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共中央最高領導層分一線二線是毛澤東在1953年下半年提出的。毛澤東希望其他政治局常委在一線主持日常工作，自己退居二線。所謂退居二線，除了有不主持日常工作的涵義外，還包含有在適當時候辭去黨和國家最高領導職務的內(nèi)容。自1953年下半年起，一線二線的分工逐漸成為中共中央一種非正式的制度。特別是到了1962年“七千人大會”開過以后，中共中央最高領導層一線二線的分工已經(jīng)非常明顯而且相對固定。但對于這一制度中共中央始終沒有做出過正式的規(guī)定，因而它在起止時間和職責范圍兩方面都具有模糊性，并不存在一個一線二線制度正式開始實施的具體而明確的時間。一線二線的分工，產(chǎn)生過積極的作用，但這一制度的模糊性，也成為“文革”前毛澤東與在第一線主持工作的劉少奇、鄧小平產(chǎn)生矛盾的一個重要原因，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文革”的發(fā)生。

　　關鍵詞：一線二線；
毛澤東；
劉少奇、鄧小平：“文革”

　　一線二線是“文革”前中共中央最高領導層即政治局常委中實際存在的一種分工。1966年10月25日，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發(fā)表講話，其中講到“文革”前政治局常委分一線二線的情況。他說，政治局常委分一線二線是他提議的，他處在二線，不主持日常工作，別的同志處在第一線，很多事情讓他們?nèi)プ�，讓他們在群眾中樹立威信，“以便我見馬克思的時候，國家不那么震動”，但搞了一線二線，出了相當多的獨立王國，八屆十一中全會后，一線二線的制度就改變了。i 毛澤東的這一講話是迄今為止了解一線二線制度的最主要資料。但這一資料沒有能夠說明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即“文革”前政治局常委分一線二線是從什么時候正式開始的，中共中央關于這一制度有沒有做出過正式的規(guī)定？鑒于這一制度與“文革”的發(fā)動有著密切的關聯(lián)，國外一些有眼光的學者對它形成的時間非常關注。英裔美籍著名學者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在《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中，曾試圖解決中共中央最高領導層分一線、二線的時間問題，他列舉了不少資料，但最后并沒有給出明確的答案。ii本文旨在對“文革”前中共中央最高領導層分一線二線制度形成的時間進行考證，圍繞這一問題，還將對這一制度的涵義及如何評價這一制度提出自己的看法。

　　一、一線二線制度的涵義

　　中共中央最高領導層分一線二線是毛澤東在1953年下半年提出的。關于這一點，有兩條材料可以說明。

　　1980年3月19日，鄧小平就起草《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發(fā)表談話，在講到高饒問題時說：“這個事情（指高饒問題，引者注），我知道得很清楚。毛澤東同志在一九五三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線、二線之后，高崗活動得非常積極。”iii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金沖及主編的《劉少奇?zhèn)鳌�，也有如下說法：“一九五三年下半年，毛澤東在領導層內(nèi)提出中央分一線、二線的問題，希望自己退居二線，由其他同志主持一線工作。中共中央還提出過最高國家行政機關是否采取部長會議的形式、黨中央是否增設副主席或總書記的問題�！眎v

　　上述兩條材料，都指出毛澤東提出中共中央最高領導層分一線二線是在1953年。不同的是，鄧小平的談話認為在1953年底，而《劉少奇?zhèn)鳌穭t指出是在1953年下半年。這種不同，并不意味著兩條材料的說法矛盾，而是反映出毛澤東在1953年下半年有可能不止一次提出過中央最高領導層分一線二線的問題。

　　中共中央最高領導層分一線二線，是什么涵義？按照毛澤東1965年10月25日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說法，所謂一線就是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二線就是不主持日常工作，政治局常委中，他處在第二線，其他同志處在第一線。根據(jù)這一說法，再結合“文革”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的情況，我們可以對一線二線的涵義做出一個更為具體和確切的概括，其內(nèi)容如下：

　　第一，政治局常委分一線二線，毛澤東處于第二線，其他政治局常委處于第一線；

　　第二，毛澤東處于第二線，就是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中央日常工作由處于第一線的政治局常委主持；
第三，劉少奇和鄧小平是主持中央第一線工作也即中央日常工作的兩個主要領導人。

