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年六十有五，已是標準的老人。人到老年，思考和理解力尚可，而記憶力的減退，自不可免�；仡櫍保梗担分粒保梗叮材辏诒本┐髮W歷史系學習的舊事，很容易引起人們常說的往事如煙、人生苦短之感慨。我曾在為《北大人》所寫的自傳中說：“在世界近代史上，北京大學對本國歷史進步所起的推動作用，非世界各國其他名牌大學所可比擬。多災(zāi)多難的校史，在某種程度上可說是多災(zāi)多難的國史的一個縮影。北京大學校史中最可痛心的損失，自然是很多代學子，在不正常的政治和社會環(huán)境中學業(yè)的損失�！蔽艺J為，這應(yīng)是對母校校史所作的客觀、公正和科學的評估。如果用另一句白話說，就是在不良政治下，北京大學做了本來不需要做的事，卻未能把本來應(yīng)當做的事做好。

　　但是，對一個特殊群體，即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北大學生而論，我們在校期間，對推動本國歷史進步說不上做出貢獻，主要還是屬于多災(zāi)多難而蒙受損失的群體。用一位同學的話說，我們在校期間，正值北大的民主和科學傳統(tǒng)被摧殘最烈的時期。盡管時代給了我們過大的缺憾，但在文革結(jié)束後的相當長時間內(nèi)，我們還是勉力承擔著中國大陸教、科、文等方面的工作。

　　一般說來，馬克思主義研究經(jīng)濟和歷史，與重大事件、杰出人物相比，是更加注重民眾普通的、平常的、基本的，甚至是簡單的生活狀況和意愿，這些其實是任何時代歷史的基石。本文所寫的主要正是後一種情況。單純從史料學的角度看，今人已不可能苛求中華傳世的古代史料，為後一種狀況留下豐贍的記錄，但今人應(yīng)當為當代史盡量留下此類記錄。

　　我個人本著寫信史的態(tài)度，撰寫此篇文字，力求客觀和公正。但時隔四十馀年，卻不能保證記憶完全無誤。由于在此前已有一些文章，記錄了自己大學生活的一鱗半爪，也坦白承認了自己所做的錯事，本文將盡可能少一些重復(fù)。

　　一、初進北大

　　１９５７年９月，一列自上海到北京的特別慢車，裝載著北大的新學子，以三天三夜的時間，馳向北京。當時京滬線還是單軌，我們的列車是逢車必讓，不論是後面追上的列車或是前面馳來的列車。列車上陳設(shè)簡單，座位類似于木條凳，靠背很低，頭部根本無法倚靠。只消一夜，就腰酸背疼。列車上當然沒有餐車，只能自帶乾糧。每逢一個大站，總是要�？亢脦仔r，但沒有準確的開車時刻，何況我們一般都沒有手表。所以不敢離開車站遠走。我們這些上海人，一般自幼生活在當時中國大陸最現(xiàn)代化的大城市中，初到外地，立即感覺外地的落後。記得在濟南�？繒r，我和中學同學殷福珊（他考上化學系，至今仍是我的摯友）在附近一個簡陋的小飯館各吃一碗面，竟比上海最低級的清湯陽春面還乏味。在我們上海人看來，如徐州、濟南簡直就不像城市。

　　疲憊和難熬的列車生活終於結(jié)束，列車�？吭诋敃r唯一的前門站，由北大發(fā)來的大轎車把新生接往北大。至今回憶起來，沿途最使自己激動的建筑，一是天安門，這是過去只能在電影和圖片上見到的，二是高大壯觀的北京城墻。北京城本是中國傳世最大最好的城墻，可惜在文革後期基本拆毀。當年力主保護和開發(fā)利用城墻的梁思成先生不得不含恨辭世。事有巧合，我２００３年９月訪問日本時，日本學者還是非常懷念他，正是他向美軍提出了不轟炸京都和奈良的建議，使日本珍貴的古文物得以保存。我內(nèi)心不免深深地悲慨，梁先生能保全日本的京都和奈良，卻不能保全心愛的祖國的北京城，這種悲劇難道不值得我們中華子孫深自反省。多年以來，“我們一貫如何如何”之類常用套語，用以掩飾沒有預(yù)見，出爾反爾，缺乏誠信，不能不使我愈來愈反感。例如對于保護文物，難道就能使用“我們一貫重視文物保護”一句話，就一了百了嗎？

