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本文從湖湘文化的角度探討了對湖南區(qū)域性政治傳統(tǒng)的看法。從湖南的地理位置，湖湘文化的顯著特點以及湖湘文化的傳承三個方面分析了湖南區(qū)域政治傳統(tǒng)的形成，各個時期湘籍政治家群體的規(guī)模、特點等，最后通過對湖湘人物毛澤東的個案分析進一步說明湖湘文化對湖南區(qū)域政治傳統(tǒng)的影響。

　　[關鍵詞]：湖湘文化 經(jīng)世致用 區(qū)域政治傳統(tǒng) 政治家群體

　　社會學認為，任何人的政治行為和政治性格都是在一定的社會文化背景下形成的。湖南作為中國的內陸省份，在古代史上，開發(fā)較晚，“碌碌無所輕重天下”，不能不令人產(chǎn)生“湖南人物，罕見史傳”的浩嘆。但是近代以來“人文薈萃，人才輩出”“最大限度地發(fā)揮著湖湘文化的社會功能，影響甚至左右著中國近現(xiàn)代的政治，思想及其它領域的變化。”[1]湖南一躍而成“功業(yè)之盛，舉世無出其右”的省份，湖湘文化的代代傳播與影響功不可沒。在這里，我們就來探討一下在湖湘文化背景的薰陶下，湖南政治群體的發(fā)展變化，以及由此所形成的具有湖湘文化特點的湖南區(qū)域政治傳統(tǒng)。

　　一、湖南區(qū)域政治傳統(tǒng)：湖湘文化個性化的歷史沉淀

　　文化是包括人們的風俗習慣，行為規(guī)范以及各種意識形態(tài)在內的復合體，作為絢麗多彩的區(qū)域文化——湖湘文化獨樹一幟，不僅有文化的共性，更有自己的內涵與特點，對湖湘士人的成長甚至整個中國近現(xiàn)代化的進程都有著深遠影響。

　　湖湘文化有廣義和狹義之分。王興國先生在《湖湘文化縱橫談》一書中闡述說：“從文化的層次上加以劃分，所謂狹義的湖湘文化是指‘雅文化’，即經(jīng)過知識分子再加工的精英文化；
所謂‘廣義’的湖湘文化則包含湖湘的雅文化與俗文化，即廣泛存在于湖南各族人民中的具有特色的民風、民俗，社會心理，社會意識，科學文化等等的總和。”[2]我們這里所研究的是狹義的湖湘文化，田中陽先生給湖湘文化的范疇作了一定限定性表述：“我探究的課題中的‘湖湘文化’不是廣義的湖湘文化，既不包括先秦時期的楚文化，也不包括民情風俗層次的湖湘文化，它特指近世湖湘文化，即濫觴于南宋時期，由明清之際的大思想家王夫之集其大成，影響湖南乃至中國數(shù)百年歷史進程的區(qū)域性文化思想流派。”[3]作為獨立的湖湘文化及其實體湖湘學派起源于北宋，形成于南宋。主要創(chuàng)始人有胡安國、胡宏、張栻。胡安國與其子胡宏雖為福建崇安人，但久居湖南衡山一帶，著書立說，并創(chuàng)建了碧泉書院，聚徒講學，從而開創(chuàng)湖湘學派；
張栻主教岳麓書院，造詣極高，在湖南培養(yǎng)了一大批人才，形成了宋代理學中一個獨立的學派，人們便將其稱之湖湘學派。湖湘文化也經(jīng)幾代人的傳承和實踐不斷豐富、發(fā)展與創(chuàng)新，它已經(jīng)成為一種文化沃土，不斷孕育著新的生命；
它已成為一種文化精神，不斷陶冶湖湘學子的性格與情操；
它已成為一種文化氛圍，不斷激勵湖南學子譜寫擔戴天下的人生壯曲。