　　但筆者認為，1953年下半年毛澤東最初提出中央領導層分一線、二線的問題時，他所謂的退居二線，不僅僅是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因為在1953年之前，中央日常工作就經(jīng)常由劉少奇主持，如果僅僅是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并沒有必要專門提出這個問題。1959年4月15日，毛澤東在第十六次最高國務會議上，解釋為什么提名劉少奇為國家主席候選人時說過這樣一段話：“因為我們共產(chǎn)黨內(nèi)主持工作的，我算一個，但是我是不管日常事務的，有時候管一點，有時候不管。經(jīng)常管的是誰呢？是少奇同志。我一離開北京，都是他代理我的工作。這已經(jīng)是多年了，從延安開始就是如此，現(xiàn)在到北京已經(jīng)二十年了�！眝

　　由此可見，1953年下半年毛澤東提出的所謂退居二線，除了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外，還包含更深刻的涵義。筆者認為，這就是在適當?shù)臅r候從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的職位上退下來，說得更明確一點，就是在適當?shù)臅r候辭去黨中央主席和國家主席（在1954年9月前是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職務，以黨中央名譽主席的身份繼續(xù)參加黨和國家的領導工作。這一點，可從下述幾個方面的材料看出：

　　第一，曾長期擔任毛澤東機要秘書的葉子龍回憶說：“記得斯大林去世前后，他曾當著我的面說過：斯大林太累了，高處不勝寒�。∥乙膊幌氘斨飨�了�！眝i斯大林去世是在1953年3月，因此毛澤東在1953年下半年提出中央分一線、二線的問題，與他向葉子龍所說不想當主席了的話，應是有聯(lián)系的。

　　第二，葉子龍還回憶說：高饒事件發(fā)生后，大約在1954年底或1955年初，毛澤東曾對他說，高崗就是想當國家主席，但他不合適，國家主席必須承擔很大的責任，必須由有威望的人來擔任。毛澤東還表示：“我老了，不適合當國家主席了，我也不想當這個主席�！眝ii

　　第三，中共八大召開之前，毛澤東曾向中共中央提出過他辭出黨中央主席和國家主席的問題。1956年在北戴河召開的一次有幾十人參加的中央高層會議上，還對這個問題進行過討論。討論的結果是：對毛澤東辭出國家主席的要求，“大家認為可行”；
對毛澤東辭去黨中央主席的要求，“也認為將來適當時機可行，只時暫時還不可行”viii.

　　第四，中共八大通過的黨章，增加了“中央委員會認為有必要的時候，可以設立中央委員會名譽主席一人”這樣一款。八大召開期間，毛澤東在會見外國共產(chǎn)黨代表團時，對這款新的內(nèi)容做過解釋。他說：“我本想辭掉主席的職務，想干個名譽主席。這次黨章草案中有一條，必要時可以設名譽主席。我這是準備后事�，F(xiàn)在同志們都不贊成我下臺，我說，拖幾年也可以。所以，設了四個副主席�，F(xiàn)在還是逃不脫。我的方針是兩個主席都辭掉�！眎x

　　“兩個主席都辭掉”，至少在中共八大召開前的一段時間內(nèi)，是毛澤東退居二線的一層重要涵義。但中共八大后，由于種種復雜原因，毛澤東改變了原來的設想，在1959年4月不再擔任國家主席之后，對辭去黨中央主席的事不再提及，退居二線也就成了比較含糊的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二、一線二線制度是什么時候形成的

　　關于一線二線制度形成的時間，在一些回憶錄中有各種各樣的說法。為了澄清這一問題，筆者查閱了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寫的《劉少奇年譜（1898－1969）》、《劉少奇?zhèn)鳌�、《毛澤東傳（1949－1976）》，試圖找到有助于說明這一問題的答案。但在這三本利用了大量中共中央檔案資料編寫而成的重要著作中，無一例外地都沒有劉少奇是什么時候正式開始主持中央第一線工作、毛澤東是什么時候正式退居第二線的記載。我認為，這絕對不是編寫人員疏忽所至，合理的解釋只能是：在“文革”前，雖然事實上是劉少奇、鄧小平在中央一線主持工作，但中共中央從來沒有對一線二線制度做出過正式的成文的規(guī)定，對劉少奇從什么時候開始主持中央一線工作也從來沒有明確地以成文的形式做出過決定。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高華在一次學術報告中講到“文革”前中共中央領導層分一線二線的制度具有模糊性，我很贊成這一說法。那為什么具有模糊性？就是因為對這一制度沒有做出過成文的規(guī)定，這一制度始終只是一個非正式的制度，它的內(nèi)容，它開始實施的時間，都是模糊的。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費了很大功夫對一線二線制度開始實施的時間進行探討，最后沒有得到明確的答案，原因即在于此。在一些直接或間接當事人的回憶中，為什么對劉少奇、鄧小平從什么時候開始主持中央一線工作的問題說法各異？原因亦在于此。

