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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fā)布時間:2020-06-02 來源: 美文摘抄 點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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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瑪?shù)賮?#8226;森(Amartya Sen)翻譯:李華芳
1
中印知識分子之間的交流持續(xù)了2千多年,對兩個國家的歷史都影響重大,盡管時至今日他們快被忘卻了。微弱的關聯(lián)是從對宗教史尤其是佛教史感興趣的作者開始的,公元一世紀佛教從印度傳到中國。在中國佛教變成一股強大的力量,直到千年后在很大程度上被儒教和道教所替代。但在最初的一千年里,宗教不過是中印更多的交流故事中的一部分而已。加深對這些關系的理解非常有必要,因為這樣不僅能夠增進對世界1/3的人口的歷史理解,而且中印之間的聯(lián)系對今天的政治社會問題而言也非常重要。
自然宗教就成為中印之間交流的主要資源,佛教是兩國人民和觀念往來的重點。但佛教的影響要更寬泛,并不僅僅局限在宗教上。它深遠的影響一直擴展到科學、數(shù)學、文學、語言學、建筑學、醫(yī)學以及音樂領域。這些詳細的記載來自于到印度取經(jīng)的中國人,例如5世紀的法顯和7世紀的玄奘以及義凈 ,他們的興趣并沒有受到宗教理念和實踐的限制。同樣的,尤其是7、8世紀到中國去的印度學者,不僅包括宗教專家也包括像天文學家和數(shù)學家這樣的專家。在8世紀印度天文學家喬達摩•西達多成為中國天文學會議的主席。
中印早期知識分子間關系的豐富多樣在相當長的時間里并不顯著。通過宗教來把世界人口劃分截然不同的文明(例如亨廷頓就把世界歸成西方文明,伊斯蘭文明和印度文明)的現(xiàn)代趨勢增強了這種忽視。結果出現(xiàn)了這樣一種廣為流傳的傾向,就是主要從一個人的宗教信仰來理解這個人,哪怕這樣會忽略更多更重要的東西。這種鼠目寸光已經(jīng)嚴重影響了我們對于全球觀念史的理解,F(xiàn)在已經(jīng)形成了對作為伊斯蘭精英的穆斯林的歷史偏見,而漠然無視穆斯林知識分子在8到13世紀于科學、數(shù)學和文學領域的百花齊放。單純強調(diào)宗教的狹隘目光造成了今天部分不滿的阿拉伯激進主義分子以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為驕傲,而全然不顧阿拉伯歷史的多樣性和豐富性了。在印度也是如此,經(jīng)常試圖把寬廣的印度文明簡單描繪成“印度教文明”——這是學者如亨廷頓和政治家非常喜歡的字眼。
然后,在西方和非西方的理念和學識的零星和分散的對照正在被逐漸理解。在解釋非西方著作的時候,一些闡釋者傾向于提高宗教的重要性,而實際上宗教并沒有想象的那么重要,而著作的長期的影響卻被忽視了。幾乎不能假設說牛頓的科學著作首先必須被解讀為基督教的著作(盡管牛頓實際上確實有基督教信仰);
同樣我們大部分人也不會莫名其妙地把他對科學知識的貢獻解釋成他內(nèi)心神秘主義興趣射出的一道光(盡管神秘的思索對他來說可能很重要,甚至可能為他的科學著作帶來靈感)。相對而言,對于非西方著作來說,宗教簡化論已經(jīng)成為一種話語霸權。學者們會事先假設廣為人知的佛教學者的作品或者各式各樣的密宗行為,只有摘掉在宗教信仰和習慣上的有色眼鏡才能得到“適度理解”(properly understood)。
2.
