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改革關系到國家的形象和國民的命運，更關系著中國21世紀發(fā)展的整體走向。

　　嚴格意義上說，大學教授都是主張改革的，關鍵是怎么改？誰在改？誰被改？改得怎么樣？如果說北大要建世界一流的大學，按照目前的這種改革，也不能說完全不可能，起碼是相去尚遠。百年以來，北大在中國所樹立的是思想啟蒙、學術規(guī)范、未來發(fā)展、前沿話題引導一類的文化先鋒形象。但是，時下的這種改革卻有可能在某些方面給教育、教學、體制、教授增加了諸多繁文縟節(jié)，換言之，它是在按海外的自然科學或社會科學的方法來要求北大的人文科學。

　　人文科學的特殊性在于，能夠救治自然科學的弊端，補充社會科學的不足。這決定了人文科學的學術風格是彈性的、可擴大空間的、柔性的，如果用剛性的標準——諸如發(fā)表多少論文、獲得多少項目、多少經(jīng)費，才可以合格地叫做北京大學的教授的話——那么，在這個意義上說，錢鐘書先生當時考清華大學就不合格，他的數(shù)學很糟糕。但是為什么嚴格工科型的清華大學反而錄取了他？這就在于當時用人文科學邏輯把握全局已經(jīng)成為一種共識。而當下的大學改革，可看作是在現(xiàn)代性的強烈擴張中，特別是在現(xiàn)代技術帝國的統(tǒng)治中，使人文科學的思維、精神、合法邏輯遭到進一步削弱與打擊的反應。因此，北大有相當一部分教師對此提出異議，這顯然是人文科學被擠壓以后所發(fā)出的凡彈性吶喊。有多少人打著改革之名，行著非改革之道，歷史上這類人比比皆是，今天亦不少見。大學不是一個改不改的問題，問題的關鍵是，怎么改？誰改？用誰的邏輯來改？

　　在教學體制、教師聘用、發(fā)表論文、設定項目等方面，人文科學應該有其獨特的邏輯——我稱之為人文科學的邏輯，這一邏輯表對生態(tài)社會、生態(tài)美學、生態(tài)文化、東方思維和東方智慧都必不可少。在我看來，北京大學的理科工科是世界的二流，北京大學的社會科學大抵也是世界二流，恰恰有一樣是世界的一流，那就是北大的人文科學。這一部分若保存不好，北大就只能成為世界的二三流大學。相反，若保存了文史哲考古的優(yōu)勢，并給予政策確促其大發(fā)展，則保存了北京大學人文科學的前沿性和精神命脈，使其不僅在中國而且在世界上，都會成為名列前茅的東方文化與中國學的研究中心。北大不應該強調應試教育，而應該張揚一種啟迪思維的自由的風格，一種自由表達、自由傾聽、自由對話的文化互動模式。相反，現(xiàn)在所風靡的單向的、某些人在改變某些人的命運、某些人在確定某些人是否合格之做法是極其費解的——他的合法性是什么？誰在制定規(guī)則？規(guī)則的制定者是否受規(guī)則本身的約束？而這個規(guī)則是否可行？這些都未經(jīng)討論。西方的大學還有強調人文科學的良知和教授治校這兩條改革路線，中國在并軌中能夠視而不見嗎？北大的國際并軌究竟做得如何？

　　現(xiàn)在有一種說法，將學界分成激進主義、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我認為這些“主義”大都是標簽，關鍵要看實質。在我看來，只要一個關心國計民生，人文知識分子具有反省自身的精神，不管他是什么觀點，他的意見都部分地接近真理。相反，那些為了一己私欲而沽名釣譽，為了當官發(fā)財?shù)乃�謂的知識分子，打著知識分子的旗號，究竟行著什么樣的實呢？大家當心知肚明。如“保守主義”（Conservatism），一般認為是貶義詞，我認為應將這個詞譯成中性而帶有褒義的“守成主義”。這種“守成”意味著對人類歷史上經(jīng)過了漫長發(fā)展后的精粹部分的珍視和保存，像一個歷經(jīng)漫長歲月的仰韶彩陶，盡管已經(jīng)殘缺不全，但它跟那些完美的洋瓷盒、不銹鋼盒等相比無疑是無價之寶！仰韶文物是祖先經(jīng)過了幾千年留下的東西，當然是中國文化的瑰寶，當然應該“守”其“成”。在拿來西方的時候，當把西方的整體體制換到另一種體制中，成為一種新的官本位體制，其精神話語、文化語言都完全不一樣，它們就會很難相適。事實上，人們現(xiàn)在正在做的是：用自然科學的邏輯強行切割東方思想，用社會科學的邏輯蠶食人文科學的地盤！這種麻煩將在十年左右顯現(xiàn)出全面的文化潰敗，它將使中國在很大程度上可能出現(xiàn)大的危機：文化殖民的危機、精神殖民的危機、金錢殖民的危機！