　　所以，實際上不存在一條明確的時間界限，在此之前中共中央最高領導層沒有一線二線的劃分，在此之后就有一線二線的劃分。“文革”前事實上存在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的一線二線分工，是一種非正式的制度，這種非正式制度的形成，經(jīng)歷了一個漸進的過程。這個過程有五個重要的關節(jié)點：

　　第一個關節(jié)點是1953年下半年，毛澤東提出中央領導層分一線二線的設想。這一設想提出后，中共中央的領導體制便開始進行調(diào)整。1954年9月，中共中央建立秘書長會議制度，其內(nèi)容是在中央書記處下設立一個秘書長辦公會議，負責協(xié)助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研究和處理黨和群眾工作方面的日常事務，以及政治局和書記處交議和交辦的其他事項。毛澤東曾對時任中央秘書長的鄧小平說：“工作你們?nèi)プ�，然后都統(tǒng)一用中央的名義，政治局也好，書記處也好，不用秘書長的名義�！眡 什么工作？主要是日常工作。在此之前，中共中央書記處是事實上的政治局常委會，負責最高決策工作，同時又處理中央日常工作。在此之后，中央日常工作轉移到了秘書長辦公會議，秘書長辦公會議成為后來新的中央書記處的前身。秘書長會議制度建立后，中央領導層一線二線的分工已初現(xiàn)雛形。

　　第二個關節(jié)點是1956年9月召開的中共“八大”。在這次會議上及會議開過以后，毛澤東進一步從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中擺脫出來，中央最高領導層一線二線的分工開始明朗化�！鞍舜蟆逼陂g，毛澤東有一次在接見外國友人的時候說，這次黨代表大會他是跑龍?zhí)祝�唱戲的是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同志。xi事實也是如此，“八大”一些主要文件的起草，“八大”的幾個主要報告，都是劉、周、鄧等人做的。此外，為了適應中央最高領導層一線二線的分工，按照毛澤東的提議，在“八大”上中共中央的領導體制也進行了調(diào)整，這主要是建立了新的中央書記處，并且設置中央總書記一職，推選鄧小平擔任這一職務。xii 此外，在“八大”上，毛澤東再一次提出政治局常委分一線二線�！鞍舜蟆遍]幕以后，劉少奇、鄧小平實際上開始主持中央第一線工作。當時中央的基本領導格局是：政治局會議主要由劉少奇主持，書記處會議主要由鄧小平主持，國務院則由周恩來主持。但毛澤東并沒有完全退出黨和國家第一線的領導工作，很多的重要決策，仍然由他主持作出，有不少時候，他甚至仍然在第一線主持工作。特別是人民公社化運動和“大躍進”運動期間，更是如此。

　　第三個關節(jié)點是1959年4月劉少奇在第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當選為國家主席。劉少奇是繼毛澤東之后擔任這一職務的。不再擔任國家主席，是毛澤東決定逐漸退居二線的一個既定步聚。在此之后，國家事務方面第一線的領導工作，主要由劉少奇主持和負責，中央最高領導層一線二線的分工又朝前邁進了一步。但是，毛澤東仍然沒有完全退出中共中央第一線的領導工作。在此之后至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會前，中共中央關于國際國內(nèi)的許多重要事務的決策，仍然是在毛澤東的主持下作出的。

　　第四個關節(jié)點是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擴大的工作會議，即“七千人大會”。這次會議是為進一步統(tǒng)一全黨的思想，加快國民經(jīng)濟調(diào)整的步伐而召開的。之所以說這次會議是一線二線制度形成的一個重要關節(jié)點，是因為以這次會議為起點，劉少奇實際上開始全面主持中央的黨政領導工作，自此以后直至“文革”發(fā)生，毛澤東基本上退出了中共中央第一線的領導工作。這次會議有一個不為人所注意但實際上非常重要的細節(jié)，即在會議閉幕的第二天，1962年2月8日晚，毛澤東即坐專列離開北京到外地去了。xiii此后，國民經(jīng)濟的調(diào)整工作主要在劉少奇的主持下進行。他曾戲稱自己是“非常時期大總統(tǒng)”xiv.在劉少奇的主持下，相繼出臺了一系列調(diào)整國民經(jīng)濟的重要措施，有效地扭轉了極端困難的經(jīng)濟形勢。而在此之前的國民經(jīng)濟的調(diào)整工作，主要是在毛澤東的主持下進行的。1961年中共中央制定的一系列重要文件，(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如《農(nóng)業(yè)六十條》、《工業(yè)七十條》、《高教六十條》，都是在毛澤東的主持下完成的。劉少奇真正主持國民經(jīng)濟的調(diào)整工作，是從“七千人大會”開始的。毛澤東在這次會議閉幕的第二天即離開北京去外地巡視，很有可能不是偶然的，而是有意識地擺出的一種退居第二線的姿態(tài)。

