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資委“初定”的國資轉讓和減持比例方案有缺陷。在壟斷和競爭型領域的上市公司中，已經出現“國有企業(yè)績效優(yōu)于民營企業(yè)”的關鍵時候，方案提出沒有體現社會主義價值觀的轉讓和減持標準，主張空前大量減持國資不妥，后續(xù)的“乘數效應”更需警惕。當今的國際環(huán)境中盛行叢林規(guī)則，私有化不能救中國，更非強國富民之道。

　　建議：第一，修正國資委關于國資轉讓和減持比例底線的“初定”方案，制定競爭性領域的上市公司中國資可以絕對控股的規(guī)定，提高關鍵領域上市公司國資控股的底線。第二，研究制定使國企改革決策受到人大制衡和監(jiān)督的方案。加快制定《國資法》。第三，研究制定在省、自治區(qū)和直轄市實行一地一個，或者，數地聯(lián)合組織一個淡馬錫式控股公司的方案。第四，擴大政治參與。

　　一、方案主張空前的大量減持國資不妥，會誘發(fā)國資從眾多領域的大中型企業(yè)大規(guī)模退出的“乘數效應”。方案使用的國資進退標準混亂，忽略了社會主義的價值觀和實現社會平等的經濟基礎。

　　2005年11月，一份刊物披露了國務院國資委“初定”的關于國資轉讓和減持比例底線方案的主要內容：

　　國家國資委初定股權分置第二批試點國企減持比例底線：第一類，國家絕對控股的企業(yè)，國家控股比例底線設在51%；
第二類，屬于控股股東主業(yè)范圍，控股股東的最低持股比例不低于35%；
第三類，大量競爭性行業(yè)和領域的上市公司，按照25%左右的股權比例決定資金進退。(1)

　　另外，最近國家國資委又提出，股權分置改革后，國資持股比例下限將按8個行業(yè)5類劃分。主要內容是：

　　8大行業(yè)包括：農業(yè)、制造業(yè)、高新技術業(yè)、資源、金融保險、零售、運輸、文化傳媒業(yè)。8大行業(yè)必須保持國資的最低比例，由以下5大分類決定。

　　5大類分別為，第一類，國家安全行業(yè)，國資持股約60%；
第二類，資源及高新技術行業(yè)，國資持股約51%；
第三類，農業(yè)及制造業(yè)，國資持股約35%；
第四類，大量競爭性上市公司，國資持股約25%；
第五類，零售行業(yè)，國資持股約10%。(2)

　　如何評價這個“初定”將行的方案？

　　第一個評價是，方案主張空前的大量減持國資不妥，后續(xù)效應更需警惕。實施這個方案的后果，是“股權分置改革后”，大量國資（約三分之二的凈資產和市值）將從上市公司退出，并且會對更多的非上市公司產生示范效應，從而可能誘發(fā)促進國資從競爭性領域和其它領域的大中型企業(yè)大規(guī)模退出和流失的“乘數效應”。在這方面，東北三省國企改制從2005年中的“大躍進”到2006年2月的“急剎車”，就是一個反、正經驗具全的例證。(3)

　　從這個方案的政策目標看，是大量關鍵和非關鍵領域國有上市公司（包括央企）的國有股權被稀釋：

　　在第一、二類領域中，國資持股比例下限甚至可以低于德國電信公司私有化后，政府保持了70%股權的標準。

　　在第三、四、五類領域中，大量競爭性國有上市公司的股權結構要大變臉，成為國有資本相對控股或者僅僅是參股的公司。相應的，私人、外資和非國有投資機構將擁有更大量的生產性資本，他們控股農業(yè)、制造業(yè)、零售行業(yè)和其它大量競爭性上市公司的大門由此大開。

　　國有上市公司都這么做了，地方上的其他國有及控股的大中型企業(yè)完全可以照貓畫虎。因為，其中有太多的利益在誘惑相關的強勢集團。這方面原拉美、蘇東的轉軌經驗可謂是殷鑒不遠。

　　中國證監(jiān)會的統(tǒng)計顯示，截至2005年11月底，滬深兩市上市公司1381家，總市值31095.16億元（人民幣，下同），流通市值10135.70億元。(4)其中，根據有關機構和專家的計算，2005年6月，有近900家國有上市公司，形成了3474億股國有股，其凈資產和市價總值分別約為10000億元和17000億元。(5)如果按照方案中“股權分置改革后”國資減持標準的底線運作，其中三、四、五類中的“大量競爭性上市公司”將成為私人、外資和非國有投資機構可以控股的公司。如果按照這五類領域國資持股比例底線的平均數36.2%計算，原市價總值將減少63.8%，出讓額為10846億元，保留額為6154億元。以此標準計算，國有上市公司的凈資產也將減少63.8%，出讓額為6380億元，保留額為3620億元。(6)

　　另外，有專家指出，如果“全部國有上市公司的股改對價按目前試點企業(yè)的方案‘10股送3股’計算，1042.2億股國有股、價值近3000億元的國有凈資產和市值5000多億元的國有股票將進入流通股股東腰包；
而且這一數字還未考慮股權分置改革后國有股的進一步增殖空間。所以，按目前對價水平，股改將使少數人無償獲得5000多億元的國有股票，這完全是一種分吃國有資產的大餐行為”。(7)

　　上海市的最新經驗還表明，需要政府高度警惕股改后國資對上市公司的控股程度下滑，在一個全流通的市場里很容易失去公司控制權的問題。(8)

　　問題來了：憑什么標準和價值觀這么搞？

　　第二個評價是，方案提倡的國資進退標準既混亂，又大失偏頗。主要問題有三，一是具體標準混亂，起不到規(guī)范作用；
二是透出了國資在關鍵領域明顯減少，從競爭領域基本退出的政策主張，二是忽略了社會主義的價值觀和實現社會平等的經濟基礎。

　　首先，方案在確定上市公司的國資轉讓和減持比例底線時，在分類上使用的標準混亂。有產業(yè)標準，如“制造業(yè)”、“農業(yè)”、“零售業(yè)”；
有政治標準，如“國家安全”；
有技術標準，如“高新技術”；
有市場結構劃分標準和企業(yè)標準混用，如“大量競爭性公司”。

