(shù)千萬，比整個民主革命時期死的人還要多。是什么原因？劉少奇說“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現(xiàn)在看基本上是人禍，這個“人禍”就是瞎指揮，就是烏托邦式的空想社會主義，就是“左傾機會主義” [9]。

從當時的歷史資料看，毛澤東也參與領導布署了全國的救災救荒的工作，而處在中央一線的劉少奇等中央領導同志更對老百姓懷有愧疚感，他們在非常困難的形勢下，承擔大量繁重的具體工作，努力恢復常規(guī)，秩序，挽救國民經(jīng)濟，把毛搞大躍進的一套（用群眾運動和階級斗爭的方式搞建設）束之高閣，或悄悄做了轉換。劉少奇等還對內(nèi)調整階級關系，安撫知識分子和原工商界人士，給被打成“彭德懷分子”和“右傾分子”的幾百萬干部平反，并著手準備給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人搞“甄別”；
對外希望緩和和蘇聯(lián)的緊張關系，調整和周邊國家的關系，減少過量的對外援助；
劉少奇等為了維護毛的領袖威信，對特大困難的解釋是“自然災害”和“蘇修逼債”（我記得當時小學老師說，豬肉是給蘇聯(lián)還債了）；
劉宣布，大躍進不搞，但保留“三面紅牌”的牌子；
其它人都可平反，彭德懷等四個人不平反，劉在“七千人大會”上說，彭德懷給毛寫的信沒問題，彭的問題是“里通外國”。

　　劉少奇本是想為毛開脫，當然也是為他自己開脫，卻把問題搞的曲曲彎彎，反而使自己不能理直氣壯。劉少奇可能以為毛是會領他這份情的，誰知情況并沒有這么簡單，毛對劉很是不滿，毛判定，神州開始“有事”了[10]。因為在毛看來，造成經(jīng)濟困難的原因就是“自然災害”和“蘇修逼債”，最多再加上一個“沒有經(jīng)驗”。毛認為“三面紅旗”是正確的，“右傾分子”不能一風吹，“右派”更是不能平反。毛堅信他和大躍進并沒有錯，反右運動更不錯，大躍進就是多付出一點學費，是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問題，有些損失不算什么，關鍵是六億人口的國家不能泄氣。和劉相比，毛是一慣性到底，絕不松口，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期間說“責任田是走資本主義路”，又默任下面搞“三自一包”。當然劉少奇這么說，這樣做都是有難處的，因為在劉的上面有毛這樣的強勢領袖壓著，而且多年來的極左已使一部分同志的思維完全僵化了，極左的一套積重難返，劉少奇必須考慮到轉彎子不能太快，可是這樣一來劉也就使自己進退失據(jù)了，缺少了一個負責任的政治家應有的一慣性了。

　　就在這前后，一些特別敏感的現(xiàn)象也發(fā)生了，使毛澤東受到更大的刺激：1961年4月，發(fā)生了“錄音事件”（即文革中廣為傳播的 “竊聽器事件”），使毛極為震驚，但在當時，只是由中央書記處對有關部門的幾個工作人員進行了處分，毛在震怒之余對此事并沒有加以深究，中央辦公廳的負責干部在事后繼續(xù)留任原職。[11]但此事的后果十分嚴重，聯(lián)系到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前后的一些說辭，諸如：“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這一代不揭，下一代揭”，“我當國家主席出了這種事”，“現(xiàn)在是非常時期”，“恐怕不能再說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等等，毛對中國黨內(nèi)是否有人也想仿效“赫魯曉夫作反斯大林黑報告”的警惕大大加強，而毛的被傷害的感覺也更加強烈。與此同時，思想文化界出現(xiàn)了一些針貶時弊的作品，例如鄧拓等的《三家村札記》和《燕山夜話》等；
一些高中級干部通過不同的方式，呼吁要為彭德懷平反；

1962年8月初，劉少奇《論共產(chǎn)黨員的修養(yǎng)》再版，全黨開始學《論修養(yǎng)》，毛面臨著建國以來最大的壓力，劉少奇的威望急速上升。

　　毛的反映是“硬著頭皮頂住”，但在當時形勢的巨大的壓力下，他還是在“七千人大會”上作了簡短的自我批評，但內(nèi)心是不悅的。毛忍耐了大半年，看到經(jīng)濟好轉已成定局，于1962年8月開始反擊，毛的法寶是重提階級斗爭，反擊資本主義復辟，一下子就站到了革命的制高點上，使劉少奇等無法不接受。因為強調“階級斗爭”在1957年后一直是“主旋律”，談階級斗爭是正統(tǒng)，不談，少談就是修正主義，而劉少奇也是這套敘述的主要創(chuàng)造者，他就是在六十年代初很短的一段時間里，才淡化了階級斗爭的宣傳�，F(xiàn)在經(jīng)濟好轉，在毛的壓力下，劉也認可應當重拾階級斗爭的口號了。所以，劉對毛重提階級斗爭并沒有反對，只是希望別影響到經(jīng)濟的繼續(xù)調整。他對毛批評的幾個重要干部，例如：鄧子恢，王稼祥，李維漢，以及習仲勛，賈拓夫等，也沒有伸出援手。毛看到了劉的這些表現(xiàn)，在“敲打”了他幾下后，就暫時放過了他，一來劉愿意改，迅速跟上了毛的調子；
二來劉在北戴河會議上已認錯，雖屬輕描淡寫，但已是自我否定，從而證明了毛的主張的正確性；
更重要的是，當時經(jīng)濟剛剛恢復，劉的威望又很高，黨內(nèi)不宜有大波動。毛在當時和隨后的幾年對國家形勢做了非常恐怖的描述：“城鄉(xiāng)出現(xiàn)了嚴重的資本主義復辟”，“三分之一的政權不在我們手里”，1964年2月，(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請中央領導和一些勞模出席，事先他就準備在這個宴會上給劉少奇等一個突然襲擊。據(jù)當年在毛身邊的一位工作人員的回憶，那天毛的女兒希望參加生日宴會，但是遭到主席的拒絕。毛對其女兒說，“你今天不能去，爸爸我要罵娘” [18]。果然在宴會上，毛嚴厲斥責中央領導同志，使他們?nèi)缱�針氈[19]。1964年末，毛又當著其他領導人的面，訓斥劉少奇：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動一個小指頭就可以把你打倒[20]。現(xiàn)在毛要“反潮流”，要象孫悟空那樣，攪它個“周天寒徹”。