上述情況確實發(fā)生了,但幾乎可以確定中印貿(mào)易始于貿(mào)易而非佛教。一些持續(xù)了2000多年的印度人的消費習慣,尤其是富人的消費習慣,從根本上被來自中國的新玩意給顛覆了。偉大的梵語學者卡歐提略(Kautilya)關于政治和經(jīng)濟的論文最早寫于公元前4世紀,盡管幾個世紀過去了,在“貴重物品”和“價值物”中專門為“來自中國的絲綢和絲綢服飾”留出了位置。在古印度史詩《摩呵婆羅多》也提到了被當成禮品的中國的織布或者是絲綢(cinamsuka),同樣在古印度《摩奴法典》也有類似記載。
在最初一千年的早期,自中國而來的產(chǎn)品的本質(zhì)被許多梵文作品所記載,比如在5世紀迦梨陀娑(Kalidasa,可能是經(jīng)典梵文作品中最偉大的詩人和劇作家)的劇作《沙恭達羅》(Sakuntala)中就有記載。國王豆扇陀(Dusyanta)在打獵過程中看到美若天仙的凈修女沙恭達羅,為她的美貌所傾倒,并以隨風飄揚的由中國絲綢做成的旗幟作比喻向她熱情如火地傾訴衷腸:“我不由自主的向前,/但又猶豫不決/猶如中國綢的旗幟/在風中戰(zhàn)栗!卑文牵˙ana)的劇作《哈薩卡里塔》(Harsacarita)成書于7世紀,里面描寫了美人蘭雅詩(Rajyasri)在婚禮上身穿華麗端莊的中國絲綢。在同一時期,梵語著作里還提到了大量其他運到印度的中國的商品,有樟腦(cinaka)、朱砂(cinapista)、高質(zhì)量的皮革(cinasi)、還有美味的梨(cinarajaputra)和桃(cinani)。
2千年前中國豐富了印度的物質(zhì)世界,而印度也從公元1世紀起把佛教傳到了中國,印度僧人達摩與迦葉摩騰曾謁見東漢明帝。而后一直到11世紀,更多的印度學者和僧人來到中國。數(shù)以百計的僧人和翻譯家把成千上萬的梵文檔案翻譯成中文,其中大量是佛教典籍。翻譯以驚人的速度增長。到11世紀這股翻譯風潮才走到了頭,公元982年到1011年就翻譯了超過200卷的梵文資料。
法顯是第一位精確記載自己印度之行的中國學者,他是一個為了研究梵文典籍從中國西部來的佛學徒,而他對將這些梵文典籍傳到中國非常感興趣。經(jīng)過漫長而艱辛的旅程,法顯經(jīng)和闐(是一個佛教圣地)自北部于401年到達印度。10年后,從恒河口(今天的加爾各答附近)自水路而返,途中拜訪了斯里蘭卡佛教徒以及爪哇的佛教徒。法顯在印度廣泛游歷并且大量收集資料(這些資料后來都由他翻譯成中文)。他的佛國記照亮了印度和斯里蘭卡。法顯在巴連弗邑(Pataliputra or Patna)的日子,學習梵語和除了宗教內(nèi)容之外的文學典籍,但是就像稍后將會看到的那樣,法顯對當時印度的醫(yī)療保健制度非常感興趣。
7世紀從中國到印度取經(jīng)的玄奘是家喻戶曉的一個人物。這個令人尊敬的學者收集了大量梵文典籍(回到中國后又將大部分譯成中文),16年間足跡遍布全印度,期間他在離巴連弗邑不遠的那爛陀(Nalanda)研究院深造。在那爛陀,玄奘除了學習佛學外,還有醫(yī)學、哲學、邏輯學、數(shù)學、天文學和文法。他回到中國后得到了皇帝的盛贊。
義凈在玄奘不久后來到印度,同樣在那爛陀呆了一段時間,他把醫(yī)學和公共衛(wèi)生保健的研究與他自己的佛學研究綜合起來了。
3.
