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nèi)容提要】人們該如何解釋美國對外政策從20世紀90年代后期開始明顯地從多邊主義轉(zhuǎn)向單邊主義，而且這種轉(zhuǎn)向隨著布什政府的到來而戲劇性地加�。吭谒�能夠持續(xù)多久方面可以說些什么呢？本文對這些問題提出一種三層分析方法，首先是美國的例外論，然后轉(zhuǎn)向單極的出現(xiàn)，最后考察“9·11”的影響。本文認為，單極和“9·11”有選擇地放大了易于引起單邊主義和超常安全化的美國例外論的諸方面。這些變化看來是相當深刻的和持久的，但不是永恒的。最終，它們將制造出在付出代價和失敗方面的反壓力，并引發(fā)對美國例外論的其它方面的挑戰(zhàn)。

　　【關鍵詞】美國例外論 單極 單邊主義 “9·11” 自由主義 安全化

　　前 言

　　在當前世界政治的十字路口處，對美國給予關注是有道理的，因為就當今國際事務以及這種國際事務是否會演變成為一種不同的社會和/或政治結(jié)構而言，美國的作用是至關重要的。美國在當代國際社會地位中的社會性質(zhì)如同其物質(zhì)性質(zhì)一樣重要，甚至比物質(zhì)性質(zhì)更重要。它們之所以重要，這不僅是因為美國所聲稱的超級大國地位嚴重地依賴于它的社會地位，而且還因為美國如何扮演唯一超級大國角色對當今國際社會的社會結(jié)構的穩(wěn)定及持久具有巨大的影響。尤其令人驚訝的是，似乎以新現(xiàn)實主義有關敵對世界假設作為基礎的美國政策和大多數(shù)大國以敵友假設為基礎的世界觀之間顯然發(fā)生了脫節(jié)。在日本和歐盟看來，由于美國的地位嚴重地依賴于這種“敵友”假設，因此，這種脫節(jié)正在對美國地位構成非常嚴重的潛在威脅，并帶來一種產(chǎn)生極端相反效果的、不言而喻的風險。在美國國內(nèi)，這種脫節(jié)被一些人(Kagan, 2002; Krauthammer, 2001)慶幸為純粹是權力差異的作用，這種情形尤其令人擔憂，因為它排除了對此情形除了改變實力分配以外采取任何其它做法的可能性。美國政策辯論中的其它聲音(Ikenberry, 2001, 2002a &b, 2003; Nye, 2002; Kupchan, 2002; Prestowitz, 2003)則完全意識到，美國在如何利用自己的單極時刻方面有著諸種選擇，然而，卻存在著一種危險，即權力分配本身將被看作是美國對世界維持著一種單邊主義、軍事化關系的一種堅定理由。

　　這種風險在于，美國正在急劇地脫離通過勸說方式去突出自身價值的做法，轉(zhuǎn)向在這個方面采取的恐嚇方式。在過去的半個世紀里，美國不僅在推動市場、國際法和多邊主義方面，而且在建立一系列國際機制和政府間組織以強化評估和信仰的有約束力機制方面成就突出。換言之，這種對美國聲譽的歷史性稱贊，在于美國在20世紀后半葉對國際社會的社會結(jié)構進行了改造，建立起多邊主義和一種全球市場經(jīng)濟，并且輕視作為主要實踐活動的權力平衡和大國戰(zhàn)爭。然而現(xiàn)在，美國政府卻竭力攻擊當年創(chuàng)建作為工具的許多機構；
日益偏愛單邊行動而不是多邊行動；
把善惡二元論式的“和我們一起或者反對我們”的言論與“反恐戰(zhàn)爭”聯(lián)系起來；
主張例外權利而不是國際法；
斷言有權使用武力先發(fā)制人地反對它所選定的打擊目標和強制性改變它所不喜歡的政府。簡括地說，問題是美國是否在對一種多邊主義的自由國際秩序的努力加以拒絕，并以一種更為帝國的方式去重新塑造自己。有關這種轉(zhuǎn)變的實際證據(jù)是錯綜復雜的，不清楚的是，目前的事態(tài)發(fā)展只是代表著布什政府的特殊性呢(Daalder and Lindsay, 2003)，還是說它代表著美國政治中某種更為深刻的轉(zhuǎn)變。解釋這種明顯轉(zhuǎn)變的有三個突出的東西：美國例外論、單極以及“9·11”。適當?shù)刂v，這三個東西可劃分為一種分層的系列。美國例外論自建國以來就有了，單極是伴隨著冷戰(zhàn)結(jié)束而出現(xiàn)的，“9·11”的影響則是在10年之后所添加的。為了獲得對美國行為的一定認識，除了有必要對它們之間不斷的相互作用進行考察之外，還需要對它們進行分別考察。由于這種變化的潛在后果是至關重要的，因此，了解這種變化是暫時的還是長久的，則是一個極為重要的事情。

