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紀中國文學史研究中，數(shù)度出現(xiàn)對文學史觀處置的鐘擺現(xiàn)象，本文提出不能輕易否認文學史觀之于文學史研究的價值意義，但要重視文學史觀之于文學史研究中出現(xiàn)的問題。在強調史觀對文學史研究的指南作用時，還應重視文學史研究自身的學科特性，重視對于文學自身發(fā)展規(guī)律的探討與發(fā)現(xiàn)，重視尋找和借鑒與文學史研究學科特點相適應的獨特方式和思路。文章還對科學實證與歷史還原、典型現(xiàn)象分析及長時段研究的思路等進行了闡發(fā)。

　　關鍵詞：20世紀；
中國文學史研究；
文學史觀；
史識；
思路

　　作者朱曉進，1956年生，文學博士，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南京210097）。

　　中國文學史研究作為獨立的學科，以及中國文學史研究的學術品格的建立，是20世紀初才開始的。在此之前，中國有文學理論研究，如《文心雕龍》、《藝概》、《詩品》之類；
有文學批評，如詩話、詞話、小說評點之類。但唯獨沒有現(xiàn)代意義上的文學史研究。從1904年印行的林傳甲的《中國文學史》算起，中國文學史研究至今已有一百年的歷史。這百年文學史研究的歷史，從學科研究的角度看，到底給我們提供了哪些啟示呢？近年來，人們談論較多的是文學史觀的問題。對于文學史觀的關注，這的確體現(xiàn)了當前文學史研究和文學史寫作上的理論自覺。

　　在20世紀的中國文學史研究中，曾有過對文學史觀的數(shù)度強調，而幾乎在強調過后也曾產(chǎn)生過對史觀問題的疑慮。文學史觀作為方法論對文學史研究具有\(zhòng)"指南\"作用，但這種作用是滲透在具體的文學史研究中的，是由具體的文學史研究的結果所隱含著或顯現(xiàn)著的，如果僅僅將某種史觀當作\"構造體系\"的公式和貼到各種文學現(xiàn)象上去的標簽，就容易在文學史研究和文學史寫作時落入\"以論帶史\"或\"以論代史\"的套路，而有違\"論從史出\"的文學史研究和文學史寫作的通行原則。文學史觀之與文學史研究的意義是重要的，沒有文學史觀的統(tǒng)攝，分散的文學現(xiàn)象往往難以凝聚成史。關鍵是要正確認識文學史觀之與文學史研究的意義，處理好文學史觀與文學史研究的關系。

　　一

　　中國人最早為文學作\"史\"，主要接受了進化論的史觀，進化論史觀在文學史最初的研究尤其在五四時期占重要地位。胡適《白話文學史》的方法論用他自己的話說是歸納的理論、歷史的眼光和進化的觀念。①「胡適：《胡適留學日記》，商務印書館，1947年，第167頁。」譚正璧的《中國文學史大綱》是我國第一部用白話文編寫的由上古敘述到現(xiàn)代的中國文學史著作（1924年泰在圖書局初版），其中心史觀也是進化論的，他在1929年更是出版了一部《中國文學進化史》（開明書局），在書名上就標明\"進化\"二字。稍后，鄭振鐸出版了《中國文學史》（插圖本）、《文學大綱》、《中國俗文學史》、《中國文學史中古卷》等文學史著作。他在介紹研究中國文學的新途徑時，基本上是重復胡適的觀點，認為只要掌握了\"歸納的考察\"與\"進化的觀念\"，便如同\"執(zhí)持了一把鐮刀，一柄犁把，有了它們，便可以下手去墾種了。\"②「鄭振鐸：《研究中國文學的新途徑》，《中國文學研究》，商務印書館，1927年，第12頁�！�

　　\"進化的文學史觀念\"在20世紀20年代比較盛行。③「關于20年代文學史研究中的\"進化的文學史觀\"，可參見陳平原《小說史：理論與實踐》（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中\(zhòng)"進化的觀念\"一節(jié)�！褂捎谶M化的文學史觀強調文學發(fā)展的運動和變遷、發(fā)展和進步、聯(lián)系和規(guī)律，應該說就最初的文學史研究而言，進化的文學史觀對文學史研究建立自己的學科品格起了重要作用。但由于對進化的文學史觀念的過分強調，使文學史研究的目的論色彩過重，文學史研究似乎僅僅為了用來印證事物進化的普遍規(guī)律，而文學史研究自身的目的和意義卻多少被忽略了。而且，進化的文學史觀念本身在方法論上導致的線性思維和決定論思想方法，也給文學史研究帶來了許多負面影響。這引起了研究界的不同看法，尤其值得注意的是30年代學界對之的反撥。

