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明：這是我五年前的一篇舊文。今天再看，仍有些意義。當然文中的例子，如克林頓、周恩來，都顯得太陳舊了。共產(chǎn)黨后來提出以德治國，當下中國又興起了國學熱。國學中的知行合一、做人做事相統(tǒng)一，應當是對道德楷模的一種復歸的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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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朔的小說我雖然愛看，但我不大同意王蒙先生因之贊許的“躲避崇高”。理由很簡單，看看我們周圍的社會吧，已然到處是庸俗化的濁流。那些從事通俗文化事業(yè)的文人、歌星和電視人錯把庸俗當通俗就不用說了，各行各業(yè)似乎都流行著“嘲笑崇高”，至少是“躲避崇高”。就連公眾人物——比如官員，也頗有一些玩起了“痞子”勁頭。我過去有幸聽過原北京市某幾位領導的講話，給我的感覺好象是進了舊社會的天橋。我的這種感覺得到了專家的證明。董輝杰先生在《中、日、俄、美國民性格比較》一文中指出：中國國民性格中的忍辱負重、不屈不撓、威武不屈、視死如歸、達觀超脫及孝順等特征有較大地衰化趨勢。但請王蒙先生放心，也請王朔老弟不要高興得太早，中國的這股庸俗之風的風源并不是他倆，他倆還沒有這么大的能量。說起來這種庸俗化還不是中國獨有，外國也有此潮流。比如美國總統(tǒng)克林頓因性丑聞和不誠實而遭國會的彈劾，卻被美國人民因滿意他的政績而逃過。這兩件事都是意味深長的。但不管怎么說，這一結果降低了公眾人物的道德水準，它對社會的負面影響是巨大的。

　　有人不同意這個觀點。他們認為美國總統(tǒng)也是人，人所有的缺點，總統(tǒng)也會有。這個觀點從某方面說也不錯。豈但是不錯，用一句西方某哲人的話說，政客沒有一個好人。但問題在于，社會總應有道德楷模，這是人類自凈、自律的需要。正是因為社會上可能99.9%的人都不是圣人，都有著種種人性的缺點，所以才需要“圣人”來垂范。中國古代說圣賢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蓋因道德是人類的標志，是人類從動物升華的依托，是人類活動的秩序和目標。而道德需要有它人格化的代表，使它從信條變?yōu)榛钌�生的人物，成為全民的楷模，“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來凈化心靈、寄托精神、規(guī)范行為、純潔社會。全人類各種文化從它的源頭就已認識到這一點，東方的如《黃帝內經(jīng)》中論說的“真人、至人、圣人、賢人”，西方的如蘇格拉底論說的“人的靈魂最大程度的完善”以及他的殉道，都清楚地指出了人類文明的特點以及理想境界何在。

　　從這種需要出發(fā)，于是，從人類的早年，就出現(xiàn)了道德上的楷模人物。如果說希臘神話中的普羅米修斯還可能是虛擬的話，那么，所有宗教的開山鼻祖，無例外地都是道德上的至善，從耶穌、穆罕默德、孔子到釋迦牟尼。這種被世人從精神上無比崇敬的人物，到今天一直沒有斷絕。從本世紀我們就可舉出圣雄甘地，宗教家馬丁. 路德金，新中國的總理周恩來，護士特蕾莎。

　　那么，歷史上充當?shù)赖驴�模的，都是一些什么樣的人物呢？下面試加分類�?/p>

　　首先是宗教領袖。宗教教義的融注和其創(chuàng)始人的榜樣，給了宗教領袖人物以崇高的道德委托，使他們義不容辭的肩負起拯救人類靈魂這一重任。

　　其次是思想家。真正的大思想家是從理性的方面領有這種自覺意識的。他們或“為往世繼絕學”，或“為萬世開太平”，而且對真理身體力行。蘇格拉底的殉道，顏子在陋巷，馬克思的饑寒交迫，馬寅初的風骨，陳寅恪的寂寞，都是在明道立言中把人格的完善和人生的責任看得高于世俗的熏蒸甚至生命的絕續(xù)。他們?yōu)槭廊肆粝铝怂枷脒z產(chǎn)和高風亮節(jié)。