　　美國例外論

　　從美國例外論的角度思考美國對外政策，這是一種公認的傳統(tǒng)。譬如Lepgold and McKeown (1995: 369)指出，美國對外政策的例外論觀點“認為美國人蔑視權力政治和過時的外交，不信任強大的常規(guī)軍隊和糾纏不清的和平時期努力，使用道德判斷去看待別人的國內(nèi)制度，相信自由的價值可以輕易地移植到對外事務中去”。Hassner (2002: 26-7)則有些更為粗略地觀察到，“例外論帶著一種傾向，認為由于美國的意圖具有純潔性以及它的政權的完善性，美國有權利去評判善惡、獎善懲惡，不承認從美國人民本身那里產(chǎn)生的權威之上的任何法律權威，把任何外界對美國意圖持懷疑的傾向或?qū)⑦m用于其它者的標準應用在美國身上的做法看成是一種侮辱”。任何人讀到這種用特定筆法寫成的觀點都會產(chǎn)生懷疑，因為從這個來自法國人之筆的觀點中，可以容易地讀到類似美國人所表達的觀點(Prestowitz, 2003: 267-84; Bacevich, 2002: 32-54, 116, 215; Kupchan, 2003, 77-112)。關于美國的經(jīng)濟和政治上的價值將注定影響人類未來而使美國與眾不同的觀點，是今天美國政治言論的日常內(nèi)容。關于美國價值是根本正確的看法，頗受這樣一種事實所強化，即在20世紀的三場意識形態(tài)世界大戰(zhàn)中，美國一直是贏者。

　　Lipset (1996)指出，美國例外論大量地解釋了（對于美國人和其他者來說）在美國政體和社會行為方面何為善和有用的，何為壞和有麻煩的。Hoffmann ( 1981: 10)關于“我們必須一開始就清晰地理解局部力量的靈感、雄心和困難”的觀點代表了這樣一種反復訴求，即美國在自己的對外政策方面應該多考慮那些影響外國社會和遙遠沖突的問題和動因，而不是通過其自身的國內(nèi)凸鏡對一切東西進行過濾。所謂例外論，是指那些把美國和其它國家區(qū)別開來的顯著特征。它們包括美國擁有一套特殊的政治及社會價值、它獨特的歷史軌跡、諸制憲結(jié)構的特異性，以及它們影響決策的方式。美國人所稱的例外性本身并不例外。英國、日本、德國、中國或許多其它國家也可能會這么做。但是，由于美國是國際社會中的主要力量，它的例外論的具體特征和性質(zhì)至關重要。在這里，我只能勾勒對美國行為構成影響的主要方面。突出的有四個：自由主義、道德論、孤立主義/單邊主義，以及反國家集權制。