　　毛以后說，從1962年“七千人大會”，他就看出問題了，但是看出問題和要解決問題還不是一回事，這就是看他有沒有解決問題的現(xiàn)實的能力。此時毛要解決劉少奇問題的條件并不成熟，簡言之，毛在形式上已退據(jù)二線，劉處在一線，而且劉的這個地位，也是毛一手促成的，從1945年中共七大，劉就是第二把手，二十年來全黨也接受和習慣了劉的這個角色，劉好像干得還不錯，威望越來越高，劉對全黨的領導也基本形成了，中央的同志看起來也很團結，面對這個局面，毛只能采取迂回的辦法。

　　毛雖面臨困難，但他畢竟是全黨的偉大領袖，他掌握的各種有形和無形的資源是巨大的，首先毛擁有領袖的巨大的威望。雖然因大躍進的失敗，毛在黨的高級干部心目中的威望已受到嚴重損害，但是黨有嚴格的紀律，對毛的不滿言論絕不會在黨的會議上提出和交流；
劉少奇等為了維護毛和黨的團結，絕不允許在黨內(nèi)非議毛；
在困難時期的老百姓中，雖然也出現(xiàn)了對毛的議論，但除個別以外，都被視為是“反革命”言論和“反革命”行為被迅速嚴厲地鎮(zhèn)壓下去了，在中國，除了幼兒，個個都知道，“反對毛主席，就是現(xiàn)行反革命”。盡管如此，毛還是心知肚明，黨內(nèi)外都有一股非議他的潛流，怎么辦？是放任自流，還是迎頭痛擊？毛選擇了后者，當務之急就是突出宣傳毛和毛澤東思想，以修補受到損傷的偉大領袖的威望。毛親自出馬，以中央文件的形式，要求全黨學習毛澤東思想，林彪也在這關鍵的時刻站出來，號召全軍學毛選，毛隨即號召：工業(yè)學大慶，農(nóng)業(yè)學大寨，全國人民學解放軍。在林彪的鼓動下，對毛的大規(guī)模的個人崇拜越演越烈，劉少奇雖想降溫，但無可奈何，因為劉少奇是最早宣傳毛和毛思想的，他過去在這方面的工作，做的最多，如果限制林，一來會使毛和林產(chǎn)生嚴重誤會，二來也是對他自己歷史的否定。

　　其次，中蘇論戰(zhàn)給毛提供了把國際和國內(nèi)反修戰(zhàn)場連成一片的正當性。劉在六十年代初做的是：在外面反修（但不要和蘇聯(lián)的關系搞得那么緊張），而在國內(nèi)實行一條務實的路線，但是這一來就有了矛盾和斷裂，毛則理直氣壯，占領了反修的制高點。毛說蘇聯(lián)變修是在蘇共二十大后，其關鍵點就是大反斯大林的個人迷信，對內(nèi)不搞階級斗爭，只搞經(jīng)濟建設，獎金掛帥，對外和美國緩和關系，投降帝國主義。毛在1964年說：中國的修正主義者，對內(nèi)搞“三自一包”，對外搞“三和一少”。毛還抓住中蘇關系緊張的事，調動全黨全民的愛國主義的熱情，例如那個年代老百姓都知道：蘇修賣給我們的機器傻大黑粗，價錢還貴。劉少奇只能跟著毛的調子反修，但劉作為“反修戰(zhàn)士”，總顯得底氣不足， 因為“1962年的右傾”成了他揮之不去的夢厴，沒有幾年，毛果真就給劉戴上一頂鐵帽子：“中國的赫魯曉夫”。

　　再次，所謂“一線”和“二線”的模糊性，給毛的反擊提供了極大的便利�！耙痪�”和“二線”最早是在1953-1954年提出的，不久就引發(fā)了“高饒事件”。1959年，劉少奇擔任國家主席，劉的“接班人”地位似乎塵埃落定，但在1960年上半年，毛仍在前臺，在那之后到1962年上半年，毛有兩年的時間似乎在“二線”了，那是因為出現(xiàn)了全國性的大饑荒和特大經(jīng)濟困難。從1962年下半年后，毛又走到前臺了。劉主持一線的概念是什么呢？就是毛不在北京的時候，由劉主持政治局會議，但所有的決策，所有的重大的人事任命和所有的用中央名義發(fā)出的文件，都得由毛決定，拍板。嚴格說，毛一天也沒有退出一線。但毛所處的“二線”地位給了他很大的便利，他可以不具體承擔主持中央工作的責任，卻是最高的監(jiān)國者。按照中共八大通過的黨章規(guī)定，1961年應召開中共九大，此時開會，毛有可能會轉任八大黨章設置的“名譽主席”一職，但毛無意在此時開會，于是誰都不敢提開會的事，誰提開會的事，誰就有逼宮之嫌，結果是在打倒劉少奇之后1969年，也就是時隔中共八大13年后，才召開了中共九大。然而這也不能完全責怪毛，因為1943年3月的中央決定說的很明白：毛主席享有最后決定權，劉少奇則是這個決定的主要參與制定者。