　　明確對這種文學史觀提出不同意見的是周作人。他在1932年出版的《中國新文學的源流》中認為：\"中國的文學，在過去所走的并不是一條直路，而是像一道彎曲的河流，從甲處流到乙處，又從乙處流到甲處。遇到一次抵抗，其方向即起一次轉變。\"而這\"兩種不同的潮流\"，周作人是概括為\"詩言志——言志派\"與\"文以載道——載道派\"，\"這兩種潮流的起伏，便造成了中國的文學史\".④「周作人：《中國新文學的源流》，岳麓書社（據(jù)1934年人文書店重版《中國新文學的源流》校訂），1989年，第17-18頁�！惯@種歸納是否準確可以討論，把\"二元\"簡化成\"言志\"與\"載道\"也有簡單化之嫌，這難以解釋包括\"白話文學\"在內(nèi)的文學史現(xiàn)象。其實，完全可以設立多條\"二元\"線索，例如再設立一些諸如\"雅與俗\"、\"文言與白話\"、\"文人\"與\"民間\"等的二元線索，也許能夠從文學觀念到文學形式等多方面的演變中展示文學發(fā)展的歷史。但周作人這種觀點的提出在當時是意在對進化的文學史觀的反思和反撥。周作人認為，\"五四\"以后的學者以\"進化論\"治文學史，其長處是終于結束了此前對文學的\"孤立的、隔離的研究\"，以聯(lián)系的發(fā)展的眼光看問題，使之成為名符其實的\"文學史的研究\".但同時周作人又指出，以\"進化論\"研究文學史，其缺點也太明顯，這就是易于\"空想\"出\"文學上的一直的方向\"，即認為文學是沿一條直線向著某一目標不斷進化發(fā)展的。周作人還直接點了胡適的名，他說：\"胡適之先生在他所著的《白話文學史》中，他以為白話文學是中國文學唯一的目的地，以前的文學也是朝著這個方向走，只因障礙物太多，直到現(xiàn)在才得走入正軌，而從今以后一定要這樣走下去。\"周作人明確表示自己\"不大贊同\"這種\"意見\"，而堅持認為\"中國文學始終是兩種互相反對的力量起伏著，過去如此，將來也總如此。\"⑤「周作人：《中國新文學的源流》，第18頁�！惯@種重視文學發(fā)展過程中的內(nèi)部矛盾運動的觀點，起碼可以對\"進化的文學史觀\"起一種糾偏作用。胡適的《白話文學史》既然以白話文學為\"中國文學的唯一的目的地\"，就不能不否定或忽略非白話文學的存在意義和價值，這完全是帶著五四時期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的傾向的，如此描述出來的中國文學發(fā)展史，其真實性是很值得懷疑的。而周作人強調文學發(fā)展史中\(zhòng)"互相反對的力量起伏\"，情況就很不一樣，它沒有預設的文學發(fā)展目標，各種對立、對峙的文學現(xiàn)象便都能進入文學史家的研究視野，這就在接近文學歷史的真實性方面前進了一步。

　　30年代像周作人這樣對進化論文學史觀明確進行質疑的雖不多，但文學史研究和寫作中直接使用進化論史觀的已不多見。與20年代較多的文學通史相比，30年代文學史寫作，更加趨向于精細化，更注意文學發(fā)展的具體性和復雜狀態(tài)，出版的文學史著作也更多了一些斷代史、文體史。①「例如斷代文學史著作有：游國恩的《先秦文學》（商務印書館，1934年）、楊蔭深的《先秦文學大綱》（中華書局，1932年）、羅根澤的《樂府文學史》（北京文化學社，1931年）、王禮錫的《南北社會的形態(tài)與文學的演變》（神州國光，1931年）、蘇雪林的《遼金元文學》（商務印書館，1933年）、《唐詩概論》（商務印書館，1934年）、呂思勉的《宋代文學》（商務印書館，1929年）、柯敦伯的《宋文學史》（商務印書館，1934年）、宋云彬的《明文學史》（商務印書館，1934年）、錢基博的《明代文學》（商務印書館，1934年）等；
文體史著作有：劉麟生的《中國駢文史》（商務印書館，1936年）、王易的《詞曲史》（神州國光，1932年）、朱謙之的《中國音樂文學史》（商務印書館，1935年）、朱東潤的《中國文學批評史大綱》（開明書店，1929年）、陳中凡的《中國韻文通論》（中華書局，1929年）、郭紹虞的《中國文學批評史》（商務印書館，1934年）、陸侃如的《中國詩史》（大江書鋪，1931年）、方孝岳的《中國散文概論》（世界書局，1934年）、《中國文學批評》（世界書局，1934年）等�！惯@多少可以表明，人們似乎不再對一條線貫穿到底的文學史寫法過于自信，開始關注每一時段文學發(fā)展和不同文體體裁文學發(fā)展的獨特性、豐富性和復雜性。

　　二

　　對文學史觀的再次強調是在20世紀50年代。50年代到70年代，基本上是集體編寫文學史的時代。在文學史的寫作中，對文學史觀特別強調，即要求以歷史唯物主義史觀為支撐，強調以人民性或現(xiàn)實主義為線索。早在30年代，唯物史觀就曾一度對文學史的編寫產(chǎn)生過影響，羅根澤當年在總結\"編文學史的三個時期\"時，認為\"五四\"前為退化史觀，\"五四\"后是進化史觀占主導地位，而30年代則是辯證的唯物史觀在起影響作用。②「羅根澤：《鄭賓于著〈中國文學流變史〉》，《羅根澤古典文學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53-54頁�！沟�30年代以辯證唯物史觀來寫文學史，留下的有影響的文學史著作并不多見，這是因為當時對辯證唯物史觀的理解還很膚淺，往往只是從幾個最基本的概念出發(fā)，缺少對唯物主義史觀系統(tǒng)而深入的把握，所以成功之作不多。50年代在文學史研究中強調歷史唯物主義史觀，曾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例如，由于唯物史觀強調對歷史發(fā)展規(guī)律的揭示，激發(fā)了人們對文學發(fā)展規(guī)律探究的興趣，這也使當時的文學史的研究和寫作，都特別注重研究文學發(fā)展歷史的進程，文學史的\"歷史\"特征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強化；
由于強調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的關系問題，文學現(xiàn)象的政治經(jīng)濟等社會的背景受到了充分的關注，這幫助人們從一個相當重要的方面去認識文學現(xiàn)象的原始起因和最終決定因素，使許多文學現(xiàn)象的存在之由、變遷之故得到了更加合理的解釋；
由于注重以階級分析的方法研究作家，可以讓人們從階級和社會學這個特殊的角度去理解社會生活如何通過作家這個特殊中介折射在文學作品中的；
由于強調文學的人民性和現(xiàn)實主義，使文學與社會主體以及與社會現(xiàn)實的關系得到了特別的重視，文學的社會功用更加凸顯出來，這也使得文學史研究對文學作品思想內(nèi)容的揭示和闡釋給以了特別關注。這些都給文學史研究帶來了新的面貌。

