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市黃陂南路住了幾十年的老教授吳彤舫怎么也沒有想到，自己年屆古稀竟不得已開始一場艱難的維權之旅。他的舊宅——一幢７００多平方米的英國式洋房——在４年前被政府以“修建大型公共綠地工程”的名義征收，作價２５２０元／平方米。但就在舉家搬出不久，吳教授卻發(fā)現，他家的房子并沒有被拆掉建成市政綠地，而是被改作商用成了某開發(fā)商的售樓處�！斑@明擺著就是欺詐！”

　　吳教授的維權經歷，成為當前人們對《物權法（草案）》 第四十九條密切關注的現實例證：“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縣級以上人民政府依照法律規(guī)定的權限和程序，可以征收、征用單位、個人的不動產或者動產，但應當按照國家規(guī)定給予補償；
沒有國家規(guī)定的，應當給予合理補償。”

　　以此為依據的征地拆遷問題是近年來最為突出的社會問題之一。就在不久前，在河北定州，為強征建設用地，數百人持械襲擊村民，湖南郴州２０多個村民阻止開發(fā)商拆遷為槍彈所傷———征地拆遷已經成為一些民眾最敏感的一根神經。在不少地方，商業(yè)需要被罩上“發(fā)展大局、社會穩(wěn)定、地方形象”的光環(huán)，公共利益成為公權侵犯私權所持的令箭和幌子。全國人大常委會的不少委員認為，有必要盡快為公共利益進一步正本清源，以防止其被盜用和濫用。由于公共利益等相關問題還需要修改補充，物權法草案沒有在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六次會議上如期表決。

　　“繞道”公共利益的拆遷騙局

　　半月談記者曾調查過眾多拆遷戶，發(fā)現幾乎所有的拆遷戶都表示，如果真是為了市政建設的“公共利益”，他們不會阻攔；
但以“市政建設”之名拆遷，卻作為商業(yè)經營項目開發(fā)，變相掠奪居民房屋產權，老百姓不答應！

　　許多房地產開發(fā)商為了減少征地成本，想方設法借政府之手，打著“公共利益”的招牌，按“拆遷政策”變相轉移房產權，開發(fā)商由此用遠遠低于市場價格的“補償費”獲得土地；
如果拆遷戶拒絕交房，有關部門則迅速跟進，以妨礙“公共利益”為由強制拆遷。在不少拆遷沖突中，政府還動用了公安、武警，甚至拘留、逮捕反對拆遷的群眾代表。

　　“基于公共利益高于個人利益的原則，各國法律都賦予國家強制征收和征用私人財產的權力。需要強調的是，非公共利益不得強取公民財產�！狈▽W專家高富平評價說，“那種打著政府‘公共利益’旗號、行商業(yè)利益之實的強制拆遷行為，實質上是對公民財產權不合法的侵犯。”

　　“‘社會公共利益需要’沒有確切解釋，往往可以被濫用。要有效防止‘公共利益’成為公權侵犯私權的幌子，就一定要區(qū)分社會公共利益需要和商業(yè)需要�！眹鴥让穹▽W權威、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江平點評物權法草案第四十九條說，“屬于公共利益的情形是無法列舉的，但是可以從反面來說，凡是屬于商業(yè)開發(fā)、以營利為目的的，決不屬于社會公共利益�！�

　　公共利益是個“筐”，招商引資里面裝

　　“誰影響嘉禾一陣子，我就影響他一輩子”。為了快速建成“嘉禾有史以來最大的招商引資項目”——珠泉商貿城，湖南省嘉禾縣原縣委書記周余武創(chuàng)造了這一頗能體現一把手權威的口號。在該項目拆遷舊城的過程中，嘉禾出臺政策，要求全縣公職人員配合做好被拆遷對象中自己親屬的拆遷安置工作。政府行為引發(fā)了眾怒，甚至驚動了國務院，周余武等責任人應聲落馬。

　　“嘉禾事件”生動地反映了一些地方官員對“公共利益”的誤解�？陀^地說，周余武不同于損公肥私的貪污腐敗分子，“一陣子、一輩子”的理論固然謬誤，但其初衷還是促進一方之發(fā)展。周余武的似是而非在于，他將地區(qū)的長遠發(fā)展與招商引資等同起來，模糊了公共利益與商業(yè)利益的邊界；
另一方面，部分拆遷戶的利益被當成地方社會經濟的“發(fā)展成本”和“必要的犧牲”，非法強制拆遷從而取得了“正當性”。

　　含混的概念使得公共利益成了一個“政策筐”，商業(yè)開發(fā)、舊城改造、加快發(fā)展速度、提升經濟指標等等，都和公益需要混為一談。事實上，加大招商力度、優(yōu)化投資環(huán)境固然是政府應盡之責，但如果以犧牲、侵犯公民的合法利益為代價，則背離了“發(fā)展經濟為人民”的初衷，成為官員撈取政治資本、商人牟取巨額利潤的手段，受損害的還是人民群眾。

　　行政權力之濫造就公共利益之亂

　　“公共利益”侵蝕公民個體利益的實質是政府公權力對民眾私權利的侵犯，正是一些地方行政權力的濫用導致了公共利益被濫用。

　　在不少地方，民眾缺乏溝通、制約政府的渠道，而個體利益缺乏表達與救濟的機制。表現在拆遷行為中，何時拆遷、怎么補償、如何安置等，都是拆遷方說了算。對于政府和拆遷單位定下的方案，被拆遷戶只能被動地接受。由于雙方地位懸殊，不少拆遷合同不僅是“不平等條約”，還是“霸王協議”。由于缺乏有效制約，一些地方政府才會屢屢“越位”，濫用行政權力為開發(fā)商服務。

　　武漢大學法學院周佑勇教授則呼吁建立“利益溝通”的法律機制�！爸挥型ㄟ^各種形式的溝通機制，政府與公眾才能取得協調一致、彼此信任�！彼�指出，當前我國還迫切需要進一步完善聽證、信訪、復議和訴訟等各種制度化的溝通機制，行政執(zhí)法也應盡量避免采用傳統強制性的方法。

　　權利時代重置公權私利的邊界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目前一些地方政府未能踐行依法行政的原則，但征收征用對象不平則鳴，民眾主體地位和權利意識正在強化。中央黨校教授吳忠民分析指出：“國家、集體的利益不再是無條件地存在，個人也取得了自身的合理利益和合理空間�！彪S著保障人權和保護私產被寫入憲法，中央提出以人為本、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公共利益與個體利益之間的關系正被重新定位。

　　關于征收征用的補償安置的法律規(guī)定，被看作是公共利益與個人利益關系問題的延伸。這一規(guī)定的微妙變化頗具象征意義：首先，２００４年憲法修正案在“征收征用”條款中增加了“給予補償”的規(guī)定；
其次，最近的物權法草案三審稿在二審稿“應當給予補償”的基礎上更進一步：“應當按照國家規(guī)定給予補償；
沒有國家規(guī)定的，應當給予合理補償，并保證被拆遷人、被征收人得到妥善的安置”。不少專家仍不滿足于這種原則性的規(guī)定，民法學家王利明要求，應進一步明確怎樣才是“合理”；
江平則認為，市場經濟下所謂“合理”應是“合乎市價”。這些立法的點滴變化，已然勾勒出公共利益與個體利益兩者關系的發(fā)展趨勢。（半月談內部版2005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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