　　自由主義

　　美國無疑是西方政體中最為自由的一個政體。Lipset (1996: 尤其31—9頁)注意到，美國的信念接近19世紀自由主義的價值（反國家集權、放任自流、個人主義），而且，美國政治中缺乏保守主義——就精英（或政體）對普通民眾進行照看的貴族式義務和責任而言的保守主義。然而，從另一個意義上講，如果與它的經(jīng)濟自由主義更密切地聯(lián)系起來的話，美國則是西方政體中最為保守的了。Moravscik (2002: 352-57)指出，美國缺乏在大多數(shù)其它先進的工業(yè)化國家作為典型特征的左翼和偏中的政治集團。美國缺乏社會主義已經(jīng)得到了廣泛討論，它意味著一些問題到了美國國內(nèi)政治中會不同于它們在其它地方。不存在對福利權利或國家干預的普遍支持，也不存在經(jīng)濟自由主義和反國家集權主義的一般土壤。人權問題把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從意識形態(tài)上嚴格地區(qū)別開來，這種情形在其它工業(yè)國家是不典型的。Lipset (1996)大體上把美國放在一種個人主義—集體主義層面的極端盡頭，把日本放在另一端，把歐洲則放在中間。Lipset指出，個人主義鞏固了美國社會的許多特征方面，從寬容高收入差別和微薄福利體系，到強調(diào)遵循游戲規(guī)則成為贏者，到相對高程度地參與自愿團體，以及致力于教育和從早期開始就一直作為美國生活中一個顯著特征的機會平等。Moraavscik (2002: 354)強調(diào)，它在美國和其它西方國家之間所造成的差異的程度不僅在于它的國內(nèi)安排，而且還在于它對確立國際社會普遍權利所持的態(tài)度：“也許美國和其它民主政府之間一個更為明顯的區(qū)別，在于社會經(jīng)濟權利的狀況。從比較的角度看，美國有著一種相對非正式和不成熟的（即非社會連帶主義的）經(jīng)濟權利概念，這在勞工和社會福利政策領域尤其如此。美國不承認社會經(jīng)濟權利的這種傾向，這在前共產(chǎn)主義世界、發(fā)展中國家、甚至在大部分發(fā)達的工業(yè)化民主國家中間，幾乎找不到相同者。

　　然而，盡管美國在有些方面（更多的是在經(jīng)濟而不是社會方面）信奉一種將自己與其它者區(qū)別開來的自由主義明確形式，而且使合作變得困難，但是，它還抓住了這種信念，即自由的價值是普遍的，自由價值所固有的道德和實踐上的優(yōu)越性給予它們權利去主張人類的未來。正如Patrick (2002: 7)所觀察，“這個國家的諸自由原則的正確性來源于它們所假定的普遍性”，而且它們加強了美國對外政策中傳教成分的基礎。這種開明的普世論信念的力量，貫穿于布什政府2002年國家安全戰(zhàn)略文件中：

　　“我們將在各大陸通過鼓勵自由和開放的社會去擴大和平”(Bush, 2002: 1)�！懊绹�必須捍衛(wèi)自由和正義，因為這些原則對各地的所有人來說是正確的和真實的。……美國必須堅定地支持對人的尊嚴的絕對要求：法制、對政府絕對權力的限制；
自由言論；
信仰自由；
平等公正、尊重婦女；
宗教和種族寬容；
尊重私有財產(chǎn)”(Bush, 2002: 3)�！斑M一步加強市場激勵機制的諸政策是與所有的經(jīng)濟國家——工業(yè)化國家、正在興起的市場，以及發(fā)展中世界有關的”(Bush, 2002: 7)。

　　自由主義一直是美國對外政策的一個突出特征，并與它在創(chuàng)設國際聯(lián)盟和聯(lián)合國，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結(jié)束以來推動自由的國際經(jīng)濟秩序和有關人權的政治（而非經(jīng)濟）方面所起的主導作用是密切相關連的。但是，如同所有的革命性國家一樣，美國一直在依照它自身的想象謀求重鑄國際社會的理想和在保存自我純潔、抵制外國腐蝕之間經(jīng)受著折磨。

