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小說對世界文學的影響，要從大眾文化的接受中得到檢驗。只有不斷地喚起大眾的記憶和熱情，得到廣大讀者的認可和接受，才能保持長久的生命力。所以，要讓中國古代小說在全世界廣為傳播，除了依靠翻譯、講解，讓普通百姓直接閱讀、欣賞和接受之外，用中國古代小說中的人物、故事、精神來詮說當今現(xiàn)實的一些問題以及擴大到形成各種文化產品，似乎也有它的必要。

　　當然，這些大眾文化產品，與正宗的文學作品是有相當距離的。但我們也應該承認它們與文學作品之間還是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隨著時代的不斷發(fā)展，我們也應該用開放的、現(xiàn)實的、大眾的眼光來看待中國古代小說的傳播與接受。這不僅是指面向世界，即使是面對中國的讀者，也是這樣。

　　一、曾經有過的輝煌

　　中國古代的小說是座豐富多彩的寶庫，有著光輝燦爛的歷史，對世界文學，特別是對東亞小說曾經產生過至深至大的影響。

　　中國古代的小說，曾經對世界文學，特別是對東亞國家的小說，產生過直接而巨大的影響。比如，古代的朝鮮半島在羅末麗初之所以產生《調信夢生》、《崔致遠》、《虎愿》等稗說，就與中國古代的傳奇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后來，如中國的《太平廣記》、《剪燈新話》等文言小說，對朝鮮半島小說的發(fā)展，更起著明顯的作用。當《三國志演義》、《水滸傳》等通俗小說在中國流行之后，很快就傳播到日本、越南與朝鮮半島等周邊國家。今就韓國而言，崔溶澈、樸在淵的《韓國所見中國通俗小說書目》、閔寬東的《國內中國古代小說的版本出版翻譯狀況》、鄭炳昱主編的《樂善齋文庫藏書目錄》與不久前出版的全寅初主編的《韓國所藏中國漢籍總目》等，就從版本流布的角度有力證明了中國古代小說對韓國小說的形成與發(fā)展所起的歷史作用。這種情況，在日本、越南等國也十分相近。如日本現(xiàn)代著名學者增田涉在說到江戶時期大量引進中國的白話小說時說：“這些中國小說刺激京阪、江戶的讀本作家，開拓出了至此我國從未見到過的新的小說世界。”在越南，如中國的一部《金云翹傳》小說，被移植為喃傳后成為名著，不但在越南家喻戶曉，而且享譽世界文壇，被譯成多國文字。至于在西方，中國古代小說的影響當然相對較晚也較弱，但也不斷地產生過積極的作用。有名的如德國大詩人歌德讀了《好逑傳》、《花箋記》、《玉嬌梨》等清代小說之后，大受啟發(fā)，認為人類的感情是相同之點超過了異國之情，乃至提出“世界文學”的概念。

　　二、面對當今世界

　　時至當今21世紀，中國古代小說的生命力究竟如何？是將漸漸被人淡忘，還是仍然在世界文學發(fā)展的長河中魅力常在？

　　誠然，目前的世界，在經濟上越來越呈現(xiàn)出全球化趨向，在文化上也有不少人在探討全球化問題。然而，文化畢竟不同于經濟，不可能形成“全球統(tǒng)一市場”，不可能像規(guī)范全球經濟行為規(guī)則一樣來規(guī)范世界的文化。世界各國的文化是有著相通之點，但同時也有著不同之處。西方國家憑借經濟上的強勢，常常在文化上也是以“歐洲中心”自居。東方的一些文學家，也往往不分青紅皂白，認同西方霸權話語，把一些膚淺、庸俗、末流的東西奉若神明，熱衷于走“西化”道路。與此同時，現(xiàn)在的世界還有一種暗流，就是越來越重物質，重實利，這對整個高品位的文化生產也帶來了極為不利的影響。