　　但在具體文學史的研究中，由于許多研究者沒有從方法論的整體上把握歷史唯物主義史觀，只從片面理解的某些歷史唯物主義的現(xiàn)成觀點去機械地對應所有的文學現(xiàn)象，因而也導致了文學史研究和寫作中的失誤。例如，歷史唯物主義史觀強調\"人民創(chuàng)造歷史\"，而從表面看，歷朝歷代的文學作品往往并非直接由\"勞動人民\"創(chuàng)作的，這就要求研究者對文學創(chuàng)作與\"人民創(chuàng)造歷史\"之間的關系作出合理的解釋。在當時文學史的寫作中努力找尋文學創(chuàng)作與\"人民\"的相關性，可以看成是試圖作出這種解釋的一種努力。在文學發(fā)展史中發(fā)掘\"人民性\"成了文學史寫作的重要任務。這樣，在內(nèi)容上，那些多少表現(xiàn)了民生疾苦、為下層人民鳴不平、揭露或諷刺了統(tǒng)治者丑行以及批判了社會現(xiàn)實的文學作品，理所當然地受到了特別的重視；
在藝術上，那些由民間創(chuàng)作的，或者多少吸收借鑒了民間藝術養(yǎng)分、多少采用了民間藝術形式或多少與民間文學藝術有點淵源關系的文學作品理所當然地得到了較高的評價。但在此同時，許多雖與上述情況不符但仍具有一定的思想意義和藝術價值的文學創(chuàng)作卻被有意無意地忽略了。如何使所有的有價值的文學都能進入文學史研究的視野，在當時卻是一個沒有解決的課題。此外，當時在解釋歷史上大多數(shù)思想意識屬于統(tǒng)治階級而在藝術上又取得了很高成就的作家作品時，認為那是因為作家所遵循的現(xiàn)實主義創(chuàng)作方法，部分地抵消了他們的世界觀的反動性等。于是，\"現(xiàn)實主義\"創(chuàng)作方法的作用和意義被提升到了不太恰當?shù)奈恢茫�本來是屬于文學諸種創(chuàng)作方法之一的\"現(xiàn)實主義\"成了文學價值的評判標準，忽視了文學創(chuàng)作方法的多樣性。用\"現(xiàn)實主義\"與\"反現(xiàn)實主義\"來劃分中國文學發(fā)展史上的創(chuàng)作類別曾成為文學史寫作的通行做法。例如，有人將中國文學發(fā)展史僅僅歸結為\"現(xiàn)實主義\"與\"反現(xiàn)實主義\"的斗爭歷史。①「茅盾：《夜讀偶記》第二部分\"中國文學史上的現(xiàn)實主義與反現(xiàn)實主義的斗爭\".《夜讀偶記》，百花出版社，1958年�！惯@種歸結不僅不夠全面，而且僅僅將現(xiàn)實主義作為一種價值評判的標準，(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對許多作家作品就難以作出更公正、準確的評價。這樣就有許多非現(xiàn)實主義作家作品在這一評判標準之下被擯棄在文學史研究和寫作的視野之外或受到了否定。而有時要肯定某個作家時，就奉送一頂\"現(xiàn)實主義\"的帽子，甚至不管這個作家實際所采用的創(chuàng)作方法。例如，為了推重李白，在肯定其具有的\"積極浪漫主義\"（在當時，積極浪漫主義已經(jīng)被賦予了新的內(nèi)容，茅盾就指出：\"積極的浪漫主義，可以說是和現(xiàn)實主義異曲而同工\".②）「茅盾：《茅盾評論文集》（下），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年，第5頁。」的同時，仍要努力去發(fā)掘和昭示其\"現(xiàn)實主義\"的精神和特質。③「孫殊青：《論李白的現(xiàn)實主義精神》，《李白詩論及其他》，長江文藝出版社，1957年�！股鲜銮闆r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文學史研究中運用唯物史觀本來應該達到的更高的學術成就。恩格斯曾經(jīng)指出：\"我們的歷史觀首先是進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爾學派的方式構造體系的方法。必須重新研究全部歷史，必須詳細研究各種社會形態(tài)存在的條件，然后設法從這些條件中找出相應的政治、私法、美學、哲學、宗教等等的觀點\".④「恩格斯：《致康·施米特》，《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75頁。」恩格斯這里所說的是\"指南\"，它不能代替對具體文學歷史現(xiàn)象的分析，更不是\"構造體系\"的公式。恩格斯曾經(jīng)嚴肅批評過，在一些人那里\"\"唯物主義的\"這個詞只是一個套語，他們把這個套語當作標簽貼到各種事物上去，再不作進一步的研究\".⑤「恩格斯：《致康·施米特》，《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475頁�！惯@種情況在五、六十年代的文學史研究中是比較普遍的。

　　由于\"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這一階段歷史的特殊性，其研究呈現(xiàn)出更為復雜的狀況。新中國剛成立便提出了把\"新文學（現(xiàn)代文學）\"從古代文學史中分離出來成為獨立學科的要求，這一方面是順應當時\"厚今薄古\"的時代需要，另一方面是出于更明確的革命功利主義的目的：通過對歷史的重新描述，論證新的革命政權及其革命意識形態(tài)的歷史合法性，并為新政權制定的新文藝政策提供歷史的根據(jù)。王瑤先生的《中國新文學史稿》最先建立起\"中國新文學史\"的完整體系，他力圖順應當時的政治要求，試圖用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理論\"作為寫這部文學史的指導思想，明確提出，\"新文學史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一部分\"，是無產(chǎn)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義的文學。在這個前提下，該書首先對革命的進步的文學給予了充分肯定，另一方面又根據(jù)毛澤東關于新民主主義時期還不是社會主義的，民族資產(chǎn)階級還有一定時期中和一定程度上的革命性的論述，對資產(chǎn)階級作家也給予了一定的評價。這里，用階級分析的方法研究作家，基本上還是在比較合理的范圍內(nèi)進行的。但這部書出版后卻曾被一些人認定是站在資產(chǎn)階級立場上做學問。①「《〈中國新文學史稿（上冊）〉座談會記錄》，載《文藝報》1952年第20號�！惯@是因為，建國后中國政治形勢變化很快，對\"新文學\"之\"新\"的含義不斷有更高的闡釋要求，1953年第二次文代會上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文學的任務，為了為社會主義文學提供歷史根據(jù)，對五四文學要作出新的估價，即要強調\"五四以來中國革命的文學運動，就是在工人階級思想指導下，沿著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方向發(fā)展過來的\".②「參見錢理群《一代學者的歷史困境》，《讀書》1994年第7期。」因此，其后所出現(xiàn)的新文學史就成了一部\"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在新文學中萌芽、成長和發(fā)展的歷史\".于是那些身份左傾，思想藝術并不太高的作家的作品被描述成文學史的主流，許多有成就的作家被忽略了（明顯的就有沈從文、徐志摩、路翎、張愛玲等，還有與現(xiàn)實主義相異的現(xiàn)代派詩人、小說家等）。這里，用階級分析的方法研究作家，已經(jīng)超出了較合理的范圍。