　　下面就要講到“準備”的問題。我現(xiàn)在說的“準備”，有兩個依據(jù)：1，毛和其它“中央首長”（林彪，周恩來，江青，康生，張春橋等）在文革期間對這個過程的敘述，2，是我個人，也就是后人，對這個過程的看法。我認為，在1962-1964年底，不能說毛當時就要準備發(fā)動文革了，我們看到的只是毛要“改變”。文革真正的準備是在1965年開始的，它的直接表達，用毛的話說，就是要劉少奇下臺。當然，這樣一個巨大的事變不可以那么庸俗的叫做“趕劉少奇下臺的運動”，那無法包含毛要改變中國，改變中國人，改變中國文化的宏大的理想，所以它應該有一個充滿“正當性”的名稱，開始它叫“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很快正名為“無產(chǎn)階級文化大革命”。

　　1965年后，毛為發(fā)動文革做了哪些準備呢？

　　1，意識形態(tài)的準備。毛一輩子都有一個特點，做什么事，都要名正言順，師出有名，在理論上先說明自己的正當性。六十年代后，毛有許多重要的思考，但他已很少像中年時期那樣自己動手寫鴻篇巨制了，他的一些片斷的談話，需要理論家?guī)退�完善，使之系統(tǒng)化。六十年代初中期，他和劉少奇共享一批智力資源，同用一批“秀才”、“筆桿子”，這些人中有陳伯達，胡繩，吳冷西，許立群，王力等，胡喬木則在1963年初就因病離職療養(yǎng)了。毛逐漸覺得北京的這套“秀才”班子還不夠用，就又通過江青，在上海另組一個小班子，為首的就是張春橋，姚文元。這些理論家，前期以陳伯達，王力，關鋒，戚本禹、張春橋，姚文元為主，后期就是張，姚，幫助毛建構起文革的基本理論：“無產(chǎn)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xù)革命的理論”，這是毛晚年思想的精髓。和這些相配合，由林彪的軍隊系統(tǒng)率先大搞毛的個人崇拜的宣傳，黨的宣傳機構也迅速跟進，幾個核心概念在全國大普及，實現(xiàn)了充分的社會化，這就是：從社會主義制度建立到實現(xiàn)共產(chǎn)主義的歷史階段，階級斗爭無時不在，無處不在，階級敵人到處有，黨外有，黨內(nèi)有，知識分子中更多；
社會上的階級斗爭一定會反映到黨內(nèi)，老的資產(chǎn)階級消滅了，還會不斷產(chǎn)生新生的資產(chǎn)階級分子，階級敵人，人還在，心不死，時刻夢想復辟；
反修防修是社會主義階段的長期任務；
毛主席是紅太陽，大救星，全世界人民熱愛毛主席；
毛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頂峰，“誰反對毛和毛思想，我們就和他拼”等等，經(jīng)過多年的密集的宣傳，為文革提供了充分的精神條件。

　　2，組織方面的準備。從六十年代初期起，毛對軍隊干部有著特別的信任，認為軍隊受修正主義思想的影響較小，1963年后，大批軍隊干部被抽調到黨政系統(tǒng)，同時在黨政機關，高等院校和大中型企業(yè)普遍建立起政治部，使軍隊在國內(nèi)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更加突出；
1965年末，改組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由軍隊同志擔任主要領導，實行半軍事化的管理；
1966年5月下旬，復以中央的名義，成立以江青為核心的中央文化革命領導小組，以提高他們的威信，為未來取代中央一線預做組織上的準備。在1966年春，又組織了首都安全工作小組等等。

　　1965年10月，毛離開讓他沉悶的北京[21]，前往南方“踏芳枝”，所思所慮皆是“反擊修正主義”的大事。1965年10月10日，毛放出空氣：警惕中央出修正主義，又說，中央出了修正主義，地方可以造反[22]。在毛的想象世界中，違背他意見的“修正主義者”，早已盤根錯節(jié)，非用大力不能摧毀。1965年11月，姚文元批判吳晗的文章只是一個試探氣球，不出所料，彭真果然出面為吳晗講話。毛不動聲色，將其一步步誘入包圍圈。1966年2月，在武漢東湖，毛與專程前來匯報《二月提綱》的彭真等談笑風生，彭真等以為大功告成，可以將大批判納入“學術討論”的軌道。但是一個月后，毛在杭州徹底否定了《二月提綱》。毛再一次發(fā)怒：彭真是一個渺小人物，我動一個小指頭就可以打倒他[23]。5月，更挖出“彭羅陸楊定時炸彈”——正所謂“青松怒向蒼天發(fā)”，毛之發(fā)怒挾以雷霆萬鈞之力，猶如摧枯拉朽，“修正主義者”、“不聽話”者，則“敗葉紛隨碧水馳”。（1967年2月3日，毛在北京接見阿爾巴尼亞軍事代表團時說，“好幾年前，我就提出要洗刷幾百萬，那是空話，他們不聽話嘛”，“《人民日報》奪了兩次權，就是不聽我的話�！� [24