　　道德論

　　道德論也是美國對外政策中一個頗為顯著的特征。根據(jù)Lipset，對它的主要解釋可以在貫穿美國生活中與眾不同的宗教信仰中找到。對于現(xiàn)代化的進步腐蝕著社會的宗教努力這種一般現(xiàn)象而言，美國卻是一個主要而強有力的例外者 (Lipset, 1996, 尤其61-2頁)。“資本主義和新教派別價值的結(jié)合——它只有在美國被發(fā)現(xiàn)是占主導地位的——鼓勵沖突和道德論�！�…在美國，……新教派別的道德論幫助制造了敵對狀態(tài)，因為有關政治和社會的爭論更有可能被看作是不可談判的道德問題，而不是可妥協(xié)的物質(zhì)利益沖突”(Lipset, 1996: 225-6)。許多受宗教驅(qū)使的爭論譬如避孕、墮胎和同性戀權利等主導著美國的政治生活，在其它工業(yè)化國家里它們卻不是核心的問題（Lipset, 1996: 23-8）。Lipset (1996: 尤其60-67頁)竭力想說明宗教對美國政治生活（包括國內(nèi)政策和對外政策）特征所產(chǎn)生的根本影響。他用了大量筆墨談論持不同政見的新教主義和國教或國家宗教之間的區(qū)別，把前者看作是加強美國人致力于反國家集權論的基礎，包括它的低稅和低的國家福利供給、個人良知的重要性、對政治及社會問題的道德說教觀。相比之下，國家宗教則鼓勵對國家的服從。在美國，美國例外論的這個側(cè)面強有利地滲透到人們對戰(zhàn)爭和對外政策所持的道德態(tài)度，并有必要從討伐和善惡方面對支持還是反對戰(zhàn)爭做出表態(tài)。美國需要把它的敵人看作是邪惡者。

　　同樣地，這種說教性的、善惡二元論的傾向貫穿于布什政府的國家安全戰(zhàn)略文件中并清晰可見：

　　“在20世紀的大部分時期，這個世界被一場大的觀念之爭所劃分：具有破壞性的專制眼光同自由和平等相對立”（Bush, 2002: 1）�！坝腥藫�心，用是和非的語言進行談論有些不夠外交或不客氣。我不同意。不同的環(huán)境要求不同的方法，但不是不同的道德”(Bush, 2002: 5)。“我們對歷史的責任已經(jīng)是清楚的：回應這些襲擊，消除邪惡世界” （Bush, 2002: 5）�！白杂珊涂謶种�間在交戰(zhàn)，這種沖突不會快速而輕易地結(jié)束”(Bush, 2002: 7)。

　　這里的最后一點與華爾茲（Waltz, 1979: 112）的觀點形成鮮明對比。華爾茲認為，“國家如同人民一樣，它們的不安全感是與它們自由的程度成一定比例的。(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如果缺乏自由，不安全感就得被接受�！遍L期以來，這種說教式的、善惡二元論的趨勢一直顯而易見地存在于似乎需要在討伐的名義下所制定的美國對外政策里，譬如從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中鏟除法西斯主義，經(jīng)過里根有關把蘇聯(lián)說成是“邪惡帝國”，到布什的“反恐戰(zhàn)爭”。