　　這些做法，應該說是背離了唯物史觀的基本原則。

　　新時期到來以后，文學史研究與所有的學術領域一樣，面臨的是學科重建的問題，而這種重建首先是從一些具體的方面入手的。在文學史評價標準的調適中，許多作家作品、文學現(xiàn)象重新納入文學史研究的視野。例如，在中國古代文學史研究中曾一度被忽略的諸如宋詩、明清詩文（過去囿于直線式思維，將文學的發(fā)展簡單地視為是后起的文學文體對此前的文學文體的取代，文學史敘述的鏈條往往是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戲曲等；
而宋詩\"味同嚼蠟\"、明清詩文\"陷入僵化\"等便成了順理成章的結論③）「學界長期以來就有詩歌到唐代已經(jīng)做盡的觀點。關于明清詩文，建國后的許多文學史著作都認為其已走向衰落，如游國恩等認為：明代\"散文、詩詞？？處在一種衰退的狀態(tài)\".清代詩文\"由于大多數(shù)作家基本上沒有跳出擬古主義和形式主義的圈子，所以很少取得更新的成就\".（《中國文學史》第4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第152、306頁）這些觀點有一定道理，但卻不能成為文學史研究予以忽略的理由�！沟乳_始受到研究者的重視，曾一度被貶低的許多作家作品得到了重新評價（如陶淵明、王維、李商隱等這類過去難以用現(xiàn)實主義框定而受到否定的作家）。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研究當時提出了兩個口號：一是歷史主義的，即針對過去反歷史主義的做法，要求恢復歷史的本來面貌；
還有一個是\"現(xiàn)代化\"的，即對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現(xiàn)代\"這兩個字重新定義。認為\"現(xiàn)代\"二字\"并不僅僅是一個時期劃分上的簡單概念，而具有確定的豐富得多的含義\"，\"文學的現(xiàn)代性或現(xiàn)代化，實際上包括了從文學語言、藝術形式、表現(xiàn)手法到作品思想內(nèi)容、審美情趣諸方面不同于傳統(tǒng)文學的全面深刻的變革和創(chuàng)新\".\"\"五四\"以來的中國文學，是向現(xiàn)代化邁進的與世界文學相溝通的民族文學\".④「嚴家炎：《新時期十五年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叢刊》1995年第1期�！寡芯康臒狳c最初基本上以及新感覺派文學、象征主義文學、現(xiàn)代主義文學等；
二是重新評價過去對許多作家的不實定論，如對丁玲《在醫(yī)院中》和胡風文藝思想等進行重新評價。

　　總的說來，在新時期開始之后的一段時期內(nèi)，從中國文學史研究觀念、模式和方法上看，人們似乎在有意無意地擱置文學史觀的問題，出現(xiàn)了一種擺脫\"蘇聯(lián)模式\"而開始轉向\"英美模式\"的傾向。所謂\"英美模式\"的特點是，\"著重學術考證和作品欣賞，近年來也對思想和社會背景給以更大注意\".\"\"浪漫主義\"也作為一種文學運動給予總體敘述，\"現(xiàn)代主義\"也是常見之詞，但\"現(xiàn)實主義\"很少用于小說以外的體裁，就在小說中也主要指十九世紀中葉狄更斯諸人所作。重點作家敘述較詳，也著重思想內(nèi)容，但結合藝術和語言特點來談，寫法雖人各不同，受推重的則是一種有深度、有文采的一類。？？這個模式有學術性，可讀性，但系統(tǒng)性不強。\"①「王佐良：《一種嘗試的開始——談外國文學史編寫的中國化》，《讀書》1992年第3期�！怪�所以英美模式在新時期受到重視，只因為在建國后的中國文學史研究領域中有一種輕視考證（尤其是在對胡適《紅樓夢》研究的批判之后，徹底否定了實證主義的治學方法）的做法，而新時期提出要恢復歷史的本來面貌，學術考證恰恰又是必不可少的；
再有，就是建國后的中國文學研究一直有重視內(nèi)容而忽略藝術的傾向，作為反撥，有特別強調藝術欣賞重要性的必要。這些，就使得人們對重視學術考證、文學欣賞和藝術分析的\"英美模式\"有著某種趨同心理（一度出現(xiàn)的\"鑒賞辭典\"大量涌現(xiàn)的現(xiàn)象多少能說明問題，雖然這一現(xiàn)象出現(xiàn)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有學術研究的通俗化傾向——與文學的通俗化傾向相一致，但英美文學史模式的影響也是很顯然的原因）。

　　重視文本細讀和文本分析是重要的，這是文學史研究的重要基礎。但\"英美模式\"的不注重體系，實際上也容易忽略文學歷史的演進規(guī)律，如果止于考證、止于作品欣賞，止于單個作品的分析，缺少以文學史觀對文學現(xiàn)象的統(tǒng)攝，文學史研究的\"史\"的品格便會喪失。針對中國文學史研究中大家過分注重單個作家作品，而缺少體系性，在1985年前后，文學史研究界提出了\"注重宏觀研究\"的口號，中國古代文學、近代文學直到現(xiàn)當代文學研究界都同時在關注這一問題。這種關注，應該說是對當時那種\"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研究傾向的糾偏。但不久，問題又來了。本來，宏觀研究就必須是在對微觀已熟練掌握的基礎上進行的，在眾多的微觀研究的基礎上，\"宏觀\"一下可以把研究向前推進一步。但這個口號一旦被懶惰者接過來就成了問題，尤其一些學術功底不深而又不愿在學術上下細致工夫的年輕學人，在文學史研究和寫作中，常以\"宏觀研究\"為旗幟，熱衷于拉大架子，以空疏的內(nèi)容代替扎實的研究，這導致了當時的學術上的浮躁氣。為了糾偏，于是學界又有人提出\"名著重讀\"、\"名著精讀\"的口號。這無非是強調：一是要注重對具體的作家作品的研究，這是基礎；
二是要體現(xiàn)新時代新的學術水準，也必須對名著精讀、細讀、重讀，以期從一個個細部找尋突破前人的契機。但作為文學史研究，顯然又不可能永遠停留在對文學文本的精讀、細讀、重讀上，于是，這就有了近年來人們談論較多的文學史觀的問題。