　　湖湘文化不同于巴蜀文化、嶺南文化、齊魯文化等，它是深深扎根于湖南這片人杰地靈的土地上，深深地印上了湖南的區(qū)域性特點。文化要受特定的地理環(huán)境限制，那么毫無疑問一種區(qū)域性文化的形成總和地理環(huán)境有著密切聯(lián)系。所以說，湖湘文化“生于斯，長于斯”必定要打上湖南地理環(huán)境的烙印。

　　錢基博這樣分析湖南地理位置、自然環(huán)境對湖湘文化的影響：“湖南之為省，北阻大江、南薄五嶺、西接黔蜀、群苗所萃，蓋四塞之圍。其他水少而山多，重山迭嶺，灘河峻激，而舟車不易淡交通。頑石赭土，地質剛堅，而民性多流于倔強，以故風氣錮塞，常不為中原人文所沾被。抑亦風氣自創(chuàng)，能別于中原人物以獨立，人杰地靈，大儒迭起，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宏識孤懷，涵今茹古，罔不有獨立自由之思想，有堅強不磨之志節(jié)。湛深古學而能自辟蹊徑，不為古學所囿。義以淑群，行必厲己，以開一代學風，蓋地理使之然也�！盵4]那么，湖南的地理位置對于湖湘文化形成的影響表現(xiàn)在哪里呢？我認為它是湖湘文化“熱于政治而冷于經(jīng)濟”特征的重要客觀原因。

　　湖南近代人才輩出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從集大成者王夫之到“開眼看世界第一人”魏源，從威振四海的湘軍統(tǒng)帥曾國藩到“晚清思想界一慧星”（梁啟超語）譚嗣同，從辛亥革命中“第一流政治家”宋教仁到領導人民得解放的毛澤東等等無數(shù)湖湘學子在史冊上大放溢彩。他們或是才思敏捷的思想家，或是運籌惟幄的軍事家，或是“激揚文字，指點江山”的政治家，卻未見經(jīng)濟實業(yè)方面的巨子。這與湖南處于內陸省份，三面環(huán)山、一面環(huán)水的地理位置有直接聯(lián)系。湖南東部是羅霄山脈，西部是武陵山脈與雪峰山脈，南面是南嶺山脈，只有北面是煙波浩渺的八百里洞庭，境內多為高山、丘陵地區(qū)，交通不發(fā)達，有“七分山水二分田”的說法，交通極為不便，加上一直以來未曾得到開發(fā)，經(jīng)濟發(fā)展十分緩慢，工商業(yè)基礎薄弱，沒有沿海城市廣闊的舞臺，經(jīng)濟實業(yè)巨子當然難以造就。所以從湖南的地理位置分析上看，湖南形成區(qū)域政治傳統(tǒng)遠比形成經(jīng)濟強省要容易得多。

　　我們不是地理環(huán)境決定論者，這只是湖南區(qū)域政治傳統(tǒng)形成的客觀原因。唯物主義辯證法告訴我們，事物變化發(fā)展是內因與外因兩者相作用的。而內因才是事物變化發(fā)展的根本原因，是根據(jù)所以我們要從湖湘文化的本質特征來看湖南區(qū)域政治傳統(tǒng)的形成。

　　羅�；菖c饒懷民各將湖湘文化概括為四個方面的特征。羅說：第一，文化中的政治意識極為強烈。各個層次上的代表人物，無論是進步的還是守舊的，大都是相應階段上的政治家；
第二，文化具有一種明顯的連續(xù)性，集中表現(xiàn)為珍視和總結前代鄉(xiāng)賢的思想文化遺產(chǎn)，更尤為重視哲學；
第三，學風盛熾，士人刻苦自勉；
第四，民風強悍。士人性格強韌，單厲敢死。[5]饒說：第一，士人有以天下為己任的使命感，責任感，大都具有愛國主義思想；
第二，民心剛正質直，士人講求和注重氣節(jié)；
第三，民性樸實勤勉，刻苦耐勞，勇于任事，具有一種實干精神，第四，民風強悍，士大夫都具有一種大膽開拓的創(chuàng)造氣魄和投身于政治洪流的獻身精神。[6]我們將兩者相比較不難發(fā)現(xiàn)，他們都提到了湖湘文化中的參政意識，正是這種積極投身于政治的意識，使湖南涌現(xiàn)出叱咤風云的大批政治家，促進了湖南區(qū)域政治傳統(tǒng)的形成。