　　依毛澤東的邏輯，“反動派，你不打，他就不倒” [25]，他也一再告誡人民：“敵人是不會自行退出歷史舞臺的”。反動派，敵人者，是一個動態(tài)的概念，除了地富反壞右，如今又增添了一個新品種：“反革命修正主義者”。只是要讓這些老百姓眼中的大人物束手就擒，還需要堅強的意志和高超的斗爭藝術。對于這些，毛從來是高度自信的。不久前，毛在《七律·洪都》中自嘲“鬢雪飛來成廢料”，那是揶揄，也是對將其視為“牌坊”的劉等的一種憤怒。毛不僅精神旺健，身體也極為健康。他象戰(zhàn)爭年代指揮軍事作戰(zhàn)那樣，精心擘劃每一個戰(zhàn)術計劃。正是在南方，他指示加強軍隊對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保衛(wèi)工作[26]。1966年初，江青組織召開軍隊文藝座談會，用迂回的方式向中央一線領導發(fā)起進攻。毛讓江青去找林彪，隨后又三次修改座談會紀要，并在座談會紀要上親筆加上“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的標題，林彪則將這份文件報給劉少奇等，經(jīng)劉的手以中共中央的文件發(fā)向全黨。劉少奇知道，除了奉命唯謹，別無任何其它選擇。從1965秋到1966夏，毛采取“剝筍子”政策，先批《海瑞罷官》，繼而“揭露羅瑞卿”,再批判《二月題綱》，“打倒彭羅陸楊反黨集團”，一步步向劉少奇逼近。

　　1966年5月，“彭羅陸楊”倒臺后，高級干部群情惶惶，在驚嚇之余同時又緩了一口氣，他們?yōu)辄h中央挖出了“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而感到慶幸，卻再也不敢往下想了。進入6月，各省紛紛揭露出“三家村”一類的代表人物，大多是省委宣傳部部長、文化、教育廳長，匡亞明、李達等都是在這期間被所在的江蘇、湖北省委“挖”出來的。然而毛卻渴望壯烈，為自己的下一步目標而思慮和振奮。

　　下一步的目標是誰呢？或曰：反修防修，深挖修根？只是毛從不喜歡無的放矢，反修防修須有目標，無此具體目標，一切大嗡大轟皆流于形式，現(xiàn)在毛到了下最后決心的關鍵時刻：是否趕劉少奇下臺？

　　1970年，毛對斯諾說，在1965年1月制定《二十三條》時，他已決定，劉少奇必須下臺。但這是事后所言，無從證明1965年1月至1966年8月毛在這個問題上思路變化的過程。事實是，1965年1月，在劉少奇向毛檢討后，毛似乎寬諒了劉，盡管可以看到的線索是毛在為倒劉做精心的準備�？墒敲�的思路又是何等的復雜多變，在做出決定后，肯定、否定、再肯定，符合毛的一貫風格[27]，這也是為何毛會獨自一人長久陷入思考的原因。

　　從劉少奇1962年下半年以后的言行看，他在主觀上是努力緊跟毛的布署的。

1963年后，劉具體貫徹毛有關大搞階級斗爭的指示，毛提出要“洗刷幾百萬” [28]，劉迅即部署在全國開展“四清運動”，甚至比毛還激進。毛說“三分之一的政權不在共產(chǎn)黨手里”，劉則加以發(fā)展，說“三分之一以上的政權不在共產(chǎn)黨的手里”，劉還為這不在共產(chǎn)黨手里的“三分之一的政權”做了性質判斷，稱其是“反革命的兩面政權”。劉少奇甚至有破有立，在1964年創(chuàng)造出 “兩種教育制度”， “兩種勞動制度”。在受到毛嚴厲批評后，從1965起，劉就十分低調，他在重要會議上做自我批評，對毛的批評照單全收。1966年春夏間，劉也跟著毛批“彭羅陸楊”。

　　在那幾年，毛、劉在理念上的分歧似乎并不明顯，可是毛為何對劉的不滿與日俱增？我想很大的原因是劉少奇“不聽話”，“另搞一套”。劉是全黨公認的理論家，但在中國，唯有毛才是革命的最高代表和新概念的創(chuàng)造者。例如，我們看不到毛之外的其它領導人有什么“理論著作”，就連號稱“理論家”的康生，在建國后也沒寫過一篇 “理論作品”。如果僅僅是工作中犯了“錯誤”，改了錯誤，重新跟上毛的步伐，(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也就可以了。麻煩的是，劉少奇要搞出具有自己特色的新式樣，這才是真正“有事”了。1962年，為了要從認識論的高度解釋困難時期全黨犯錯誤的原因，劉特地把自己抗戰(zhàn)時期的舊作《人為什么會犯錯誤？》重新翻印，發(fā)給高級干部閱讀，毛迅速作出反映，幾個月后，1963年初，毛針鋒相對寫出《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里來的?》，如此等等，劉的任何一點和毛相異的觀點都有可能被放大，被解讀為“離經(jīng)叛道”。

　　再有，就是劉少奇有意無意中觸犯了黨內(nèi)高層政治生活的“潛規(guī)則”。劉在1964年的“四清運動”中風頭太健，當年夏，劉攜夫人王光美去了14個省市巡回演講“桃園經(jīng)驗”，劉則一路開講“兩種教育制度兩種勞動制度”，在中共黨內(nèi)，由領導同志坐鎮(zhèn)，陪夫人巡回做報告，這是第一次。毛從沒這樣做過，他最多是在文革前出席觀看過幾個由江青指導的“革命現(xiàn)代京劇”，周恩來更不會坐鎮(zhèn)現(xiàn)場讓鄧穎超做報告。

　　更為嚴重的是，劉在1964年8月初又說了一些“犯忌”的話，諸如：不蹲點不能做中央委員，開調查會過時了，因為基層干部不會在會上講真話等等。“開調查會”是毛在革命年代所發(fā)明的一種工作方法，黨內(nèi)大大小小的干部都知道，如今劉卻直言毛的這一套“過時了”，盡管劉說這些話不一定有針對毛的涵意，卻極容易造成誤會，被認為是“貶低毛”。前幾年出版的王力的回憶錄提到，當劉少奇在1964年8月初的北京干部大會上說了那些犯忌的話之后，江青跑到毛面前哭訴告狀：斯大林死后赫魯曉夫才作秘密報告，現(xiàn)在你還沒死，人家就作公開報告了[29]。無疑，江青的這番話對毛產(chǎn)生了嚴重的影響。這一年劉“掛帥”領導 “四清運動”，一聲號令，150萬干部下鄉(xiāng)蹲點，劉的威望之高，動員能力之大，都使毛產(chǎn)生警覺。