　　總之，面對21世紀的世界，有兩股風，對作為東方文化之一的中國古代小說的傳播是不利的，這就是：一股是崇西化、遠東方的風；
另一股是重實利、輕人文的風。但是，不論是在東方還是西方，還是有一些有識之士，重視真正的文藝精品與學術研究，拒絕全球化就是西方化，主張東西方文化多元發(fā)展，相互交融，攜手并進。事實上，在文化上的真正全球化，就是這種相互交流、互補互利的全球化。在這種全球化的過程中，作為東方文化的源頭和代表，中國的文化無疑具有舉足輕重的份量。她不僅深深扎根在東方國家的土地上，而且越來越對西方具有吸引力。更何況，近年來，中國經濟的崛起也不能不引起人們的刮目相看，即使是出于實用的目的，也吸引了更多的人來學習漢語，關注中國的文化。21世紀的世界，正是以這樣的情勢，為中國古代小說走向更廣闊的天地敞開著大門，創(chuàng)造了條件。

　　三、通往世界的不同路徑

　　我們應該用開放的、現(xiàn)實的、大眾的眼光來看待中國古代小說的傳播與接受。這不僅是指面向世界，即使是面對中國的讀者，也是這樣。

　　當然，世界畢竟不是鐵板一塊，就文化背景來說，東方文化圈與西方文化圈確實不同；
從接受對象來看，學者作家與普通大眾也有差異；
即使在同一文化圈內同一層次的人，也有華裔與非華裔之別；
所以談中國古代小說的影響也不能籠而統(tǒng)之，而必須從不同角度著眼。

　　首先，從專業(yè)研究的層面看。作為中國古代的小說，面對流行通俗文化爆炸的時代，不要說外國讀者，就是中國目下的青少年，真正直接捧讀乃至迷戀古代小說的人越來越少，這是時代發(fā)展的必然趨勢，大可不必對此搖頭或哀嘆，也大可不必硬是將它納入“國學”的旗下人為地制造什么熱。但是，這不排斥在世界范圍內總是有一批專業(yè)的學者文人對中國古代的小說樂此不疲，甚至以畢生的精力在研究中國古代小說的園地里辛勤耕耘，取得了豐碩成果。這特別在韓國、日本表現(xiàn)得非常突出。至于在西方，不要說像美國的夏志清、王靖宇、澳大利亞的柳存仁、法國的陳慶浩等一些華裔的中國古代小說的研究專家，碩果累累，就是一些非華裔的一流漢學家中，如美國的韓南、浦安迪，俄國的李福清等，都是以研究中國古代小說著名于世的。他們的許多成果推動了中國古代小說的研究。當然，中國古代小說研究者在世界什么地方都是少數(shù)，但他們的研究成果不但給中國學者以啟發(fā)和推動，而且也是將中國古代小說向世界各國大眾傳播的重要橋梁。只有通過他們的注釋、解說和闡發(fā)，才能真正使中國古代小說“飛入尋常百姓家”，有可能通過不同的方式融入不同國家的不同社會。所以，在某種意義上說，他們是新世紀里使中國古代小說不斷地在世界各地生根開花的最重要的播種者和耕耘者。令人高興的是，現(xiàn)在世界各地不斷有年輕的學者來加入研究中國古代小說的隊伍。這使我深信，在新的世紀里，中國古代小說進一步走向世界的道路是寬廣的。