　　湖湘學派創(chuàng)立時便已形成經(jīng)世致用的學風，這是湖湘文化中的重要特色，它是一種以天下為己任的人生態(tài)度，強調理論聯(lián)系實際，書本知識和實踐知識相結合，尤其注重解決現(xiàn)實中的實際問題。正是這種學術心理與積極面世的人生價值取向為湖南政治家群體的形成提供了豐富的精神養(yǎng)料。

　　從湖湘文化的創(chuàng)始人胡氏父子開始，經(jīng)世致用的學風便代代相傳，從未枯竭。南宋時期，胡安國將《春秋》作為經(jīng)世大典，認為孔子的《春秋》闡明的就是格物經(jīng)世之志；
其兒子胡宏強調經(jīng)世致用，以為“致知”須與“力行”相結合，致知的目的是為了力行；
張栻強調“知行并發(fā)”，“貴實用而恥空言”，“造就人才，以傳道而濟斯民”［7］⑧。他抨擊當時一些學者好空言而不求實踐的弊端。歷史車輪滾滾向前到了明清之際，出現(xiàn)了湖湘文化的集大成者、偉大思想家王夫之。當清兵南下之際，他力主抗清，并親自帶兵狙擊清兵于衡山，失敗后隱居湘西山區(qū)，伏居瑤洞，著書于四十年之久，將經(jīng)世致用學風推向新的高潮，其作品深刻地影響了湖湘士人。中國開眼看世界第一人魏源深受王夫之“超時更新”、“因時變法”等進步思想影響，寫出了《海國圖志》這樣跨時代的經(jīng)世之作。其編撰目的就是“為以夷攻夷而作，為以夷款夷而作，為師夷之長技以制夷而作”。[8]左宗棠認為，《海國圖志》乃是魏源“發(fā)憤而作也”。第一個將“師夷長技以制夷”口號付諸行動的便是曾國藩與左宗棠等人，他們大力提倡經(jīng)世之學，購買外國船炮、設軍械所、制造洋槍洋炮、開船局、改革弊政等，掀起了一場頗具聲勢的洋務運動。洋務運動失敗后，使中國有識之士逐漸意識到政治維新對民族前途的重要性，中國又掀起了學習西方的維新變法運動，湖南再一次走在了這場政治變革的最前列。毛澤東早年也指出，“中國維新，湖南最早。丁酉戊戌之秋，湖南人生氣勃發(fā)。新學術之研究，新教育之建設，譚嗣同、熊希齡輩領袖其間，全國無出湖南之右�！盵9]這場維新運動的領袖人物之一便是湖南瀏陽人譚嗣同。他深受王夫之學說影響，鉆研經(jīng)世之學，以期實現(xiàn)“為馳騁不羈之文，講霸王經(jīng)世之略”[10]的宏大志向。他認為只有維新運動才能解除民族危機，解救處于水深火熱之中的人民。他說：“中國不變法以期振作，使外洋人入而代為變之，則養(yǎng)生送死之利權一操之外人，可使四百兆黃種人民，胥為白種之奴役�！盵11]譚嗣同對封建的綱常名教進行了猛烈的抨擊，認為正是歷來的封建禮教束縛人的思想，使人不敢言，禁錮人的心靈，使人不敢思考，不敢有半點變革的新思潮萌發(fā)，這樣，害人的專制統(tǒng)治得以維持。經(jīng)世致用學風再次在譚嗣同這里得到了提煉與升華。