　　孤立主義/單邊主義

　　美國對外政策的討伐特征是與它的孤立主義傳統(tǒng)相聯(lián)系的。在這種傳統(tǒng)里，沒有什么能夠像生與死的問題那樣能夠喚起人們抵制美國政府漠不關心海外參與。孤立主義和單邊主義不相同，但它們之間有關聯(lián)。孤立主義在美國有著長久傳統(tǒng)。它可追溯到這個國家的地緣戰(zhàn)略位置——直到50年前，這個國家因兩個大洋而從根本上與其它列強相隔離。它也可追溯到它的建國之父們的渴望那里，既美國的政治實踐不應該因參與歐洲權力政治均勢而被腐蝕。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后，把美國從這個國家總統(tǒng)自己設計的國際聯(lián)盟中拉出來的力量是足夠大的。當然，美國在文化和商業(yè)領域里從來不是孤立主義者，盡管它經(jīng)常尋求在對外政策方面保持最低限度的努力(Bolton, 2000: 60; Schlesinger, 2000: 18)。從這個意義上講，孤立主義是一種單邊主義，因為它涉及到一種以自我為中心的不參與行為。Schlesinger (2000: 18-25) 指出，從這個意義上講，美國長期以來一直是個單邊主義者，不過，在討厭參與權力均勢方面也存在著一個明顯的例外。回到杰佛遜那里，當海外權力集中對美國的自由構成足夠威脅時，權力均勢是必要的。傳統(tǒng)上，這種恐懼的重點在歐洲，它說明美國參與了20世紀的三次世界大戰(zhàn)。這種論點可以延伸到亞洲，起初是作為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來自作為法西斯軸心國成員日本的威脅）以及冷戰(zhàn)（中國作為共產(chǎn)主義集團的一部分）的附屬物，但是，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另外的擔心出現(xiàn)，即日本和/或中國可能會主導亞洲，并挑戰(zhàn)美國的世界領導地位。只要其它大國相互成為敵人和對手，那么，地緣則可以確保美國的安全，并允許它是一個孤立主義者。但是，倘若某個大國威脅要統(tǒng)一歐洲（就像德國在20世紀的兩次作為），或者說得更糟糕些，要統(tǒng)一歐亞（就像1945年以后蘇聯(lián)的作為），那么，美國就不再可以享受孤立主義的安逸了。

　　自從冷戰(zhàn)開始美國變得不斷參與大國政治角逐以來，單邊主義的孤立主義側(cè)面在一定程度上被淡化，盡管它的殘留力量也許表現(xiàn)在美國政治的兩個持久特征上。首先是定期的總統(tǒng)選舉，總統(tǒng)不僅對外部世界的知識和關注甚少，而且在最初的幾年里不得不從零碎開始學習（盡管這種情形在許多國家也是顯而易見的），而且更不尋常的是通過許諾不做一個對外政策總統(tǒng)而能夠獲得當選，就像克林頓最初的做法那樣。第二是迎合民眾心理的防務政策，無論這類政策多么昂貴和令人難以置信，它們許諾確保美國免受攻擊 (Lindley-French, 2002: 45, 72)。自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重建安全屏障——它曾一度由兩大洋所免費提供——的想法在美國最為明顯地表現(xiàn)出來，當時，里根有關國家導彈防御的“星球大戰(zhàn)”設計，開始持續(xù)花費數(shù)億美元開支以追求那種夢想 (Bender, 2003: 148)。

　　單邊主義的另一個方面是偏愛單獨行動，而不是與其它者的協(xié)調(diào)行動或者將自我約束于多邊協(xié)定里。如同孤立主義方面一樣，在是否根據(jù)自身的構想對國際社會進行重建，還是保持自我純潔，免受外來腐蝕方面，這種單邊主義也與上述對所有革命性國家來說所存在著的緊張矛盾有關。孤立主義選擇保持純潔性，反對重建國際社會（除非通過榜樣的力量）。不過，單邊主義在參與接觸的環(huán)境下，可以選擇以下任何一種方式：通過帝國的行動去改變國際社會，或者主張保持與眾不同的權利，并以此作為基礎采取單個行動反對威脅 (Schelsinger, 2000: 27)。美國兩者都做了，不過，對它目前單邊主義的主要擔心是，它似乎正在從多邊戰(zhàn)略中努力擺脫出來，而這個戰(zhàn)略卻是美國在20世紀后半葉非常成功地加以追求的。