　　第五個關節(jié)點是1964年8月5日中共中央“四清”、“五反”運動指揮部的成立�！八那濉�、“五反”是毛澤東在對當時中國的階級斗爭形勢做了過于嚴重的估計的情況下，所發(fā)動的一場政治運動。至少在1964年這一年，領導這場運動是中共中央的中心工作。對這場運動，毛澤東一直給予密切的關注和領導。但耐人尋味的是，在1964年8月5日，經(jīng)毛澤東同意，中共中央書記處開會作出決定，中央成立“四清”、“五反”運動指揮部，由劉少奇掛帥。xv在此之前，劉少奇雖然經(jīng)常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但中共中央從來沒有正式作出過決定，應該在什么時候，什么問題上由劉少奇掛帥。即使是“七千人大會”后國民經(jīng)濟的調(diào)整工作，雖然毛澤東實際上已經(jīng)完全放手讓劉少奇主持，但也沒有給過劉少奇什么正式的名義�！坝蓜⑸倨鎾鞄洝保�這是在中共中央的決定中，第一次出現(xiàn)這樣的說法。雖然“掛帥”的范圍只限定于領導“四清”、“五反”，雖然在決定讓劉少奇“掛帥”后，毛澤東出于對“四清”、“五反”運動的重視，實際上并沒有退出這一運動第一線的領導工作，但不管怎么說，這都意味著毛澤東至少在名義上有意讓一線二線的分工進一步明確，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說明劉少奇在黨內(nèi)的地位進一步提高。如果不是在1964年底至1965年初，劉少奇與毛澤東在制定《二十三條》時發(fā)生意見分歧并產(chǎn)生沖突，這種一線二線制度漸進形成的趨勢還會繼續(xù)下去。但是，由于在制定《二十三條》時劉少奇與毛澤東發(fā)生的分歧和沖突，使毛澤東產(chǎn)生了要在政治上把劉少奇搞掉的想法，因而直到1966年“文革”爆發(fā)，一線二線始終是一種非正式的而且沒有完全形成的制度�！拔母铩北�發(fā)后，隨著劉少奇和鄧小平這兩個在中央第一線主持工作的領導人被打倒，這種非正式的制度也被廢除。

　　毛澤東既然首倡中共中央最高領導層分一線二線，而且在“文革”前這種一線二線的分工又一直在實際上存在，毛澤東也認為這是中央的一種領導制度，那為什么不對這種一線二線的制度作出明確的規(guī)定，讓它正式化呢？筆者認為，這有兩個方面的原因：

　　第一，毛澤東所謂的退居二線，本來的涵義是辭去國家主席和中共中央主席這兩個職務，擔任中共“八大”黨章設立的黨中央名譽主席一職。按照毛澤東在“八大”前后的設想，他退居二線的第一步是辭去國家主席的職務，第二步是在中共“九大”辭去黨中央主席的職務，擔任名譽主席。只有在辭去黨中央主席后，他才算真正退居了二線。但由于后來“九大”沒有如期召開，毛澤東沒有辭去黨中央主席的職務，這也就意味著毛澤東始終沒有退到真正意義上的、他原來設想中的第二線，在此情況下，自然不可能對一線二線制度作出正式的成文的規(guī)定。

　　第二，中共“九大”沒有如期召開，這實際上意味著毛澤東改變了原來辭去黨中央主席，完全退居二線的想法。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對一線二線的制度作出正式規(guī)定，那實際上會成為對毛澤東的一種約束，他要再回到第一線主持工作，就會變得名不正言不順。這是毛澤東所不愿意看到的。在改變了辭去黨中央主席職務的想法以后，毛澤東既希望中央最高領導層有一線二線的分工，能讓他從繁重的日常工作中擺脫出來，同時又希望這種一線二線的分工制度具有相當大的彈性，不要限制他在認為必要的時候重新回到第一線主持工作。這一原因也使得中共中央不可能對一線二線的制度作出正式的成文的規(guī)定。