　　轎車停在哲學樓，我們初次見到如此美麗的大校園，一切都感到新奇。上海的幾個公園哪一個都不如燕園。當夜游校園，竟迷失了歸路，哲學樓成了我們初進校園時識別方位的座標。上海人初次去頤和園，在晴空映照下的碧波中蕩槳劃船，宛如置身于仙境，此種感受是後來所沒有的。

　　二、日常生活

　　歷史系的５７級新生住進３０齋，六人一間宿舍，上下鋪木板床，我挑了上鋪。北京風沙很大，有一次去課堂忘了關(guān)窗，四層的宿舍上下床鋪竟是一層黃沙。當時的衣料沒有化學纖維，學生是清一色的棉布衣。上海街上很少有人穿打補靪的衣服，而北大的男生往往是打補靪，即使見到老師，也都沒有寒酸感。女生們則注意衣著，沒有打補靪的。呢衣是十分珍貴的。張政烺先生講課，有一次無板刷，竟用呢中山裝的衣袖擦黑板，至今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當時雖有糧食定量，進校之初還是隨便按需打飯。食堂的甲菜是一角五分，乙菜是一角，都是葷菜，丙菜八分，也有少量葷食，唯有丁菜五分，是全素。我還是初次吃北方的玉米窩頭，小米和高粱飯。我對北方的伙食沒有什么不習慣，但令人乏味的是春節(jié)，除了年三十改善伙食外，年初一就一切照舊，沒有一點過年的氣氛。學生上課的裝備，一般是一個布書包，另加一個裝搪瓷碗的小飯袋，走路時，小勺就磕碰飯碗，叮噹作響。

　　一般說來，一個大學生每月十多元就夠用了，很多人還申請補助。當時一元約合現(xiàn)在十一、二元。班里只有個別北京同學有自行車，手表也很少，大家對有表者謔稱“有表階級”，大多數(shù)人則稱“無表階級”。每個齋只裝一部電話，北京同學也許稍有使用，其他人則大致與電話絕緣。北京也有少量出租汽車，學生在畢業(yè)分配時，一般叫出租汽車，載本人和行李前往新單位或車站。

　　用今天的生活標準看來，五、六十年代的大學生是相當清苦的，但當時大家沒有苦的感覺。回憶起來，雖有恍如隔世之感，卻仍有某種甜意。

　　三、初期學習

　　我們?nèi)胄ａ岬牡谝粚W期，還是有正常的教學秩序。按當時五年學制，前三年是上基礎(chǔ)課，後兩年才分專業(yè)�？脊艑I(yè)是在當時各大高校中僅有的，歷史專業(yè)還分各種專門化�；仡櫰饋恚昊A(chǔ)課是太長太多了，還是一種灌輸式的教學，考試無非是死記硬背。文革後，我曾向歷史系負責人建議，可否大量削減基礎(chǔ)課，以讓學生們自己讀書為主，老師只作些輔導(dǎo)。回答是否定的，說學生不用功，如果不用灌輸式，正好助成他們偷懶。我們當時自然不是如此，北大的學子大多是非常用功的。

　　當時北大的第一外語是俄文和英文。我經(jīng)過測試，分配在俄語快班。我對俄語沒有興趣，聽說中國古代史日語有用，可是日語屬第二外語，只能在後來學。最初半年學俄語，極不適應(yīng)。後來不知怎么，推我當俄語課代表，只能下功夫?qū)W，長進較快。但當時對學生的外語能力要求低，只強調(diào)讀，我大約能每小時念幾頁蘇聯(lián)的哲學課本。但快班一結(jié)業(yè)，不間斷的運動和勞動，使自己根本沒有時間復(fù)習和提高，俄語就此扔棄。後來學日語也大致依此循環(huán)，徒然浪費時間。外語學習，無非是死記硬背，細水長流，久則熟能生巧，并且應(yīng)當以增強聽力為主。我們這一代人的外語學習，除很少數(shù)人外，只能提供失敗的教訓(xùn)，盡管主要不是我們自身的責任，因為當時系里只安排運動和勞動，根本不容有細水長流學外語的時間。

　　５７級新生入學，最初的老師其實是５６級的師兄。我清楚記得，如張鏡明、任長泰等師兄，向我傳授了大學學習的要訣，教我如何在課外尋找和閱讀參考書。他們說，中學的老師不能說自己不知道，而大學的老師則可以經(jīng)常承認自己不知道。其實，學問之大，老師當然不可能什么都知道�；仡欁约喝绾斡芍袑W生轉(zhuǎn)變?yōu)榇髮W生，是應(yīng)當十分感謝師兄們。