　　可是維新變法在封建勢力的殘酷鎮(zhèn)壓下僅僅持續(xù)百日左右便夭折了。譚嗣同也因投身于維新變法的救亡圖存運動而招致殺身之禍。戊戌政變發(fā)生后，不少人勸他至日本避難，他堅決拒絕，毅然表示要以自己的鮮血鋪通變法之路：“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12]譚嗣同這種為國家命運而不惜犧牲自己年輕生命的獻身精神永載史冊，為歷代湖湘學子所歌頌！

　　維新運動的失敗再次使憂國憂民的志士意識到改革不能改變中華民族的命運，必須發(fā)動革命推翻封建專制統(tǒng)治。受湖湘文化經(jīng)世致用學風熏陶成長起來的近代湖南人又一次獻身革命。黃興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1903年，黃興組織華興會，1905年在東京與孫中山攜手共建資產(chǎn)階級革命政黨中國同盟會。在領導萍瀏醴起義時，以都督龔春臺名義發(fā)布的起義檄文中明確宣布：“本督師為同謀幸福起見，毫無帝王思想存于期間，非中國歷朝來之草昧英雄以國家為一已之私產(chǎn)所比。本督師于將來之建設，不但驅逐韃虜，不使少數(shù)之異族專其利權，且以必破除數(shù)千年之專制政體，不使君主一人獨享特權于上，必建立共和民國，與四萬萬同胞享平等之利益，獲自由之幸福。而社會問題，尤研究新法，使地權與民平均，不致富者愈富，成不平等社會�！盵13]黃興在民主革命時期，從組建革命團體到策劃革命起義他都躬行實踐處處體現(xiàn)了他求實務實的思想特征。毛澤東說：“湖南有黃克強，中國乃有實行的革命家。”蔡鍔說他“以勇健開國，繼而寧靜持身，貫徹實行，是能創(chuàng)作一身者�！边@些均是對黃興革命實行家的生動寫照。

　　資產(chǎn)階級革命在中外反動勢力聯(lián)合絞殺下失敗，但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許多湖南志士深受震撼。然而，大家不得不再次思考中華民族的出路，再次探求中華民族的前途。在湖南這片人杰地靈的沃土上，受湖湘文化傳承的湖湘學子又開始了漫漫求索之路。偉大領袖毛澤東繼承和發(fā)揚了湖湘文化經(jīng)世致用、崇尚實踐的學風，積極投身于政治生活，經(jīng)歷過數(shù)次改造湖南的實踐，都未成功，他逐漸認識到：“改良主義的社會政策是補苴罅漏的政策，不成辦法。社會民主主義，借社會為改造工具，但事實上社會的方法，總是保護有產(chǎn)階級的。無政府主義否認權力。這種主義，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溫和方法的共產(chǎn)主義，如羅素所主張的極端的自由，放任賢本家，亦是永遠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產(chǎn)主義，即提倡勞農主義，用階級專政方法，是可以預計效果的。故最宜采用。”[14]毛澤東青年時代的讀書活動與早期革命活動都是在湖南進行的。博大精深的湖湘文化浸潤著湖湘學子的堅韌不拔、踐履篤實的個性特征。在“五四”期間毛澤東與蔡和森等人以“改造中國與世界為己任”領導反帝愛國運動，開展新文化運動，組織留學勤工儉學等，湖湘文化再次得以發(fā)展，并不斷輸入新思想，湖南思想界大放溢彩，湖南也成為中國共產(chǎn)主義思想傳播的重要基地。

縱觀上述所論湖湘文化中的經(jīng)世致用學風在各個不同代表人物上的豐富與發(fā)展，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他們的共同點。(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據(jù)查證，長沙黃興、桃源宋教仁、邵陽蔡鍔、新化陳天華、譚人鳳、湘鄉(xiāng)（今雙峰）禹之漠、長沙章士釗、湘潭楊度等等都先后到日本或留學或做工或避難。他們親眼所見日本經(jīng)“明治維新”后所發(fā)生的巨大變化，不斷地吸收新的思想養(yǎng)料，回國后將所見所聞大力宣揚，引起很大反響，這也促進了這批湘籍政治家中西方文化的融合，湖湘文化這片土壤也更加肥沃。