　　三、如何看待一線二線制度

　　毛澤東在1953年下半年提出中央領導層分一線二線，其初衷有好的一面。1966年10月25日，他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說，他提出分一線二線，是想吸取斯大林的教訓，提前培養(yǎng)接班人，讓他們樹立威信，以便在他逝世后，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發(fā)生交接時，能減少震動，有利于國家的安全。除此以外，他實際上還有一個沒有說出的考慮，即他在中共八大前后，曾設想過建立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退休制度。這種一線二線的劃分，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說是為建立這種退休制度而設計的。從這種一線二線分工的實際效果看，它具有一定的正面作用。首先，它的確在很大程度上培養(yǎng)了在中央一線主持工作的劉少奇、鄧小平等人全面領導黨和國家工作的才干。“文革”后鄧小平復出，之所以能夠成為迅速成為中共第二代領導集體的核心，主持制定改革開放的政策，領導中國的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取得重大成就，與他在“文革”前十年擔任中央總書記時期積累的工作經(jīng)驗和鍛煉出的領導才干是分不開的。第二，相對于毛澤東來說，劉少奇和鄧小平更年富力強一些，精力更充沛一些。中央政治局常委進行一線二線的分工，由劉少奇和鄧小平在第一線主持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彌補毛澤東精力方面的不足，加強中央最高領導層的領導力量，提高工作效率。

　　但是，這種一線二線的分工也產(chǎn)生了不好的后果。由于一線二線的分工并不是一種成文的正式制度，因此對一線二線的概念和兩者之間的權責劃分都不明確。沒有明確的權責劃分，是“文革”前毛澤東和在中央第一線主持工作的劉少奇、鄧小平產(chǎn)生矛盾的一個重要原因。1966年10月25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說，由于搞一線二線，出了相當多的獨立王國。其實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誤解。在不少情況下，毛澤東是把在第一線主持工作的領導人在正常范圍內(nèi)行使職權也當成搞獨立王國了。這種誤解的產(chǎn)生，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這種一線二線分工的模糊性所導致的權責不明確。這種誤解產(chǎn)生了嚴重的后果，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它是毛澤東發(fā)動“文革”的一個重要誘因。

　　“文革”前中共中央最高領導層實施一線二線分工所引發(fā)的嚴重后果給我們一個重要教訓，這就是黨和國家的政治生活、政治運作必須制定明確的制度，必須嚴格地進行制度化操作，必須有明確的權責界限的劃分。如果沒有規(guī)則，如果沒有制度可以遵循，那么黨內(nèi)難免由于這樣或那樣的問題產(chǎn)生矛盾和沖突。如果這種矛盾和沖突不能在制度的框架內(nèi)得到理性的解決，那又難免影響黨內(nèi)的團結，進而影響國家的穩(wěn)定。

　　「注釋」

　　i 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143頁。

　　ii［英］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36～240頁。

　　iii 《鄧小平文選（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57頁。

　　iv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金沖及主編：《劉少奇?zhèn)鳌废戮�，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743頁。

　　v 《劉少奇?zhèn)鳌废聝�，�?38頁。

　　vi葉子龍口述、溫衛(wèi)東整理：《葉子龍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255—256頁。

　　vii 《葉子龍回憶錄》，第256頁。

　　viii《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457頁。

　　ix劉志男：《關于建國后至中共九大期間“接班人”問題的歷史考察》，《當代中國史研究》2002年第4期。

　　x 中國青年出版社編：《20世紀的巨人——鄧小平與現(xiàn)代中國》，中國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176頁。

　　xi《毛澤東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8頁。

　　xii 彭厚文：《中共八大前后毛澤東對改革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探索》，《蘇州大學學報》2004年第2期及中國人民大學復印資料《中國現(xiàn)代史》2004年第7期。

　　xiii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逄先知、金春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1206頁。

　　xiv 黃崢執(zhí)筆：《王光美訪談錄》，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第283頁。

　　xv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崇文、陳紹疇主編：《劉少奇年譜（一八九八—一九六九）》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599頁。

　　彭厚文，1965年生，歷史學博士，江南大學法政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毛澤東與毛澤東思想研究、中國近現(xiàn)代史，發(fā)表學術論文三十五篇，人大復印資料等刊物全文轉載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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