　　第二，從作家創(chuàng)作的層面上看。中國古代小說與其他國家、即使是東方國家，也是各具特點的。中國小說對世界文學產生影響，很重要的一點是通過其他國家作家的手，將中國古代小說的精華與特點，溶化到自己的創(chuàng)作之中。這在日本、越南及朝鮮半島等本來就使用漢字的國家的古代作家那里表現(xiàn)得十分明顯。這里特別要指出的是，這些國家中不但有用自己文字如假名、諺語、喃語所寫的小說，還有大量用漢字所寫的小說，現(xiàn)在一般稱之為漢文小說。這是世界小說接受中國小說影響而創(chuàng)作的最為直接而典型的例子。當然，隨著近代開始，一些漢字文化圈的國家或先或后地推行去漢字化，這些國家中的一些真正由“國人”所寫的文學作品卻因用漢字寫作而被排斥在“國文學”之外，當代年輕人恐怕也沒有再用漢字來創(chuàng)作小說的熱情和興趣了。但這不等于目前這些國家中的小說創(chuàng)作完全擺脫了中國小說的影響，像日本、韓國不斷地有中國古代名著改編本的出現(xiàn)，就是一個明證。當然，這些改編本，有的是保持了原作的筋骨，有的則改得面目全非，但我認為，即使是完全進行了再創(chuàng)造，也不能說徹底擺脫了與原著的干系。像日本于2005年底出全的北方謙三寫的《水滸傳》，曾得了世稱日本諾貝爾文學獎的日本司馬遼太郎獎。作者說，“《水滸傳》在我心中可能已經變質，我將塑造自己心目中的英雄�！钡拇_，在他的筆下，宋江一變?yōu)楦锩�理論家，魯智深帶著他的理論著作《替天行道》到處去宣講“革命道理”；
他還添加了一個秘密警察組織“青蓮寺”，用來專門對付宋江們的地下活動；
最使人匪夷所思的是竟將“天神”武松寫成從小就偷偷地單戀著嫂子潘金蓮，而潘金蓮則貞潔得可憐，為拒絕小叔子的強暴而毅然自盡……。評委會對這部小說的評價說：“對中國古典文學的研究分析，加以解體并且重建，保持了長篇小說應有的緊張感�！边@就清楚地說明，它盡管“重建”了一部現(xiàn)代“日本版中國歷史小說”，但它的靈感畢竟還是從研究中國古代的小說而來。除了這些直接改編中國小說的作品之外，有些盡管表現(xiàn)得比較模糊和隱晦，但因為他們畢竟無法擺脫自己的傳統(tǒng)，而這傳統(tǒng)本身就隱含著漢文學的影響，所以從思想精神到表現(xiàn)技巧都可以感受到一些中國古代小說的脈搏。不僅在東方，即使西方的一些現(xiàn)當代作家，我們同樣也可以看到中國古代小說對他們的影響。例如，以《大地三部曲》等獲諾貝爾文學獎的美國作家賽珍珠，就深受中國小說的影響。在諾貝爾獎授獎儀式上，她的致謝詞便高度評價了中國古代的小說，她說：中國的古典小說與“世界任何國家的小說一樣，有著不可抗拒的魅力”，“一個真正受過良好教育的人，應該知道《紅樓夢》、《三國演義》這樣的經典之作”。再如荷蘭漢學大師高羅佩，從一本中國小說《武則天四大奇案》中得到啟發(fā)，寫成一部以唐代著名宰相狄仁杰為主角的偵探小說《狄公案》，在歐洲風靡一時，深深征服了西方讀者。一時間，“JudgeDee”（狄公）成為歐洲家喻戶曉的傳奇人物，成了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國的福爾摩斯”！它被多次拍成了電影，影響了歐洲，也反過來影響了中國偵探小說的發(fā)展。前幾年中國也將《狄公案》拍成了電視連續(xù)劇，充分體現(xiàn)了東西方文化的交流。