義凈翻譯的佛教著作包括怛特羅教(Tantrism——也稱密教,譯注。)教創(chuàng)始人的作品,Tantrism強調(diào)冥想這使他們的教義十分深奧。7、8世紀密教在中國力量強大,而且由于一些密教學者對數(shù)學有著強烈的興趣(可能在一開始,跟密教教徒對數(shù)字的強烈偏好有關),因而密教數(shù)學也影響了中國的數(shù)學。
李約瑟(Joseph Needham)提到“最重要的密教徒”是一行(672-717),“那個時代中國最偉大的天文學家和數(shù)學家。” 一行精通梵語并對印度的數(shù)學文獻非常熟悉,他也是一個佛教僧侶,但如果認為他的數(shù)學著作是一種特殊的宗教那就大錯特錯了。作為一個數(shù)學家同時又是一個密教徒,一行解決了大量分析和計算難題,許多問題和密教并沒有特別的關系。他解決了諸如“象棋中所有下法的總數(shù)”這樣經(jīng)典的問題。他還特別關心歷法的計算問題,并且在君王的命令下創(chuàng)造了一種新歷法。
8世紀在中國的印度天文學家?guī)缀醵祭в跉v法的研究,并使用了早就在印度出現(xiàn)而且有所發(fā)展的三角法(這比最早希臘人來自于印度的三角法要高明多了)。大約也就是這個時候,印度的天文學和數(shù)學包括三角法經(jīng)由Aryabhata、Varahamihira和Brahmagupta和其他人譯成阿拉伯文字,正在影響阿拉伯世界的數(shù)學和科學。
中國的記錄顯示,這一時期有幾位印度的天文學家和數(shù)學家在中國首都的天文館曾經(jīng)擔任要職。格拉多雖不是印度人,他確實天文館的館長,他也寫出了一份偉大的中國天文學大綱,《開元展經(jīng)》,是8世紀的科學經(jīng)典。他挑選了一批合適的印度天文學著作翻成中文出版,其中就有《九芝歷》,這本著作描繪了印度一種特殊的行星歷法,是數(shù)學家Varahamihira基于早期經(jīng)典的梵文記載于550年左右寫成的。這是一本主旨是關于計算和估值的著作,比如,月食持續(xù)的時間是基于月球直徑以及其他一些相關因素的。采用的技巧包括Aryabhata在5世紀末期確定的方法,后來在印度被包括Varahamihira和Brahmagupta在內(nèi)的追隨者發(fā)揚光大了。
8世紀中國天文學家楊敬峰Yang JingFeng描繪了中國官方天文學的混合背景:那些想要確定5大行星位置的都采用了印度的歷法手段……我們有三個歷法專家,Chiayeh [Kasyapa], Chhüthan [Gautama], 和Chümolo [Kumara],他們都在天文署任職。但現(xiàn)在應用最廣的是大師Chhüthan的歷法,和他的《偉大的藝術》!秱ゴ蟮乃囆g》一書中的理念被政府加以貫徹執(zhí)行了。
印度的天文學家,象Gautama、Kasyapa或Kumara,如果沒有與中國的佛學交流也就沒有去中國的可能,盡管他們的著作的主要貢獻并不在佛學上。
4.
