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改革影響到社會的利益格局，在牽涉到自身利益的時候，人們會權衡取舍，人們會爭取自己的權益，這本來是經濟學的基本原理，而那些以反對西方經濟學“理性人”假設來阻礙改革的人，也是存在利益問題之爭而已，因此本身就已經違背了自己的“正確”觀點了。

　　在中國這樣一個高舉道德的國度，“政治正確”在目前仍然是一件“道德”武器，隨時可以拖慢改革的腳步，甚至會使中國的改革跛步而行。而事實上多年來我們就仍未沖破“政治正確”的束縛，“萬言書”的出臺和“物權法”的擱置，均是那“無可非議”的“政治正確”，似乎令其站在“道德”的高度上。

　　無可否認的是，雖然經濟改革的成績斐然，地球上不分膚色的人們給予許多贊美，統(tǒng)計出的數(shù)字愈益光彩奪目。然而經濟增長卻出現(xiàn)更大更多的腐敗，農民、下崗工人和低收入群體仍然相對貧困，教育、醫(yī)療、社會保障和住房方面的支出與收入之間的對比形成更大的生活壓力，市場經濟改革出現(xiàn)的問題也就增加了某種“政治正確”的正確性。

　　一

　　本來，在以往全民所有的計劃體制下，國家公共權力一直主導資源配置，包括支配著大部分的生產資料和人們的消費資料，必然形成依附于這種權力的群體，甚至包括所有人均要依附于這種權力。但多年來在這種體制下，經濟與民生問題仍然體現(xiàn)不出“政治正確”的優(yōu)越性，因此要實施市場經濟改革。而當初實施的改革，也是由“政治的不正確”轉變?yōu)檎�確的。

　　其實，在所謂的“政治正確”下，我們所走的是不斷變換之路。簡單梭理一下吧！在二十世紀的近一百年時間，占世界總人口1／3的國家進行了建立計劃經濟體制的“試驗”，其結果最終是重新建立市場經濟體制并重新融入世界經濟之中。如我們建政之初是把分土地給農民私有，接著又再取消私有變集體所有，稍有一點資本主義尾巴就要割掉；
在城市是沒收官僚資本，清除外國資本，“贖買”民營資本，逐步將私有改造成“全民所有”，之后又轉換為另一個名稱——國家所有（政府權力代表所有權）。但這“政治正確”的道路根本體現(xiàn)不了其優(yōu)越性，并沒有帶來我們所期望的理想社會，經濟與民生與所謂腐朽垂死體制的國家差距越來越大。1978年農村的“半私有”的承包制出現(xiàn)，由原來的不正確變?yōu)檎�確，并不斷向城市推進，城市中的國家所有也從所謂的“放權讓利”到承包制，有了一定的私有成分。后來再到明晰產權，又進行將“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國家繼續(xù)“行政壟斷”來行使“所有權”，部分人行使著“經營權”或資本“購買”“經營權”，而“經營權”實際變成了“使用權”，原來的全民所有部分就變成權貴資本私所有。其它領域也在不斷鼓勵私有的發(fā)展，公有的比例越來越少。市場經濟理念已深入人心，不可逆轉。

　　目前，私有經濟已經占了很大比例，在2005年，非國有的稅收貢獻就超過了國有，包括國有企業(yè)、集體企業(yè)及聯(lián)營企業(yè)中的國有控資企業(yè)、股份公司中的國有控股公司、涉外企業(yè)中的國有控資企業(yè)完成稅收收入13235.90億元，占全部稅收收入的43.7%，不到一半，而整個“十五”私企稅收增長最快，年均增幅45.3%。

　　張五常先生的一篇文章中說，“一九八一年我白紙黑字地寫下，中國改革最困難的地方，會是那些容易維護壟斷權益的國企。不幸言中”。但筆者認為，最難的應該是確定怎樣才是“政治正確”，找到“政治正確”的焦點改革才能突破。

　　二

　　一直以來，實施改革的市場因素始終是政府為了經濟發(fā)展而引入的，市場框架是在強大的政府能力的基礎上構建起來的，權力的影子隨處可見，使制度既有市場的特征又有計劃的特征。既有市場的特征又有計劃的特征的不徹底的改革，必然導致依附于權力獲益的群體的最終分化，并且利益對立。也就是支配著大部分的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料的權力通過權力（和權力背景）尋租雙軌制下存在“差價租金”來獲取利益，并形成一定數(shù)量的“權貴階層”，并再繼續(xù)尋求權力來保護和強化自己的利益。具有難以名狀的是，現(xiàn)在“需要被改革的已經是多年前改革的推動者，現(xiàn)在是對深化改革的拒斥者”，他們說要維持現(xiàn)狀才是“正確”的。

　　而缺少權力及權力背景的則因財富資源被權力控制不斷被瓜分，原有相對平等的現(xiàn)狀被打破并且差別不斷擴大，其利益受損而變成了弱勢群體，盡管今天他們的實際生活水平已超過計劃經濟時代，但同當時相對公平的無差別幸福感甚至相對于其他群體（如農民）有優(yōu)越感對比，要優(yōu)于今天落差巨大的不幸感，對現(xiàn)有改革從心理上和現(xiàn)實行動上加以抵觸。而失去以往權力的某些失意者，就要針對改革存在的不正確問題，告訴并聯(lián)合利益受損階層要將“政治正確”回歸過去尋找“正確”性。