　　老人家的隱蔽的世界，他的同志們很難猜度，只有極個別的人才多少有些領悟[30]，但在1965-1966年上半年這個微妙敏感的時刻，他們都不愿也不敢去影響他的決定。毛的那些高級同事們雖然知道一年來毛對劉少奇的不滿，然而十余年前高崗反劉的下場給他們留下了太深的印象。他們謹言慎行，誰也不愿涉足兩個主席間的矛盾。林彪在他的讀書雜記中告誡自己，勿忘“古策”——“主先臣后，切勿臣先搶先”，也就是決不先出頭，“毛主席怎么說，我就怎么做” [31]�？瞪�在這類問題上也是“九段高手”，幾十年來一直對劉少奇畢恭畢敬，六十年代初，還主動請纓，要為劉編《選集》，即使在他個人大出風頭的1966年5月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康生也顧忌良深，他在大力歌頌毛的同時，也不忘檢討自己在歷史上犯下的反對劉少奇的錯誤。長期在中樞行走的陳伯達，一直在兩個主席間走鋼絲，生怕稍有閃失，就會墜入萬丈深淵[32]。確實，扳倒劉少奇，將是中國政壇上的一場8級大地震，畢竟從1945年中共七大始，劉就一直是黨的第二號人物�？赡軇⒁惨庾R到這一點，盡管他知道毛對自己有不少意見，但他顯然低估了問題的嚴重性質，劉可能認為自己為黨為國，問心無愧， 1966年6月，仍派出夫人作為工作隊員，進駐清華大學。劉一步步進入了包圍圈。

　　從6月20日后，7月13日、19日、22日，圍繞派工作組的問題，中央上層發(fā)生了激烈的爭論。幾十年來一直對劉少奇笑臉相迎的康生、陳伯達，在會議上突然與劉發(fā)生了頂撞，這是過去從未有過的情況。一年后的1967年5月，林彪在陪同毛會見剛果（布）政府保安代表團時插話說：現(xiàn)在沒有犯錯誤的同志，都是事先經(jīng)主席交過底的 [33]。

　　毛澤東為自己下一步的設計而振奮，打倒“彭羅陸楊”，這不算什么，在這之前，不是也打倒了“彭黃張周”？即使在蘇聯(lián)、東歐國家，這也屬平�，F(xiàn)象。1957年，赫魯曉夫不也搞出個“莫洛托夫、馬林科夫、卡岡諾維奇反黨集團”？中國要使世界震驚的何止是揪出幾個人，而是要培養(yǎng)共產(chǎn)主義新人，創(chuàng)建共產(chǎn)主義革命的新形式和新文化，這是何等令人血脈賁脹，這才是驚天動地的偉業(yè)！毛已清晰看到不久的將來，“一聲風雷驚世界，滿街紅綠走旌旗”。

　　毛澤東在南方6月的瀟瀟雨中，想得很深很遠，他堅信，他領導的這場無產(chǎn)階級文化大革命將是人類歷史上最徹底的革命，因為毛是在與人類的痼疾，人性的基本弱點——“私”作斗爭，說到底，在他看來，劉所代表的就是“私”：在平庸的世俗生活的包圍下，一些共產(chǎn)黨人對發(fā)展生產(chǎn)的興趣遠遠超過了對發(fā)揚革命精神的興趣，而在發(fā)展生產(chǎn)的背后，則是與資產(chǎn)階級精神相通約的那些因素：追求舒適，追求物質，追求享受。毛就是要和這種“退化”作斗爭，他相信，“公字當頭”的新社會是可以設計的，人性是可以改造的。當然，這場革命最后能否勝利，現(xiàn)在還難以肯定，自己被打碎也完全有可能，將來的革命是否也將取得勝利，現(xiàn)在更不知道，然而這一切阻擋不住毛的不容拂逆的意志，那些顧慮暫且放在一邊，也許幾百年后，人們會認為今天的這一切都是可笑的[34]，但那是以后的事，眼下要考慮的是具體問題，這場革命將以何種方式來展開？

　　不久，毛澤東就找到了領導革命的具體形式，這就是在黨的垂直機器之外，通過重組黨的宣傳媒介，再建立一個領袖與人民直接對話的新渠道。在這個新形式中，將實現(xiàn)領袖與人民的直接交流，而毛將以人民的化身來指導革命。毛將暫時把黨機器擱置一邊，在他的眼中，黨組織已被以劉為代表的“修正主義者”牢牢控制，他們最擅長的就是把毛的一切設計加以過濾和改造，使之適合于他們的需要。毛已不愿意再做“牌坊”，他要重新回到中央領導的第一線，他所掌握的力量將是在他之外的任何人都永遠無法掌握的，這就是一個巨大的集合名詞“人民”。當然，人民是不會自發(fā)產(chǎn)生正確思想的，惟有人民的化身毛，才能給人民以思想，所以“故國人民有所思”，實際上是毛代表人民在思索。

　　毛在6月思索的果實很快以一種特別的方式表現(xiàn)了出來。1966年7月16日，一聲驚雷震驚中國和全世界，73歲高齡的毛在武漢橫渡長江，突然在人民中現(xiàn)身，在響徹云霄的“毛主席萬歲”的歡呼聲中，毛與人民已水乳交融，毛終于實現(xiàn)了領導這場革命的具體形式。幾天后，毛主席返回北京，1966年8月5日，在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他以《炮打司令部》而使劉少奇下臺，由林彪取代劉成為第二把手。

