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哈佛大學教授、社會交易理論范式的創(chuàng)立者喬治·荷曼斯(G.?C.?Homens)，一生著述頗豐，其間較比著名的有《十三世紀的英國村民》、《婚姻、權威和終極原因：單系表親婚姻的研究》、《人類群體》以及《社會行為：它的基本形式》等，然而引起我直接興趣的并不是這些歷史學和行為主義社會學的論著，而是那本荷氏于1965年應華盛頓大學校長之邀前往所做的演講、爾后以《社會科學的本質》(下文簡稱《本質》)為名而出版的專集。我之所以對《本質》感興趣，有兩個方面的原因：1.《本質》實際上是荷氏關于社會科學(包括社會學)的本質性思考，它構成或反映了荷氏行為主義社會學理論的認識論和方法論基礎，因此，透過對它的把握有助于理解荷氏以其為基而提出的種種社會學觀點；
2.亦是更為直接和重要的原因，多年來我一直對社會科學規(guī)范化這個學術論題頗為關注，而《本質》所討論的問題多少與此一論題相勾連，其間的某些論點及預設又恐是研究此一論題時所必須予以檢討和批判的。?

　　一?

　　近代自然科學自16世紀始的成功發(fā)展，為所謂價值不涉(value-freedom)的客觀性認識論奠定了基礎。到19世紀下半葉，關于自然科學所追求的客觀性理想已然實現(xiàn)的觀點，業(yè)已為人們普遍接受，似乎所剩下的問題就只是如何將此一認識論原則拓展適用于人類的社會研究領域。正是在自然科學的客觀性神話的籠罩下，孔德和馬克思便一開始就宣稱他們的社會研究——盡管二者的研究路向不盡相同——為客觀的“科學”，從而在將社會科學建構成“研究社會的自然科學”(吉登斯，1992，頁9)的驅動下，促使形成了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社會思想領域中的大分野：一是趨向于將哲學上的邏輯實證主義演用到人類社會生活研究領域的實證論的社會科學解釋模式，另一是形而上的闡釋學傳統(tǒng)(hermeneutic tradition)；
然而無疑，在當時主流話語的支配下，以經(jīng)驗為基的實證社會科學取得了顯勢，并在某種意義上將闡釋學傳統(tǒng)割斷。實證的社會科學派透過對社會科學普遍性及客觀性的強調而否定了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區(qū)別(金耀基，1982，頁99—100)，或者說使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趨于相似或近似(吉登斯，1992，頁10)。盧曼(Luckmann)對社會科學學步自然科學的這種現(xiàn)象的評論不無道理，他說，“哥白尼、伽里略和牛頓雖不是社會科學巨匠，但卻是現(xiàn)代社會科學的方法論的大師”(Luckmann，1978，p?228)。?

　　然而，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化”或“實證化”的往后進程，事實上并不順利，至少受到了來自三個方面的質疑和批判。第一，大體沿襲闡釋學傳統(tǒng)、尊奉日常語言分析和現(xiàn)象學路徑的人文社會科學派(C?W?Mills稱其為“大理論”)認為，社會科學不必受到經(jīng)典的科學嚴格性的限制，因為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在邏輯上本來就大相徑庭，一如斯金納(Q?Skinner)所言，“這些普遍的變革中最重要的或許是對以為自然科學可以為社會科學提供充分或者那怕是相關的模式的設想的廣泛反抗。日益增長的懷疑最明顯的反映是這樣一種啟示的再生：解釋人類行為和自然事件是兩種邏輯上截然不同的活動，因此所有成功的解釋都必須符合同樣的演繹模式這一實證主義觀點一定是根本錯誤的”(斯金納，1991，頁4)。?

　　其次，一些自然科學家和社會科學家，根據(jù)荷氏《本質》一書的歸納，從社會科學研究的結果不如自然科學這一點出發(fā)而對社會科學的科學性提出了懷疑。這派學者認為，科學研究的結果乃是要對自然世界事物之間的關系做出精準解釋并進而給出有效的預測，然而，社會科學卻在這兩方面表現(xiàn)乏力，因此社會科學很難說是一門科學(《本質》，頁2)。?