　　三

　　近年來對于文學史觀的關注，多少體現(xiàn)了當前文學史研究和文學史寫作上某種理論的自覺。

　　在文學史觀問題的討論中，人們對文學史觀之于文學史研究的意義和作用問題給予了特別關注，但對文學史觀的關注不能停留在這個層面。上述中國文學史研究和寫作的兩個重要的歷史時代，其所展示的中國文學史研究百年的歷史中對文學史觀處置的鐘擺現(xiàn)象，已經(jīng)多少能說明問題。

　　事實上每次對文學史觀的強調，都曾給文學史研究帶來過新的推進，因此這不是文學史研究中需不需要文學史觀的問題，而是如何處理好文學史觀之與文學史研究和寫作的關系問題。在20世紀文學史研究對文學史觀的處置中，有很多經(jīng)驗和教訓值得認真思考。

　　從中國文學史研究百年歷史看，如何處理和把握文學史觀與文學史研究的關系，人們有時會陷入兩難境地。不提文學史觀，文學研究難以成\"史\"；
但過分強調某種文學史觀而又處理不好史觀與文學史具體研究的關系時，又容易導致文學史研究和文學史的描述對某種史觀的現(xiàn)成結論的依賴，容易造成對文學歷史具體的真實狀況的背離，或者造成文學史寫作的模式化。在前述的兩個重要的文學史研究和寫作時期，可看出在文學史觀處置上所走入的誤區(qū)。強調史觀，主要是為了尋求文學現(xiàn)象背后的統(tǒng)一性，但在尋求這種統(tǒng)一性的同時也應該對文學史研究的學科獨特性給以足夠的重視。五四時期對進化史觀的過分強調，其目的其實已不在文學史本身，文學史研究往往被用來證明事物進化這一鐵律。一切作家作品都被納入了\"進化\"的軌道中，都無不在證明\"進化\"的客觀規(guī)律。文學現(xiàn)象（包括作家作品等）的獨特價值，它們區(qū)別于其他一般事物發(fā)展的獨特貢獻往往被忽略了。這種對進化論史觀的過分強調，就使其跨出了方法論的范圍而具有了目的論的色彩。似乎文學史上作家作品相互聯(lián)系的方式和發(fā)展趨向，就是奔著一個明確目標而來的，而這個目標也就是要證明的進化的觀念。更有甚者，\"進化\"的觀念甚至成為了文學史評價的標準。例如，胡適在《文學進化觀念與戲劇改良》一文中，就是以是否符合\"進化\"鐵律來評價中西戲劇的優(yōu)劣的。他認為\"西洋的戲劇便是自由發(fā)展的進化；
中國的戲劇只是局部自由的結果\".他把中國戲曲在長期發(fā)展歷史中形成的諸如\"臉譜、嗓子、臺步、武把子、唱工、鑼鼓、馬鞭子、跑龍?zhí)椎鹊萛"看成是不符合\"進化觀念\"的\"遺形物\"，提出要將之\"掃除干凈\".他將一些\"劇評家\"所持的不同意見歸結為是\"不懂得文學進化的道理\"，將人們對這些\"遺形物\"的看重，指責為\"這真是缺乏文學進化觀念的大害\".①「胡適：《文學進化觀念與戲劇改良》，《胡適思想小品》，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褂眠M化論觀念來研究中國戲劇史，不僅得出的結論有失偏頗、謬誤，而且也無助于對戲劇的理解，無助于對中國戲劇發(fā)展的經(jīng)驗教訓進行總結，當然也無助于中國戲劇的革新。五、六十年代文學史研究中強調要以歷史唯物主義觀點為指導無疑是正確的，但在處理唯物史觀之于文學史研究和寫作的關系時，也出現(xiàn)了\"史觀\"跨越了方法論（即恩格斯所謂的\"指南\"）的范圍而成了套語，(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當作標簽貼到各種具體的文學現(xiàn)象上去的研究情況。在一些研究中機械和庸俗地運用唯物史觀幾乎成了文學史寫作\"構造體系\"的公式，文學史研究幾乎也成了證明這一史觀某些概念的一種工作，而忽略了對具體文學歷史現(xiàn)象的具體分析，以及文學史自身研究觀點結論的得出。

　　這樣，文學史研究獨立的學科價值也就被忽略了。如果所有的文學史研究都只是為了證明某一種\"史觀\"的現(xiàn)成結論，而這種\"史觀\"的現(xiàn)成結論又是在政治史、哲學史或思想史中亦已被反復證明過的，那么在政治史、哲學史或思想史之外還要文學史研究干什么？文學史研究與一般的政治史、哲學史或思想史的區(qū)別，不僅僅體現(xiàn)在表面的研究對象的不同，即文學史不僅僅是以文學為對象，更重要、關鍵的在于文學史研究與政治史、哲學史或思想史等所關注的問題是不同的。文學史關注的，它所要發(fā)現(xiàn)、提出和回答的應是\"文學\"的問題。在文學史研究中，在涉及文學這一研究對象時，其實并不排除與文學相關的非文學因素，即不能拋開包括政治、經(jīng)濟等在內(nèi)的社會環(huán)境。但非文學的因素并不是文學史研究的旨歸，而只是為了更好地有助于理解文學。文學史的研究，不管采用什么方法，都要有正確的\"史觀\"，都要落實到對文學的理解、對文學現(xiàn)象的解釋、對文學問題的真正解答上。