　　與此同時，湖南區(qū)域政治傳統(tǒng)也得到了進一步的發(fā)展，思想領域的變革更為深刻，從最初的維新派對滿清王朝還帶有一絲幻想到如今的轟轟烈烈地結束封建王朝的統(tǒng)治，湖湘學子再一次登上政治舞臺，書寫了動人的篇章。

　　湖南人才輩出的盛觀一直在延續(xù)，到了五四運動時期更是燦若群星，以毛澤東、蔡和森為代表的第四批湘籍政治家群體——共產(chǎn)主義者孕育而生。政治團體新民學會是他們重要活動陣地，學會有明確的宗旨，起初是“革新學術，砥礪品行，改造人心風俗”，后改為“改造中國與世界”，將學會逐步轉變?yōu)榉吹鄯捶饨ǖ母锩�組織。當時的新民學會匯集了湖南優(yōu)秀青年，在毛澤東和蔡和森等領導下開展了一系列改造社會的活動，如學習馬克思主義、參加改造湖南的實踐、赴法勤工儉學等，一大批優(yōu)秀青年完成了由激進民主主義者向馬克思主義者的轉變，成長為中國最早的一批共產(chǎn)主義者和無產(chǎn)階級的革命家。據(jù)統(tǒng)計，1921年中共成立時的57名黨員中，湘籍黨員有20余名，占總人數(shù)的35%以上；
新中國成立后，第一屆中央人民政府62名領導人中，湖南籍有10人，占16.1%；
1955年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次實行軍銜制時，在授予254名中將以上的高級將領中，湘籍的將領有75人，占人數(shù)的29%；
10大元帥中，湘籍的有彭德懷、賀龍、羅榮恒3人；
10員大將中，湘籍有陳庚、粟裕、譚政、黃克誠、肖勁光、許光達6人；
57名上將中，湘籍的有王震、鄧華、肖克、楊勇、楊得志等19人，占人數(shù)的三分之一；
中央軍委確定的33名軍事家中，湖南籍的有14人，占軍事家人數(shù)的42.4%；
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將官中，還有湘籍少將129名。[23]由此可見，該政治家群體對湖南、中國乃至世界都是影響最為深遠的。

　　宣傳和學習無產(chǎn)階級革命學說——馬克思主義成為這一群體的最顯著特點。他們通過赴法求學，向國內最早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先驅請教以及新民學會的內部學習討論等途徑來研究馬克思主義。從1919年3月到1920年底，湖南先后有十幾批共364人赴法，占當時全國留法勤工儉學人數(shù)的五分之一，如蔡和森、羅學瓚、徐特立、向警予等。赴法留學的蔡和森等人接受馬克思主義真理后，及時地通過書信與留在內地的毛澤東等介紹、交流思想，使更多的人思想受到啟發(fā)、鼓舞。整個群體都抱有極大熱情研究馬克思主義，追求革命真理，這在當時的中國是十分突出的。此外，這一群體特別注重實踐，多干實事、多參加實際斗爭。這也是受湖湘文化中經(jīng)世致用的深刻影響。他們經(jīng)常利用節(jié)假日去農村、工廠作社會調查，了解工農疾苦，使自己“踏著人生的社會實際說話”。毛澤東等發(fā)動長沙各校罷課領導湖南的五四運動，支持北京愛國學生。張敬堯督湖給湖南人民帶來了痛苦與災難，新民學會骨干聯(lián)合社會力量發(fā)動“驅張運動”。以及青年毛澤東試圖用新民主義改造湖南社會的湖南自治運動，它有相當雄厚的群眾基礎，盡管改良最終失敗，但對于此后湖南民主運動的迅速發(fā)展無疑起了鋪墊的作用。正如毛澤東在1920年12月1日給蔡和森的信中明確表示贊成“應用俄國式的方法”，“馬克思的方法”[24]改造湖南。這一群體開始學會運用初步掌握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分析解決問題，并指導實踐，毛澤東后來回憶時說：“記得我在1920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階級斗爭》、陳道望翻譯的《共產(chǎn)黨宣言》和一個英國人作的《社會主義史》，我才知道人類自有史以來就有階級斗爭，階級斗爭是社會發(fā)展的原動力，初步地得到認識問題的方法論�？墒沁@些書上，并沒有中國的湖南、湖北，也沒有中國的蔣介石和陳獨秀。我只取了它四個字：‘階級斗爭’，老老實實地來開始研究實際的階級斗爭。”[25]所以，注重實踐，堅持理論聯(lián)系實際一直是湖湘文化中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從小受湖湘文化熏陶的湘籍學子再次將它代代相傳，成為這一共產(chǎn)主義者群體的優(yōu)點。