　　復次，根據(jù)自然科學本身的發(fā)展以及新形式的科學的哲學的出現(xiàn)，一些學者，主要是自然科學家，從前提上對科學性本身做出了否定。哥本哈根量子力學學派以微觀世界不存在完全獨立于認識者操作的“純客體”的發(fā)現(xiàn)為基礎提出了“測不準原理”，該原理后經(jīng)圍繞“貝爾不等式”所做的一系列實驗的證明，而動搖了自然科學客觀性的原則。他們強調對象客體對主體觀察操作的依賴關系，認為離開了人的觀察而討論純客體是毫無意義的。另一方面，科學哲學的發(fā)展亦得出了相似的結論，卡爾·波普爾指出，“我一直與社會科學步自然科學后塵這樁事戰(zhàn)斗，我一直為一個信念戰(zhàn)斗，即實證主義的知識論，即使在自然科學的分析中，也是不足的。自然科學的分析，事實上，并不如一般所相信的那樣，是從觀察中小心地引伸出來的，它們主要地是猜測的與大膽的。不寧惟是，我已經(jīng)講了三十八年了，所有觀察都是‘孕胎于理論的’，它們主要的功能是檢察和拒斥，而非證實我們許多的理論”(吉登斯，1974，p?18)。?

　　然而，需要強調指出的是，《本質》一書并不試圖對上述三種批評觀點做出全面的回應，而是從實證的社會科學立場出發(fā)并以此作為該書的限定，僅僅對上述第一及第二種批評觀點予以回答。《本質》指出，盡管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研究的對象不盡相同，前者所討論的主題和解釋的內容乃是人類社會世界中那些“可觀察或可量度的人類行為”，而后者所關注并力圖解釋的則是自然世界中物質現(xiàn)象間的關系；
荷氏甚至認為這兩類研究對象的差異乃是一種本質上的差異（《本質》，頁２２），但是《本質》針對上述第一種批評觀點嚴肅指出，“有些學者認為，如果社會科學算是一門科學的話，則它與其他科學有很大的區(qū)別。假定社會科學與其他科學一樣，那他就大錯特錯了。可是我偏偏就不信這一套，社會科學所討論的命題和解釋的內容的確在其本質上與其他科學不同，因為兩者所討論的主題就不一樣。然而，建立命題及解釋所需的條件兩者都相同”（《本質》，頁２２），而且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同自然科學方法一樣，也是客觀的；
因此，盡管“社會科學家——他們是人，而且對人類有強烈的興趣——會使他們的主觀觀念影響到他們的客觀立場，（但）我不認為情況會如此嚴重，不錯，社會科學家的態(tài)度會影響他們偏重某些現(xiàn)象而忽略了其他現(xiàn)象……，也有許多科學家強迫自己不受主觀意識的影響，而忽略了其他現(xiàn)象。雖然如此，也沒有造成很大的‘災難’”（《本質》，頁５６－５７）。?

　　《本質》基于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差異以及社會科學自身研究對象的特殊性和復雜性，進而認為社會科學在實踐其兩項基本職能“發(fā)現(xiàn)”和“解釋”方面，要比自然科學困難得多，例如在自然科學中，有時通過兩項變量的分析便能了解研究主題的真相，然而在社會科學中這往往是不能夠的；
再者，自然科學可以用實驗方法操縱變量和控制其他變量進入某一個實在現(xiàn)象之中，使其在科學家研究他所感興趣的變量關系的過程中得以清楚地表現(xiàn)出來，然而社會科學的變量則不易控制，用荷氏的話說，“這乃是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最重要的不同點”（《本質》，頁５）。部分是由于這些困難，社會科學在解釋方面不如自然科學那般精準，在預測方面不似自然科學那樣有效，可以說“社會科學在某些方面并不如自然科學那樣有卓越的成就”（《本質》，頁４）。然而，荷氏指出，我們并不能像上述第二種批評觀點那樣藉此而否定和懷疑社會科學的科學性，因為有效預測和精確解釋等科學構成因素雖說對于一門科學而言極為重要，但它們只是社會科學的目標而不是科學研究的結果，一如達爾文的進化理論，雖說它并未精確地敘述進化的過程，也未從其理論中引伸出有效的預測，但沒有任何科學家會否認進化論在科學界中的地位以及它對現(xiàn)代遺傳學的貢獻（《本質》，頁２）。

? 透過簡單分析《本質》在實證論的社會科學范式下對上述第一和第二種觀點的回應，我們可以得到初步的結論：1.社會科學有著客觀有效的統(tǒng)一方法；
2.精確解釋和有效預測乃是社會科學訴求的目標，這些目標之所以未能達致，并不是因為社會科學本身的科學性問題，而是社會科學的客觀方法未被嚴格地采用。同時我們也發(fā)見了《本質》與經(jīng)典的實證主義科學觀稍有不同，即它并沒有像法國一脈的孔德、涂爾干那樣干脆把社會現(xiàn)象或“社會事實”直接等同于自然現(xiàn)象而作為研究的對象。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本質》對上述第三種具有前提性批判意義的觀點的忽視，在某種程度上又侵損了它的結論的意義，而這恰恰是本文所要討論的。出于論述的便利，在對《本質》做出批評以前，我們有必要對其觀點做一較比詳盡的介紹。?