　　在美國，強大的主權論傳統(tǒng)鞏固了單邊主義在這個方面的基礎，這種主權論意味著拒絕將美國的法律或政治從屬于國際制度之下。就是否愿意使自己受約束于更高的國際法和制度問題，Bolton (2000: 51)把美國和歐盟成員國進行了歷史對比：“美國斷然拒絕喪失國家的自治”。一些研究者提出了類似的看法，Legro (2000: 260)強調(diào)指出，美國一直渴望保持自身“在各種情形下決定自我方針的能力”；
Posen and Ross (1996-7: 46) 指出，美國公眾“反對把美國的自主權過分地放棄”給跨政府組織；
Brown (2002: 333)指出，美國“長期以來具有一種本能地反對國際管轄權高于美國利益的傳統(tǒng)”。在美國，“新主權論者”(Spiro, 2000; Krauthammer, 2001) 和新保守主義者( Daalder and Lindsay, 2003: 1-16)采取了一種極為強硬的路線。他們相信，美國不應該受到國際社會的限制，一部分原因是美國足夠強大采取單獨行動并可以使其它者跟隨其后；
另部分原因是國際社會脆弱和模糊不清；
還有一部分原因是多邊主義對美國憲法及國內(nèi)法的自主權構成威脅。Rabkin (2000) 利用美國所認為的一種積極的國際法思想，解釋了這種單邊主義，強調(diào)指出主權和互惠是作為接納的關鍵。于是，關貿(mào)總協(xié)定和日內(nèi)瓦戰(zhàn)爭公約是可以接受的，但是，許多有關人權和環(huán)境標準的多邊協(xié)定則是不可接受的，尤其不能接受國際刑事法院(Rabkin, 2000: 113-19)。他指出，美國的根本要求是在每次努力時國際法必須得到美國政府的明確同意，根據(jù)國際法而從事的任何努力不得取代美國憲法機構的權威，國際法不得干預美國在美國國內(nèi)如何對待美國公民(Rabkin, 2000: 111)。這種類型的單邊主義具有各種動機。一方面，它涉及到主權和法，涉及到美國不愿意（與毆盟成員國形成對比）將自己的國內(nèi)實踐活動從屬于凌駕美國法律之上的多邊主義安排。另一方面，它涉及到民主以及這樣一種認為：既然多邊主義安排和制度不從屬于美國公民的控制，那么，賦予它們權力支配美國公民也不具有合法性(Ralph, 2002: 16)。此外，它還涉及到對國家優(yōu)勢或國家安全的工具性評估，譬如，美國單方面退出《反彈道導彈條約》（以便利用在導彈防御方面假定具有技術領先地位），它還單方面地將所謂的“敵人戰(zhàn)士”關押在關塔那摩軍事基地，并拒絕承認他們的合法權利。Ruggie (2003)出色地將美國行為的這個側(cè)面稱為“美國豁免論”。

　　在考慮單邊主義的這個側(cè)面時，重要的是不能忽視這種事實，即單邊主義本身并不是壞的，或者說多邊主義本身就是好的(Elliott and Hufbauer, 2002: 408)。有時候，偏愛單邊主義而反對多邊主義是頗為理性的。歐盟的補貼原則反映了這一點。一個良好的例子是，在軍事行動中，多邊主義容易導致行動沒有效率，無論它在政治上的好處是什么。在單邊主義和領導地位之間也存在著一個困難的灰色地帶。更為認識一致的領導地位形式是在行動之前進行勸說，采取一種明確的多邊形式。站在前面進行領導可能起初看上去很像是搞單邊主義。當其它者也跟隨其后時，再回頭看去它才成為合法的。譬如，Elliott and Hufbauer (2002: 397)注意到，20世紀80年代，美國在貿(mào)易政策方面發(fā)起的一輪“進攻性單邊主義”，對推動其它國家參與將“關貿(mào)總協(xié)定”轉(zhuǎn)型為一個更為強有力的多邊機制——世界貿(mào)易組織——產(chǎn)生影響。這兩種風格的領導地位還分別體現(xiàn)在美國領導的第一和第二次伊拉克戰(zhàn)爭中。單邊主義或者多邊主義主要還是一種關于形式而非內(nèi)容的選擇。多邊主義可以用于達到非民主的目的（譬如實施種族隔離或共產(chǎn)主義統(tǒng)治）。盡管如此，多邊主義本身作為國際社會的一種機制——作為對國際社會如何解決難題、如何維持秩序的普遍期待——的確有一些可取的成分。