　　四、反右派等運動

　　新生入學，最初是由系團總支書記吳維能給我們做報告。後來方知，吳維能其實是５４級的，他出身小八路，自然是根正苗紅的培養(yǎng)對象，等不及畢業(yè)，就做了干部。但是，殊不料在波詭云譎的政治風浪中，僅兩年之后，他因為親人餓死，轉(zhuǎn)瞬間便成攻擊三面紅旗（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罰在食堂勞動。後在文革期間，含恨自殺。類似的事例當然不止他一位。記得給我們講公共政治課的，有一位沈少周先生，他反復(fù)給我們灌輸，只要我們對黨中央和毛主席（此一規(guī)范式的政治套語，到文革時又改定為“毛主席和黨中央”）的政策之類有異議，就應(yīng)當首先檢查自己的立場和世界觀。但曾幾何時，他又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

　　反右派斗爭的高潮還是在我們?nèi)雽W前。當時北大學生中最著名的右派分子是物理系的譚天榮和數(shù)學系的劉奇弟。我沒有見過譚天榮，據(jù)說他在人生晚年，仍然孜孜不倦地操勞。但劉奇弟被捕的一幕，為我親睹。在一個深秋寒夜，大喇叭把我喊醒，說是極右分子劉奇弟打人，于是我趕到大禮堂兼大飯廳。我穿了厚毛衣，還不習慣北方的寒冷，而劉奇弟只穿一件襯衫和毛背心，在臺上被斗，但他不肯屈服，于是叫來了公安人員，把他押走。一般情況下，打人自

　　然構(gòu)不成被捕的罪名，但劉奇弟的特殊身份卻可以法外加刑。據(jù)說他已含恨離開人世。

　　５７級最初分三班，我所在的三班被分配參加５４級考古班的反右派斗爭。定為右派的最初只有胡琦，回想起來，他的思想似乎比較活躍，例如主張中國效法南斯拉夫，對蘇聯(lián)采取較為獨立的態(tài)度，當時也算右派言論。１９５８年初是一個嚴寒的冬季，有時下雪。全校停止一切教學活動，集中時間處理右派，并且增加右派名額。由黨支部提出情況介紹，交大家討論，某人算不算右派。說是黨支部沒有定論，其實只要提出來，就不可能不定為右派。５４級考古班新增兩名右派。一位是段靜修，他後來改名一平，經(jīng)勞改後，轉(zhuǎn)到我們５７級。他顯然頗為桀驁不馴，其右派言論有諷刺一位黨員女同學為母系氏族社會氏族長等。在批判的全過程中，他始終保持不卑不亢的姿態(tài)，如今回想起來，是極為不易的。另一位陳德鈞，我的印象中沒有什么象樣的右派言論，也難逃一劫，這夠得上是祖宗相傳的“腹非”之罪吧。最後，他只是流下了痛苦而委屈的淚水。

　　記得魯迅有一篇文章，摘錄古書上記載張獻忠殺書生，用一條標準身高線，凡是或高或低者一律被害。實際上，當時“黨中央和毛主席”也為知識分子設(shè)置了一條類似于張獻忠的言論標準線，“過猶不及”，都要治罪。當時有人提出蘇聯(lián)是階級社會，是修正主義，只因為比“黨中央和毛主席”早了三四年，便成右派。這條線還須按照各個時期的政治需要而變動。例如５７年很多人只是對本單位的黨組織或黨員有不滿言論，就成為右派。其邏輯是黨的領(lǐng)導(dǎo)不是抽象的，而體現(xiàn)在各個黨組織和黨員身上，對他們不服，就是反黨。但時隔九年，毛澤東通過江青號召造反有理，很多人按照反右派的舊皇歷，出來維護本單位的黨領(lǐng)導(dǎo)，又犯了“方向和路線性的錯誤”，成了“�；逝伞薄�

