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大早已雨打風吹去——那個欣然接納從未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學者梁漱溟的老北大，已然遁入歷史深處。新北大不再給梁漱溟這樣的“土老帽”留下一個位置，新北大的教師必須擁有或洋或土的博士學位，且不管其博士論文是否屬于抄襲而來。而在老北大的時代，一切都還處于草創(chuàng)階段，制度雖不完善卻顯得生機勃勃，一流的人物和一流的學術(shù)成就相映生輝；
到了新北大的時代，尤其是近十余年以來，這所大學正變得越來越像卡夫卡筆下那個龐大的、迷宮式的官僚機構(gòu)，確實，這里官員的數(shù)量遠遠比教師多，而在那些有機會留校的年輕博士中，相當一部分人都是熟諳“關(guān)系學”的平庸之輩。“學術(shù)的北大”和“思想的北大”都處于凋零的命運之中。蔡元培和梁漱溟等先輩，今日若是重返北大的話，當作何感想呢？

　　一九八五年，北大九十周年校慶之際，九十五歲高齡、作為文革幸存者的梁漱溟專門撰文《值得感念的歲月》，講述自己昔日在北大的學術(shù)和教育生涯。關(guān)于梁漱溟到北大任教的故事，后來逐漸夸張為一個繪聲繪色的神話。即便是在北大自己的學報上，也白紙黑字地描繪說，那時候梁先生報考北大落榜，其后蔡元培校長看中了他的才華，于是破格將其請到北大任教�！奥浒駥W生”與“特聘教授”之間形成了極其強烈的對比，也留給后人豐富的想象空間。然而，梁漱溟先生在此文中更正說：“事實是我因中學畢業(yè)后投身同盟會活動，無法顧及升學事，及至在北大任教，昔日中學同窗如湯用彤（在文科）、張申府（在理科）、雷國能（在法科）諸兄尚求學于北大，況且蔡先生以講師聘我，又何曾有投考不被錄取，反被聘為教授之事�！�

　　不過，梁漱溟被蔡元培聘到北大任教，確實是北大歷史乃至中國現(xiàn)代教育史上的一則佳話。民國剛一成立，蔡元培即出任第一屆教育總長，當時梁漱溟在同盟會的《民國報》工作，以一青年記者的身分，出入于國會、總統(tǒng)府、國務(wù)院及各政黨總部，因而多次接近并采訪蔡元培先生。一九一七年，蔡元培從歐洲訪問歸來，出任北大校長。梁漱溟拿著自己的論文《窮元決疑論》登門求教。蔡元培告知：“我在上海時已在《東方雜志》上看過了，很好�！弊屃菏�溟沒有想到的是，蔡元培接著提出請他到北大任教并擔任印度哲學一門課程。梁大吃一驚，謙虛地表示，自己何曾懂得什么印度哲學呢？印度宗派那么多，只領(lǐng)會一點佛家思想而已，“要我教，我是沒得教呀！”蔡先生回答說：“你說你不懂印度哲學，但又有哪一個人真懂得呢？誰亦不過知道一星半點，橫豎都差不多。我們尋不到人，就是你來吧！”梁漱溟總不敢冒昧承當。蔡先生又申說：“你不是喜好哲學嗎？我自己喜好哲學，我們還有一些喜好的朋友，我此番到北大，就想把這些朋友乃至未知中的朋友，都引來一起共同研究，彼此切磋。你怎可不來呢？你不要是當老師來教人，你當是來共同學習好了�！辈滔壬�的這幾句話深深打動了梁漱溟，他便應(yīng)承下來。

　　那時，梁漱溟年僅二十五歲，沒有任何學歷，只是司法部的一個小秘書。蔡元培卻有這樣的眼光和魄力，當即拍板將其延聘到北大擔任教職。后來，梁漱溟動情地回憶了自己在北大七年的生活：“七年之間從蔡先生和諸同事同學所獲益處，直接間接，有形無形，數(shù)之不盡。總之，北京大學實在培養(yǎng)了我�！绷硪环矫�，梁漱溟也對北大早期的哲學教育貢獻良多，他雖然年輕，所授之課在北大卻是獨一無二的，也頗受學生歡迎，聽課者多達二百多人，由小教室換為大教室，學生中有馮友蘭、朱自清等后來名動一時的學者。梁漱溟感嘆說：“年輕后輩如我者，聽課之人尚且不少，如名教授、新文化運動代表人物如陳獨秀、胡適之、李大釗等先生，聽課者之踴躍，更可想而知了。于此可見蔡先生兼容并包主張的實施和當時新思潮的影響，共同形成之追求真理的濃厚空氣，不僅感染北大師生和其他高校，且影響及于社會。生活在此種氣氛中怎能不向上奮進呢！”