　　這樣一來，改革的“政治正確”性出現(xiàn)了爭論，并各自為自己提供“正確性”理論，但大眾的討論卻沒有加入，最終激發(fā)出更大范圍的爭議。

　　本來一直存在著權力打著“人民利益”、“國家利益”的口號來侵奪人民的利益的現(xiàn)象，資本和權力的結合才是權貴資本形成和民眾利益受損的原因。改革的過程本身應該是打破權力的過程，是還權于民，還富于民的過程，但現(xiàn)在卻變成是權力獲取利益的過程，證明了權力根本沒有退出這個過程。正如秦暉教授所說，“現(xiàn)在的私有化像是分贓，那么當年的國有化就像是搶劫了”�！霸跈嗔Φ淖脚�下下社會主義者埋怨公共財產被侵犯了，自由主義者埋怨私有財產被侵犯了，其實在權力的捉弄下無論公共財產還是私有財產哪有什么不可侵犯可言？區(qū)別只在于過去用強權化私為公，現(xiàn)在同樣用強權化公為私。但即使是過去，公共資產真的很神圣、真的掌握在公眾手里？即使在今天，無權者的私產真的有保障？”——這是多么的一針見血！

　　三

　　在已經過去的多年的改革推進過程中，計劃經濟下形成的國有（集體）資產的產權歸屬如何處置問題一直成為改革的焦點，變革產權成為改革不能回避也不能放棄的問題。從計劃經濟體制下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過程中，最基本的特征是需要將全民（集體）所有的財產轉為公民私有財產和公共服務財產，并明確界定屬于全體公民的公共服務財產和公民自身私有財產產權的過程。

　　還權于民，還富于民本來就是正確的，卻被其過程中出現(xiàn)不正確的現(xiàn)象而失去“正確性”。但我們去譴責造成大多數(shù)人利益受損的權貴資本的時候，更加要去尋找權貴資本得以形成、大多數(shù)人利益受損的根源，也需要認識到以往難以監(jiān)督的“國家經營資本”同樣有害。市場經濟的本身是不會出現(xiàn)如此嚴重的大多數(shù)人利益受損的現(xiàn)象，只是在于其程序與過程，是權力與資本在缺乏大眾參與下的暗箱操作，是程序與過程中權力與資本的結合而形成的。因為市場經濟不止是私有化和資本化，更是民主化和法制化。現(xiàn)代民主政治必須要有市場經濟力量的支撐，公民公共服務財產產權和公民私有財產所有權的確立才能夠在很大程度上了制約了公共權力，才能產生獨立的民間經濟力量和民間社會和政治組織，才能制約公共權力來為公眾服務，這是實現(xiàn)民主政治的必要條件之一，也是向民主政治社會轉型的基礎。

　　對于市場化改革出現(xiàn)的貪污腐敗、以權謀私、收入差距拉大、弱勢群體利益遭受侵害現(xiàn)象，本身并非是市場經濟改革所必然導致的，更不是在于普通民眾剛開始享有有限的財產權和經濟自由，而是適應市場經濟的公共治理出現(xiàn)明顯問題。市場經濟要求的是公共財政，只有公共財政才能適應于、服務于并有利于市場經濟的存在和發(fā)展，這是數(shù)百年來市場經濟在西方的發(fā)展歷程所鮮明昭示的。如在教育、醫(yī)療、養(yǎng)老方面，只是簡單地推向市場而沒有履行政府的職責，在經濟快速發(fā)展、政府財政收入高速增長的前提下，卻對基礎教育和醫(yī)療衛(wèi)生等公共服務的提供嚴重不足和不均，在社會公益事業(yè)方面欠帳太多，社會問題不斷積累，均集中反映在公共財政與公共治理方面的缺失。再加上行政壟斷企業(yè)與一般企業(yè)職工的收入存在極大的差別；
人為造成的二元社會結構，對農村勞動力流動的限制、對農村勞動力非農就業(yè)的歧視、以及公共財政資源和社會資源向城鎮(zhèn)的過度傾斜，導致城鄉(xiāng)之間居民收入差距越來越大。這些結果顯然是政府管制和干預及大量的制度、政策因素等體制性原因造成，更說明改革沒有進一步深化所導致的。

　　對于腐敗問題，其天然與之孿生的是權力，實質上是對權力不能制約所產生。在市場經濟的社會，本就應該允許公民的政治權利隨著經濟的發(fā)展而同步擴張，必須要對權力和資本加以約束，使其不能背離社會全面發(fā)展的目標。解決權利和資本這些改革障礙，無論是對資本的制衡還是對權力的制衡，都離不開還權于民，離不開法治，單憑道德力量的約束、簡單的道德批判以及意識形態(tài)的專制維持所謂的“政治正確”，不可能建立公正的規(guī)則和秩序。

　　如果我們還要用計劃經濟時代的方法再讓不受約束的權力來管理已經是市場經濟思想的人們對他們所索求的資源；
如果我們還再相信已經是市場經濟思想的人去管理本屬于人民的資源而不會產生腐敗、不會忽視大眾利益、不會形成新的權貴資本，這想法已經不止只天真的，更是危害的�？纯从卸嗌佟扒案�后繼”、利用權力損害民眾利益的人吧！這些難道不值得我們去正確思考和認真對待？

　　四

　　2006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文革四十周年；
毛、朱、周逝世30周年；
文革結束30周年；
《反分裂國家法》通過一周年（臺灣也終止國統(tǒng)會與國統(tǒng)綱領）、“十一五”開局年；
改革反思、改革攻堅突破年......的確是如此沉重。

　　但無論如何，“政治正確”性仍然會存在爭議，現(xiàn)在能讓大眾可以討論“政治正確”性，已經是一個進步，因為哪怕是不理性討論也被認為是一種“正確”。

　　或許，現(xiàn)在爭論的調子已定——那就是往后看一看，繼續(xù)向前走。但，政治如何正確呢？——導致大量問題發(fā)生的“半拉子”改革顯然不是正確的，舊體制不作實質性的變革，中國將永遠在“政治正確”之中變幻徘徊。

　　——2006年6月6日初稿，6月28日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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