　　處理右派完畢，北大在大約三年時間內(nèi)，進入運動和勞動不斷，正常教學秩序全廢的狀態(tài)。反右以後，十分強調(diào)又紅又專。當時系主任翦伯贊先生的黨員身份尚未公開，黨組織向?qū)W生推薦的紅專榜樣是汪籛和田馀慶先生，以有別于如張政烺先生等“拔白旗”的對象、資產(chǎn)階級學者。然而到反右傾時，他們又在黨內(nèi)挨了嚴厲批判。汪籛先生為人爽快，不拘小節(jié)，身體頗壯健，還與學生一起打籃球，卻因批判得了大病。記得我在畢業(yè)後，看望過他一次，簡直瘦得可怕。他自己熬中藥，屋里有濃重的藥味。他在文革初即自殺。一個人自殺總是萬不得已，但按照當時的邏輯，自殺就是自絕于黨和人民的罪惡。１９６０年夏，５５級一位楊秉功師兄，在未名湖貼出一張匿名小字報，說是廣西餓死人，于是在分配前夕被捕。當傳達時，消息閉塞的我根本不相信會有餓死人的事，還真以為這個反革命分子造謠惑眾呢。

　　當時各個黨組織，總是把治下的人群區(qū)分為左、中、右。然而不論左、中、右，都有難逃在階級斗爭的大鍋里一鍋煮的悲慘命運。這些還大致是在毛澤東提出階級斗爭為綱之前。人命關(guān)天，但在那個不正常的年代，燕園中的草菅人命的事只怕難以有完全統(tǒng)計。強調(diào)不要忘記歷史，決不意味著對歷史采取實用主義態(tài)度。一些人權(quán)學者們熱衷于發(fā)明中國特色的生存權(quán)，倒理應(yīng)對那種蔑視生存權(quán)的事，來一個全面的統(tǒng)計、研究和反省，這難道不是對中華民族的未來大有裨益？對人類史上可能是空前的暴政下的大約五千萬以上無辜死亡生靈（當然包括文革後遇害的張志新），難道不應(yīng)當設(shè)一個公祭日，建一塊紀念碑？

　　有的校友稱當時的北京大學成了老君爐，但回想起來，還是比後來文革時的環(huán)境寬松。有一次，喜受古詩詞的沙宗復(fù)同學，當著黨員同學的面隨便發(fā)表議論：“說實在的，毛主席的詩詞有的寫得好，有的也一般。”大家沒有反駁，更沒有批判。在文革期間，我常想起這件往事，如果有人揭發(fā)沙宗復(fù)，豈不成了十惡不赦的反革命分子。

　　五、敬愛的馬校長和可悲的陸平

　　坦白說來，在校期間，(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我并未對馬寅初校長產(chǎn)生多少敬愛之情。等自己真正懂事以後，不能不對馬校長產(chǎn)生產(chǎn)生愈來愈深的敬愛之情。按當時的黨委制，馬校長作為民主人士，其實只是名譽校長。１９６０年春對他進行全校性的大批判。按照布置，不論哪個系都須上陣，貼大字報。于是一夜之間，大字報滿燕園，對他竭盡人身攻擊的能事，罵他是大肥豬，畫他與糞便、蛆團團轉(zhuǎn)。接著全校開批判大會。其實，除了經(jīng)濟系的師生外，又有誰懂得馬校長的人口論、團團轉(zhuǎn)等理論。這是我在北大五年的回憶中，最為可恥、丑惡得至今還令人噁心的一幕。馬校長面對著近乎瘋狂的蠻不講理，還是表現(xiàn)了一個知識分子應(yīng)有的自尊和氣節(jié)。他貼出書面聲明：“我雖深知勢孤力單，但單槍匹馬，我也要奮戰(zhàn)到底！”人們不應(yīng)忘記，中國最早提出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的概念，正是馬校長。在此後個人崇拜最猖獗之際，堂堂正正上書，提出反對個人崇拜者，也正是馬校長。

　　陸平正好是比我入學晚幾個月調(diào)任北大的。大約是彭真嫌原來的校黨委書記江隆基領(lǐng)導(dǎo)反右不力，由陸平前來加強領(lǐng)導(dǎo)。加強的結(jié)果當然是在處理右派的階段，增劃了大量新右派。江隆基在黨內(nèi)挨了批判，調(diào)任蘭州大學校長，工作做得較好。他在文革之初，不明不白地死去，很可能是遭人謀害。鄧廣銘先生曾對我說，江隆基無論如何也是教育家，不像陸平那樣不學無術(shù)。陸平指揮了批判馬校長後，就取而代之，正式當上北大校長。