　　毛為什么能順利發(fā)動文革？一年多來，他小心翼翼，精心準備，把一切最壞的可能性都事先想到了，并做了認真的防范，但預想的各種“修正主義者”做“壞事”，搞“政變”的情況，一件也沒有發(fā)生!嚴格說，他老人家發(fā)動文革沒有遇到任何障礙，彭真抵制對《海瑞罷官》的批判，一經(jīng)毛出面反擊，傾刻瓦解，劉少奇則完全是坐等自己的倒臺。毛可謂一路乘風破浪，所向披靡，最重要的原因乃是毛為全黨和全國人民的偉大領袖，他在體制，意識形態(tài)和道義上都享有巨大的合法性：

　　1，毛就是黨，這個概念深入人心�！芭砹_陸楊”出問題，對黨的形象沒任何影響，劉少奇下臺，任何人下臺，都不會損傷黨的威信，最多就是需要修補一下，（這個工作，文革中主要是通過周恩來做的，周解釋了為什么要打倒劉少奇，為什么劉錯誤嚴重，但只是到了1966年才揭露），由于這個原因，文革初期全國各級黨委都被砸爛了，在毛看來也沒有關系，因為有毛在，有毛領導的軍隊在，就是黨在。

　　2，從建國起，我們宣傳、教育部門的主要工作就是歌頌毛主席的豐功偉績，這種工作每天，每分鐘都在進行，貫穿在一切領域，使得毛和毛思想在人民中擁有巨大威望。他在大躍進中犯的錯誤，老百姓一點都不知道，群眾都相信毛英明偉大，只是底下的干部欺騙毛和中央，文革中甚至出現(xiàn)劉少奇是“三年自然災害”的罪魁禍首的論調；
毛在文革中改組了黨的意識形態(tài)系統(tǒng)，毛通過不時發(fā)布“最新最高指示”，親自或通過江青，陳伯達，張春橋等對毛思想作出直接解釋，更增加了毛思想的權威性；
毛還找到一個新渠道，在個人崇拜的大環(huán)境下，和人民直接交流，1966年7月16日在武漢暢游長江，以后又在天安門八次接見紅衛(wèi)兵，直接發(fā)動群眾，文革期間意識形態(tài)不僅沒有出現(xiàn)真空，而是實現(xiàn)了毛對意識形態(tài)的完全、徹底的占領，這使得毛擁有獨一無二，任何人都沒有的巨大的社會動員和統(tǒng)合力量。

　　3，毛要修補體制的弊端，群眾覺得毛關心人民，和人民心連心。劉少奇在文革初期“打壓”學生，要打他們“右派”，毛則是解救他們；
“走資派”搞“三名三高”，毛要搞“平等”，反對特權；
“走資派”支持“城市老爺衛(wèi)生部”，毛號召醫(yī)生下鄉(xiāng)給農(nóng)民看�。�
劉保護，愛護17級以上的干部群體，毛則把他們趕到農(nóng)村“五七干�！�，要他們勞動改造。在老百姓中，特別在青年學生中，青年工人中，存在著長期積壓下的不滿，這就是對官僚主義的不滿，對干部特權行為的不滿， “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更覺主席親”，頗生動地發(fā)映出文革初期群眾的這種情緒和心理，如此等等，都使毛的行動獲得巨大的道義性。

　　4，毛的偉大領袖的崇高威望不僅表現(xiàn)在他在心理和精神領域對全黨全軍全國人民擁有的無與倫比的影響力，他更擁有現(xiàn)實中的巨大的權力。他掌握著軍隊，林彪全力支持他，在提拔林彪做“接班人”的同時，毛又安排葉劍英擔任軍委秘書長，把軍隊完全置于自己的直接領導之下；
他也掌握全國的公安系統(tǒng)，謝富治絕對服從于毛。劉少奇雖是主持中央工作的第二把手，但他不具有上述的優(yōu)勢條件。

　　5，劉少奇主持中央工作多年，無形中積累下許多矛盾，這些矛盾有的是體制帶來的，有的則和具體的人有關系，劉處于第一線排頭的地位，不由得他個人同意還是不同意，都身處于這些矛盾的中心。劉之上有毛，劉的旁邊還有一批開國勛臣，之下有一群封疆大吏，這些大干部各有神通，雖然都服從中央領導，但一旦察覺毛劉有異，每人都有自己的小算盤，而劉又不具毛那樣的絕對權威，說話有時并不靈，但劉在一段時間里似乎忘了自己只是第二把手，而強制推行自己的一些主張，有時批評人疾言厲色，故而造成各方關系的緊張。在這些矛盾中，有因“四清”問題而引發(fā)的華北局對劉的意見，有軍隊干部和地方干部的矛盾，有所謂“北方局”干部和其它系統(tǒng)干部之間的矛盾，有群眾和“官僚體制”的矛盾等等。上述種種矛盾本來就交叉在一起，在文革前夕的特殊環(huán)境下又被有意激化，從而成為毛能順利發(fā)動文革可資利用的因素。再有：劉多年來在政策制定和掌握方面跳躍性較大，喜歡走偏鋒，有人稱之為“忽左忽右”；
劉指導四清，打擊面過寬，激起不少地方干部的反彈；
一些干部，特別是軍隊干部認為，劉在干部使用問題上，有偏心的一面；
相比于毛和周，劉的個性過于嚴肅，劉的司機說，“我給少奇同志開車一年，他沒有說過一句話。他一上車，我就把車開走；
我一停車，他就走下去�！� [35]從積極方面看，這可以理解為“是少奇同志長期在白區(qū)工作時養(yǎng)成的地下工作的習慣”；
[36]但是，建國后畢竟已不是地下斗爭的年代，為他服務的工作人員早經(jīng)過黨組織的嚴格審查，不可能是所謂“嫌疑分子”，所以從另一個角度看，這也說明劉的個性缺乏親和力。因此文革初期，一些干部，特別是軍隊干部，對劉下臺是無所謂的，就是到今天，也還有一些老干部對劉少奇抱有這樣或那樣的批評性的看法。當時的老百姓，雖然普遍對劉下臺感到吃驚，但也沒有很多人為此而特別難過和惋惜的，因為老百姓對劉少奇的了解非常有限，雖然文革前全國各地都上映過歌頌劉少奇的電影《燎原》，廣大干部也學過劉的《論共產(chǎn)黨員的修養(yǎng)》，但這些與黨的意識形態(tài)系統(tǒng)和軍隊系統(tǒng)對毛和對《毛選》的鋪天蓋地的宣傳是不可同日而語的。老百姓了解的就是劉少奇多次攜夫人訪問東南亞，只知道他保護、愛護各級干部，要大家“做黨的馴服工具”，根本不知道劉為老百姓做了什么好事，特別是劉在六十年代初困難時期，為拯救人民生命所作出的巨大的貢獻。因為在那個年代，所有的功勞，榮譽都歸于毛一人，老百姓所知道的，就是報紙上要他們知道的那些。所以說，毛發(fā)動文革，是有相當?shù)娜罕姾透刹炕�礎的。