　　二?

　　《本質》認為，社會科學的科學性本質表現(xiàn)在其基本職責中，即發(fā)現(xiàn)（discovery）和解釋（explanation）（《本質》，頁５、８）�！鞍l(fā)現(xiàn)”的主要功用是陳述和測定自然界事物之間的普遍關系，這類敘述又可稱為“命題”，而“命題是任何一門科學最重要的產(chǎn)物”（《本質》，頁６）；
“解釋”的功用是對在某種情況之下會出現(xiàn)什么現(xiàn)象做出敘述，但卻不是那種一般性的或籠統(tǒng)的敘述；
在社會科學中，“所謂一個現(xiàn)象的理論，就是一套對此現(xiàn)象的解釋。只有解釋才配得上用‘理論’這名詞”（《本質》，頁１８）。有了發(fā)現(xiàn)才算科學，有了解釋人們才能判斷這門科學成就的大小。然而，從發(fā)現(xiàn)和解釋的運作看，如果社會科學理論是一種游戲，那么研究者就一定要像玩其他游戲一樣按照規(guī)則來玩，而在《本質》看來，社會科學理論最基本的規(guī)則就是研究者必須陳述真命題和引用合乎規(guī)定的演繹方法（《本質》，頁２２）。首先，在社會科學中，一如在其他科學，陳述真命題是一種基本的要求。那么何種敘述才是真命題呢？《本質》通過對“波義耳定律”與馬克思一段經(jīng)典敘述的比較，回答了這個問題。

　　1.波義耳定律指出，氣體的體積和壓力在密封的容器中成反比。此一敘述包含了兩個部分：一是關系的主題，即氣體和容器；
二是這兩項主題之間的特殊關系。通過對壓力和氣體這兩項變量的比較，我們得知此兩項變量的關系成負相關：如果壓力上升，體積就縮小。

　　2.馬克思的“法則”指出，生產(chǎn)方式的組合，決定社會上其他一切活動。馬克思的這個敘述已然超越定義，相當于一個命題，因為它確立了兩種現(xiàn)象（變量）——生產(chǎn)方式和社會上其他一切活動——之間的關系。但是這種關系并未被特殊化，它只告訴我們它們間的因果關系，即前者決定后者（《本質》，頁１１）。?

　　波義耳定律指出，如果壓力上升，氣體體積就縮小。馬克思法則指出，如果生產(chǎn)方式改變，社會上其他活動會產(chǎn)生不可預期的變化。換言之，波義耳定律明確指出什么會發(fā)生變動，而馬克思只指出有些社會活動會改變，卻沒有指出什么社會活動會改變、改變成什么樣，因此它不是一個真命題，而是一種“引導性敘述”（orienting statement） 。在社會科學論著中，引導性敘述俯拾皆是，帕森斯和席爾斯關于任何兩個人的社會互動，其行為都被對方行為所制約的敘述，極為重要，但卻因為它并未指出一個行動的改變如何影響到其他行為而亦只能成為一個引導性敘述。當然，《本質》并未完全否定引導性敘述的意義，因為它告訴人們如何更深入地研究和應當從什么角度去研究。如果根據(jù)馬克思的敘述去發(fā)掘社會事實以印證它的準確性，這樣的過程便具有更多真命題的特性。但是，我們不能將引導性敘述誤認為是科學的實際經(jīng)驗和理論推理的結果，引導性敘述畢竟“還不夠資格成為一個真命題，因為它們無法預測，更談不上解釋”（《本質》，頁１３）。《本質》最后指出，“就拿三角函數(shù)f(x)=y來講，如果x變了，則y會變成什么？不要只回答我說，y將要發(fā)生變動�？隙ǖ馗嬖V我， y會變成什么！站出來，告訴我這個答案！”（《本質》，頁１４）

　　其次，《本質》指出，雖然社會科學的本質是以真命題的方式測定和記錄社會現(xiàn)象之間的關系，可是這并不是社會科學的唯一任務，它的最重要的任務在于解釋：在某一特定情況下，對某個現(xiàn)象進行解釋，不論是對某獨立事件做一般化概念性的解釋，還是采用命題敘述予以解釋，都表示這個發(fā)現(xiàn)是一組普通命題，它們是在某一特定情況下經(jīng)過一套最嚴格的邏輯演繹過程得出的。?