　　那么，這一時期便是湖南區(qū)域政治傳統(tǒng)成熟的時期。隨著中國革命形勢的愈演愈烈，湖南再次成為革命舞臺上的主角，這段湖湘人才蔚起的盛況與前幾次相比有過而無之不及也。湘籍政治家、軍事家的成長成熟也使湖南區(qū)域政治傳統(tǒng)更趨向理性，先進的指導思想的傳播使湖南區(qū)域政治更加符合時代潮流，應時代脈膊激情跳躍！

　　三、青年毛澤東與近代湖湘文化：湖南區(qū)域政治傳統(tǒng)的個案分析

　　“大凡一個思想家，他思想體系的建立，總逃不出他自己的民族文化傳統(tǒng)，和他智慧成長期中的時代環(huán)境，這是他的根。其后枝葉茂盛，開花結果，都是從這個根里長出來的�！盵26]毛澤東是近代湖湘文化中的杰出代表，他25歲前未出過省，而且是在湖湘文化氛圍最濃郁、底蘊最豐厚的湘鄉(xiāng)、湘潭、長沙成長，必然受到湖湘文化的熏陶。湖湘文化對他的影響極為深刻，他的思想和活動也打上了湖湘文化深深的烙印。因此，我們以毛澤東為例來說明湖湘文化對湖南區(qū)域政治傳統(tǒng)的影響。

　　要真正吸收湖湘文化的精髓，離不開對湖湘文化代表人物的揣摩研習。青年毛澤東在楊昌濟等名師的導引下，對王船山、曾國藩、譚嗣同等學說做了仔細研究，從而使湖湘文化的精神實質融鑄在他博大的精神世界之中。

　　首先，我們來看毛澤東畢生景仰的清代思想家王船山對毛澤東的影響。王船山曾提出民族至上的“三義說”，即君主一姓之興亡是“一人之上義”，人民之生死是“一時之大義”，民族之興亡是“古今之通義”，三者關系是“以一人之義，視一時之大義，而一人之義私矣；
以一時之義，視古今之通義，而一時之義私矣；
公者重，私者輕矣。權衡之所自定也�！盵27]毛澤東對此極為推崇，其《講堂錄》中也多次記下王船山的話。王船山的愛國主義精神和民族氣節(jié)深深影響著毛澤東，使他產(chǎn)生了強烈的反帝反封建的愛國主義激情。在中國近現(xiàn)代所面臨的諸多矛盾中，毛澤東始終把中華民族與帝國主義的矛盾看作是最主要的矛盾。他領導中國人民同帝國主義侵略者進行了最為堅決的浴血奮戰(zhàn)，他一直都有頑強的信念，“我們中華民族有同自己的敵人血戰(zhàn)到底的氣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光復舊物的決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這種信念極大地鼓舞了中國人民的士氣，增強了民族自尊心與自信心。中華民族獨立和解放戰(zhàn)爭的勝利，毛澤東當之無愧為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民族英雄。