　　方案在涉及第一、二類國資絕對控股企業(yè)時，使用了“安全”、“資源”和“高新技術”等標準。這些標準的內涵已經有些交叉、重合，邊界不清。

　　方案在涉及在第三、四、五類領域中的國有上市公司時，概念和用語出現了明顯的混亂，因為，這三類領域中，“農業(yè)”、“零售業(yè)”和“大量競爭性上市公司”，都是用“競爭性行業(yè)”一詞可以概括的。特別是，我國的39個工業(yè)行業(yè)中（包括 “制造業(yè)”），95％的行業(yè)都是競爭性行業(yè)。唯一處于高位壟斷是石油和天然氣開采業(yè)，唯一處于中位壟斷的是石油加工及煉焦業(yè)�？梢�，我國的產業(yè)集中度低下，競爭關系普遍存在，如果國資大量“退出競爭性上市公司”以及農業(yè)、零售業(yè)，并波及其它非上市的國有及控股的大中型企業(yè)，最終可能導致基本賣光工、商、農領域中的國資，最好的結果也是國有控股公司最小化、最少化。

　　另外兩個相關問題是，1、在國資可以不控股的競爭性領域中，有不少關系國家安全，關系國家控制力、影響力的重要行業(yè)和企業(yè)。比如，礦產資源、電子、運輸、電力蒸汽熱水生產供應業(yè)、煤氣的生產和供應業(yè)、自來水的生產和供應業(yè)，等等。(9)那么，這些競爭性領域中的重要企業(yè)，國家到底是控股還是放棄控股呢？

　　2、就是在第一、二類的“安全”、“資源及高新技術”領域，其中的不少企業(yè)也屬于競爭性領域。如電子、運輸業(yè)中的一些大企業(yè)。這些企業(yè)憑什么就不能享受““大量競爭性上市公司”的待遇呢？而身處第三類的農業(yè)企業(yè)，說不準什么時候就事關“安全”了。而就是現在，要論證農業(yè)事關國家“安全”，也是輕而易舉的事情。

　　以上的種種亂相，反映了有關方面在敲定國資進退方案時，指導思想混亂，而方案的理論背景總讓人嗅出一股新自由主義的味道。

　　其次，方案主張國資從競爭性領域基本退出。方案中使用的劃分標準亂，但是，其不亂之處是：規(guī)定了三、四、五類的競爭性領域上市公司在進行國資轉讓和減持時，國資可以按照65%——90%的比例退出。這體現的是國資從競爭性領域基本退出的政策思路，離開新自由主義“全部退出”的主張并不太遠，說兩者是“五十步笑百步”的關系，似乎不算太過。(10)

　　另外，我們還注意到，方案中的這些標準有些偏離于國資委關于央企資本在四大領域集中的標準說法。那里，李榮融主任曾表示，國資要在競爭領域中“具有競爭優(yōu)勢的行業(yè)和未來可能形成主導產業(yè)的領域”集中，在“具有較強國際競爭力的大公司大企業(yè)集團”集中。(11)說法相互矛盾，兩個聲音，聽誰的？

　　再次，普適性的橡皮筋標準不能體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性質。方案在制定上市公司的國資轉讓和減持比例底線時，一方面以 “競爭性領域”為由，主張國資從這類領域大規(guī)模退出；
另一方面，以“安全”、“資源”和“高新技術”（還可以加入“公益性”）等普適性的橡皮筋標準為由，主張這些領域中的上市公司繼續(xù)由國資控股。

　　但是，國際經驗告訴我們，“安全”、“資源”、“高新技術”和“公益性”類的理由或控股標準，是具有普適性的橡皮筋標準，并不顯示一個社會、一個國家的性質和基本價值觀。例如，德國政府控制電信、郵政、鐵路和大部分銀行，奧地利政府控制鋼鐵業(yè)，英國政府控制石油、煤礦和宇航，美國政府控制航天、核心軍工和投資于大規(guī)模長期性的戰(zhàn)略性技術開發(fā)，芬蘭政府在競爭性領域控制著一批高效的國有企業(yè)，日本政府控制國鐵、電信、煙草公司，普京宣布1063家戰(zhàn)略性企業(yè)不私有化后，又宣布要在石油天然氣行業(yè)搞一些“國進民退”。類似的例子不勝枚舉。

　　比較各國政府保留國企的行為，第一眼看到的是“安全”、“資源”、“公益性”和“高新技術”類的控制標準具有普適性，包括中國在內，大家都可以隨便用，它們并不體現不同社會在性質上的實質性區(qū)別。

(12)

　　第二看到的是這類標準是橡皮筋標準，圈入的行業(yè)、企業(yè)可多可少。左翼上臺 ，圈入的行業(yè)、企業(yè)就多；
右翼上臺，放出去的行業(yè)、企業(yè)就多。(13)

　　最后，方案沒有充分考慮實現和發(fā)展社會公平的社會主義要求。社會主義制度的特點，是要通過形成相當數量的國有資產來大幅度弱化直至消除前社會制度中的兩極分化，從低水平到高水平逐步實現社會平等和人的自由發(fā)展。社會財富的構成以公有制為主體，既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保證在比其他經濟體更為平等的條件下，實現全社會福利最大化的基礎，也是完善國家治理，“國家從效率、公平和競爭利益方面對市場實體進行調控”的必要條件。(14)因此，國資委在制訂國資轉讓和減持比例底線時，既要使用“安全”、“資源”、“公益性”和“高新技術”類型的普適性控制標準，更要注意保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以體現資產分配的公平性，并以此為基礎實現收入分配的公平性目標。

　　在改革中，平均主義需要糾正。但分配公平、制度和效率之間的聯(lián)系具有不可分性的觀點要堅持。(15)

　　反過來看，今天西方學者通過對私有化運動的實證分析也一再發(fā)現，在私有制下，初始不平等即“資產不平等對消費增長具有非常有害的影響”（Ravallion 1998）。(16)同樣，“收入的初始不平等對未來的增長速度具有十分消極的、統(tǒng)計上十分重要的影響”（Clarke 1996）。(17)有的學者甚至發(fā)現，“最初極不平等的財富分配造成的影響能夠永遠持續(xù)下去，并且長久地限制增長”（Banerjee和Newman 1993）。(18)不平等還會帶來各種社會危機。在私有化中，所謂的具有安撫性的“機會平等”也沒有擋住全球的貧富分化愈演愈烈，(19)大量財富被用于戰(zhàn)爭和少數人的揮霍浪費。(20)以至于聯(lián)合國開始出頭在初次分配領域號召跨國公司實行“企業(yè)社會責任”，在二次分配領域組織富國在財政上幫助窮國，硬是要干預各國經濟，并忙于維護和平。