　　例如，當風朝岸吹時，靠岸的水要比風朝海吹時暖和。這個假設被證明是真的。然而這里的關鍵問題是，此一假設為什么是真的？《本質》對此是這樣解釋的：?

　　熱水上升，冷水下降。上層的水吸收的陽光比下層的水多，因此，由上述兩項原因得知，上層的水要比下層的水暖和。同理，上層的水受風的影響要比下層的水大，因此向岸吹的風會將較暖的水吹積在岸邊；
向海吹的風將暖水帶離岸邊，依照“水有自動循環(huán)調節(jié)”的原則，水會循環(huán)對流，(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所以下層水對流上來時是相當冷的；
最后可以得出結論說，當風往岸吹時，靠岸的水較風往海吹時暖和（《本質》，頁１９）。?

　　《本質》認為，以上的敘述是最佳的解釋模式，其間每一個論證本身就是一個命題。然而，其中有些命題的敘述要比其他命題寬泛，例如，熱水上升、水有對流的現(xiàn)象等命題中所說的水是泛指所有的水，而不局限于岸邊的水；
也有些命題的敘述較比狹窄，例如風往岸上吹或往海上吹會影響水溫的高低，這種命題被稱為“可解釋性的命題”（explicable proposition ），因為它是在某些特定情況下由一個全稱命題（即熱水上升，冷水下降）中引伸出來的。這種由其他命題中引伸出可解釋性命題的過程就是一套邏輯的演繹系統(tǒng)。這里需要指出的是，一個可解釋性的命題在某種特定情況下可以從全稱命題中演繹出來，但全稱命題則不可從可解釋性命題中演繹出來，否則就犯了邏輯的錯誤。?

　　最后，《本質》指出，在回答了何謂真命題以及命題與命題之間的演繹過程以后，我們便發(fā)現(xiàn)了為什么與其他科學相比，社會科學最重要也是最困難的方面在于解釋，因為解釋就是從普遍命題演繹出經(jīng)驗命題的過程。然而，從解釋的角度看，社會科學所面臨的最大問題就轉換成：什么是社會科學的普遍命題？?

　　1.經(jīng)濟學在宏觀與微觀經(jīng)濟中已有一些相當重要的理論，但問題在于這些理論到底有多廣泛。所謂需求和供應的法則算不上普遍，例如香水的需求并不像供需法則所敘述的那樣：香水的價格越高，則需求量越大，或至少也會上升到一個相當?shù)男枨簏c。因此，經(jīng)濟學出現(xiàn)了一個問題：有哪些全稱命題在任何情況下（正常和例外）可以演繹出一套經(jīng)濟法則？?

　　2.歷史學正好與經(jīng)濟學相反，它有一大堆的經(jīng)驗事實，可是它缺乏一套有系統(tǒng)的概論。換言之，盡管歷史學家聲稱其目的是解釋人的行為，然而它卻沒有理論，因為理論一定要有全稱命題；
由于史家未能從其經(jīng)驗材料中發(fā)現(xiàn)全稱命題，于是他們宣布歷史沒有理論。然而《本質》指出，“在我認為，他們是找錯了方向……，歷史學家也是見樹不見林，我相信歷史是有其普遍（全稱）命題的，只是歷史并未告訴我們，也沒有記錄在文獻之上”（《本質》，頁２４）。?

　　3.如果說歷史學有很多解釋，但沒有理論，社會學和人類學則恰恰相反，它們有時候只有理論而沒有解釋。有些社會學家聲稱擁有極廣泛的理論，甚至可以含括其他學科。但仔細研究后發(fā)現(xiàn)，許多理論不能自圓其說，更談不上解釋。這些理論在敘述某些特定現(xiàn)象之間的關系時，所采用的敘述通常都是引導性敘述而非真命題，所以這些敘述就沒有資格被稱為一套演繹系統(tǒng)。例如，“所有的社會都被階層化”這樣一個很寬泛的命題，由于尚不具備解釋的功能，而只能從其間引出一種經(jīng)驗命題（即針對某單一事件的命題）。假設x 是一個社會，那么這個社會就是該經(jīng)驗命題的一個對象，因此也只是這個社會會被階層化。荷氏指出，像這樣一個命題的解釋功能要比牛頓定律差很遠，因為我們可以從牛頓定律中演繹出的不僅是經(jīng)驗命題，也可以是普遍命題，例如有關潮汐變化的命題，它本身就是一個普遍命題（《本質》，頁２２－２５）。?