有關中國所謂的與世隔絕的文化和文明的爭論性的文獻在其他地方遭到了懷疑。這種觀點也被張冠李戴地用來解釋近年來中國邁向民主的困境。盡管如此,這種簡化論并不能解釋為什么自1979年以來中國在國內(nèi)外都迅速投入了市場經(jīng)濟的懷抱,同時領導人也堅持反對民主政治。事實上,真正的情況是中國并不像通常假設的那樣在知識上是一個超然物外的孤島。
這里討論的中國和印度的關系尤其重要。正如我們看到的,印度是唯一一個外面世界的國度,中國古代的學者曾前往那里接受教育和訓練;
在最初千年的后半期里,我們記錄了超過200位各個時期在印度的有名的中國學者。他們最初主要是學習梵文和佛學典籍,但他們對其他東西也同樣興趣盎然。印度對他們的一些影響非常明顯,就像經(jīng)常使用的來自梵文的概念“禪”或“禪宗”,禪宗由禪那(dhyana)或者冥想衍生而來,中國戲劇的主題也吸收了梵語故事(例如天女散花)。6就像美國學者John Kieschnick指出,大量通過來自印度佛教的理念影響了中國的寺廟和橋梁建筑。7
當然,中印之間的知識互動是雙向的。李約瑟試圖列出一張“自中國產(chǎn)生”特別傳到了印度的數(shù)學概念的名單,而且他也討論了從中國傳到印度的理念比從印度傳過去的更多:“印度更能接納這兩種文化。”8缺乏直接的證據(jù)表明有一個特殊的觀念在中印兩國間傳遞的方向,李約瑟假設哪里能夠找到觀念首次使用記錄的,該觀念就是從哪里來的。這種做法遭到了其他科學和數(shù)學史學者的強烈指責,Jean-Claude Martzloff9就是其中之一?梢郧宄乜吹,更早的詞語使用記錄更有可能是在印度消失的,而不是中國。10而真正重要的是,諸多的科學和數(shù)學的觀念,就像宗教主題一樣,都是雙向流動的。
5.
不管對信息技術還是現(xiàn)代工業(yè)技術的發(fā)展而言,數(shù)學與科學的觀念和技巧的傳播仍然是現(xiàn)代商業(yè)世界的核心。但在擴大公共交往的范圍和提高公共衛(wèi)生保障之間的交流和學習卻不是那么明顯。但正如事實所顯示的,在最初的千年甚至直到今天,這兩者在中印知識分子的關系上也是居于中心地位的。
作為一種宗教,佛教至少有兩個與眾不同的特性,不可知論和對公共問題的寬容的討論。根據(jù)一些早期的公共會議記錄,主要目的是為了解決在宗教信仰上的爭論,就像其他事務的爭論一樣,往往在精心組織的佛教“議會”進行,在那里不同觀念的信徒吵吵嚷嚷著他們的不同之處。第一次此類大型的議會在王舍城(Rajagriha)召開,王舍城在釋加摩尼時候不久建立,大約在2500年前。最大的一次是第三次,于3世紀在阿育王(Ashoka)的庇護下在首都巴特那(Patna)舉行。阿育王還試著把它編成法典并作為早期公共討論的規(guī)則來運行——一個羅伯特規(guī)則Robert\"s Rules of Order的古代版。他要求諸如“關于演講的約束,所以每一個人不能贊美自己的宗教或者毀謗別人的宗教在不適宜的場合,即便在適當?shù)膱龊弦惨m度表達。”甚至參加辯論的時候“在任何時候都要對其他的宗教表示尊敬。”
合理范圍內(nèi)的公共討論是民主的核心(John Stuart Mill, John Rawls, 和Jürgen Habermas以及其他一些人所論述過的),在印度和中國(也包括日本、韓國和其他地方)的佛教對對話的強調(diào)在很大程度上催生了傳統(tǒng)的公共討論,(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而民主的起源至少可以部分追溯到這些公共討論。中日韓佛教徒早期在印刷術上的努力也是意義重大的。11世界上第一本印刷書(或者說有明確日期記載的第一本印刷書),是一個印度梵語論著的中譯本,稱《金剛經(jīng)》(Diamond Sutra),公元868年在中國印刷。由于《金剛經(jīng)》差不多完全是一個宗教著作,所有這本9世紀的書顯眼地寫著“免費贈閱”,聲稱這是為公眾教化而奉獻的。
John Kieschnick指出“《金剛經(jīng)》在中國佛教傳統(tǒng)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一個理由是它使人相信抄寫和印刷佛教經(jīng)文是有好處的”,并且他論證“這種信念的起源可以上溯到印度”。12這種觀點并不是空穴來風;
毫無疑問這與佛教領袖阿育王對與公眾的廣泛交流的強調(diào)是分不開的,阿育王在全印度樹了許多巨大的石碑,石碑上銘刻著描繪良好公共行為的銘文(包括怎樣引導辯論的規(guī)則)。
印刷術的發(fā)展毫無疑問對民主進程的起了巨大的促進作用,但即便短期內(nèi)它也為公共交往提供了新的可能性,而且對中國的社會政治生活產(chǎn)生了巨大的影響。在其他方面,它也影響了新儒家教育,就像西奧多-巴里(Theodore de Bary)所指出的,“學習的重要性的提升使婦女的教育水平達到了一個新的臺階(在宋朝),以印刷術、讀寫能力和學校教育的迅速擴展為標記,新儒家在明代得到了發(fā)展!13
6.