所以，從正、反兩方面看，方案在制訂上市公司國資轉讓和減持比例底線時，(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特別需要使用能夠保證和發(fā)展“社會公平”的社會主義價值標準。保證和發(fā)展社會公平，這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需要國資“有所為”的要害領域，也是“國有經濟更好地發(fā)揮控制力、影響力和帶動力” (21)的要害領域，更是在制訂國資轉讓和減持比例底線時要堅持的社會主義底線。

　　另外，從操作的角度看，在一般所說的 “重要”、“關鍵”標準之外，再根據保證和發(fā)展社會公平的標準來制定國資轉讓、減持的方案，其轉讓、減持的底線也會比較容易掌握和應用。例如，根據這種標準，可以認定，即使在競爭性領域，能夠搞好和發(fā)展下去的國有企業(yè)，國資絕對控股也是正當的政策選擇。同樣地，按照這種涉及公平的標準來制定調整國有經濟布局的方案，也會比較容易劃定范圍，并且保證不出現偏差。例如，根據這種標準，在競爭性領域保留和發(fā)展有競爭力的國有及控股企業(yè)，也是正當的政策選擇。由此，可以避免目前一些部門在研究國有經濟“底線”問題時發(fā)生的種種困惑。(22)

　　但是，如果在國資轉讓和減持的實踐中，依據方案將在國有控股條件下已經初顯生機的大量競爭性上市公司和其他企業(yè)變成國資微弱參股的企業(yè)，實際上會導致國有資本從競爭性領域基本退出，使生產性資本在少數私人手中集中、控制的過程和資產、收入分配失衡的過程愈演愈烈，擴大資產和收入的初始不平等，形成社會公平的大退步，給社會穩(wěn)定和經濟增長帶來“十分消極的、統(tǒng)計上十分重要的影響”。

　　二、國企改革已經顯示了良好的前景。境內上市公司中，在壟斷型和競爭型領域中“國有企業(yè)績效優(yōu)于民營企業(yè)”。國企改革不要步英國私有化的后塵，“靚女先嫁”。

　　在我國的市場結構中，中、高位壟斷行業(yè)總是極少數，絕大多數行業(yè)可以視為競爭性領域（包括低位壟斷競爭行業(yè)和競爭性行業(yè)）。在我國的競爭性領域集中了相當一批國有經營性資產和大中型骨干企業(yè)。目前，其中的效率和非效率并存，競爭力和非競爭力并存，廉潔和腐敗并存。這些矛盾現象透出的信息是：

　　第一，“公有制企業(yè)無效率”（或“競爭性領域公有制企業(yè)無效率”）是偽命題，不是公理。

　　第二，在一定的制度條件和市場結構下，公有制企業(yè)在壟斷和競爭性領域都可以有效率，企業(yè)家可以保持廉潔。

　　第三，存在公有制搞砸了，倒逼私有化，社會變質的可能性，是謂城門失火，殃及池魚。

　　改革就是為了全面建立有效率的公有制經濟，進一步實現社會主義關于人的自由發(fā)展的目標。調整所有制結構、對外開放、國資有進有退，混合經濟、法人治理結構（應包括工會作用）、激勵管理層、形成市場競爭等，包括應該進行的政治體制改革和改進吏治，清除腐敗等，都是手段。近30年來，國有企業(yè)改革的道路是曲折的，付出的代價很大，在罵聲、被掠奪和各種各樣的失敗中成長，總體情況是逐步向好，而非日薄西山，氣息奄奄。

　　2005年年初，國資委主任李榮融說，我國國有企業(yè)大幅減少，五年內減少了40%，但利潤增加了222%，資產總額增加了32.2%，凈資產增加了63.3%。(23)

　　2005年5月，李又說，上海、廣東、重慶等一些省市經過多年的改革調整，已經發(fā)展形成了一批具有很強競爭優(yōu)勢的國有大型企業(yè)。(24)

　　國有上市公司的績效也是總體向好。2005年末，國資委副主任邵寧說，從實際效果看，國有企業(yè)改革選擇境外上市，對改變企業(yè)的經營機制，會非常有好處。國企境外上市的效果明顯。(25)

　　國企境內上市的效果也明顯。2006年1月，北大發(fā)布的一份報告顯示，在壟斷型和競爭型領域中“國有企業(yè)績效優(yōu)于民營企業(yè)”。有關報道如下：

　　北京大學光華海波龍企業(yè)績效管理研究中心和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聯(lián)合發(fā)布了在我國首次采用完整企業(yè)績效評估方法對中國上市公司企業(yè)績效進行的評估。這次評估的對象是2004年在滬市、深市上市的1344家非金融企業(yè)。評估顯示：

　　第一，我國企業(yè)績效較好的5大行業(yè)分別是采掘行業(yè)、交通運輸行業(yè)、水電行業(yè)、公共事業(yè)及社會服務行業(yè)、鋼鐵與水泥行業(yè)，這5大行業(yè)都具有較強的公共性和壟斷性（其實，我國的產業(yè)集中度普遍偏低，采掘行業(yè)、鋼鐵與水泥行業(yè)、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yè)、電力蒸汽熱水生產供應業(yè)、煤氣生產和供應業(yè)、自來水生產和供應業(yè)都屬于20％≤CR8<40％的低位壟斷競爭型行業(yè)。有的采掘小行業(yè)還屬于CR8<20％的非壟斷競爭型行業(yè)。理論上可以將這兩種類型的市場結構都視為競爭型。(26)政府壟斷公共事業(yè)的行政規(guī)定已經基本撤銷，不少地方已經宣布對社會資本全面放開公共事業(yè)領域。(27)當然，不排除在小行業(yè)中，一些國有上市公司具有較強的壟斷地位�！�—引者注）。