　　基于對上述幾個學科的分析，《本質》指出，“我從三個不同的社會科學中舉出了三個不同的解釋上的困難——對歷史上某一特定人物的解釋，經(jīng)濟學上供應和需求法則的解釋和對制度化遵從行為的解釋（在人類學和社會學中最重要的課題）。我在每一個單獨的個案中都提到必須利用行為心理學命題做為解釋的依據(jù)�！�…更簡明地說，行為心理學的命題可說是解釋人類行為最普遍的命題”（《本質》，頁４３），因為假設社會行為的最高單位是人類和他的行為，則解釋社會行為的命題必須是有關人和其行為的命題；
而且這種有關個人行為的心理學普遍命題，決定了我們在具體研究時采取正確的方法，即從解釋個人行為如何造成團體的特性入手，亦即在小團體中觀察和解釋為何有遵從行為的發(fā)生、權力如何分配以及地位系統(tǒng)是如何形成的，因為只有先研究小團體中的行為，才能把握大社會的本質。?

　　三?

　　通過上述對《本質》諸論點的簡要陳述和分析，我們可以看到其論證上的精彩之處以及其觀點的合理之處，然而如果我們不滿足于此并對其論點的前提性問題做一更深層面的剖析，我們就還可以看到《本質》的論點所隱含的預設：１，作為社會科學研究的對象，外部事實，包括人類行為及社會現(xiàn)象在內，并不是雜亂無章的，而是有一定規(guī)律可循的；
此外，這些事實是客觀的，它們的存在不以研究者的主觀意志而轉移；
２，這些具有一定規(guī)則可循的客觀的外部事實，是可以憑藉客觀的研究方法而獲知的；
這種方法具有嚴格的邏輯要求，只要遵循這些要求，研究者的主觀傾向對其就不會產(chǎn)生什么影響。正是基于上述兩項預設，《本質》方認定社會科學的本質在于通過嚴格客觀的分析方法的確立，而對人類行為及其他社會現(xiàn)象進行經(jīng)驗性的分析，進而把握有關變量間的關系，終而發(fā)現(xiàn)和解釋人類社會一般性的規(guī)律。因此，社會科學知識的目標性判準便在于它是否能夠對客觀化的人類社會世界做出精確的解釋及有效的預測，換言之，它的目標在于探尋人類社會的通則，而非其于文化的及歷史面相上的個別性。“只要我們有想成為科學家的沖勁，而且發(fā)揮我們的天份，睜大眼睛尋找我們研究的對象，我們相信社會科學一定會與其他科學比肩而立。我們已經(jīng)同化了——歷經(jīng)了不少困難——自然科學驗證命題的標準（法則）”（《本質》，頁２２－２３）。在這種信念下，荷氏的社會科學觀便透露出這樣一種信息，即社會科學的知識可以被認定為“客觀的”，而作為一種科學知識的社會科學也就只有一種類型，即客觀的、科學的社會科學。?

　　《本質》所謂的社會科學的上述本質，實際上只是在其接受了實證論的預設或前提下的一種結果。如果我們不是簡單地將荷氏論點的實證論預設視之為當然，而是透過對這些預設的檢討，跳出《本質》對社會科學本質的界定，那么我們就有可能重新審視和探究社會科學的本質，也才有可能發(fā)現(xiàn)對社會科學的這種實證論的界定，或許只是許多種可能的知識界定中的一種。?