　　反中央集權制和權力分立

　　美國例外論的第四個主題是不尋常的反中央集權制，它主要反映在美國憲法里所設計的頗為極端的權力分立中，而且已經(jīng)可見于上述有關自由主義、個人主義和宗教的諸主題討論里。在大陸歐洲的許多地方，尤其在法國和各斯堪的納維亞國家，政體與社會密切交織在一起，而且通常被看做是用于實現(xiàn)社會目標的重要工具。這種觀點在美國則不常見。在那里，政體更經(jīng)常地被看作是對社會的威脅，是被加以限制在最低程度的東西，以防它妨礙社會對自我目標的追求。Lipset（1996: 20）注意到，獨特的美國歷史創(chuàng)造了一種沒有封建過去的政體，并由意識形態(tài)而非通史所定義，對非正統(tǒng)新教傳統(tǒng)有著強烈而深刻的影響：“美國開始并繼續(xù)作為最反中央集權制、法律原則至上和以權利為向?qū)У膰�家。”Lipset (1996: 44) 把憲法對權力的分立以及使選舉官員占相當高的比例，看作是對這種反中央集權制的反映。這種分立的確為“無數(shù)和有權有勢的特殊利益集團和游說組織”打開了大門，脆弱的黨派結(jié)構以及一種比其他地方更加物質(zhì)化、更加以特殊利益為導向、更加個人化的政黨風格加強了這類游說者的影響力。Bolton (2000: 51) 使用類似的筆墨寫到，美國的例外論扎根于一種強烈致力于自由的努力中，而自由本身又扎根于兩樣東西里：新教主義的個人主義傳統(tǒng)和他所稱的“美國制憲主義”。后者不僅反映了在與外部世界的關系中的一種強烈的主權感，而且還深刻地致力于被看作是作為從根本上防止政府對公民生活進行限制和主宰的捍衛(wèi)者的權力分立。

　　關于對外政策，主要的實際結(jié)果經(jīng)常依賴于需要有參議院三分之二的多數(shù)。它是美國批準國際協(xié)定的重要障礙。沒有哪個總統(tǒng)的黨派曾經(jīng)控制過參議院三分之二的多數(shù)。因此，所有的批準必須是兩黨的合作（在面臨外來威脅時期、冷戰(zhàn)時期，這種合作比較容易；
當外來壓力并不能足以產(chǎn)生國內(nèi)的共識時，它就變得艱難了）(Patrick, 2002: 8-9, 21; Lyman, 2002; Moravscik, 2002; 308-9; Jacobson, 2002: 428)。就其本身而言，這種權力分立給美國參與多邊主義造成了一個嚴峻的技術障礙。不過，它也為更多的一般性反中央集權制和經(jīng)濟自由化情緒提供了表達的空間，并且為許多強有力的游說團體——它們在憲法的權力分立的范圍內(nèi)進行頗為有效的運作——創(chuàng)造了機會(Reisman, 1999-2000:76)。有些人（Ikenberry, 2003: 10）贊揚這種制度為局外者謀求影響這種霸權國家政策創(chuàng)造了“發(fā)表言論的機會”。另一些人(Prestowitz, 2003: 225-6) 則意識到猶太人和臺灣人游說的巨大成功，指出這種制度的弊端：“我們的政府制度伴隨著權力分立，給當權者少數(shù)主宰核心地位提供了方便，這些人有時候深受外國因素的影響，而這些外國因素的利益直接與美國的利益相沖突”。杰西·赫爾姆斯作為有影響的參議院對外關系委員會主席的漫長生涯就是一個例子，它說明，在美國政治過程中，一個占據(jù)主要職務的固執(zhí)己見的個人如何能夠給對外政策制訂產(chǎn)生巨大的影響。