　　有一位鄒魯風，１９５７年是人大副校長，１９５９年調(diào)任北大副校長，曾做過一次全校報告，就銷聲匿跡了。直到很晚，我才了解其內(nèi)幕。原來陸平和鄒魯風為了配合大躍進，曾派法律系畢業(yè)班組織一個調(diào)查組，結(jié)果調(diào)查報告的結(jié)論竟與彭德懷一致。反右傾開始，陸平就把調(diào)查組的右傾問題全盤諉諸鄒魯風，狠整的結(jié)果，鄒魯風終于自殺。鄒魯風在充當反右派指揮官時，只怕也根本不曾料到，自己兩三年後竟有此下場。通過陸平這件翻手為云覆手雨的勾當，我終于領(lǐng)悟到一個道理。我們從書本上學到的是“革命同志”之間精誠友愛，患難與共的關(guān)系，但事實上至少還有另一種你死我活的殘酷的人際關(guān)系。處在陸平的地位，他不往死里整鄒魯風，又如何得活？如果再提升一點，是可以稱之為你死我活的定律。

　　陸平狡猾地躲過了反右傾一劫，卻難逃文革一劫，一個最標準的反右派、反右傾的左派，轉(zhuǎn)瞬間又成了最標準的右派、黨內(nèi)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quán)派，親歷了極厲害的批斗。據(jù)說，他在文革後甚至不愿路過北大的校門，以免追憶自己當年不堪回首的痛楚。但他對自己當年傷害、整死了那么多無辜者，嚴重損害了數(shù)以萬計的北大學生的學業(yè)，卻并無追悔之意，從無致歉之語。

　　我們這個階段的北大人，偶而談及陸平，不約而同地極有惡感。記得大饑荒年代的夏季，我與化學系的殷福珊在校園內(nèi)正好與陸平相遇。他夾著一個當時顯示高干身份的大黑公文皮包，短袖衫下，腹部豐厚的脂肪上下顫動，與廣大學生們的餓瘦形象成了鮮明對照。殷福珊用上海話說：“看見伊個肚皮就促氣！”文革之初，聽說陸平挨斗，北大人往往幸災(zāi)樂禍。一位化學系同學沈福根當時對我說，他最遺憾的就是畢業(yè)證書上是陸平的名字，而不是馬寅初的名字。

　　六、下放十三陵農(nóng)村

　�。保梗叮澳昵铮щy的形勢已波及輦轂之下，但系總支書記還是要將５７級學生發(fā)落到十三陵農(nóng)村，充教學改革的試驗。

　�。担芳墝W生分住在十三陵北的幾個農(nóng)村，另外還有幾位青年教師，他們須勞動鍛煉一年。我分配在黑山寨，這是一個美麗的山村，除了糧食外，山上還有很多梨、栗、核桃等。我們參加秋收，農(nóng)民非常厚道而熱情，一定要我們品嘗山果。那里有幾個坡很陡，記得我個子高，重心高，下坡困難，幾個小青年就扶我下坡。但是，他們也不斷向我們反映人民公社體制下的各種弊病，經(jīng)營不善，造成糧食和果品減產(chǎn)。

　　前面說過，我們?nèi)胄r，每個人雖有糧食定量，卻完全不按定量吃飯。我們下鄉(xiāng)前，在食堂已按定量打飯，感到不夠吃。下鄉(xiāng)不久，又傳達上級指示，還須削減定量。這對正值青春期的人們，又須承擔體力勞動，確是難以承受。但大家也想出應(yīng)付之方，每天只吃早晚兩頓，中午在山里飲泉水，吃果子。山里有一種野果，名叫酸棗，農(nóng)民告訴我們可吃。我不能不對酸棗產(chǎn)生感情，現(xiàn)在每逢到餐館，總是要幾瓶酸棗汁，并向人們介紹自己當時的經(jīng)歷。秋收後的一段時間尚可飽食。到了冬天，山里的野果吃盡，于是大家只能挨餓。不少同學都得了浮腫病，我的胳膊瘦得用大拇指和食指就可捏合。由于熱量不夠，我只覺得特別怕冷，腳上生了很厲害的凍瘡。

　　農(nóng)民們常對我們表示歉意說，這回叫你們這些大學生到我們村里受罪了。其實，他們的日子比我們更加艱難，一個壯勞力還不及大學生的糧食定量。在寒冬臘月，北風成天呼嘯的時候，村里三天兩頭死人嚎喪。死的都是老人，其實是在饑寒交迫之下，得了感冒，便成不治之癥。這當然遠不是當時中國農(nóng)村最困難的情況。一天，我在一位老大媽家里，她拿出半塊糠餅，一定要我當面吃下，說不吃大媽就不高興。我至今也很難形容奪人口中食是什么滋味。但大饑荒年代的半塊糠餅，總是比後來的一些盛宴更難令人忘懷。盡管已是四十馀年前事，有時想到這半塊糠餅，就不免落淚。