　　對于《本質》所謂的社會科學本質的實證觀，我們可以引用庫恩的科學哲學理論對其加以批判，因為庫恩理論的最基本論點是，我們對藉以檢驗理論的事實的了解，總是通過現(xiàn)有的理解和認識的范式（paradigm）及體系而展開的；
“更直接了當?shù)卣f，獨立于理論之外的事實是不存在的，因而所有理性的人都必須接受的、獨一無二的觀察、分析、解釋世界的方法也是不存在的。我們當然可以比較相互競爭的不同理論，但我們手上并沒有客觀的尺度”（斯金納，１９９１，頁８）。然而，一是由于荷氏明確宣稱不進行科學哲學的討論；
二是由于我以為繼科學哲學大討論之后德國學者哈貝馬斯提出的觀點或許是當代對此一問題有最深批判力和最大智慧者，所以本文僅以哈貝馬斯的社會科學觀——知識三型——作為一種參照框架，將《本質》基于實證主義預設之上的社會科學觀置于此一框架中予以檢討和批判。? 哈貝馬斯認為，把對人類社會生活的研究與自然科學相提并論，是犯了兩個方面的錯誤：一是它錯誤地認定人類具有完全的能力和理性，并完全了解自身行為的始因；
二是這種觀念助長了現(xiàn)代思想文化中的一種普遍傾向，即過高地估計了自然科學式知識的作用，把它視為唯一的關于自然世界和人類社會的有效知識。在某種意義上講，這種觀念忽略了人類“自我反省”或“反思”的能力，進而否定了人類主體的主觀興趣對科學知識形成的支配性，最終也就排斥了實證論的社會科學知識以外的據(jù)人類其他主觀興趣而產(chǎn)出的其他知識類型。? 為了回答上述問題，哈貝馬斯追本溯源地探討了認知旨趣（cognitive interests） 等知識構成因素在現(xiàn)代西方思想發(fā)展的進程中對于形成社會科學不同類型的知識的重要意義，并有系統(tǒng)地指出人類知識構成因素的認知旨趣的主要類型、以及據(jù)這些不同的類型而形成的不同類型的社會科學。哈氏在１９６８年出版的?Erkenntnis und Interesse? （１９７２年被譯成英文?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s ?出版）一書中指出，認知旨趣乃是人類知識的構成因素，從而也被稱為“知識構成的旨趣”；
正是這些知識構成旨趣的不同類型，各自形成了相應類型的社會科學。他把社會科學知識分為三種類型，并以隱含于這三種知識中的三種不同類型的旨趣作為區(qū)分知識形態(tài)的標準。他說，“相對于三種不同的研究過程類型，我們可以展示出存在于邏輯方法論的規(guī)則與知識構成的旨趣之間的三種具體關系。展示這些關系便是欲求擺脫實證主義詭計的批判的科學哲學的任務。經(jīng)驗分析科學的進路包含了一種技術的認知旨趣，歷史—闡釋科學的進路包含了一種實踐的認知旨趣，而以批判為導向的科學的進路則包含了一種解放的認知旨趣——如我們所見，此種解放的旨趣乃淵源于諸傳統(tǒng)的諸種理論中”（Habermas，１９８１，p?３０８）。?

　　在經(jīng)驗分析科學中，哈貝馬斯指出，作為預先判準經(jīng)驗分析陳述的意義的參照框架，為理論的建構以及批判這些理論的標準確立了諸項規(guī)則。哈氏指出，經(jīng)驗分析的知識乃是一種可能的預見性知識，然而，這種預見的意義，亦即它們作為技術的有效意義，則是通過那些我們將理論適用于現(xiàn)實時所依據(jù)的規(guī)則而確立的。另一方面，在受控的觀察活動中，實際上我們已經(jīng)設定了條件，爾后對根據(jù)這些條件而進行的運作的結果做出評判。這就意味著，觀察和評判活動受到了預先設定的條件的限定。我們可以說，描述性的命題有助于理解事實以及事實間的關系，但是這種說法定不能掩蓋這樣一種真相，即對于經(jīng)驗科學有意義的事實，首先是通過對我們在工具性活動的行為系統(tǒng)中的經(jīng)驗的預先組織而型構出來的。根據(jù)上述兩個方面的分析，哈氏得出結論說，經(jīng)驗科學的理論在揭示現(xiàn)實時，乃受制于這樣一種構成旨趣，即它使那些得到成功檢驗的行動盡可能地獲致保障并通過信息而予以擴展。這就是對客觀化過程做出技術控制的認知旨趣（Habermas，１９８１，p?３０８－３０９）。這種旨趣對應于人類社會的一個側面：由于所有社會都存在于一定的物質環(huán)境之中并參與同自然界的交換，所以它涉及到哈氏所謂的“勞動”。正是這種交換勞動促進了人們對事件的預測和控制的旨趣。在我們基本了解了經(jīng)驗分析科學這類知識的性質后，我們便可以洞察到實證科學為什么將理論和方法側重于通則的探求和客觀經(jīng)驗的驗證等方面的原因了，因為只有這樣，客觀環(huán)境才能被控制和預測，相關的知識也才能具備技術的有效性。?