　　大學的改革，雅斯貝爾斯認為是非常重要的。我讀了雅氏《大學的精神》既感動又感慨。一個國家為法西斯所危害而被聯(lián)合國判為戰(zhàn)犯、判為在國際上不合法的時候，這個民族該不該滅絕？——不應該，應該給它一次懺悔機會。如今它重新站起來了，當代德國經(jīng)濟振興了，德國馬克值錢了，卻沒注意到德國的大學精神在起著怎樣重要的作用。遺憾的是，很多人卻常用英美的實用主義來硬性要求我們的改革，用實用主義、科學主義、科學中心主義來要求人文科學，其結果當然是南轅北轍。我希望當下的改革不是那種拍拍腦殼而做出的，不是某人在位期間想成就的一個決策、一個“政績”。

　　大學和政績是兩碼事。大學是一個百年樹人的場域，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可持續(xù)發(fā)展文化精神、國民意志的領地。沒有人文精神的大學改革者，那是盲人瞎馬夜半臨池！全世界大約只有美國沒有外語，中國學生為了學好英語花了十幾年時間。試想一下，一個人不學外語，天天思考的是最前沿的思想，而另一個人長期在背單詞，在思考些最簡單的詞語語法，他能記住什么，其思考又有多少深度呢？所以，美國才出現(xiàn)群星燦爛、思想不斷推進，成了全世界的理論輸出國。但今天美國在如日中天時發(fā)現(xiàn)，一個不懂外語的民族是一個短壽的民族。昔日帝國西班牙、葡萄牙、大英帝國當時是何其輝煌，但今日帝國安在？美國就能保證幾百年不衰敗嗎？前些年，美國教育界開始要求全國的大學生必須學一門外語，最初學西班牙語的多，后來學東方語言逐年增加，近年來學漢語的人激增。這意味著什么呢？意味著美國人必須學會尊重差異性，必須尊重東方民族文化精神。如果這時的大學手中的這把改革手術刀，一刀切割下來的恰好是文史哲這一塊，其災難性的后果可想而知。盡管很多領導者可能在一門心思、一腔熱血地改革，但我們問的不是動機，我們問的是合法性的問題，出發(fā)點需要結果來反證。

　　北京大學的改革應該分門別類。自然科學的改革，可取照國外的方式；
社會科學，應該按中西的整合型路子走；
而對于人文科學，則應該大量地給予投資和立項，整體地推出像馮友蘭、錢鐘書、季羨林、張岱年這樣的學術大師。如果我們的改革使新一代大師難以產生，讓前沿思想完全偃旗息鼓，讓創(chuàng)造新思想的學者銷聲匿跡，甚至讓他們不得不離開了北大，那么，這樣的改革無疑與失敗相去不遠。北大所剩無幾的真正的思想創(chuàng)新者，應該使他們成為代表東方發(fā)聲的文化發(fā)言者。北大的改革應聽言于北大的資深教授，像湯一介這樣的人物才可擔當此任。北大所謂的改革者若沒有如此的膽識、胸襟和遠見，豈可妄談改革和深化！

　　談到海歸派，在教育部的明文規(guī)定上是指在海外讀學位的學者。如果你在海外呆了十幾年，不是在拿學位，那你都是本土派。當然這個說法本身也不太合理。陳寅恪算不算海歸派？他在海外沒有拿學位，算不算？王國維算不算海歸派？他在日本也未拿學位。這都很難說，我只是想說，不管他是海龜，還是土鱉，只有時間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如果說外來的和尚好念經(jīng)，本土的和尚念經(jīng)不行，那是指在自然科學領域內的，誰讓西方的現(xiàn)代自然科學高于中國呢？誰讓中國現(xiàn)在的法學、政治學、國際關系學、經(jīng)濟學要主動與西方并軌呢？但人文科學則不然。我從來沒有聽說過有中國化學、日本化學、德國化學，但我天天聽說有日本哲學、中國哲學、德國哲學。為什么呢？——差異，文化的差異！北京大學要想創(chuàng)建世界一流，應該大力發(fā)揚人文科學的優(yōu)勢，甚至是在每個系應該出現(xiàn)三到五個學術大師，就像五四時期一樣，不僅引領中國思想界的前沿，而且要成世界上發(fā)現(xiàn)東方和文化輸出的先鋒群體。