　　有一段時間，進行所謂教改，我被派協(xié)助顧文璧先生，到十三陵的村里，進行調(diào)查。我們幾乎走遍了陵區(qū)的村莊。幾天換一個村，甚至一天換一個村。十三陵區(qū)的美景，決不在白天，而是在日出或日落時，站在高處，面對群山環(huán)抱的雄偉，陽光巧妙編織的朝霞暮靄的綺麗，才能觀賞和領(lǐng)略其特有的雄麗。明朝皇帝確是為自己找了一塊寄托尸骨的風水寶地。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上口村，我初次見到一個泉水縱橫交錯的村落，每戶門前都流著小溪，其上以石板為橋，夜晚睡覺，可以清楚地聽到泉水的淙淙聲。如果李白再世，肯定能為這個村莊吟哦最美妙的詩句。

　　顧文璧先生是１９５５年畢業(yè)後留校的，如今在無錫。一天上午，我們背負行李，前往一個村莊。他走得氣喘吁吁，撂下背包，躺在一塊大石上，說：“王曾瑜，你知道嗎，我過去人稱坦克車，現(xiàn)在不行了！”我感嘆說：“看來你這輛坦克車沒油了！”我看不下去，送了他二兩糧票，他不但連聲道謝，後來又多次道謝。飽食的後人也許不易理解我們當時的景況和感情。

　　又有一次，訪問一位小胡莊的女支書，她說，解放前饑一頓，飽一頓，如今雖然糧食緊張，還是夠吃。顧文璧要她計算一下當時的口糧額，以便作解放前後的對比。第二次是我一個人前去當記錄。那位女支書說，她經(jīng)過認真回憶，當時的口糧額還是比現(xiàn)在高，但當時沒有勻著吃，所以感到不夠。我把她的統(tǒng)計帶回去，顧文璧發(fā)火了，說：“你怎么能帶回這種記錄？”我說：“她這么說，我只能這么寫，有什么辦法？”幼稚的我還不懂得應(yīng)當按照“教育為無產(chǎn)階級政治服務(wù)”的原則，去篡改她的口述。顧文璧畢竟比我成熟得多，他最後還是決定不上繳這份調(diào)查記錄，以免于我們倆犯政治錯誤。

　　在此期間，值得回憶的是游長城。早就聽農(nóng)民說，離黑山寨不遠的黃花城段長城修得好。我們一群男生為了此行，每天減一兩糧食，到１９６１年初，方久中等女同學為我們做飯，大約是餃子，叫大家敞開吃。愈餓胃口愈大，如果真要吃飽，男生一頓一斤半糧肯定不夠，大約要吃兩斤上下，眼看女生要沒吃了，我只能收斂自己的饞嘴。我們來到那段長城，沿著滿布荊棘的城墻往上爬，我的褲子給荊棘鉤破，大家爬得上氣不接下氣。走進高處的望樓里，嚴寒的穿堂風更加猛烈，猛烈到令人難以承受。我初次設(shè)身處地，體會到古代邊防軍士的艱辛。我們走下山，城門下是一條古代的通衢，不遠有一個古城堡，四方形，城墻堅厚。我們走進城堡，才發(fā)現(xiàn)城里只有十字形的兩條路，連結(jié)四個城門。街道兩旁全是古色古香的磚瓦房。這個城堡無疑是明代屯兵所在，其實完全可作為目今的旅游景點，也不知經(jīng)歷文革，是否保存下來。

　　七、最後的一年半學習

　　在大饑荒的形勢下，北大從１９６０下半年逐步回歸正常的教學秩序。但我們５７級卻遲至１９６１年返校，轉(zhuǎn)入最後一年半的學習。過去三年欠缺的基礎(chǔ)課須補上，一直上到五年級，還要在半年內(nèi)完成過去用一年時間寫完的學年論文。系總支書記曾幾次不點名地批判過一種“右傾機會主義言論”，說大躍進年代，北大像一架機器，拆了又裝，裝了又拆。此時至少算是停止了荒唐的反復(fù)裝拆，重新運轉(zhuǎn)了。這是完全的復(fù)舊，卻遠比三年間的瞎折騰的創(chuàng)新進步。