　　哈貝馬斯指出，闡釋－歷史的科學是在一種不同于經(jīng)驗分析科學的方法論框架中獲致其知識的。在這里，命題有效性的意義并不是根據(jù)技術控制的參照框架而確立的，對事實的把握并不是通過觀察而是通過對意義的理解來實現(xiàn)的。哈氏認為，闡釋的諸規(guī)則決定了社會科學陳述有效性的可能的意義。在解釋意義的過程中，解釋者事先便抱著一種要使一定的“精神生活事實”得以明晰地展現(xiàn)出來的主觀愿望（Habermas，１９８１，p?３０９）。哈氏認為，解釋的目的不是為了得出純理論，不是為了獲得與旨趣無關的“客觀”知識，而是相反，為了在解釋的過程中使未來的結論具有實踐意義的旨趣。他認為，在解釋過程中，總是預先地存在一種“預先理解”，以此為中介，解釋者從解釋中獲致一種歷史的和闡釋的知識。在解釋中，只有當傳統(tǒng)所流傳下來的“世界”及解釋者本人的“世界”同時對解釋者而言變成為可明了的事實的時候，解釋者才能把握以“文本”作為語言中介的傳統(tǒng)世界中所包含的那種“意義”。就此一意義而言，所謂理解，無非是在兩個“世界”之間實現(xiàn)一種交往，一種相互間的溝通（高宣揚，１９９１，頁１３１－１３２）。?

　　就解釋本身的結構而言，對于某種意義的理解，總是包含一種導致在活動著的主體間的達成共識或獲得協(xié)調性的可能條件；
而這些主體間的共識又恰恰在于它們吸取了源自傳統(tǒng)的同一認識范疇。那種指導著理解方向的、旨在達成主體間共識的可能條件，就是哈貝馬斯所謂的實踐的旨趣；
而以此種認知旨趣為基點所構成的知識體系，便是闡釋－歷史的科學，顯然，這種側重理解和旨在達致共識的闡釋－歷史的科學所關注的并不是普遍規(guī)律的尋求，也不是致力于技術性控制效用的增加。?

　　這種對意義理解的實踐旨趣，對應于人類社會的另一個側面，即所有社會也都存在“符號性互動”，也就是人與人之間借助符號進行相互溝通。對符號性互動的研究，(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揭示了人們對實踐或理解意義的旨趣。?

　　第三類知識構成旨趣則是一種從既存不合理的限制中解放出來的旨趣。由于每一個人類社會都存在多種形式的權力或支配（這種支配包括自然對人類生活的支配，也包括某些個人或集團對其他個人或集團的支配），所以這種對解放的旨趣，來源于人們對行為的理性自主及對擺脫支配的關切�？梢姡�這種旨趣與上述兩種旨趣不同，它主要基于人類自我反思的能力，對于現(xiàn)有的意識形態(tài)及其所造成的約束做出批判；
而由此類知識構成旨趣所形成的知識體系，便是哈氏所說的“批判的社會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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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顯而易見，從這種對解放的旨趣而構成的批判的社會科學，與經(jīng)驗分析科學、闡釋－歷史的科學不盡相同。此處需要強調指出的乃是批判理論與經(jīng)驗分析科學的區(qū)別。經(jīng)驗分析科學基本上是以一種肯定且實證的態(tài)度去看待事實的，而批判科學則是以一種否定的態(tài)度來對事實做出批判，因此它的目的就不是對變量間關系的把握和對通則的尋求，而是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力圖檢驗其理論陳述對一般社會行為規(guī)律的理解的真實性，檢討其中所包含的意識形態(tài)性質的關系并做出批判。前者在方法上依賴技術的控制和運作，后者則不是，“決定這類批判性命題的有效性的意義的方法論框架，乃是根據(jù)自我反思的概念而得到確立的�！�…而自我反思則是由一種解放的認知旨趣決定的”（Habermas，１９８１，p?３１０）。經(jīng)驗分析科學在技術性控制的原則下認定事實與價值的二分，認為科學只處理事實而與價值不涉，但批判理論卻強調任何事實本身都含有某種價值。?

