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個國家、民族的文化建設和發(fā)展中，大學具有重要地位。受過高等教育者所占人口比例，大學數(shù)量的多少、質量的高低、在國際權威學術刊物上發(fā)表論文的排名、所發(fā)論文引用率的高低……均被視為一國文化發(fā)展程度的重要指標。因此，大學的一些重要制度變革可說直接影響到國家的文化發(fā)展，自然備受各方重視。而大學的考試、招生制度，無疑是最重要的制度之一，而且直接影響到公眾利益，所以對這一制度的改革則尤應慎重。

　　現(xiàn)在中國的大學實行的基本（近年有所松動，少數(shù)學校作為改革的試點開始具有自主招生權）是統(tǒng)一考試、統(tǒng)一錄取制。由于這種制度有著諸如不利于學校自主辦學、辦出特色等弊病，所以近來要求變“統(tǒng)考”、“統(tǒng)招”為大學自主考試、招生的呼聲自然越來越高，而且一個重要的論據是現(xiàn)在世界上許多國家實行的是大學自主考試招生制。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也是大學自主考試招生制，因此，現(xiàn)在的中國應該而且可以實行這種考試招生制度。

　　從理論上說，這種觀點自然很有“道理”，是“應當”實行的，但揆諸中國當下的實際情況，此種制度卻難以實行，倘硬要全面實行，只會造成更多、更嚴重的弊病，因為實行這種考試招生制度的一個不可少的前提就是大學具有相當?shù)莫毩⑿浴Ｋ�以，不能簡單類比，以“他人”可以，“從前”可以，就認為“現(xiàn)在”也可以。其實，中外、過去與現(xiàn)在的情況早已迥然不同。

　　從一些具體事例，便可看出什么是大學的“獨立性”：

　　1969年基辛格以哈佛大學名教授身份出任美國總統(tǒng)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時，仍想保留哈佛教職，哈佛大學卻對他說“不”，在官職與教職中他只能選擇其一，而不能兼得�！翱偨y(tǒng)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的權力炙手可熱，大學卻可對他說不，顯示出大學的獨立性。

　　五四運動中，北大一些學生被北洋政府逮捕，北大校長蔡元培公開表示：“我是全校之主，我自當盡營救學生之責�！辈⒍喾奖甲�，挺身營救被捕學生。營救成功后便辭去校長之職，并在《不肯再任北大校長的宣言》中抗議政府對他治校的干涉：“于是教育部來干涉了，國務院來干涉了，甚而什么參議院也來干涉了，世界有這種不自由的大學么？”1936年和1948年前后國民黨政府曾數(shù)次到清華大學捉拿左派學生，校長梅貽琦事先得到學生名單后立即通知學生躲避，使很多學生免于遭到逮捕。20世紀40年代，國民黨為加強黨化教育，加緊對大學的控制。針對這一情況，梅貽琦主政的西南聯(lián)大教務處擬定《教務處會議呈常委會文》(這份決議由梅貽琦轉呈教育部)指出：“部中重視高等教育，故指示不厭其詳，但唯此以往，則大學直等于高等教育司中一科，同人不敏，竊有未喻。夫大學為最高學府，包羅萬象，要當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豈可刻板文章，勒令以同。世界各著名大學之課程表，未有千篇一律者，即同一課程，各大學所授之內容，亦未有一成不變者。惟其如是，所以能推陳出新，而學術乃可日臻進步也�！薄敖窠滩繉τ诟鞔髮W，束縛馳驟，有見于齊而不見于畸，此同人所未喻者一也�！边@篇文章雖然不出自梅手，卻表明了他堅持學術自由的決心，即使頂頭上司教育部違背這一原則，也毫不留情地抗爭到底。1946年8月，吳晗回到了清華，受聘為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而吳晗的左派言行已引起了國民黨當局的注意，8月16日，教育部曾接到指示并且密電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稱“希密切注意”吳晗，說“共黨分子吳晗前為西南聯(lián)合大學教授，自六月初旬來滬后，其活動頗為積極，在學界活動尤烈，常至各大學校及左派之群眾集會作公開講演吸收青年。茲悉該吳將于八月初旬受聘為清華大學教授”，希望清華不要再聘吳晗為教授。但梅仍堅持聘吳為教授，教育部也奈何不得。

　　哈佛是私立大學，“不買政府的賬”還說得過去，而北大、清華是國立大學，主要由政府撥款，蔡、梅竟也不同意政府干預，依現(xiàn)在的觀念頗有些“匪夷所思”。其實，在他們和當時的社會觀念中，大學是公共物品，政府有責任出資辦學，但具體怎樣辦學，則應由蔡、梅這種專門人才主管，政府不得隨意干預。當然，除了觀念因素以外，更重要的是當時的社會結構存在著一個相對強大的民間社會，有民辦大學、教會大學的競爭，有公眾輿論的強大壓力，這些都是大學能保持相對獨立性的因素。

　　1949年以后中國社會的巨變并非一般意義的政權更替，而是社會結構的根本性變化。在這種新社會結構中，民間社會基本消失，教育資源完全由國家掌握。大學實際成為教育行政主管部門的下屬“行政單位”，校領導都是有行政級別的（以前一般是局級，近年少數(shù)大學校長升為副部級）。北大校長助理張維迎在其新著《大學的邏輯》中深有體會地說：“一個政府主管部門的處長，可以隨時召集大學的校長去開會，可以訓令大學校長，大學校長沒有一點辦法，因為你的經費來源都是由他撥的，得罪不起。”據他所說，北大在1999年曾把社會科學部和科研部合并成一個部門，但有關部門就不高興，“你把社會科學部合并了，如果其他大學都效法，那我以后干什么？所以你合并社會科學部，我就不給你科研經費，北大后來被迫又把它分開”。以北大的地位之尊尚且如此，更遑論其他學校。因此，才會有各校（甚至最著名的大學）競相聘請高級官員到學校任教、兼職之怪現(xiàn)象，因為所請官員級別越高，學校能得到的各種優(yōu)惠資源越多（包括聲望也是一種資源）；
才會有各高校競相給各級官員濫發(fā)濫賣文憑之舉。在這種大學沒有獨立性的權力架構中，如果大學有自主考試招生的權力，校方實際很難頂住來自各方的壓力。即便在現(xiàn)在實行嚴格的統(tǒng)一考試招生制，每到招生時有關人員已為來自各方的電話、“條子”所苦，感到難以招架，已經發(fā)生種種腐敗行為，如果再擴大校方的招生權限，其后果可想而知。

　　總之，大學自主考試招生的前提是大學要真正具有獨立性，要有強大的民間社會的存在。如果大學沒有獨立性而“自主”招生，這只能是美好但不切實際的一廂情愿。

　　《粵海風》2005年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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