中印在公共衛(wèi)生保健上的交流盡管鮮為人知但卻意義重大。法顯于公元401年到達印度之后,他對當時的衛(wèi)生制度表示出相當大的興趣。5世紀巴特那的那些衛(wèi)生醫(yī)療的市政設施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這個國家所有的貧窮和困苦的人,包括那些生病的人,都可以來到那些房子里,在那里他們會得到無微不至的幫助,醫(yī)生也會檢查他們的病情。他們可以得到他們所必需的食品和藥品,并且自由自在;
而一旦當他們好了之后,就可以自己離開。14
不管這種對5世紀巴特那的診所的描寫是不是太過夸張(但看起來的確很有可能),但非常明顯,法顯想要從這個國家學習公共衛(wèi)生預防的知識。
2個半世紀之后,義凈也被衛(wèi)生保健吸引了,在他關于印度的論著中有三章是關于衛(wèi)生保健的。他對印度衛(wèi)生保健實踐的印象比對印度的醫(yī)學知識要來得深。當旨在減輕痛苦和不適的藥物治療給了印度人信心之后(例如:“酥油、油、蜂蜜和糖漿能夠減輕感冒的癥狀”),義凈總結到:“在針灸醫(yī)術和搭脈治療上,中國從來就沒有超越過(印度);
而延長生命的藥只在中國才有。”在另一個方面,他寫到需要從印度的衛(wèi)生保健中學習很多東西:“在印度優(yōu)質(zhì)的白布被用來過濾水,在中國就可以用上好的絲綢”,還有“在中國,吃的魚和蔬菜都是沒有煮過的,而印度人從不這樣!碑斄x凈返回中國,那個他魂牽夢縈的祖國(他甚至反問自己:印度的五個地區(qū)里,難道會有一個人不羨慕我中國嗎?),即便如此,他還是指出中國在衛(wèi)生保健方面要向印度學習。
7.
公共衛(wèi)生是一個國家可以從另外一個國家學習的主題,毫無疑問今天印度需要向中國多多學習。實際上,幾十年來中國人的平均壽命都超過了印度人。盡管這樣,2個世紀以來平均壽命提高的歷史告訴我們一個更有價值的故事。中國解放后不久,毛主席領導下的中國就開始提供廣泛的衛(wèi)生保健,但在那個時候一切都不如印度。到1979年,鄧小平首次提出經(jīng)濟改革的時候,中國人的平均壽命已經(jīng)比印度人長14年了。
從1979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jīng)濟迅猛發(fā)展,增長速度遠遠超過了印度。盡管中國的經(jīng)濟增長速度非?欤怯《鹊钠骄鶋勖钠骄鲩L率自1979年以來卻是中國的三倍。中國人現(xiàn)在的平均壽命是71歲,而印度人是64歲;
平均壽命上的差距中國占優(yōu),1979年是14歲(中國改革伊始),而現(xiàn)在是相差一半,即7歲。
事實上,中國71歲的平均壽命已經(jīng)低于印度的一些地區(qū),特別是克拉拉邦(Kerala),它有3千萬人口,比許多國家都要多;
克拉拉邦最引人矚目的成功是把印度式的多黨民主制(包括公開辯論和公民廣泛參與公共生活)和中國的在解放后采用的積極主動改善衛(wèi)生保健模式結合得非常好。15這種結合的好處不僅顯示在它提高人均壽命的成就上,而且還體現(xiàn)在其他方面。舉例來說,在中國人口里女性與男性的比例只有0.94,印度的總平均數(shù)是0.93,但是克拉拉邦卻高達1.06,甚至和北美與西歐的比例相同。這么高的比例反映出女性的生存優(yōu)勢,她們并沒有遭受不公平待遇。16克拉拉邦的人口出生率持續(xù)下降也比中國快,盡管中國實行了嚴厲的計劃生育政策。17
1979年中國剛改革開放時,克拉拉邦的平均壽命顯著低于中國。盡管如此在1995年到2000年間(印度能夠取得的平均壽命的數(shù)據(jù)最近的時段),克拉拉邦74歲的平均壽命早就顯著超過了中國2000年統(tǒng)計的71歲的確切數(shù)據(jù)。18