　　北大目前所推行的這種西化式改革，教授們發(fā)表論文、著述、英文引證等，都要用自然科學的邏輯來定。這正是雅斯貝爾斯所深惡痛絕的，即用自然科學的邏輯來要求人文科學，墮入一種文化帝國邏輯之中。春秋戰(zhàn)國時期有一種博弈：我有三對馬車隊，一等、二等、三等，你有三對馬車隊，一等、二等、三等，我用第一和你的第一相比，我輸了，我用第二和你的第二比又輸了，用第三和你的第三比，我就輸了三盤。但換一種思路：我用我的第一比你的第二，我用我的第二比你的第三，那么，三局兩勝，我贏了。這個道理何在呢？這就說明了中國高等教育首先應將自己的第一、第二和第三搞清楚，如果中國想跟西方的第一，即自然科學比個高低，結果可想而知。像湯一介先生這樣哲學家，像李學勤先生這樣的考古學家，像裘錫圭先生這樣的古文字學家，都應該真正重視其重要的學術貢獻�？脊艑W對人文科學的影響，王國維早就注意到了。如今三星堆、仰韶文化，河姆渡文化，以及夏商周斷代文化等將真正改寫中國思想史和文化史。今天的考古每出一件東西，過去的一些歷史記載都要重寫。但如果國家不投錢或只是象征性地撥款，其結果勢必讓人文科學日漸萎縮。人文科學一個項目才幾萬塊錢，而自然科學動輒上千萬、一個億，你能搞得過嗎？

　　在這個問題上，我真是有點憂患。那些經(jīng)歷過苦難的思想者隨著退休漸漸淡出話語圈，憂患的聲音發(fā)出來有人聽嗎？誰會聽？為什么有人拿著一些生吞活剝的不成熟的東西就可以變成一個國策，而本土工作二三十年的一直深思著的學者的思想?yún)s無法出爐。我非常懷念蔡元培時代，蔡元培1917年任北京大學校長，曾在1912年1月就任南京臨時政府教育總長，這一經(jīng)歷使他可以將北大教授的思想總結出來推廣開來，甚至通過制度層面變成一個國家體制、一種國民意志。

　　海歸們在自然科學和技術領域里可能會成為一流。為什么呢？西方人在四大發(fā)明之后突飛猛進，尤其在最近二百年，其自然科學和技術發(fā)展很快，尤其是美國。據(jù)說比爾·蓋茨手下，32％是印度人，17％～18％是中國人，因此，不排除自然科學和技術領域可能會出現(xiàn)一流的學者。社會科學可能會出現(xiàn)二流的學者。為什么呢？西方法律具有某種程度的普適性，但中國有其特殊文化背景和法律傳統(tǒng)。中國的政法大學現(xiàn)在有很多外國的留學生來留學或做訪問學者。因為要進入中國市場就必須得懂中國法，中國法不是西方法律的翻版，所以他可能會成為二流學者。中國當下應是一種多元整合、尊重差異，讓世界知道中國文化的某些部分可以整合進新的世界多元化之中，而不是像美國文化的單邊主義和霸權主義。所以，對海歸派，我認為除了他的留學背景外，他個人的努力、他對中國問題的深刻了解、對中國問題切膚之痛的那種內在的感悟非常重要。相反，頤指氣使，拿著西方的洋皮作為本皮，只能是有害無益。諸葛亮當年揮淚斬馬謖，斬的就是這樣的人！無論是食古不化、食洋不化，還是食書不化，都存在這樣的合法性危機。

　　我想起鄧小平曾經(jīng)對鐵娘子說的一句話：“撒切爾夫人，您說中國這不好那不好，好哇，您那兒特好，我給你一億人，對我們來說只是拿出了百分之幾，你大英帝國能養(yǎng)得活嗎？”撒切爾夫人閉口了。為什么？誰給中國買單？誰給中國糧食？誰給中國石油？誰給中國人未來的“幸福”？說到底，最后還是只能靠國人自己。外來的東西只是啟發(fā)民智，調動民情，增加對比之后的緊迫感。如果讓外來的話語宰割中國，分而治之，分而食之，那就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的后殖民文化。這種后殖民對文化心態(tài)的殖民的惡果，已經(jīng)引起了理論家的高度警惕。

　　中國需要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者共同組成當代思想庫，中國更需要真正具有人文精神的高瞻遠矚的大學校長，這樣，新世紀中國文化和教育才能走出狹窄的瓶頸，才會有新人才觀、教育觀和東方大學的精神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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