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林的《自由論》,是對當代西方政治和法律思想產(chǎn)生重大影響的政治理論著作。該書是以賽亞?伯林最重要著作《自由四論》的修訂與擴充版,在英國政治思想史上,被譽為繼彌爾頓《論出版自由》、穆勒《論自由》以后第三部里程碑式的著作。

　　自從接觸以賽亞·伯林(Isaiah Berlin, 1909—1997)的思想以來,我一直在尋找一個最能夠代表他思想的命題,像消極自由、積極自由、歷史的不可避免性、價值多元論、反潮流、人性的曲木等等,盡管構(gòu)成伯林思想的重要環(huán)節(jié),但是,它們都不夠形象生動,代表不了伯林思想的鮮明個性。當我讀到前不久由胡傳勝翻譯,譯林出版社出版的《自由論》一段話時,我終于找到了最能代表伯林思想的命題,它就是“狼的自由往往是羊的末日”(《自由論》,第43頁)。

　　近代政治哲學的邏輯起點是有關(guān)狼的學說,霍布斯“人與人的關(guān)系就像狼與狼的關(guān)系”成為近代政治哲學的原初圖畫,各種契約論都以“狼與狼之間達成暫時契約”為意象。如果說法國的帕斯卡爾把人的生命比擬為會思考的蘆葦,是那么脆弱,隨時都有可能被折斷的危險,那么伯林把人比做溫順的羊,隨時都有可能被狼吃掉的危險。

　　“狼的自由往往是羊的末日”。這一命題的真正意思是,無論是狼的積極自由,還是狼的消極自由,都會是羊的末日。這是伯林的世紀隱憂的直接表達。伯林就是一只會思想的羊。從羊出發(fā)來思考生命的意義是伯林政治哲學的一大特點。他不僅思考自身的暫時處境,而且思考所有羊,所有生命的可能處境。他把自己的同類置于狼的各種條件下來思考。比如,他經(jīng)常思考的一個重要問題是,在狼和羊之間是不是存在契約的可能性?這個問題的積極回答便是一種根本的價值多元論,其消極回答便是命題“狼的自由往往是羊的末日”。當我第一次讀到這一命題的時候,它給我心靈的震撼無以言表。因為我已經(jīng)習慣于“狼的自由”,已麻木了“羊的末日”。對“狼的自由”和“羊的末日”之間的真正聯(lián)系或真相,我們大多采取“理所當然的態(tài)度”。伯林則要把人類自我麻痹的東西重新給予細致地描述出來,重新赤裸裸地呈現(xiàn)在世人面前。

　　伯林曾經(jīng)是邏輯實證主義哲學的主要發(fā)起人,但是他后來的哲學旨趣與之大相徑庭。因為他發(fā)現(xiàn)以艾耶爾為代表這一哲學流派處理知識和真理的方式具有簡單化傾向。他主張,哲學問題不同于經(jīng)驗問題,也不同于數(shù)學問題。伯林強調(diào)哲學問題的獨特性,哲學問題無法用經(jīng)驗手段或邏輯手段來解決或消解。比如,生活目的、善與惡、自由和必然、客觀性和相對性等問題,既不能靠查閱最高級辭典來解決,也不能用經(jīng)驗方法或數(shù)學推理方法來解決。哲學的用處之一在于讓人透過政治上冠冕堂皇的詞藻,識別各種謬論、欺騙、惡作劇、贅疣、感情上的訛詐,以及各種各樣的詭辯和偽裝。哲學的主要目的在于自我理解。伯林非常重視思想史,尤其重視對哲學家或思想家個案的研究。他的論著多以單篇論文的形式發(fā)表,只是到了晚期才編輯成論文集形式出版。注重個案和注重具體政治與社會問題是伯林研究政治思想史的一大特點。

　　伯林主張,極權(quán)的獨裁的專制不是可怕的變態(tài),而是所有西方政治思想核心思潮之主要假設(shè)的邏輯發(fā)展,即宇宙有一個單一目的,緣此目的,一切現(xiàn)象底下皆有一個根本同一性。它一經(jīng)發(fā)現(xiàn),就能為解決人類社會根本問題提供最終解決方案。按照這個假設(shè),“全部實在,我們關(guān)于它的所有知識的分支,構(gòu)成了一個合理的、和諧的整體,人類各種目的存在著終極的統(tǒng)一性和和諧性�！辈址Q這種信念為形而上學的一元論教條。這種形而上學信念是一個謬誤。它是人類所有重大社會災(zāi)難的思想根源。伯林哲學的邏輯結(jié)論便是多元論。

　　在《兩種自由概念》一文中,伯林提出了以下根本性問題:“我(或任何人)為什么要服從別人?”“我為什么不能按照我喜歡的方式去生活?”“我必須服從嗎?”“如果我不服從?我會不會受到強制?誰來強制?強制到什么程度?用什么名義強制?為什么?”這個問題也就是伯林所謂的“強制力的許可強度”。正是通過回答這個根本性問題,伯林提出了兩個自由概念,即消極自由概念和積極自由概念,并進而提出了自己的自由憲政思想。伯林把消極自由和積極自由,把公民權(quán)利和國家權(quán)力或公共理性置于同等重要的平行地位,揭示了極權(quán)主義的思想根源,批判了完備性社會的虛假性和殘暴性,提出了“無缺陷的完備性社會”的不可能性,為后人構(gòu)建新社會制度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資源。伯林自由憲政思想的最大特點是,基于對人性的廣泛探討來揭示憲政的理論基礎(chǔ),重視不同憲政設(shè)置的思想觀念根源或意識形態(tài)根源,但否定憲政設(shè)置之超越人性的形而上學根據(jù),把社會制度建構(gòu)尤其是憲政建構(gòu)建立在對某種理想人性模型即多元論人性模型的確認之上。

　　伯林在《自由論》中對兩種自由概念的論證,對我們認清自由的本質(zhì),認清一些政治思想對自由的嚴重誤認,重新認識和評價近代文明以來尤其是20世紀一些重大政治事件的發(fā)生、發(fā)展和演變無疑具有重大借鑒意義。伯林為我們認清人自身、社會和制度的本質(zhì)提供了一個全新視角。伯林對人和人生需求的認識中包含著有一股強烈的悲劇感。正如豪舍爾評論的那樣:“伯林著作的整體傾向就是擴大和加深我們對這種不可避免的沖突的損失以及由此引起的絕對選擇之必然性的意識。他使給人帶來和諧和安寧的所有人生觀都產(chǎn)生了裂痕,它們雖能消除緊張和痛苦,同時也削弱了人的活力和熱情,使人們忘記自己的真實的人性。他不斷呼吁我們回到自己的本質(zhì)自由和責任上來�！�

　　總之,作為英國政治哲學家和思想史家,伯林思想在當代英國哲學界可謂獨樹一幟,伯林的《自由論》,尤其《自由的兩種概念》是對當代西方政治和法律思想產(chǎn)生重大影響的政治理論著作,是一篇貨真價實的“自由主義宣言”。假如有人問起,在羅素之后的英國哲學界,究竟誰是像法國福柯和德里達、美國羅爾斯和羅蒂、德國海德格爾和哈貝馬斯那樣讓人真正過目不忘的哲學家,盡管每個讀者都會給自己以各種理由為不同哲學家留下獨特的位置,但是在我的心目中,便非伯林莫屬。(摘自《中國圖書商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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