　　第二，評估在排除掉數據缺失或有明顯錯誤的公司后，最后對1175家企業(yè)進行了績效分析和排名。結果表明，海油工程、中集集團、上海機場、神火股份、云南白藥位居最佳績效企業(yè)前5位。在前10位里，國有企業(yè)占據了9席。

　　第三，評估顯示，國有企業(yè)績效優(yōu)于民營企業(yè)。在績效排名前50強企業(yè)中，國有企業(yè)為45家，占90%；
在績效前百強企業(yè)中，有86家為國有企業(yè)；
在前500強企業(yè)中，國有企業(yè)為379家，占75.8%�？梢钥闯�，壟斷對上市企業(yè)績效影響依然顯著（如果在規(guī)模經濟效益顯著，而僅僅是低位壟斷競爭型的行業(yè)，應該注意到“規(guī)模經濟效益”對于國有大企業(yè)績效影響顯著的問題，比如上面提到的鋼鐵業(yè)的國有企業(yè)。大企業(yè)不一定就是壟斷企業(yè)。下面第四條也回答了這個問題�！�—引者注）。

　　第四， 評估表明，不同規(guī)模企業(yè)的平均排名有著比較明顯的差異，規(guī)模較大的企業(yè)排名比較靠前。特大型企業(yè)平均排名是309名，大型企業(yè)平均排名為417名，中型和小型企業(yè)平均排名分別為567名和626名。這說明企業(yè)規(guī)模優(yōu)勢對績效的影響十分顯著。(28)

　　另外， 2005年，在多數工業(yè)行業(yè)利潤明顯下滑，國有、非國有企業(yè)虧損增加的情況下，全國國有企業(yè)實現利潤同比增長25.1%。(29)在一些典型的競爭性行業(yè)中，如機械和醫(yī)藥行業(yè)，國有企業(yè)的利潤也實現了穩(wěn)步增長。(30)

　　目前，國企進一步改革的各項措施正在實施或醞釀、試驗和探索中。國資委的自信有所提高。民眾的參與度也在漸漸提高。不能排除國有企業(yè)改革形勢逆轉的可能性。但是，只要政府能夠不斷完善國企改革的指導思想和具體方案，希望還是大的。

　　芬蘭擁有500多萬人口，相當于我國一個中等的省會城市。該國在OECD國家規(guī)制-自由市場指數方面高居第三位。目前，在競爭性領域仍然存在一批國有企業(yè)。2004年11月，一位芬蘭學者對 “歐洲私有化20多年了，為什么芬蘭還保留國企”的回答是，它們“是高效和有創(chuàng)新的”。這些“國有企業(yè)并不是那么糟糕，其存在并不是有害的”。(31)那么，方案為什么要急急忙忙地把一批中國“績效較好”、“具有很強競爭優(yōu)勢的國有大型企業(yè)”的資產大量賣掉呢，是不是中國的“國有企業(yè)并不是那么糟糕，……是有害的”？或者，是學習20世紀80年代的英國經驗，搞好了就賣，“靚女先嫁”？

　　三、如果私有化來了，只會加速惡化中國的收入分配狀況，導致分裂和動蕩。已經有人對此翹首以待，望眼欲穿。決策者在國資的進退之間要運用大智慧，保持住控制力和社會公平所需要的底線，保持住能夠重新贏得戰(zhàn)略主動權的底線，保持住能夠逐步積蓄戰(zhàn)略進軍力量的底線。戰(zhàn)略進軍的時間取決于什么時候能夠真正的全面解決公有制企業(yè)的效率問題。

　　當然，可以假定，在規(guī)范操作的前提下，國有企業(yè)全部私有化以后，效率也進一步提高了。

　　但是，私有化增加的“效率”主要是為少數人服務的，帶來的貧富兩極分化也會日益嚴重。在一定情況下，這種兩極分化會導致私人產權的非生產性、非效率性，并要求生產性財富的再分配。歷史上發(fā)生過的革命不說，近十多年中拉美一些國家出現的“農村土地運動”和“占領工廠”現象就是案例。這類現象還引起了一些西方著名經濟學家對于新古典經濟學產權理論的批判。

　　以現在的私人經濟經濟為例。2004年在二、三次產業(yè)的企業(yè)實收資本中，個人投入資本已經達到5.1萬億。(32)《全國人大常委會執(zhí)法檢查組關于檢查〈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實施情況的報告》顯示，在新增就業(yè)和農民工的主要吸收部門——私人經濟部門中，貫徹實施《勞動法》存在許多問題，侵害勞動者合法權益的現象比較普遍，有的問題還相當嚴重。在個體私營經濟從業(yè)的約1.44億人員中， 80%以上的人連勞動合同都沒有；
最低工資保障制度沒有得到全面執(zhí)行；
超時加班現象比較普遍；
安全生產形勢嚴峻；
基本社會保險普遍缺乏。另有文獻反映，私營大企業(yè)的工資水平和勞動保護甚至低于小企業(yè)；
一些農民工較為集中的地方（如廣東、福建）十多年沒有漲工資，實際工資下降；
業(yè)主暴力對付工人討工資的事件時有發(fā)生；
全國各地的“血汗工廠”并不少見。(33)以此相應的是，私營企業(yè)的利潤高速增長，比如，在工業(yè)企業(yè)利潤普遍下降的2005年，工業(yè)類私營企業(yè)的利潤增長還達到了47.3%，(34)業(yè)主的財富進一步大增，——這是不是在勞資之間形成了貧富兩極分化？如果國有上市公司、非上市公司和事業(yè)單位的改革，將更多的人推進這種性質的企業(yè)工作，比如，將現在6710萬國有單位的職工劃過去一半，這3355萬人的待遇是會下降、持平，還是提高，他們會普遍擁護這種“進步”到私有制的“身份置換”嗎？并且，再加進去2億農民工。同時，企業(yè)實收資本中個人投資增加到10萬億，加上境外投資的4萬億，這些私人資本在全部企業(yè)實收資本中的占比達到80%。由此，僅僅從相對貧困的角度看，勞資貧富兩極分化和社會的收入分配狀況是將改善，還是會進一步惡化？中國收入分配狀況的改善還有希望嗎？一些經濟學人早就看穿了這一點，他們預言，根據國際經驗和國內情況，完善目前缺胳膊少腿的市場體制，如改進醫(yī)療、教育、住房等方面的狀況，是可以在有限范圍內改善收入分配不公，但是，綜合國際經驗，特別是考慮到中國十分缺乏公民社會機制對強勢利益集團的制衡，長期地看，私有化和市場化將使中國的收入分配狀況（包括相對貧困）繼續(xù)下行。