　　再次是政治家。偉大的政治家明白“政者正也”，以身作則才能教化天下。他們心系萬民，憂勞國家，甚至舍生取義。諸葛亮的“鞠躬盡瘁、死而后已”，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林則徐的“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譚嗣同的“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周恩來的忍辱負重，顧全大局，胡耀邦的“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華盛頓的不貪戀權力，林肯的拒絕特權以致被刺殺，表現(xiàn)出崇高的奉獻精神。他們都是國之棟梁，民之楷模。

　　再次是科學家。偉大的自然科學家所推崇的理性精神的極致，是大自然所包含的完美性和合理性，而這就融入了價值判斷�？茖W講“真”，道德講“善”，偉大的科學家不但是物質世界的揭示者，而且是人類精神文明的執(zhí)著者，是將“真”、“善”統(tǒng)一起來。這種理性精神和道德精神的統(tǒng)一，體現(xiàn)在哥白尼、伽里略、居里夫人和愛因斯坦等人身上。

　　再次是文學家。偉大的文學家，和偉大的科學家一樣，都是偉大的思想家，自然有著巨大的人文關懷和崇高的人類目標，并用一生在寫著一個大寫的“人”。屈原的沉江，杜甫的“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高爾基的不同流合污，魯迅的“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巴金的真誠，都體現(xiàn)了高尚的人文精神，文學與人學的統(tǒng)一。

　　其實以上這種區(qū)分是不科學的。因為道德楷模往往一人身兼數(shù)種身份。從中國歷史來看，宗教力量不是很強大，科學事業(yè)也不是很發(fā)達，但是道德家、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往往是結合一體的，一代圣賢，立德立功立言，一人全包了。這就是中國一個特點。在外國，道德的熏陶和規(guī)范，可以由宗教來承擔。偉大的人物，多是宗教的信徒，如愛因斯坦。用愛因斯坦的話說，宗教涉及對人類思想和行為的價值評價，它要解決的是一種人類的目標、目的，亦即人的信仰。這就是為什么雖然科學日益發(fā)達，但宗教在西方卻并不衰退。甚至懷特海說：“如果考慮到宗教對人類有什么意義，科學的實質是什么，我們就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未來的歷史過程完全要由我們這一代對兩者之間的關系的態(tài)度來決定�！�

　　在中國，過去雖然宗教的力量不象西方強大，但實際上宗教的作用卻并不闕少：它基本是由儒家學說擔當了這一職責。以“仁”為核心的儒學，就是中國人近兩千年的道德規(guī)范，所以它也被稱為儒教，又稱“道統(tǒng)”。再輔之以國產(chǎn)的道教和后傳的佛教，中國歷代的宗教傳統(tǒng)，雖然與西方有著形式的不同，但并不象一般人想象的那么稀薄。儒教是一種入世之學，中國的士子們，用它修身立命，治國平天下。中國又是一個官僚政制傳統(tǒng)極其強烈的國家，官員對社會有著根本的影響。因此，中國的歷史傳統(tǒng)，特別將道德楷模的重擔，放在政治家即官員身上。官員在所有朝代，都有教化當?shù)孛耧L的責任，官員自己也有為人民方軌垂范的責任。當然貪官污吏代不絕跡，但即使是末落之世，也絕不少憂國憂民的清官廉吏。這一點可從離我們較近的清末證實。中國近代的政治家和現(xiàn)代革命的領袖人物，從康梁、菜市口六君子到黃興、秋瑾、陳獨秀、李大釗、朱德、彭德懷等，都是道德上的典范。斯諾的《西行漫記》中，對當時共產(chǎn)黨的領袖們的個人品德贊嘆不已。這也是彼時共產(chǎn)黨人吸引民主人士如黃炎培先生敬佩的主要原因。