　　文學史研究要重視對具體文學現(xiàn)象的研究，但絕不能止于對個別現(xiàn)象的孤立研究。文學史既要與一般的政治史、哲學史或思想史區(qū)分開來，使之具有\(zhòng)"文學\"史的意味，同時又要與孤立的\"作家傳記以及個別作品的鑒賞加以比較和區(qū)分\"，使其成為文學\"史\"的研究。①「雷·韋勒克、奧·沃倫：《文學理論》，劉象愚等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84年，第292頁�！谷绻�說前述的將\"史觀\"僅僅當作套語、當作標簽貼到各種具體的文學現(xiàn)象的研究上去的做法，會導致對文學自身\"問題\"的忽視和對文學史價值的忽略，使文學史研究不成其為\"文學\"史；
那么，前面論及的就作品論作品、就作家論作家式的對文學現(xiàn)象的孤立的研究，則會使文學史研究不成其為文學\"史\".毫無疑問，文學史的研究和寫作，既要注意到文學現(xiàn)象的獨特性，又不能讓歷史過程僅僅變成連續(xù)發(fā)生的但卻又互不關聯(lián)的現(xiàn)象的堆積。文學史研究中不同時段、不同的具體文學現(xiàn)象之間邏輯聯(lián)系的缺失，確實會使文學史之為\"史\"的品格得不到體現(xiàn)，因此，\"史觀\"的統(tǒng)攝是必不可少的，研究者可以在\"史觀\"的引領下去發(fā)現(xiàn)文學現(xiàn)象之間的聯(lián)系。

　　從中國文學史百年研究的歷史源頭看，中國文學史研究學術品格之建立與當時對文學史觀的強調有關，\"史觀\"在文學史研究的整體性和體系性形成中起過重要作用，但這個作用首先是在方法論層面上的。自從進化論的文學史觀引入文學研究，結束了以往就文學現(xiàn)象研究文學現(xiàn)象的孤立狀態(tài)，注重了文學現(xiàn)象之間的歷史聯(lián)系。進化的文學史觀的意義關鍵在于引發(fā)了研究者的歷史聯(lián)系的思路和眼光，文學史之為\"史\"的品格的建立，就在于這種歷史聯(lián)系的思路和眼光的確立，但這種方法論層面上的意義不能籠統(tǒng)地與文學史之為\"史\"的品格劃等號。這涉及到的更關鍵的問題是進行文學史研究的目的！如果說進行文學史研究的目的，不僅僅是為了滿足按照某種史觀將歷朝歷代的文學和紛繁復雜的眾多文學現(xiàn)象編織成一張人為邏輯化的網(wǎng)絡，即恩格斯所謂的\"構造體系的方法\"，而是為了再現(xiàn)文學歷史的真實狀況、發(fā)現(xiàn)文學歷史的內(nèi)在理路、總結文學歷史的經(jīng)驗教訓、探究文學歷史發(fā)展的自身規(guī)律、找尋可供后人借鑒的啟示；
那么，在充分強調史觀\"指南\"作用的同時，還應該給予\"史識\"和\"思路\"問題以更多的關注和重視。文學史研究成果的一個重要價值在于，是否能以獨特的思路和史識（包括歷史的眼光）對文學歷史、文學現(xiàn)象有獨特的發(fā)現(xiàn)，即通過文學史研究得出對文學歷史現(xiàn)象獨特而有意義的見解。

　　重視史觀的\"指南\"作用，強調研究中對文學史自身\"史識\"和\"思路\"的關注，也許能使我們從對\"史觀\"問題的艱難處置中解脫出來。文學史觀，說到底是研究者所持的歷史觀、道德觀和價值觀，如歷史觀是指人們關于歷史是什么的理論圖式，用什么樣的歷史觀去闡釋文學現(xiàn)象至關重要。對于既有史觀的輕易否定和對任何一種史觀的輕易拿來，都是不足取的，科學的歷史觀才是正確選擇。同時，我們在使用科學的歷史觀去闡釋文學現(xiàn)象時，又不能忽略文學歷史自身的獨特性，要避免讓文學史現(xiàn)象僅僅成為闡釋某種史觀個別概念和結論的材料，要堅持\"論從史出\"的文學史研究的基本原則。因此，在重視史觀的前提下，有必要強調文學史研究自身的\"史識\"和\"思路\".而所謂\"史識\"，指的是史出之\"論\"，是通過對文學現(xiàn)象之研究得出的。強化\"史識\"，就是要提倡在具體的文學史研究中，設法從文學自身的歷史條件中找出相應的關于文學的\"問題\"，得出對于文學自身發(fā)展規(guī)律的見解和結論。強調文學史研究的獨特\"思路\"，是為了避免以某種史觀來作為文學史研究\"構造體系\"的公式，以使文學史研究方式的獨特性受到應有的重視。文學史研究必須是以現(xiàn)象為主，所有的觀點應該是在對特定歷史范圍內(nèi)的具體的文學現(xiàn)象的研究中產(chǎn)生出來的，文學現(xiàn)象之間聯(lián)系的發(fā)現(xiàn)，文學史之為\"史\"的內(nèi)在理路的找尋也應該是在對文學現(xiàn)象自身的具體研究中獲得的，強調文學史研究的\"思路\"，就是要提倡以與文學史研究學科特點相適應的獨特方式，去找尋和發(fā)現(xiàn)文學史自身發(fā)展的內(nèi)在的理路。