　　最后，從大眾文化層面上看。中國古代小說對世界文學的影響，還要從大眾文化的接受中得到檢驗。假如，中國古代小說只是在專家學者的小圈子里得到認同，或者只是將某些因素不明不白地隱含在當今作家的創(chuàng)作之中的話，其影響必將會逐漸萎縮。相反，只有不斷喚起大眾的記憶和熱情，得到廣大讀者的認可和接受，才能保持長久的生命力。而群眾所關心的不是高深的學術問題或奧妙的創(chuàng)作經驗，更重要的是有可接受的趣味性與實用性，并且要符合本國、本民族民眾的口味。不要說中國古代小說對外國讀者來說是這樣，就是對本國廣大讀者來說，同樣是這樣。近來，像易中天的《三國》故事新編，乃至像劉心武講《紅樓夢》時將他的索隱故事化，或者像《水煮三國》、《孫悟空是個好員工》那樣，借中國古代小說的名目，講現(xiàn)代理念的管理思想，都是因為符合一般老百姓的口味而大為暢銷。當然，他們所用的往往是一些具有經典意義的小說。由于這類小說總是包含著諸如命運、真理、道德、情感等人類的永恒命題，因而在當代都具有非常強大的詮釋潛能。一些當代作家、藝術家也就看中了它們的“經典效應”，通過改造、“曲解”、引申、換一個角度說等“二度創(chuàng)作”去詮解當代生活，親近時人感情，就理所當然地得到了一批群眾的追捧。

　　所以，要讓中國古代小說在全世界廣為傳播，除了依靠翻譯、講解，讓普通百姓直接閱讀、欣賞和接受之外，用中國古代小說中的人物、故事、精神來詮說當今現(xiàn)實的一些問題以及擴大到形成各種文化產品，似乎也有它的必要。這在正統(tǒng)的中國古代小說研究者來看，往往會覺得有點近乎野狐禪。但我覺得，這對于傳播中國古代小說也不失為一條道路。特別是他們通過電影、電視、動漫等更為接近大眾的傳媒形式，就越有普及性，就越能使中國的古代小說扎根在世界各地的大眾之中。比如，就小說《西游記》而言，在中國，前幾年也有改編的電視連續(xù)劇，這基本上是忠于原作的依樣畫葫蘆。而在上世紀90年代的香港，則拍攝了一部《大話西游》，非常搞笑地重編了一個跨越時空的愛情故事，使一些年輕人為之傾倒。日本也對拍攝《西游記》有很大的熱情。在上世紀80年代拍過《西游記》不久，今年1月日本富士電視又開始放映的連續(xù)劇《西游記》仍然引起轟動。無獨有偶，韓國出了一部名為《幻想西游記》的動漫也很紅火。在這里，孫悟空是被一個新冒出的樂神杰特彈鋼琴彈得頭痛，無法還手，被圧在五指山下。另一個新造的公主美娜成為本劇的第一號靈魂，變得不聽話的悟空就是怕美娜的禁咒之笛。在這里，唐僧盡管成了武藝高強的法師，但也被女性化得分不清是和尚還是尼姑，孫悟空的筋斗變成超級滑板，丟下了金箍棒改用了雙截棍，豬八戒戴著墨鏡，在石油村外做大王，……一路想顛覆《西游記》的傳統(tǒng)，用西洋化、現(xiàn)代化來調適現(xiàn)代青年的口味，但無論如何還是像原《西游記》中的孫悟空跳不出如來佛的手掌那樣，這部《幻想西游記》的主要人物還是離不開唐僧師徒四人，孫悟空的性格還是與原作相近，豬八戒還是那樣好色貪財，……說到底，它還是從《西游記》而來。當人們在興致勃勃地游玩《幻想西游記》迷宮之時，也就是原本《西游記》再顯魅力之日。(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當然，這些大眾文化產品，與正宗的文學作品是有相當距離的。但我們應該承認它們與文學作品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

　　四、讓中國古代小說更好地走向世界

　　中國古代小說在新的時代中仍然有著極強的生命力。只不過，這種生命力在新時代經受著嚴峻考驗。

　　我們作為專業(yè)的中國古代小說研究者，有責任為全世界有更多的人來了解、欣賞中國古代小說而多出點力。為此，我覺得當前除了本身加強研究之外，有三項工作特別要注意。