　　其次，我們來看湘軍領袖曾國藩對毛澤東的影響，這集中體現(xiàn)在軍事上。蔡鍔1911年曾編過一本《曾胡治兵語錄》，毛澤東認真閱讀并將其運用于他后來的軍事生涯，在該本書第八章“仁愛”中有曾國藩一段訓戒之言：“愛民為治兵第一要義。須日日三令五申，視為生命根本之事�！痹鴩�藩所作長達五百余字的《愛民歌》，表現(xiàn)了他對軍民關系的重視。例如，其中“三軍個個仔細聽：行軍先要愛百姓”�！澳�拆民房搬磚頭，莫踹禾苗壞田產(chǎn)。莫打民間鴨和雞，莫借民間鍋和碗。莫派民夫來挖壕。莫到民家去打館。筑墻莫攔街前路，砍柴莫砍墳上樹。挑水莫挑有魚塘，凡事都要讓一步。”“軍士與民如一家，千記不可欺負他。日日熟唱愛民歌，天和地和人又和�！泵珴蓶|為紅軍同樣制定了《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我們可以明顯看到兩者的關聯(lián)，毛澤東對軍民關系極端重視的思想與曾國藩的軍事思想都有一定淵源。毛澤東在《講堂錄》中也記錄了許多對曾國藩的學習心得，如“滌生日記，言士要轉移世風，當重兩義：曰厚曰實。厚者勿忌人；
實則不說大話，不好虛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談過高之理”。［28］所以毛澤東會說：“愚于近人，獨服曾文正”。

　　最后，我們看到的是譚嗣同對青年毛澤東的影響。譚嗣同的《仁學》流傳廣泛，他在里面抨擊封建君主專制統(tǒng)治，反對清王朝對毛澤東有很大觸動，一直以來毛澤東都反對封建主義，同封建腐朽勢力抗爭。譚嗣同在《仁學》中強調“沖決網(wǎng)羅”的思想：“網(wǎng)羅重重，與虛空無極，人初須沖決利祿之羅網(wǎng)，次須沖決倫常之羅網(wǎng)，次須沖決天之羅網(wǎng)，終須沖決佛教之羅網(wǎng)”。這給毛澤東巨大的震撼和深刻的啟迪，他將“沖決網(wǎng)羅”的思想與發(fā)展馬克思主義學說、建立社會主義國家偉大事業(yè)相結合，真正實現(xiàn)了“沖決網(wǎng)羅”。因此，毛澤東對譚嗣同異常敬仰，說“前之譚嗣同，今之陳獨秀，其人者，魄力頗雄大，誠非今日俗學所可比擬”。［29］

　　其實，從湖湘文化代表人物出發(fā)來探討湖湘文化對青年毛澤東的影響，也就是一種文化精神在湖湘士子身上的繼承與發(fā)展。毛澤東在很多方面都吸收了湖湘文化中愛國主義精神、民主革命意識、救國救民的偉大抱負、理論聯(lián)系實際的學風，并且毛澤東將其融合演繹得更為充分與精彩，強烈的政治參與意識在其身上表現(xiàn)得淋漓盡致。如毛澤東積極參加反對袁世凱稱帝的斗爭，把知名人士湯化龍、康有為、梁啟超反對袁世凱稱帝的文章編印成冊，題為《湯康梁三先生之時局痛言》，在校內外廣為散發(fā)，產(chǎn)生很大影響。1918年4月毛澤東組織“新民學會”，成為其政治活動的重要基地，對中國共產(chǎn)黨建黨活動起了推波助瀾作用。此外，毛澤東積極利用新聞媒體來宣傳革命思潮，把先進的馬克思主義學說和自己的偉大政治抱負有機結合通過文章表現(xiàn)出來。以政治作為人生第一要義的湖湘文化培養(yǎng)了毛澤東作為政治家、軍事家的基本素質，使其成為湖湘文化中最為杰出的代表人物。