　　四

　　應該承認，在中國文學史百年研究中，唯物史觀起了關鍵和決定性作用，因為它既是一種世界觀又是方法論，它的政治性、歷史性、實踐性、規(guī)律性以及實事求是與比較研究，都被實踐證明是行之有效的理論和方法。以魯迅為例，在五四時期尤其在此之前的早期，他主要信仰的還是進化論，但后來在認真研讀了馬克思主義的著作，他的世界觀、人生觀和文學觀變得更為辯證和深入。當然，唯物史觀也需要發(fā)展，但其基本理論與方法仍不過時，仍然有其勃勃的生機。在文學史研究中我們應當堅持作為世界觀、價值觀和方法論的唯物史觀的指導。除此之外，我認為，起碼還有三種比較典型的文學史研究思路值得關注：一是以胡適的文學史研究為標志的科學實證、歷史還原的思路；
二是以魯迅文學史研究為標志的典型現(xiàn)象分析的思路；
三是以周作人文學史研究為標志的長時段研究的思路。

　　文學史研究要尊重歷史，要真實地再現(xiàn)歷史，首先要掌握基本的歷史事實。這就要在史料上下工夫，這是文學史研究的基礎和起點。在這方面，胡適的科學實證的思路值得注意。

　　胡適研究文學史，注重\"考辨源流\"，他認為，這樣才能逐層昭示出歷史的本來面目。胡適用這種方法來考辨文學變遷史，尤其是研究中國小說史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中國的小說，諸如《三國演義》、《水滸傳》和《西游記》等，每部小說的生成過程都非常獨特。胡適的研究所注重的不是某一部小說的某個孤立文本，而是借同一故事的不同流變來考察該部小說的產(chǎn)生過程。

　　這里體現(xiàn)的就是考辨源流的歷史眼光，而支撐起這種研究的基礎是版本考據(jù)。\"假設\"可以大膽，但必須\"小心求證\".在《〈紅樓夢〉考證》一文中胡適這樣表述：\"我在這篇文章里，處處想撇開一切先入的成見；
處處存一個搜求證據(jù)的目的；
處處尊重證據(jù)，讓證據(jù)做向導，引我到相當?shù)慕Y論上去。\"①「胡適：《〈紅樓夢〉考證》，《胡適紅樓夢研究論述全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18頁�！惯@種\"科學實證\"的思路，雖然絕不是文學史研究唯一可行的思路，也不能解決文學史研究的全部問題，但卻是一個重要的不可忽略的思路，是文學史研究的重要基礎。

　　這里強調\"實證\"問題很有現(xiàn)實意義�，F(xiàn)時許多從事文學史研究的人往往遠離目錄學、版本學、�？睂W等，實在是一種損失。現(xiàn)有的一些文學史研究，常被研究者極強烈的主觀意圖及理論選擇籠罩，而這種主觀意圖及理論選擇常侵入文學歷史的敘述表達，于是這種敘述不再是歷史而是超歷史的，敘述語言裹挾了現(xiàn)在時與過去時的互相混淆，使人分不清文學現(xiàn)象的歷史本相。不重事實考據(jù)，就必然消解文學的\"歷史\"意味。提倡實證，有利于克服文學史研究界出現(xiàn)的一些不講學術規(guī)范、不辨真?zhèn)�，不辨源流，強作解人的學術浮躁之氣。

　　文學史研究首先要弄清基本的歷史事實，要從文學發(fā)展過程中的基本的文學現(xiàn)象入手，這是毋庸置疑的。但并非每一個歷史事實和文學現(xiàn)象都具有文學史意義，文學史研究事實上也不可能窮盡所有的文學現(xiàn)象，這就要對歷史事實和文學現(xiàn)象進行選擇。要選擇就必然要依據(jù)一定的價值標準，但\"這些價值本身只能產(chǎn)生于對這一發(fā)展過程的觀照之中\(zhòng)".\"歷史的過程得由價值來判斷，而價值本身卻又是從歷史中取得的\".②「雷·韋勒克、奧·沃倫：《文學理論》，第296頁。」顯然，文學史研究對歷史事實和文學現(xiàn)象的涉及，其實是一個二度介入的過程。第一次是不帶先入為主的觀念原則、盡可能大量、廣泛的去涉及基本歷史事實和文學現(xiàn)象的原始材料，這里，科學實證的思路起重要作用。從史料的研究中，得出對文學歷史的理解與見解后，以其最終要表達的某種史出之論，建構相應的框架，然后是對有關基本歷史事實和文學現(xiàn)象的原始材料的二度介入，是有選擇的介入。這里可以借鑒的是典型現(xiàn)象分析的思路。

　　魯迅的文學史研究體現(xiàn)的是一種典型現(xiàn)象分析的思路。魯迅治文學史特別注重從現(xiàn)象分析，而不是從先入為主的目的性入手，這就能在相當程度上對文學歷史作出客觀描述。但文學現(xiàn)象從表面看是雜亂無章的，而且在寫作一部文學史時，事實上不可能將一切文學現(xiàn)象都包羅進去。

　　研究者必須對文學現(xiàn)象進行選擇，并在雜亂無章的文學現(xiàn)象之間找到某種聯(lián)系。魯迅曾說過，他研究\"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是\"從倒行的雜亂的作品里尋出一條進行的線索來\".①「魯迅：《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魯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第301頁。」要對文學現(xiàn)象進行選擇，要從雜亂的文學現(xiàn)象中清理出歷史發(fā)展線索，要建立起一系列有因果關系的文學現(xiàn)象之間的聯(lián)系，依據(jù)的當然是文學家的史識，而這種史識又是在對文學現(xiàn)象的研究中得出的，而不是外加上去的。這樣，經(jīng)過選擇的文學現(xiàn)象雖然仍是現(xiàn)象形態(tài)的東西，但已不是原來那種無意義地雜亂堆積在一起的現(xiàn)象，而是蘊涵了文學史家的史識，體現(xiàn)了文學史家對文學現(xiàn)象的整體性理解和認識，能說明許多重要的文學問題，具有一定代表性和典型性的現(xiàn)象。

　　它保留了一切文學現(xiàn)象所具有的原生形態(tài)，又具有對一系列現(xiàn)象的概括性。這種典型現(xiàn)象的選擇和對之進行的研究，由于包含了研究者對文學現(xiàn)象的文學史價值和這些現(xiàn)象之間的聯(lián)系及聯(lián)系方式的認識，這就使單個的分散的文學現(xiàn)象之組合具有了文學史意義，文學現(xiàn)象組合所呈現(xiàn)出的就不再是\"無意義的變化的流\"，而是相互關聯(lián)和有意義發(fā)展變化著的文學史的圖景。