　　過去三年的教改方案競出新奇，例如要按辦黨校的方針辦歷史系，一切圍繞著改造世界觀，“貫徹陳伯達同志厚今薄古的指示”，大幅度壓縮中國古代史課，提出以論帶史，反對繁瑣的史料考證和填塞，安排學生去參加與學習完全無關(guān)的、長時間的體力勞動，下鄉(xiāng)，下廠，下店，下軍，寫村史、廠史、店史、營連史，組織學生批判老師的“資產(chǎn)階級學術(shù)觀點”，諸如此類，我肯定是記憶不全了。但即使時至今日，也并無任何一個教改方案和措施能夠經(jīng)受住歷史的檢驗。

　　人類文明發(fā)展到２０世紀後半葉，中國大陸卻以基于愚昧的荒誕、顢頇和狂暴，去蔑視人類積累了數(shù)千年的教、科、文等知識，以自詡為無產(chǎn)階級的、故作深奧的胡說八道，去否定對普通事物的常人見解。此種情況竟造極于１９５８至１９７６年的長時期，而在大饑荒時只是暫時收斂而已，此後不僅故態(tài)復(fù)萌，并且變本加厲。

　　在當時的大環(huán)境下，許多事是勢不可免的，但也有加碼和減碼之別。例如因考上民族研究所的研究生，而較早畢業(yè)分配的劉鳳翥同學，回來對我們說，當時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的負責人劉導(dǎo)生就對新到的研究生講話，說這里不是北大，學生不能批判老師，要向老師學習。北大在陸平的領(lǐng)導(dǎo)下，無疑是加碼的，而歷史系的一位總支書記又在陸平的基礎(chǔ)上加碼，他似乎特別垂顧我們５７級，５７級就成了重災(zāi)區(qū)，學業(yè)損失最大。我們返校後，聽說老師們私下議論，認為５７級與前後各屆相比，程度最差，心里很不是滋味。

　　由于不間斷的運動，動輒批判，在同學關(guān)系中造成了不正常的緊張狀態(tài)。應(yīng)當說，最受委屈的是原一班班長沈志恩同學，他被開除了幾年團籍，到畢業(yè)前夕才恢復(fù)。同學之間的一些隔閡到畢業(yè)後一二十年，還未消除。但也必須指出，這決不能由當時的一些黨員同學負責。其實，大家當年都很幼稚，唯其幼稚，所以一些黨員同學就認真，不幼稚就不會認真。我在１９５８年雙反運動時也挨批判，但自己確實沒有記恨，盡管批判有不實事求是、過火的情況，但自己青年時代也確有毛病，批一下，對自己的成長是有利的。當時的學生黨員，一般說來，是注意自己的先進性的，吃苦在前。也遠比一般同學辛苦，我們睡覺，他們卻經(jīng)常熬夜開會。這與目今許多黨領(lǐng)導(dǎo)帶頭搞腐敗，撈實惠迥異。當然，這個時代畢竟是過去了，一次，我偶而與兒子談起當年班里黨支書的威權(quán)，他表示大惑不解：“怎么可能？”

　　好好學習本是學生的天職。在那個不正常的年代，有一個加于所有北大學生的緊箍咒，就是白專，口頭上提倡又紅又專，實際上，只要有人愿意用功，就指責為走白專道路。但北大也流傳另一句話，北大學生搞運動必須動員號召，學習卻不用動員號召。加于歷史系學生身上的另一個緊箍咒，就是陳伯達的厚今薄古，幾年間，學生讀古書簡直成了犯罪行為。其實，中國與許多國家不同，古代歷史文化悠久，不可能不在歷史研究和教學中占有重要地位。

　　５７級的三個班在大躍進年代早已打亂，後來又分成歷史班和考古班，此時歷史班又要化專門化，成了不少人難過的一關(guān)。有的同學後來說，本來想學中國古代史，但迫于當時的政治壓力，還是沒有勇氣報名。我和一些同學雖然硬著頭皮報了名，卻忐忑不安。古代史專門化初次聚會，彼此才發(fā)現(xiàn)，原來都是不同程度在班里視為落後分子，走白專道路者。大家不免有一種芒刺在背的感覺，情緒低落，臉色難堪，面面相覷，一言不發(fā)。