　　毛為發(fā)動文革而使用的的一些方法是超常規(guī)的，例如：毛背著中央一線領導同志秘密策劃批《海瑞罷官》；
他一人決定廣播北京大學聶元梓的大字報等等。1964年年底，他當面對劉少奇說，我動一個小指頭就能打倒你，這不是共產(chǎn)黨領導人之間的常用語言，也不符合黨倫理。但是，毛的所有重大措施又都是假手劉少奇，通過中央會議，以中央文件的“合法”形式實現(xiàn)的。在那個年代，體制對毛的約束力是不存在的，從1965開始，就是毛主席，黨中央這樣的排序表達，正式的解釋是，如果沒有毛，沒有毛的正確領導，一切都沒有。所以毛就是黨，革命，軍隊，人民的化身，他也是真理的化身，(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他想做任何事都可以。中央領導集體為了黨的團結順從他，人民崇拜他，從而使他獲得不受制約的無限權力。

　　文革發(fā)動的年代距離今天已近四十年了，毛的這首詩，也發(fā)表一些年了，對文革發(fā)動的過程和毛的這首詩，都有一些解釋，我這也算是一種解釋吧。有關文革發(fā)動的細節(jié)，還有許多沒有披露，所以完全的回到歷史，幾乎是不可能的。有一種觀點認為：“歷史乃是論述過去，但絕不等于過去”。[37]我只是根據(jù)自己的理解和自己掌握的資料來談論這個問題，但這也只是一種敘述，所以，在座各位可以任由自己的理解去判斷毛的這首詩和我所談的這個議題，這就叫做“自求其解”吧。

　　注釋：

　　[1] 參見劉少奇：《批轉中南局＜關于文化大革命的情況和意見的報告＞》和《批轉中共西北局＜關于無產(chǎn)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意見和部署＞的指示》，1966年6月13日；
載高皋、嚴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25-26頁，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9月版。

　　[2] 參見劉少奇、鄧小平：于1966年6月30日就<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工業(yè)交通企業(yè)和基本建設單位如何開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稿致毛澤東的信；
引自于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第27-28頁，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版。另參見李雪峰：<回憶“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五十天路線錯誤”——從“6·18”事件到“7·29”大會>；
載《回首“文革”》（下）第661頁，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年1月版。

　　[3] 參見羅點點：《非凡的年代》第199頁，上海文藝出版社，1987年7月版。

　　[4] 參見李雪峰：<我所知道的“文革”發(fā)動內(nèi)情>；
載《回首“文革”》（下）第608頁，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年1月版。另參見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第12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6月版。

　　[5] 參見張化：<劉少奇的悲劇和悲劇中的劉少奇>；
載《回首“文革”》（下）第847頁。

　　[6] 參見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第34頁。

　　[7] 《張耀祠回憶毛澤東》，第38-40頁，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6年9月版。

　　[8] 參見范達人：《“文革”御筆沉浮錄---“梁效”往事》，第210頁，香港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1999年5月版。

　　[9] [16] 田紀云：<回顧中國農(nóng)村改革歷程>，《炎黃春秋》2004年第6期，第4--5頁；
第4頁。

　　[10] 1967年2月3日，毛澤東在接見阿爾巴尼亞客人巴盧庫、卡博時說，1962年七千人大會時，他“已經(jīng)看出問題了”，參見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四），第1832頁注釋（1），中共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2月版。