此外,從1979年改革以來,中國的嬰兒死亡率下降的非常緩慢,反之克拉拉邦則持續(xù)下降非常迅速。1979年克拉拉邦和中國的嬰兒死亡率相差無幾——都是千分之三十七,F(xiàn)在是千分之十,是中國的三分之一,中國是千分之三十(與上個時期相比變化不大)。
有關民主問題的兩個因素,可以用來揭示中國在延長壽命方面進展的減緩,盡管中國在促進經(jīng)濟飛速發(fā)展上表現(xiàn)積極。第一,1979年改革大量取消了免費的公共醫(yī)療保險,大多數(shù)人需要自己掏腰包購買醫(yī)療保險(除非雇主愿意承擔,但是這只是很少數(shù)的情況)。大舉撤銷價值巨大的公共服務政治上卻沒有遇到很大的阻力——而無庸置疑在多黨民主的社會不會這么順當。
第二,民主和政治自由不僅具有自身的價值,而且它們致使嚴格審查公眾的社會政策破產(chǎn),從而對公共政策(包括衛(wèi)生保。┊a(chǎn)生直接的貢獻。19印度提供給相關的富人高質(zhì)量的醫(yī)療設備,包括那些到印度來接受治療的人,但是印度的基礎醫(yī)療設施卻非常差,就像我們從印度媒體對此的強烈批評中得知的一樣。但猛烈的批評也帶來了改正的機會。事實上,關于印度衛(wèi)生設施缺乏的持續(xù)不斷的報道,引致了改善這種情況的努力,這成為印度實力的一個資源,在中印平均壽命差距的急劇縮小上得到了反映。這種力量同樣反映在克拉拉邦把民主參與和根本的社會承諾融合在一起取得的成就上。中國隱瞞SARS病情引起了可怕的后果,也體現(xiàn)了公共交流與衛(wèi)生保健之間的關系。這種流行性非典在2002年十月份就發(fā)生了而一直被隱瞞到次年春天。20
因而當印度應該向中國學習在經(jīng)濟增長和衛(wèi)生保健方面的經(jīng)驗時,印度關于公共交流和民主的經(jīng)驗對中國也是有教育意義的。因此值得重申反抗和挑戰(zhàn)權威的傳統(tǒng),正如從印度傳到中國的佛教權威也遭到過特別強烈的批判,中國早期對佛教的指責正是如此。
傅奕是一個強有力的儒家繼承人,7世紀他向唐王遞交了下述對佛教的怨言。實際上,同近期攻擊法 輪 功FLG極為相似:
佛教從中亞滲透到中國,形式怪異并且粗暴,同樣的,當時可能危險較小。但自從漢代以來印度典籍被譯成中文。他們公開反對君臣之禮和孝順之道,導致了忠孝之道的衰弱。人們開始相互握手,但拒絕向大王和他們的長輩鞠躬了。21
傅奕提議不僅要下令禁止佛教徒講道,而且提出了對付成千上萬的激進運動分子的新方法!拔艺埱蟊菹伦屗麄冞俗結婚! 傅奕建議唐王,然后“把他們的孩子編到大王的軍隊里。”當然我們知道,唐王拒絕用這種方法來消除佛教徒的忤逆。
中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成為世界經(jīng)濟的一個領導者,而從中印度——像其他許多國家一樣——從中獲益匪淺,尤其是近幾年。但印度民主參與的成就,包括克拉拉在內(nèi),根據(jù)自己的經(jīng)驗,給中國提出了建議,那就是在某些方面中國必須向印度學習。事實上,中國努力克服閉關鎖國的歷史——尤其在第一個千年的后半期——對今天的世界而言是持續(xù)有利并具有實踐效益的。22
注 釋:
[1]這些名字我都使用現(xiàn)在更加標準的拼音,盡管在文獻中還有一些其他的拼法。比如法顯也作為Fa-Hsien和Fa-hien;
玄奘也拼作Hiuan-tsang和Yuang Chwang;
義凈也拼作I-tsing和I-Ching,還有其他一些拼法。
[1]有兩本介紹玄奘的書在今天仍然十分有意義:Richard Bernstein,《通天之路:尋找啟蒙》 Ultimate Journey: Retracing the Path of an Ancient Buddhist Monk Who Crossed Asia in Search of Enlightenment (Knopf, 2001), and Sun Shuyun,《萬里無云》 Ten Thousand Miles Without a Cloud (HarperCollins, 2003).