　　世界銀行認為，2002年中國的基尼系數已經快速上升到0.45。(35)這已經超越了所有發(fā)達的資本經濟體。后有一些研究機構認為，大陸地區(qū)的基尼系數已經上升到了0.53-0.54左右。(36)當年正是在這種收入差距下，拉美國家開始了“不可持續(xù)增長”的局面并延續(xù)至今。世界銀行的報告和其他權威文獻反映，轉軌的發(fā)展中國家的基尼系數提升最快、數值最高，(37)腐敗最厲害，廉潔和有效率的政府是“稀缺資源”，大眾抗爭不斷，政治動蕩接二連三。這就是私有化的后果之一。比較之下，目前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國有經濟為主導，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fā)展的中國還是“最好的”。

　　另外，2005年四季度，中央“十一五規(guī)劃建議”和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強調，要堅持農村土地基本經營制度和嚴格控制建設占地，確保農業(yè)發(fā)展和農村穩(wěn)定。這意味著一些研究機構提出的“土地私有化”建議落空了。為什么要堅持土地的公有制？就是因為中國幾千年的歷史證明，土地私有化在可能提高某些私人單位的生產率時，其兼并機制的破壞性后果會形成非常嚴重的兩極分化，引發(fā)大規(guī)模的社會沖突和政權更迭。新自由主義的理論實際上早就提示我們，改革要小心“路徑依賴”！2003-2004年瘋狂的“圈地運動”告訴人們，現在某些利益集團強烈的圈地沖動現象，與中國幾千年歷史中不斷發(fā)生土地兼并、集中的循環(huán)往復現象是一脈相承的。

　　在今后相當長的時期中，政府實行中國特色的城市化路線圖，堅持現行的農村土地制度和維護農民工合法權益相結合的政策，同時嚴格控制建設占地，對于在城市化過程中實現城市和農村的雙穩(wěn)定，至關重要。對于多數農民工而言，如果這邊是失地、失業(yè)，那邊是“血汗工廠”，——這將招來災難性的“城市化陷阱”。

　　全球私有化已近30年。2005年的文獻反映，美、英、日的貧富差距在拉大。聯(lián)合國和世界銀行都說，全球化中，全球的貧富差距拉大了。(38)貧富差距拉大的趨勢還在發(fā)展。新自由主義主導的全球化、私有化和市場化在哪兒解決了貧富差距問題？現在，連在前蘇聯(lián)搞“休克療法”的薩克斯，都反思了自己當年的主張。類似的人還有別的。國內所謂的“偽市場化”觀點根本無法解釋這種遍及全球貧富國家的兩極分化現象，反而是在掩飾私有化和市場經濟下的兩極分化問題。

　　2006年1月，英國新經濟基金會發(fā)表的一份報告顯示，全球的“經濟增長無助于窮人脫貧”。(39)英國的國企通過資本市場實現私有化，這一直被專家稱為規(guī)范和公平的典型，英國社會也能夠提供較多的“機會平等”，保障窮人的生存底線，上學、看病還不至于逼死人。但是，在英國與私有化伴隨的現象仍然是社會的貧富差距一直在加大。兩位外國學者指出，英國和中國、東歐一樣，“不平等變化得還非常迅速”。(40)私有化后的英國， “親民”的工黨回天乏力，第三條道路找不著北，至今也沒有找到平衡效率和公平關系的金鑰匙。(41)這也應了國外一項對49個國家的專題數據研究的發(fā)現，即關于不平等狀況的改變，幾乎沒有幾個國家因時間推移而顯示出統(tǒng)計上值得注意的趨勢。許多國家的不平等趨勢在相當長的時間中令人吃驚地頑強存在。其中，10個國家的不平等趨勢在加強。有7個國家顯示出不平等的趨勢在減弱，但是，它們要60年才能達到所有發(fā)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42)所以，卡拉·霍夫和約瑟夫·E·斯蒂格利茨在一份報告中寫道，“如果許多人根本沒有資產或者資產很少，那么工資率將會很低。因為低工資，最初財富很少的人就會給下一代留下很少的遺產。這樣，最初極不平等的財富分配可能從一個時期到下一個時期自我復制”。(43)中國的窮人對此是有切膚之感受的。老話說得難聽，“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兒打地洞”。社會學家在進行實證分析之后說，在傳統(tǒng)資本主義國家和中國，試圖通過 “垂直流動”來改變社會不公平，已經是希望渺茫了。

　　“造成在社會流動的模式中繼承性模型占據主導地位，是因為兩種機制在其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即：社會集團或社會群體的再生產機制和統(tǒng)治權力機制，由于這兩種機制的作用，代際間的繼承性模式能夠在具有不同結構、不同制度和不同文化、處于不同社會運行狀況的社會中普遍存在并延續(xù)。”(44)

　　再者，中國徹底私有化了，能不能保持多民族國家的統(tǒng)一，能不能強國和進入全球的“富人俱樂部”，答案也是否定的。因為，僅從外部條件看，現存的世界利益格局和秩序的主導者們就不允許。私有化后的中國，沒有條件成為歐美式的經濟體，好一點是廉價加工廠，差一些是前蘇聯(lián)化+拉美化，甚至還不如。因為，按照“國際大家庭”給中國安排的“改革開放”和分裂路線圖，在完成科斯 “產權加共產黨”的改革和分裂后，中國將是一個缺乏石油等重要資源的弱國，農業(yè)也將受到嚴重的進口沖擊。美國和歐盟對付前蘇聯(lián)，在把私有化和肢解多民族國家的“雙贏”進行到底以后，十多年來，仍然對遍體鱗傷的俄羅斯不依不饒，北約東擴，中亞建“反恐基地”，直至大把撒錢，明目張膽的在俄羅斯內部和周邊國家推行“顏色革命”。憑什么幻想他們會優(yōu)待私有化以后的中國呢？眼皮下的貿易摩擦愈演愈烈，捍衛(wèi)的是富國利益，打的就是中國私有經濟主導的勞動密集型行業(yè)！歷史上的一戰(zhàn)、二戰(zhàn)，交戰(zhàn)國多是各資本經濟體。今天，私有化的一大貢獻，就是可以為聯(lián)合國增加更多的成員國。王小強在《史無前例的挑戰(zhàn)》一書中曾指出，再增加諸如臺灣國、雪山獅子國、新疆斯坦、大理國等。為此，美國、日本已有官員、學者創(chuàng)立了“中國分裂學”，著書立說，臺獨分子還制定了路線圖，可謂是翹首以待，望眼欲穿。(45)