　　但是，湖湘文化中“熱于政治而冷于經(jīng)濟”的局限性也在毛澤東的言行中有體現(xiàn)，如新中國成立后，中國進入了社會主義建設時間，國內的主要矛盾發(fā)生了改變，由過去的中華民族與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變化為人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與落后的社會生產(chǎn)之間的矛盾，政治斗爭、階級斗爭不再是中央的首要與中心任務了，可是毛澤東卻以“階級斗爭為綱”，將生產(chǎn)力發(fā)展、科技教育的發(fā)展放在了次要位置，以至最后釀成十年“文革”的悲劇。

　　湖湘文化這片沃土塑造了青年毛澤東的政治修養(yǎng)、愛國情懷、經(jīng)世致用的處世原則。湖南是毛澤東思想最初的發(fā)源地，盡管毛澤東后來深入研究馬克思主義學說，成為一名共產(chǎn)主義者，但湖湘文化精神、文化性格在他身上一直都閃耀著光輝。

　　在今天看來，以湖湘文化為豐富養(yǎng)料所孕育出的湖南區(qū)域政治傳統(tǒng)仍有其現(xiàn)實意義。它是湖湘人在生存、享有、創(chuàng)新、發(fā)展的長期歷史演進過程中，逐漸積累，積淀并沿襲傳承下來的物質財富與精神財富，其中大力提倡的憂國憂民的愛國情操、民族主義意識、舍我其誰的自信心、卓厲敢死的犧牲精神、注重實踐的實干作風對于我們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具有重要價值。而新時期的種種實踐、種種思想不會給湖湘文化以更豐富多彩的內容，以湖湘文化為底蘊的湖南區(qū)域政治傳統(tǒng)也會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推進中超越與創(chuàng)新，煉就出引領風騷的精英！

　　參考文獻：

　　[1][5]《岳麓書院1010周年紀念文集》第1輯；

　　[2]《湖湘文化縱橫談》，湖南大學出版社 1996年版，第4頁；

　　[3][16]田中陽：《湖湘文化精神與二十一世紀湖南文學》，岳麓書社 2000年版，第9頁；

　　[4]錢基博：《近百年湖南學風》，岳麓書社 1985年版，第1頁；

　　[6]《麓山論史萃編》；

　　[7]參見《宋元學集•岳麓諸儒學集》，張栻：《潭州重修岳麓書院記》；

　　[8]魏源：《海國圖志》原序；

　　[9][28][29]《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514頁、第581頁、第639頁；

　　[10][11] 蔡尚思編：《譚嗣同全集》，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376頁、第299頁；

　　[12]參見《清代人物傳稿》下編卷1《譚嗣同》；

　　[13]《辛亥革命》（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14]《新民學會資料》第23頁；

　　[15]《楊昌濟文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351頁；

　　[17]《靜庵文集•論哲學家與美術家之天職》；

　　[18]梁啟超：《戊戌政變記》、《飲冰室全集》；

　　[19]正先：《黃公度》見《逸經(jīng)》第10期；

　　[20]《芷江時務學局公啟》，見《湘報》第105號；

　　[21]《譚嗣同全集》修訂本，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202頁；

　　[22]楊子玉：《湖南宜講求虛心考校之學》，見《湘報》八十一號；

　　[23]范忠程：《搖籃•故鄉(xiāng)•發(fā)源地——論湖南在中國現(xiàn)代史上的地位》，見《湖湘文化論集》（上冊），湖南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75頁；

　　[24]《新民學會資料》第147頁；

　　[25]《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第21-22頁；

　　[26]《胡適口述自傳》，唐德剛譯，華文出版社1989年北京版，第91頁；

　　[27]《讀通鑒論》卷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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