[1] Joseph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Vol. 2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6), p. 427.
[1]一個關于翻譯數(shù)學思想的有趣的例子是關于三角法中的正弦的。Aryabhata 在他499年完成的梵文數(shù)學論著里使用jya-ardha (梵語,半弦的意思),簡寫為jya ,就是我們現(xiàn)在所謂的正弦sine。8世紀的阿拉伯數(shù)學中,把梵文jya根據(jù)音譯為jiba,然后轉變?yōu)閖aib(跟jiba的形式一致),是一個很好的阿拉伯詞語,意思是海灣或者山凹,克雷莫納(Cremona)的格拉多(Gherardo)把這個詞翻譯為拉丁文中對應的海灣或者山凹,也就是sinus,這就是我們現(xiàn)在sine的起源。Howard Eves, 《數(shù)學簡史》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Mathematics (Saunders, sixth edition, 1990), p. 237. Aryabhata的jya中文翻譯成“明”,并且有“月漸亮明”的說法,按照字面意思就是月亮間隔的正弦。Jean-Claude Martzloff, 《中國數(shù)學史》A History of Chinese Mathematics (Springer, 1997), p. 100.
[1]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Vol. 3, p. 202; 也參見pp. 12 and 37. 一個關于印度歷法的概論見我的《縱覽印度歷法》 \"India Through Its Calendars,\" The Little Magazine, No. 1 (Delhi, 2000).
6短語“普通話”(Mandarin)來自梵語mantri ,或者特殊顧問(印度總理現(xiàn)在仍然被稱為pradhan mantri,或者首要顧問),經(jīng)馬來亞稍后傳人中國。
7 John Kieschnick, The Impact of Buddhism on Chinese Material Cultur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8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Vol. 3, pp. 146–148.
9 Martzloff, A History of Chinese Mathematics, p. 90.
10 除了另外一些原因,John Kieschnick指出“古印度許多作品都提到”了“短命的棕櫚葉和樺樹皮”,參The Impact of Buddhism on Chinese Material Culture, p. 166.
11 印度佛教徒也很早就開始在印刷術上進行嘗試。事實上,訪問印度的中國學者義凈在7世紀就發(fā)現(xiàn)了佛像被印刷在絲綢和紙上,但這些大概是粗糙的刻板印刷。更早一點,相傳玄奘在返回中國之前就印刷了印度學者Bhadra的像。這段早期歷史參見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Vol. 5, Part 1, pp. 148–149.