　　所以，為了中國絕大多數人的利益，同時也為了照顧少數特殊階層的根本利益，國企產權的多元化改革，應該是完善法人治理結構、提升效率，盡可能的保持國有資本的主導作用，而不是一步接一步的擠壓其生存和發(fā)展空間。這不是否定國有經濟“有進有退”的戰(zhàn)略調整，而是說要求決策者有大智慧，在缺乏條件顧不過來時，要退出一些非重要乃至比較重要的領域，但是，要保持住控制力和社會公平所需要的底線，保持住能夠重新贏得戰(zhàn)略主動權的底線，保持住能夠逐步積蓄戰(zhàn)略進軍力量的底線。同時，對目前已經有勝算的領域，憑什么要放棄。

　　“進”不是為了“退”。但“進”錯了免不了要“退”�！巴恕币膊皇勤呌�0的運動�！巴恕笔菫榱恕斑M”。戰(zhàn)略進軍的時間取決于什么時候能夠真正的全面解決公有制企業(yè)的效率問題。目前為止的初步經驗告訴我們，這種戰(zhàn)略行動的邊界，還是要保持競爭性的、開放的市場結構和多元化的所有制結構。

　　四、政策性建議

　　第一，修正國資委關于國資轉讓和減持比例底線的“初定”規(guī)定，制定在三、四、五類領域的國有上市公司中，國資可以絕對控股的規(guī)定，適當提高一、二類領域的上市公司中國資控股的底線。取消原方案中三、四、五類領域的上市公司國資不能絕對控股的規(guī)定，確定國資必須保持絕對控股。個別情況特殊的可以保持相對控股。要完善國資布局、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國資轉讓和減持比例底線的標準。要在標準體系中引入和強化能夠保證和發(fā)展“社會公平”的標準。要組織力量將“社會公平”的標準具體化和量化，使其具有可操作性。關鍵是要在完善企業(yè)法人治理結構的前提下，提高上市公司中國資的比重。單純追求國資高比例退出是錯誤的。

　　第二，研究、制定使國有經濟改革決策受到人大制衡和監(jiān)督的方案。加快制定《國資法》。人大應該成立國有資產委員會。要完善國企改革決策的政治程序和法律程序。目前，一個被人們呼吁多年而未解決的問題是，在依法管理國有資產（包括“公共產品”）的規(guī)范中，應該加緊設計使政府行為受到人大制衡和監(jiān)督的機制。實行由政府向人大負責的國有資產管理經營報告制度，并列入人大的法定議程，接受人大的審議、質詢和彈劾。(46)國資委關于國資轉讓和減持比例的方案應該提交全國人大審議。(47)

　　波蘭的私有化過程中就有過這種制度設計，在議會成立了專門處理私有化問題的委員會。但由于當局獨斷專行、腐敗盛行和經濟學家們的“私有化偏好”，合理的制度沒有落實，在國有資產大量流失的局面下實現了主要由外國資本支配的私有化和增長格局，(48)始作俑者的瓦文薩也淪落為一個卑微的小人物。這是轉軌國家中比較常見的一種歷史性教訓。

　　在比較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中，如日本，20世紀80年代進行的國企私有化和2005年開始的郵政私有化，都得經過國會審議。

　　所以，國資委制訂上市公司的國資轉讓和減持比例底線的方案，以及其他重大事宜，理論上和邏輯上都應該接受人大的審議和質詢。中國國企改革的重大方案，不能總在工會實際上管不了，人大又不嚴加審議和監(jiān)督的情況下進行。國企改革的決策機制要與國際接軌。為此，人大應該加快制定《國資法》。

　　第三，研究、制定在省、直轄市和自治區(qū)實行一地一個，或者，數地聯(lián)合組織一個淡馬錫式控股公司的方案。以這個方案促進地方政府按照正確的改革方向、方式搞好國有企業(yè)，并以此考核地方大員，端正黨風、政風。遏制一些地方亂賣國企的現象，遏制一些地方以擴大 “民營企業(yè)”比重和盡量搞死國有企業(yè)為榮的錯誤傾向。新加坡比之于中國的任何一個省、直轄市和自治區(qū)，都是一個小小的地方，少少的人口。如果中國一個地方的大員和班子，在搞好國企上連新加坡的班子都不如，其黨組織和政府的執(zhí)政能力可就確實有問題了。當然，這種做法并不是要求各地在所有制結構調整中搞“一刀切”，浙江就是浙江，不是上海、遼寧，更不是“全國的明天”。但是，作為一個地方的共產黨組織和人民政府，本來就應該有責任和能力搞好一個當地的淡馬錫式控股公司，這應該是不需要討論的問題。

　　第四，研究、制定擴大政治參與的方案。轉軌的發(fā)展中國家完善政治民主，對提高國家治理水平、科學確定改革方案、掃除腐敗、取得社會共識、動員民眾、增強社會的抗風險能力、避免政治上的失敗非常重要。現在，中國在改革的十字路口上爭議的種種實際和理論問題，從全球范圍看并沒有多少是新鮮事兒。其中不少大問題，西方的學者們早已經分析過，并形成了一些有啟發(fā)價值的觀點。其中，在探討這些國家的“現行政策改革為什么會偏離理想”時，有學者發(fā)現其原因之一是，“在很多國家，權衡政策的依據是精英們的偏好，而不是偏重于窮人利益的成本-效益原則。這種現象也許令人感到遺憾，但并不奇怪。如果一項政策不是根據適用于所有分配權數的成本-效益原則而選擇的，那么由此而進行的政策改革也可能會出現偏差。這些是真正的政治上的失敗”。怎么辦？一個回答已經有了，即改革決策，特別是進行“私有化”一類的決策要問一問，“更可能對窮人有利嗎”？要“根據適用于所有分配權數的成本-效益原則而選擇”政策，避免因忽視窮人的利益而“失敗”。第二個回答比較抽象：“市民社會是重要的”（Besley 2000）。(49)通俗的說，就是改革決策不要由精英（或精英中的一部分）壟斷，要經過利益相關者的廣泛討論，社會要有保證利益相關者能夠進行政治參與的制度。(50)再說好聽一些，就是要建設公民社會的機制。