　　魯迅寫文學史強調的就是史識，魯迅在評鄭振鐸的《中國文學史》時指出：\"鄭君所作《中國文學史》頃已在上海豫約出版，我曾于《小說月報》上見其關于小說者數(shù)章，誠哉滔滔不已，然此乃文學史資料長編，非\"史\"也。但倘有具史識者，資以為史，亦可用耳。\"②「魯迅：《320815致臺靜農(nóng)》，《魯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第102頁�！刽斞冈u價是否得當且不論，重要的是他關注\"資料長編\"與\"文學史\"的差異就在于\"史識\".在《中國小說史略》中，魯迅在涉及的大量小說現(xiàn)象中歸納提煉出\"神魔小說\"、\"人情小說\"等若干小說類型，再通過每一類型有代表性的典型性作品在元明清三代的產(chǎn)生及演變，從而第一次為這五六百年的中國小說發(fā)展勾勒出了一個清晰的面影。這就是一種經(jīng)過典型化處理的，融入了規(guī)律性思考的\"典型現(xiàn)象\"研究。魯迅在治文學史時，所抓取的\"這些典型現(xiàn)象自然是從大量文學現(xiàn)象的分析、比較中提煉出來的，是研究的結果；
同時又是描述的起點，即在整個文學史描述過程中，都必須緊緊抓住這些典型現(xiàn)象、基本元素，對其進行多層次的開掘，揭示出其內(nèi)含著的以及與之相關的時代文化背景、作家心態(tài)、文學特征等等。這就能做到\"抓住一點而總攬全局\"，集博大與精微于一身\".③「錢理群：《返觀與重構》，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7-28頁�！蛊鋵崳�辯證地理解，魯迅治文學史的思路與唯物史觀的理論和方法并不矛盾，(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相反還有某些內(nèi)在關聯(lián)。

　　文學史研究對于\"史\"的注重當是題中應有之義。在對文學現(xiàn)象或典型文學現(xiàn)象的分析和闡釋中，絕不能止于就現(xiàn)象論現(xiàn)象，就作品論作品，還要關注現(xiàn)象間的歷史關聯(lián)，探討文學現(xiàn)象的\"存在之由和變遷之故\".這就要有將文學現(xiàn)象擺到文學歷史的進程中加以考察的自覺意識，文學史研究之\"史\"的品格也正體現(xiàn)于此。這里，長時段研究的思路值得借鑒。

　　周作人在《中國新文學的源流》中體現(xiàn)的就是一種長時段研究的思路。周作人試圖通過中國文學長時段的發(fā)展過程找尋新文學的源和流，以說明新文學運動并非\"破天荒\"的孤立現(xiàn)象，而是中國長期的文學史內(nèi)部矛盾運動的必然結果。他認為中國文學由\"言志派\"和\"載道派\"這兩種潮流的起伏構成了一個周期性發(fā)展的曲線。周作人把對新文學源流的考察，置于這一周期性發(fā)展曲線的大背景下，由此將新文學運動的\"來源\"定在明末。這是因為明末的文學運動\"和民國以來的這次文學革命運動，很有些相像的地方。兩次的主張和趨勢都很相同。更奇怪的是，有許多作品也都很相似。胡適之，冰心，和徐志摩的作品，很像公安派的，清新透明而味道不甚深厚\".\"和竟陵派相似的是俞平伯和廢名兩人\"，\"然而更奇怪的是俞平伯和廢名并不讀竟陵派的書籍，他們的相似完全是無意中的巧合。\"①「周作人：《中國新文學的源流》，第27頁�！挂簿褪钦f二者的相似并不在于它們之間有什么直接的影響關系。那么把這二者連在一起的依據(jù)是什么呢？周作人認為，它們處在中國文學史周期性變化的同一位置上。從明末到民國是一個相對完整的規(guī)律性周期，通過這種周期能顯示新文學運動內(nèi)在的歷史根源。周作人在找尋新文學源流時，并未更多關注晚清的文學改良運動，這是因為他認為晚清文學改良運動與新文學運動加起來也還只構成一個周期性變化的后半截，如果僅關注晚清文學運動與新文學運動的關系，就不能將一個相對完整的周期性變化顯現(xiàn)出來，中國傳統(tǒng)文學內(nèi)部變革的動力也就無法揭示。

　　周作人所找尋的中國文學發(fā)展的內(nèi)部動力（言志與載道）是否準確，可以討論，但他在這里提供了一種長時段研究的思路。長時段研究，不只是一個單純的時間跨度長短問題，而是如何使具體的文學現(xiàn)象，在歷史性的發(fā)展周期中獲得更具史學意義的解釋問題。合理地找尋歷史的動因是長時段研究的根本目的。

　　科學實證與歷史還原的思路、典型現(xiàn)象分析的思路以及長時段研究的思路恰好從三個不同方面對文學史研究進行了某種規(guī)范，其中它們也自覺不自覺地包含了唯物史觀的思想因素及其理路，多少也可以回答文學史研究如何尊重歷史、如何再現(xiàn)歷史、如何對文學歷史現(xiàn)象進行提煉整合、文學史研究如何注重歷史的聯(lián)系使其不失為\"史\"等基本問題。

　　總之，在對20世紀中國文學史觀的反思中，史觀尤其是唯物史觀對文學史學術視野、方向、品格與思路的建立起了重要作用，因此，不能輕易否認文學史觀之于文學史研究的價值。

　　但要重視文學史觀之于文學史研究之關系處理上出現(xiàn)的一些問題，如何處理好這些問題，應是當前重新強調文學史觀時首先要加以解決的。在強調史觀對文學史研究的指南作用時，還應重視文學史研究自身的學科特性，重視對于文學自身發(fā)展規(guī)律的見解和結論的探索，重視找尋和借鑒與文學史研究學科特點相適應的一些獨特的方式和思路，把\"史觀\"、\"史識\"、\"史路\"辯證有機地統(tǒng)一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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