　　新中國成立后至文革前，馬列主義取代宗教成為全體國人的信仰，道德楷模人物并未斷代。著名的如雷鋒、焦裕祿、王進喜，高級領導人中以周恩來為代表，也有一批這樣的人物。文革前政治動蕩不已，但社會秩序總體安定，不能不說道德楷模人物其功至偉。但文革徹底摧毀了國人的信仰，在文革后，社會上所能稱道的活著的道德人物，也只有巴金、冰心等幾個文人，和胡耀邦、項南等幾個政治家。文人在中國歷來不能承擔道德楷模的主要責任，而政治家又很快雨打風吹去。其時又適逢商品經(jīng)濟的大潮，于是便是全社會的世風澆漓，人欲橫流，急功近利，庸俗化。

　　孟德斯鳩在談到民主、君主、專制三種政體的時候，特別指出：“共和國需要品德，君主國需要榮譽，而專制政體則需要恐怖�！彼�描述了在一個共和政體的國家，當“品德消逝的時候”將會發(fā)生的情況：“野心便進入那些能夠接受野心的人們的心里，而貪婪則進入一切人們的心里。欲望改變了目標：過去人們所喜愛的，現(xiàn)在不再喜愛了；
人們把過去的準則說成嚴厲，把過去的規(guī)矩說成拘束，把過去的謹慎叫做畏縮。……從前，私人的財產(chǎn)是公共的財寶，但現(xiàn)在，公共的財寶變成了私人的家業(yè)，共和國成了巧取豪奪的對象。它的力量就只是幾個公民的權力和全體的放肆而已。”

　　中國當前面臨著極其艱巨的道德重建任務。否則，中國的現(xiàn)代化進程，將毀滅于此。在中國的道德重建過程中，必須有道德楷模人物出現(xiàn)，以偉大的人格力量引導該項重建工程。實際上，我們也看到了這樣的人物在涌現(xiàn)，并到處做報告。但考慮到中國的國情，道德楷模人物，主要的應由官員即政治家承擔，首先是由毛澤東、周恩來級的人物承擔。這一點從實際情況中應當看得清楚。比如這幾年我們樹立的徐虎、李國安還有信訪辦主任、普通民警等道德典型，于社會風氣并無大的補益。在領導干部中，孔繁森的事跡當然是感人的，但也不能說起了多大作用，一個孔繁森倒下去，千百個王寶森站起來。要言之，重量級不夠，力量單薄。前不久，國家審計署對國務院眾多部門進行審計，結果是除了個別部門之外，幾乎所有的部門都存在著嚴重的違反財經(jīng)紀律甚至違法問題。中央政府各部尚且如此，下面的事情不問可知了。但是這些部門何以如此呢？說到這里，我們就知道問題的要害了。我們常說，黨風決定了社會風氣，領導干部是黨風好壞的關鍵。這里要加一句：黨的最高級領導干部決定了全黨乃至全國的風氣。風行草偃，這里的風只能是“大王之風”。美國的克林頓不足為訓。因為總統(tǒng)雖然降低了標準，但美國還有宗教的力量。中國呢？

　　在以東方文化為背景的國家特別是共和國擔任領袖，必須在擔當政治職責的同時擔當起道德楷模的職責。不認識這一點，或做不到這一點，就不具備擔當政治領袖的資格。對此，劉少奇有著理論上的說明，周恩來有著實踐上的榜樣。這里我想起同是東方文化背景的越南已故偉大領袖胡志明�！昂�伯伯”是也自覺擔當這兩種職責的，為此他甚至付出了個人的巨大犧牲。他多年孤身一人，無論是從生理的需要還是生活的需要，他都應當再娶，而且有了意中人。從他的政治地位來說，這件事本來易如反掌。然而為了維持革命領袖和道德楷模的形象，越共中央不同意他這樣做，他自己服從了組織的決定。今天我們或許覺得這很殘酷，但作為政治領袖這是必然的代價。胡志明的做法使他也使越共贏得了全國人民的愛戴。

　　胡志明的做法可能被今天的許多當權者感到可笑。他們認為當官掌權本來就是為了享受，怎么會反而限制了自己的快樂？這正是我們社會的悲哀，這也正是我們對中國的道德重建不感樂觀的理由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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