　　注釋：

　　1 〈C .宏觀政策取向〉，中國經濟改革研究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樊綱主編《中國宏觀經濟分析》2005年11期。

　　2 同上。其中，“資源”原文為“農業(yè)”。聯(lián)系全文，“農業(yè)”疑為“資源”的誤寫，故予更正。

　　3 夏小林：〈所有制調整不能偏執(zhí)　振興東北要依靠合力〉，2005年9月16日《中華工商時報》。2006年2月27日《經濟觀察報》新聞報道：〈改制‘大躍進’急剎車，東北重估國企價值〉。

　　4 《中國股市穩(wěn)定健康發(fā)展 歷史遺留問題逐步解決》，2006年1月29日新華網。

　　5 謝茂拾：〈股改莫成分吃國有資產大餐〉，2005年11月25日《中國經濟時報》。作者的計算方式是，“2005年6月30日，上市公司的平均凈資產是2.84元／股，平均市場價格為4.95元／股。如果國有上市公司平均凈資產和平均市場價格也按此計算，其凈資產和市價總值分別約為10000億元和17000億元”。

　　6 我們希望國資委能夠向人大和社會公布按照其方案的“底線”進行國資減持前、后，國有股的市價總值和凈資產變化的準確數據，以及國有絕對控股公司和相對控股公司的數量變化及變化趨勢。

　　7 謝茂拾：〈股改莫成分吃國有資產大餐〉，2005年11月25日《中國經濟時報》。不同意見參見2006年2月6日中國經濟網：〈王國剛稱股改是穩(wěn)定股市生命線，回擊國資流失說〉，并見銀監(jiān)會負責人的有關評論。

　　8 〈嚴防國企控制權旁落 上海國資動議新規(guī)〉，2006年2月27日《經濟觀察報》。

　　9 夏小林：〈公有經濟和非公有經濟三題——所有制結構、公立醫(yī)院改制和勞工權益〉，中國稅務雜志社綜合研究組《香港傳真》2004-33；
國務院發(fā)展研究中心《管理世界》2005年1期。

10 2005年中，遼寧省提出“地方國有大型企業(yè)全面放開股權限制”，并且不顧市場交易的規(guī)則，要求在一年時間內完成“限期改制”。(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11 2006年1月13日人民網報道李榮融講話：《國有資本將向四大領域集中?收縮央企分布范圍》。主要內容是：按照有進有退、有所為有所不為的原則，推動國有資本向四大領域集中：1）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yè)和關鍵領域。2）具有競爭優(yōu)勢的行業(yè)和未來可能形成主導產業(yè)的領域。3)具有較強國際競爭力的大公司大企業(yè)集團。4)國有企業(yè)主業(yè)。12 參見王天義著：《國有企業(yè)制度模式比較》，中國經濟出版社1994年；
吳敬璉等著《國有經濟的戰(zhàn)略性改組》第三章第二節(jié)，中國發(fā)展出版社1998年。

　　13 夏小林：〈非國有經濟市場準入的國際比較〉，中國改革發(fā)展報告專家組《制度的障礙與供給——非國有經濟的發(fā)展問題研究》，上海遠東出版社2001年，第233-239頁。

　　14 賽義德·尤素福和約瑟夫·E·斯蒂格利茨：〈發(fā)展問題：已解決的問題和未解決的問題〉，杰拉爾德·邁耶和約瑟夫·E·斯蒂格利茨主編：《發(fā)展經濟學前沿——未來展望》，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4年5月，第177頁。

　　15 參見卡拉·霍夫和約瑟夫·E·斯蒂格利茨：〈現代經濟理論與發(fā)展〉，杰拉爾德·邁耶和約瑟夫·E·斯蒂格利茨主編：《發(fā)展經濟學前沿——未來展望》，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4年5月，第280-282頁。

　　16 杰拉爾德?邁耶和約瑟夫?E?斯蒂格利茨主編﹕《發(fā)展經濟學前沿 — 未來展望》，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4年5月，第139頁。

　　17 杰拉爾德?邁耶和約瑟夫?E?斯蒂格利茨主編﹕《發(fā)展經濟學前沿 — 未來展望》，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4年5月，第139頁。

　　18 杰拉爾德·邁耶和約瑟夫·E·斯蒂格利茨主編﹕《發(fā)展經濟學前沿 — 未來展望》，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4年5月，第281頁。

　　19 私有制下的“機會平等”只是具有減少和減輕貧困的作用，不能治本。

　　20 1999年4月9日《金融時報》報道，以1995年美元計算，從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到第一次海灣戰(zhàn)爭的11次比較有名的戰(zhàn)爭中，戰(zhàn)爭造成的損失為8320億美元。

　　21 〈李榮融：經濟戰(zhàn)略性調整不等于退出競爭性領域〉，2005年5月20日國家信息中心預測部《政策動向與數據解讀》。

　　22 在現行的標準范圍內，已經有其他部委的官員說，現在制定哪些國企該保留、哪些國企該退出的方案時，感到非常困難，“沒有辦法弄”，“弄不出來”。

　　23 〈中國將培養(yǎng)和發(fā)展30-50家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大公司〉，2005年1月28日國家信息中心預測部《政策動向與數據解讀》。

　　24 〈李榮融：經濟戰(zhàn)略性調整不等于退出競爭性領域〉，2005年5月20日國家信息中心預測部《政策動向與數據解讀》。

　　25 〈國企境外上市效果明顯〉，2005年12月19日《經濟日報》。

　　26 夏小林：〈公有經濟和非公有經濟三題——所有制結構、公立醫(yī)院改制和勞工權益〉，中國稅務雜志社綜合研究組《香港傳真》2004-33;〈非國有經濟：總量結構、增長與布局合理化〉，國務院發(fā)展研究中心《管理世界》2000年4期。