12 Kieschnik, The Impact of Buddhism on Chinese Material Culture, p. 164.
13 Wm.(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Theodore de Bary, \"Neo-Confucian Education,\" in Sources of Chinese Tradition, compiled by Wm. Theodore de Bary and Irene Bloom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second edition, 1999), Vol. 1, p. 820.
14 來自James Legge的譯文, The Travels of Fa-Hien or Record of Buddhist Kingdoms (Patna: Eastern Book House, 1993), p. 79.
15 克拉拉邦盡管通過擴張的經(jīng)濟但在達GDP高速增長方面卻并不是十分成功。它的 GDP 增長速度和印度的總平均數(shù)一樣,并且比印度一些增長導向的邦要低。盡管從世界銀行估計的趨勢來看,克拉拉邦除了在教育和衛(wèi)生保健上的成就之外,在提高經(jīng)濟增長方面還有許多要向中國學習。其他方面的比較以及背后的原因,參見我和Jean Dreze的《印度:發(fā)展和參與》, India: Development and Particip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Section 3.8, pp. 97–101.
16 我在\"More Than 100 Million Women Are Missing,\" The New York Review, December 20, 1990; \"Missing Women,\"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Vol. 304 (March 7, 1992); and \"Missing Women Revisited,\"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Vol. 327 (December 6, 2003).里討論了“消失的女性”現(xiàn)象背后的偶然因素。在這些文章里,我也討論了克拉拉邦的經(jīng)濟,政治以及社會意義,包括涉及到激進但是民主的政治,教育的角色和女性的作用。
17 參看 \"Population: Delusion and Reality,\" The New York Review, September 22, 1994, and \"Fertility and Coerc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Vol. 63 (Summer 1996).
18中國國家統(tǒng)計局,《中國統(tǒng)計年鑒2003》,北京:中國統(tǒng)計出版社,2003,表 4-17, p. 118. 中國的大城市,尤其是北京和上海,情況要優(yōu)于克拉拉邦,但是大部分省的平均壽命遠遠低于克拉拉邦。
19這種聯(lián)系同樣能夠非常明顯的被觀察到,就是主要的饑荒都不是發(fā)生在民主國家, 即便在那些非常貧困的民主國家。關于這個可以參看我的\"How Is India Doing?\" The New York Review, December 16, 1982, 以及我和 Jean Drèze的, Hunger and Public Acti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9).在英人統(tǒng)治下的印度不斷出現(xiàn)的大范圍的饑荒已經(jīng)到頭了(1943年孟加拉大饑荒是在印度獨立四年前發(fā)生的),隨著印度建立多黨民主制度饑荒突然就不見了。相比較而言,歷史記錄顯示中國在1958-1961年曾發(fā)生大規(guī)模饑荒,據(jù)估計有近300萬人死亡。
20中國今年來急劇上升的經(jīng)濟不平等可能會持續(xù)減緩中國人均壽命增長的速度。實際上,印度同樣也出現(xiàn)經(jīng)濟不平等的現(xiàn)象,但沒有像中國這么嚴重;
但有意思的是不斷加劇的經(jīng)濟不平等似乎成為反對黨贏得5月在新德里舉行的選舉主要原因。在其他因素中,對反對黨有利的是,執(zhí)政黨違背了穆斯林宗派主義者在古吉拉特邦(Gujarat)的利益。(這當然也得益于商議性民主系統(tǒng)的信譽,能夠保證少數(shù)人的權益在多數(shù)人投票的情況下得到反映。)
21 譯自 Prabodh C. Bagchi, India and China: A Thousand Years of Cultural Relations (Calcutta: Saraswat Library, revised edition, 1981), p. 134.
22 論述這些主題的一個長文收在一本論文集里, The Argumentative Indian, 2005將由 Penguin Books在 London出版. 我非常感謝Patricia Mirr-lees, J.K. Banthia, Homi Bhabha, Sugata Bose, Nathan Glazer, Geoffrey Lloyd, Roderick MacFarquhar, Emma Rothschild, Roel Sterckx, Sun Shuyun, and Rosie Vaughan的有益評論和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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