　　[11] 文革結束后，官方對此事件的正式解釋是：為了準確，完整地保存文獻資料，中共中央辦公廳機要室曾對中央召開的正式會議和中央領導同志在一些重要會議上的講話或報告，進行了錄音。從1958年11月開始，毛澤東外出時，對他在外地的一些重要講話和一些地方負責同志的重要談話，也進行了錄音。1959年11月，毛澤東在中央杭州會議上，關照大家不要做記錄，并批評了搞錄音的做法。1961年1月底至4月初毛澤東外出視察期間，發(fā)現(xiàn)還有錄音情況后，進行了嚴厲的批評，并指示汪東興報告中央書記處查處。同年4月，中央書記處根據(jù)汪東興所傳達的毛澤東關于不準搞錄音的指示，批評了中央辦公廳機要室，并決定給機要室主任葉子龍、副主任康一民以嚴重警告處分，給機要室副主任吳振英以警告處分。5月17日，《中央書記處關于錄音、記錄問題的決定》作出了關于中央和地方黨、政、軍、群一律不準搞錄音等五項規(guī)定�！拔幕�大革命中”，林彪、康生、江青等人為了篡黨奪權，利用“錄音問題”，羅織罪名，對楊尚昆等同志進行政治迫害，株連了大批干部。1980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辦公廳《關于原中央辦公廳機要室“秘密錄音”問題的復查報告》指出：一、“楊尚昆同志在原中辦機要室的錄音工作上，從來沒有搞過陰謀活動。過去在黨內(nèi)外公布的有關楊尚昆同志在這個問題上的所謂錯誤，是不存在的，建議中央予以徹底平反，恢復名譽，消除影響�！倍�、“借錄音問題強加給葉子龍、康一民、吳振英等同志的一切誣蔑不實之詞，應統(tǒng)統(tǒng)推倒，徹底平反，恢復名譽�！比�、“1961年1至4月的錄音，葉子龍、康一民、吳振英同志是沒有責任的，因而1961年給他們的處分是不適當?shù)�，建議中央予以撤消。”四、“鑒于所謂秘密錄音一案株連人員很多，影響很大，建議中央將這個復查報告批轉有關單位，以消除影響�！蓖�日，中央辦公廳把這個復查報告作為《關于為原中央辦公廳和楊尚昆同志平反問題的請示報告》的附件一起報中央書記處，得到中央書記處的批準，于1980年10月23日印發(fā)至縣、團級黨委。參見：《楊尚昆日記》（上），第716頁，注釋<1>，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9月版；
另參見《葉子龍回憶錄》中的“竊聽器事件”一節(jié)，第223—231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10月版。

　　[12] 1964年2月毛澤東與金日成的談話，引自于曹英等著：《特別別墅——紅墻以外的紅墻》，第268-270頁，改革出版社，1998年10月版。

　　[13] <表八，上海全民所有制職工月平均工資>，<表九，1961-1966年上海職工按標準月工資分組>，載李遜：《大崩潰：上海工人造反派興亡史》，臺北：時報出版公司，1996年版，第592頁。

　　[14] 黃新原：<1956年的定級>, 《人民政協(xié)報》， 2004年10月28日。

　　[15]《中國經(jīng)濟時報》，1998年4月30日，轉引自田紀云：<回顧中國農(nóng)村改革歷程>，《炎黃春秋》2004年第6期，第4頁。

　　[17] 參見洛厄爾·迪特默：《劉少奇》，第33頁，華夏出版社，1989年6月版。

　　[18] 此為當時在場的毛澤東衛(wèi)士周福明的回憶，參見亓莉：《毛澤東晚年生活瑣記》，第120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11月版。

　　[19] 參見《一個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憶實錄》（下），第433頁，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年12月版。

　　[20] 劉源、何家棟：<“四清”疑團>，載《你所不知道的劉少奇》第118頁注釋（2），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7月版。

　　[21] 毛澤東在文革前經(jīng)常說：“北京空氣不好，不愿呆在北京”（胡喬木語），參見鄭惠：<對“文化大革命”幾個問題的認識>，載《回首“文革”》（上），第62頁。另據(jù)當時任中共華北局第一書記的李雪峰回憶，毛澤東在1966年4月下旬杭州會議期間也說，“北京的空氣很沉悶”，他“不愿在那兒住，愿到上海來”，參見《回首“文革”》（上），第608頁。

　　[22] 參見羅點點：《紅色貴族檔案：羅瑞卿女兒的點點回憶》，第180頁，南海出版公司，1999年1月版。

　　[23] 1966年4月28日，毛澤東在杭州與康生的談話，康生在五月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曾予傳達。在文革結束后公布的毛4月28日談話中，這一段已被刪除。

　　[24] 1967年2月3日，毛澤東接見阿爾巴尼軍事代表團巴盧庫、卡博時的談話。

　　[25] 1966年4月28、29日，毛在杭州對康生、陳伯達說，彭真已“為自己準備了垮臺的條件”，“西風吹渭水，落葉下長安”，“階級斗爭，不斗不倒”，參見紀希晨：《史無前例的年代——一位人民日報老記者的筆記》（上），第70頁，人民日報出版社，2001年4月版。

　　[26] 1965年12月，中央人民廣播電臺領導班子改組。另參見林彪1966年5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

　　[27] 參見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四），第1849頁。

　　[28]1967年2月3日，毛澤東接見阿爾巴尼軍事代表團巴盧庫、卡博時的談話。

　　[29]《王力反思錄》(下)，第5 73頁，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10月版。

　　[30] 參見周恩來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結束會上的講話記錄，1971年6月18日，引自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四），第1832-33頁。

　　[31] 引自于馮建輝：<林彪與個人崇拜>，載《炎黃春秋》1999年第10期，總第91期，第39、36頁。

　　[32] 陳伯達：<我與劉少奇關系的幾點情況>，載陳曉農(nóng)編：《陳伯達遺稿——獄中自述及其它》，第79頁，香港天地出版公司，1998年版。

　　[33] 參見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第26頁注釋（2）。

　　[34] 參見1965年1月9日毛澤東與斯諾的談話，引自于斯諾：《漫長的革命》，第169頁，農(nóng)村讀物出版社，1989年6月版。1968年10月14日，毛澤東在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上說，五十年、一百年之后，可能文革這一段“是歷史上的小插曲”，參見紀希晨：《史無前例的年代——一位人民日報老記者的筆記》（上），第3頁。

　　[35] [36]王鶴濱：《紫云軒主人——我所接觸的毛澤東》，第204-205頁，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5月版。

　　[37] 凱斯·詹京斯：《歷史的再思考》，臺北麥田出版社，第56頁，2003年9月版。

　　完稿于2003年12月。

　�。▌h節(jié)本《從“七律·有所思”看文革的發(fā)動》8000字發(fā)表于《炎黃春秋》2004年第一期，本文為全本。作者授權天益發(f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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