　　第一項工作是加強各方面的合作與交流。這包括中國的專業(yè)研究者與國外的同行之間的合作與交流，以及各國專業(yè)的中國古代小說研究者與各國的“國文學”研究者、“漢文學”研究者，乃至同各種文化工作者之間的合作與聯(lián)系。由于歷史原因，有關資料往往分散在世界各地。相互交流，可以互通有無。同時，由于國別差異，各國研究者的知識結構、文化心理、研究方法往往也多有不同，相互交流，可以優(yōu)勢互補。目前這方面的形勢很好，比之20多年前已不可同日而語。

　　第二項工作是加強中國古代小說與小說理論的譯介。中國古代小說要走向世界，最主要的無疑是要使世界上不同語言、不同文化的普通大眾能閱讀，這個道理是最容易理解的。這個工作就需要各國的文學、語言工作者合力來做。過去已做過不少工作，有的就做得比較好，如1939年倫敦出版的克萊門特·伊杰頓翻譯的《金瓶梅》（英譯本名《金蓮記》），因為得到了老舍的指導，就翻譯得比較好。但總體上這方面的工作還很不夠。在重視小說翻譯的同時，還要加強譯介中國化、東方化的小說理論批評著作。中國古代的小說理論批評是有著與西方不同的體系與批評機制。我們在傳播中國古代小說的同時，也有必要讓西方人領會與認同東方式的小說理論思維，才能更好地促進他們接受中國古代的小說，認識中國的古代文化、審美觀念和民族風尚。

　　第三項工作是加強中國古代小說信息化、數(shù)字化工程的建設。就文學研究而言，在全球化格局下，運用電腦、電子網(wǎng)絡和數(shù)碼技術逐漸成為一種重要手段。包括小說在內的古代文學作品以及文化典籍的電子文本的出現(xiàn)和廣泛運用、各種電子書庫、期刊檢索網(wǎng)站和專門的文學研究網(wǎng)站的紛紛建立并不斷更新完善等等，都為我們的文學研究尤其是小說研究帶來了重大變化。據(jù)有的學者統(tǒng)計，目前至少有七百余種中國古典小說實現(xiàn)了數(shù)字化存儲。但是目前的小說電子文本，大多只有一般性的閱讀功能，不僅缺少相關的附加功能，更缺乏綜合性、系統(tǒng)性的小說研究資料。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美國、臺灣、大陸的學者都嘗試對《紅樓夢》做一些數(shù)字化工作，但其工作的細致性與應用性都有一些問題。近年來，對于《三國演義》數(shù)字化工作比較引人注目。圍繞著《三國演義》數(shù)字化的問題，中、韓、日三國學者已開過了多次學術研討會。中國的周文業(yè)先生與日本的上田望先生等，都做出了一定的實績。我期待著在這方面有更大的收獲。同時，期待著其他小說的數(shù)字化也能乘勢跟上。我相信，在新世紀，中國古代小說名著的數(shù)字化工程遲早會完成，以促進中國古代小說的研究與傳播。21世紀無疑是一個更加全球化的時代，也是一個更加信息化與數(shù)字化的時代。我們必須緊跟全球資訊時代小說研究的新趨勢，促進中國古代小說更好地走向全世界。

　　最后要說明的是，中國古代小說在不斷走向世界，同樣，世界各國的文學也在不斷地走進中國。文學的交流是雙向的。只有在這種雙向、平等、互補的全球化潮流中，世界文學才能繁榮，各國的文化事業(yè)才能興旺。讓我們攜起手來，共同去迎接世界文學燦爛的明天。

　　黃霖，1942年生于上海嘉定。1967年復旦大學中文系研究生畢業(yè)�，F(xiàn)任教育部重點研究基地復旦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心主任、復旦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研究所所長、教授、博士生導師。同時兼任上海市古典文學學會會長、中國古代文學理論學會副會長、中國明代文學學會（籌）副會長、中國近代文學學會副會長、中國《金瓶梅》研究會（籌）會長等。主要論著有《中國歷代小說論著選》（合作）、《古小說論概觀》、《金瓶梅考論》、《近代文學批評史》、《中國小說研究史》、《中國古代文學理論體系》（主編）、《20世紀中國文學研究史》（主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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