　　三年不斷的運動也造成同學間不正常的淡漠關(guān)系，彼此不敢說心里話，特別是受委屈時不敢發(fā)牢騷，因為這有可能成為被批判的資料。但中國古代史專門化的同學之間，在最後的一年半中，還是逐漸建立了正常的同學感情，互訴心曲，如今看來，是很可珍貴的。

　　兩三年吃不飽的生活，是艱難的，每次就餐，我總是用舌頭把飯碗里的粥或湯汁舔個乾凈，以求增加一點營養(yǎng)。當時校園里不得不種菜，大家用臉盆盛自來水澆菜，從成本上說，是很不合算的。菜還常被人偷。食堂里突然供應(yīng)起從未吃過的大麥粥，不久得知，這還是蘇聯(lián)運來的，當時中蘇已經(jīng)交惡，大家譏之為“赫魯曉夫大麥粥”，雖然味道不好，尚可食用。最難吃的莫過于白薯乾。白薯乾用卡車運來，以鐵鏟連土卸下，稍加沖洗，(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就磨粉與面粉摻和，做成饅頭。且不說一口饅頭一口沙，吃久了，就感到燒心，一見這種饅頭，胃里就泛酸水，雖然餓，也沒法再吃。

　　在饑餓年代，北大學生的學習熱情卻空前高漲。大家都知道，在圖書館的學習效率比宿舍高。天不亮，校園的道路上已是學生成群，還不時伴隨著飯袋里發(fā)出的叮噹聲。很快就在圖書館前排成了長龍，館門一開，猶如沖鋒一般，紛紛進去搶占座位。由于座位嚴重不足，不久改為向各系各班分配座位號。盡管如此，圖書館還是經(jīng)常有無號的學生走動，窺伺著空位。人到晚年，經(jīng)歷事情雖多，但每當想起饑荒年代北大人奮發(fā)學習的干勁，還是不免掉淚。

　　當年的老師們大多成了故人，但我還要在此向他們表示一個學生由衷的敬意和謝意。我現(xiàn)在比較能夠設(shè)身處地理解他們當年的艱難執(zhí)教。他們的執(zhí)教經(jīng)歷，也許是自孔子以來的二千五百年間，素以尊師重道自豪的教育史上所僅有的。他們是在承受各種生活和精神壓力之下，苦苦地支撐著教學。張芝聯(lián)先生給我印象最深的有兩件事。一次是著名的美國黑人學者杜波伊斯做報告，由張先生當翻譯。杜波伊斯即席賦詩，張先生也當即譯成散文詩。我作為一個聽眾，真羨慕張先生的英文。另一次系里組織對張先生講授世界近代史課的批判。最初張先生還是臉帶微笑，隨著尖銳批判言詞的不斷發(fā)表，張先生的面色愈來愈難堪。我望著在講臺上坐著的張先生，真有點于心不忍。批判結(jié)束，還要讓張先生表態(tài)，素善言詞的他竟說不出話。當然，這與後來文革時對老師們的沖擊和批斗相比，又算不得什么。我很晚才得知，張寄謙先生是在丈夫自殺的悲痛寡居中，拖帶著兩個幼女，艱苦地從事教學工作。在一次學習討論會上，陳慶華先生批評說：“王曾瑜同學看來驕傲，其實不值得驕傲。且不說你現(xiàn)在還沒有學問，就是將來有學問，也不值得驕傲�！比缃耜悜c華先生已成故人，但我還是愿在此向他公開致謝，他的教誨值得我終生銘記。

　　北大有民主和科學傳統(tǒng)，這當我在校期間是知而懵然。直到自己親歷了人類史上最慘痛的內(nèi)亂後，才慢慢地理解，這是母校對中華民族的偉大貢獻。孫中山最早提出民主，這是民族意識的一大提高，北大補充了科學，是民族意識的又一大提高�，F(xiàn)代民族的進步，不可能沒有民主和科學作為其雙翅。但不民主的制度也必然相應(yīng)要求出現(xiàn)偽科學，為其生存權(quán)辯護。專制主義是中華民族極其沉重的包袱，萬惡的專制主義與北大的光榮傳統(tǒng)勢不兩立，從長遠看來，不管還有多少艱難曲折，北大的光榮傳統(tǒng)是必勝的。有馬校長等榜樣在前，我們雖屬人生晚年，也理應(yīng)為批判專制主義做一點工作，盡管微不足道，也須盡力而為。這是我在回憶文章最後，對同代的北大人說的一點心里話。

　　王曾瑜，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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