　　根據(jù)上述哈貝馬斯關于社會科學知識三型的框架，我們至少可以對荷氏《本質》所信奉的實證論的社會科學觀做出下述的批評：《本質》所持的實證論的社會科學，基本上屬于哈貝馬斯知識三型中的第一類型，亦即以技術控制為旨趣的經(jīng)驗分析科學�！侗举|》的問題，按哈氏的觀點，并不在于經(jīng)驗分析科學本身，因為經(jīng)驗分析科學知識對于人類控制外在環(huán)境實屬不可或缺的知識；
它的問題根本在于其從實證主義的角度出發(fā)對社會科學的解釋，因為這種實證論的解釋將某一種社會科學知識放大為唯一的科學知識，同時卻否定了從實踐或理解旨趣出發(fā)而型構成的闡釋—歷史的科學知識以及依據(jù)解放的旨趣而形成的批判的科學知識。究其根本，《本質》之所以會產(chǎn)生上述問題，乃是因為它在一開始就以事實與價值截然二分作為預設而忽略了作為主體的研究者的主觀旨趣對社會科學知識型構的重要意義，一如吉登斯在評論哈貝馬斯的觀點時所說的，“如果人類行為為不可轉移的客觀規(guī)律所支配，那么我們就幾乎不可能通過積極主動的參與而改變自己的歷史�！�…它忽略了哈貝馬斯所說的人類主體的‘自我反省’或‘反思’。這就是說，它將無法適當說明人類之所以成為人的、不可或缺的基本特征之一。這是因為，我們作為個人以及更大范圍內社會的成員，具有反省自身歷史的能力，并能通過這種反省來改變未來歷史的進程。所有試圖以自然科學為模式的哲學與社會科學理論——通常稱之為‘實證主義’——都無一例外喪失了這一洞察”（吉登斯，１９９１，頁１０９－１１０）。?

　　最后有必要指出，在我們對《本質》實證論的社會科學觀做出檢討和批評的時候，需要對那種走向先驗的“理論至上主義”（theoreticism）極端保有警省。所謂理論至上主義，在這里是指公開對未加論證的理論的訴求，不僅把它當作一種研究工具，而且把它本身當作反經(jīng)驗主義知識。F?Crews 對西方反實證主義的知識運動的檢討，之于我們不無啟示意義，他說，“過去二十年中，我們看到的主要變化不是對‘大思想’越來越贊賞；
而是先驗論——希望以理論強制的方式解決爭端，甚至不屑作出找證據(jù)的樣子——大行其道”。但是，“幾乎所有人都贊成美國批評家克蘭的觀點：一個優(yōu)秀學者最重要的標志就是對先驗結論‘抱有一種本能的警覺，換句話說就是，對任何未經(jīng)檢驗得出的、貌似權威的結論、理論體系或其他一般論點一概執(zhí)懷疑態(tài)度’”(Crews, 1991,頁184)�？偠�言之，我以為，對于正在探尋社會科學本質以及正在從事提升中國社會科學研究水平的中國學者而言，我們既不能誤以為實證論的社會科學是一種可以統(tǒng)攝人類認識和解釋社會的全部知識的科學，但也同樣不能以為實證的社會科學是一種毫無意義的知識，進而步入先驗論的誤區(qū)。??

　　【出處】

　　(本文原稿發(fā)表于《中國書評》（１９９４年１１月號總第２期），原稿的篇名有所改動。)??

　　【參考文獻】

　　1. 喬治·荷曼斯：《社會科學的本質》，楊念祖譯，臺灣：桂冠出版社1987年版。?

　　2. 吉登斯：《批判的社會學導論》，廖仁義譯，臺灣：唐山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斯金納編：《人文科學中大理論的復歸》，社會理論出版社1991年版。?

　　3. 吉登斯：“約根·哈貝馬斯”，參見斯金納編：《人文科學中大理論的復歸》。?

　　4. F?Crews:“在理論的大廈里”，參見斯金納編：《人文科學中大理論的復歸》。?

　　5. 金耀基：“社會學的中國化”，參見楊國樞、文崇一主編：《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的中國化》，臺灣：中研院民族所�？�乙種第十號1982年版。?

　　6. A?Giddens, ed?, ?Positivism and Sociology?, London: Heinnemann, 1974,參見金耀基：“社會學的中國化”。?

　　7. J?Habermas, ?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s?, Translated by J?Shapiro, London: Biddles Ltd?1981??

　　8. 高宣揚：《哈貝馬斯論》，臺灣：遠流出版公司１９９１年版。?

　　9. T?Luckmann, “Philosophy, Social Sciences and Everyday Life”, T?Luckmann, ed, ?Phenomenology and Sociology?, Penguim,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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