　　27 目前，這種政府行為已經引發(fā)不同意見的爭論。而在外國的經濟學家中，這也是一個在評價新自由主義時有爭議的話題。

　　28 《企業(yè)績效評估顯示我國公共壟斷性行業(yè)績效更佳》，新華網北京2006年1月10日電。這次評估采用分項指標主成分分析法，對企業(yè)總資產回報率、修正市凈率、風險度β值、主營業(yè)務增長率、流動比率等指標進行分析計算，有效解決了指標權重主觀性可能給排名帶來的偏差。

　　29 〈去年國有企業(yè)利潤突破9000億元〉，2006年2月06日《經濟日報》。

　　30 《前三季機械、醫(yī)藥業(yè)國有重點企業(yè)利潤穩(wěn)步增長》，新華社北京11月3日電。

　　31 2004年11月7日，芬蘭經濟研究院米卡.馬里藍在“中小企業(yè)政策戰(zhàn)略國際比較及中歐中小企業(yè)合作”國際論壇的發(fā)言。

　　32 國家統(tǒng)計局：〈第一次全國經濟普查主要數據公報（第一號）〉，2005年12月7日《人民日報》。

　　33 《全國人大常委會執(zhí)法檢查組關于檢查〈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實施情況的報告》顯示，在新增就業(yè)和農民工的主要吸收部門——個體私營經濟中，貫徹實施《勞動法》存在許多問題，特別是在建筑、輕工、服裝、餐飲服務等勞動密集型行業(yè)，中小型非公有制企業(yè)和個體經濟組織，侵害勞動者合法權益的現象比較普遍，有的問題還相當嚴重。五大問題是：

　　一、勞動合同簽訂率低、期限短、內容不規(guī)范。中小型非公有制企業(yè)勞動合同簽訂率不到20％，個體經濟組織的簽訂率更低。

　　二、最低工資保障制度沒有得到全面執(zhí)行。建筑企業(yè)和勞動密集型加工制造、餐飲服務企業(yè)拖欠職工工資問題還很突出。

　　三、超時加班現象比較普遍 。一些生產季節(jié)性強、突擊任務多的企業(yè)，勞動者每日工作長達十幾個小時。勞動者很少有正常休息日。工傷事故經常發(fā)生，職業(yè)病危害嚴重，不少女職工在孕、產、哺乳期被企業(yè)解雇或者不發(fā)工資。

　　四、社會保險覆蓋面窄、統(tǒng)籌層次低。大量非公有制企業(yè)和個體經濟組織的勞動者沒有參保。

　　五、勞動保障監(jiān)察力度不足。許多地方沒有建立有效的防范機制，對已查處的案件懲處力度不夠。

　　并參見夏小林〈國有經濟、振興東北及企業(yè)社會責任〉，中國稅務雜志綜合研究組《香港傳真》2005-37，財政部《經濟研究參考》2005年72K-6。2005年9月30日人民網理論頻道夏小林：〈社會責任、最低工資和經濟學革命〉。UNDP委托中國發(fā)展基金會協(xié)調撰寫：《中國人類發(fā)展報告》，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2005年10月，第39頁。

　　34 數據來源：國家統(tǒng)計局《2005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fā)展統(tǒng)計公報》。

　　35 UNDP委托中國發(fā)展基金會協(xié)調撰寫：《中國人類發(fā)展報告》，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2005年10月，第12頁。

　　36 中國（海南）改革發(fā)展研究院總508期《簡報》第8-9頁。

　　37 王小強：《“文明沖突”的背后——解讀伊斯蘭原教旨主義》，香港大風出版社2004年11月，第83-85頁。

　　38 〈聯(lián)合國報告：全球20％人口掌握80％財富〉，2005年8月28日《新華每日電訊》�！床还�正的全球規(guī)則加劇貧富分化〉，2005年10月1日《21世紀經濟報導》。

　　39 〈經濟增長無助于窮人〉，2006年1月25日新華社《參考消息》。

　　40 Ravi ·Kanbur和Lyn ·Squire: 〈關于貧困思想的演變：對相互作用的探討〉，杰拉爾德·邁耶和約瑟夫·E·斯蒂格利茨主編：《發(fā)展經濟學前沿——未來展望》，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4年5月，第138頁。

　　41 曉曉：〈第三條道路去哪里？〉，中國稅務雜志綜合研究組《香港傳真》2001-9。更具有挑戰(zhàn)性的問題是，如果再出現嚴重的財政拮據和社會保障支付的問題，英國政府為了籌資，已經沒有多少國資可以賣了。

　　42 資料來源：杰拉爾德·邁耶和約瑟夫·E·斯蒂格利茨主編：《發(fā)展經濟學前沿——未來展望》，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4年5月，第138頁。

　　43卡拉·霍夫和約瑟夫·E·斯蒂格利茨：〈現代經濟理論與發(fā)展〉，杰拉爾德·邁耶和約瑟夫·E·斯蒂格利茨主編：《發(fā)展經濟學前沿——未來展望》，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4年5月，第281頁。

　　44 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系主任李路路教授：〈再生產與統(tǒng)治——社會流動機制的再思考〉，《社會學研究》2006年2期。

　　45 王小強：《史無前例的挑戰(zhàn)》，香港大風出版社2006年1月，中國稅務雜志綜合研究組《香港傳真》2005-64、65。國家發(fā)改委研究所國資研究中心：〈經濟理論和經濟體制改革座談會紀要〉，中國稅務雜志綜合研究組《香港傳真》2005-59。

　　46 陳慶修：〈依法管理國有資產〉，《經濟日報》2004年11月9日。

　　47 并參見謝茂拾：〈國有資產處置權問題亟需正本清源〉，人民網2006年1月19日經濟頻道。

　　48 卡齊米耶日·Z·波茲南斯基：《全球化的負面影響—東歐國家的民族資本被剝奪》，經濟管理出版社2004年5月。

　　49 杰拉爾德·邁耶和約瑟夫·E·斯蒂格利茨主編﹕《發(fā)展經濟學前沿 —未來展望》，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4年5月，第276頁。

　　50 杰拉爾德·邁耶和約瑟夫·E·斯蒂格利茨主編：《發(fā)展經濟學前沿——未來展望》，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4年5月，第275-276頁。

　　出處：《經濟觀察報》

　　夏小林 國家發(fā)改委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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