　　梁漱溟是一名典型的“自學成才”者，正如他本人在《自學小史》中所說的那樣：“像我這樣，以一個中學生而后來任大學講席者，固然多半出于自學�！�…我們相信，任何一個人的學問成就，都是出于自學。學校教育不過給學生開一個端，使他更容易自學而已。”自學成才本已不易，自學成才而又能夠被學術(shù)界和社會承認更不易。在這個意義上，蔡元培所開創(chuàng)的老北大的傳統(tǒng)值得我們深深地懷想與追憶。與其他所有的后任者不同，作為北大校長的蔡元培在當時具有無可比擬的權(quán)威和聲望，這權(quán)威和聲望不是由其擔任的職位所帶來的，恰恰相反，乃是源于其在晚清革命運動中常人難以企及的資歷和貢獻，以及其謙卑和寬容的人格魅力。蔡元培擔任北大校長期間，延聘教授多出于個人的遠見卓識，根本不必通過一個龐大的官僚部門和繁瑣的程序來實現(xiàn)。無論是文科學長陳獨秀還是梁漱溟、辜鴻銘等人，有新派，亦有舊派，有西化派，亦有國學派，學位和著述都不是硬性的標準，蔡先生看重的是真才實學。可以說，那時的北大要聘誰或不聘誰，蔡先生完全可以一個人“自作主張”。這固然屬于某一種形式的“人治”，可這種由伯樂來實施的“人治”方法，運用在草創(chuàng)時期的北大大學，比之后來逐漸“正規(guī)”化的“體制”別有一種優(yōu)勢。

　　一種剛性、僵化的、教條的體制，必不能容納諸如梁漱溟這樣的學者——你沒有最高學歷，亦沒有堂皇的著作，焉能進入我這最高學府任教？這種由制度造就的“無物之陣”，讓任何天才都無法“脫穎而出”。這種看似公平合理的體制，能讓一名擁有學位的庸才順利地獲得教職，卻不能讓梁漱溟這樣沒有學位、而擁有豐厚的學術(shù)潛力的大學者獲得教職。說起學位來，后來被胡適延聘到北大的沈從文也沒有任何的學位，他也是一位自學成才者。且不說沈從文的小說創(chuàng)作成就，他后來改行從事中國古代服飾史的研究，也令諸多歷史和考古科班出身的學者為之嘆服�？梢�，學位是“虛”的，學問是“實”的。這些年來，北大過于看重“虛”的學位，而忽略“實”的學問，與若干具有真才實學卻沒有“最高學位”的學者擦肩而過。

　　被譽為“最后一位儒家”的梁漱溟，在千災百難中認識了“良知”，他忠于自己的良知。在后來的年代里，梁漱溟為了捍衛(wèi)真理而不惜頂撞權(quán)力熏天的領(lǐng)袖。這種為了真理“雖千萬人，吾往也”的勇氣。但是，有幾個博士具備了呢？對于北大來說，這種為真理獻身的精神才是最可寶貴和珍惜的傳統(tǒng)。今天的北大擁有數(shù)以千計的博士和博導，追求真理的氛圍卻日漸稀薄。今天的北大有那么多或土或洋的博士，以及由博士熬成博導者，或贊美文革中的樣板戲如何輝煌壯觀，或赤裸裸地表示改革就是要讓官員們先富起來，或聲稱中國不需要民主制度只需要恢復古代的科舉制度，或收取傭金成為黑社會頭子的辯護士，或認為北大教授擁有別墅和汽車就意味著中國實現(xiàn)現(xiàn)代化了……這些烏煙瘴氣的論點對中國社會的進步有什么益處呢？這些奇談怪論哪里有一絲一毫追求真理的意味呢？它們不僅離真理十萬八千里，而且就連基本的常識都忘記了。這些自以為能夠充當“帝王師”的博士、博導們喜歡說違背常識的驚人之語，這是北大的光榮還是恥辱呢？

　　今天的北大，最需要的不是引進多少位擁有西方名校博士頭銜的學者，而是讓真理的光芒破土而出。真理長期遭到了遮蔽，年輕的學子們在黑暗中行走，他們來北大本是為了尋求光明。北大不能只有未名湖的美麗，北大應(yīng)當成為真理的管道�？墒�，這管道如今卻被堵塞了。北大需要像梁漱溟這樣的真理的斗士來疏通這管道。梁漱溟遇到了老北大，遇到了北大的黃金時代，這是他的幸運。那個時代已經(jīng)過去了，它還會重新出現(xiàn)嗎？今天的新北大，有沒有可能遇到今天的“梁漱溟”呢？這些問題需要每一個熱愛北大的人士來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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