　　在美國，對聯(lián)合國的不信任是與對政府的普遍不喜歡有關聯(lián)的，也是與強烈地渴望維持民主管理有關的。那些旨在鼓勵其諸政策由政體領導或由政府授權的國際協(xié)定，譬如以污染數(shù)據(jù)作為基礎的環(huán)境政策和以福利條款作為基礎的人權政策，偏離了自由的及反中央集權的情緒，因而在美國獲得通過成為一道難題。美國趨于偏愛那些非中央集權行為體/以市場為基礎的政策。任何看上去像是授權給予政體的東西，將成為美國共和黨人和民主黨人之間政治劃分的界限。在美國，不喜歡中央集權政體的解決方法，導致把國際措施指責為是社會主義、或者是在搞世界政府、反對個人及家庭的權利等問題。于是 ，美國本能地更加抵制旨在加強中央集權、反對公民社會的諸協(xié)定，因為這個問題是美國國內(nèi)政治的主要分水嶺，而在其它發(fā)達的工業(yè)化國家卻通常不是這樣，或者沒有達到這種程度 (Moravscik, 2002)。這方面的一個良好例子是美國反對“京都議定書”，理由是環(huán)境控制會導致出現(xiàn)一種受國家調(diào)控的經(jīng)濟 (Jacobson, 2002: 425-6)。甚至對于大多數(shù)國民非常明確贊成的公約，諸如廢除所有形式的歧視婦女公約，(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參議院也可以阻止它們 (Moravscik, 2002:358-9)。這意味著看上去像是美國和歐洲社會之間價值差異的東西，實際上反映著政治程序上的差異。輿論調(diào)查表明，美國公眾既不敵視多邊主義，也不贊成單邊主義，他們的主要不安是美國的過分參與和專橫跋扈。不過，美國的政治精英們并不很喜歡多邊主義，因為它威脅到他們的權力( Kull, 2002)。憲法結(jié)構對美國對外政策的影響也在其它方面起著作用，譬如在治外法權制裁問題上，國會是這類制裁的主要發(fā)動者，而且經(jīng)常與行政部門的愿望背道而馳（Maastanduno, 2002: 299, 313）。出于宗教原因，國內(nèi)在譬如上述的墮胎等問題上所持的強硬觀點，在美國會得到比歐洲更多的回應，也引起美國國內(nèi)價值和它參與各種多邊機制之間的緊張沖突 (Reisman, 1999-2000)。

　　美國例外論的這四個主題——用一種歐洲的視角看——指向一種大型的、強有力和極具影響力的政體和社會之間的特殊結(jié)合，這種政體和社會在許多方面是極為內(nèi)向觀察和自我參照的。這種內(nèi)向觀察和自我參照被歸罪于大部分的政體和社會。不過，歐洲人至少從歷史上抱著期待大國具有的一種更為朝外看的視角。在這個方面，一個誘人的對比是古代中國把自身看作是“中央之國”（Kang, 2000: 28; Lipschutz, 2002: 7-8）。所謂的“中央之國綜合癥”是把自己看作是宇宙的中心、唯一的文明價值和標準的絕對重要的持有者。沒有什么可以向其它世界學習。盡管這也許是一種太強烈的形態(tài)，以至于無法給出一個有關美國的確切圖畫，但是，美國的例外論，尤其當它在對外政策制訂過程中與國內(nèi)政治的主流相結(jié)合時，的確傾向于患上“中央之國綜合癥”。Huntington (1999: 42-3)注意到，在美國作為仁慈領導者的自我關照和由于它的對外政策“完全受國內(nèi)政治的驅(qū)使”而使它被廣泛地看作是一種威脅之間發(fā)生脫節(jié)。Lindley-French (2002: 80)指出，“美國的權力在對外方面如此，以至于它趨于出口國內(nèi)政策，而不是建構古典的對外政策”。這種仁慈的自我意象作為普遍價值的攜帶者和受國內(nèi)因素驅(qū)使的對外政策之間的結(jié)合，把美國從這種觀念中隔離開來，即海外的人們因為它的對外政策而反對它，甚至憎恨它，而非因為他們反對或憎恨它的價值。這個盲點在上述布什政府認為恐怖主義就是反對美國價值的這個特征中表現(xiàn)得非常明顯。Prestowitz ( 2003: 1-17) 敦促美國人有必要像其他人一樣進行反思，說道“通常正是我們自己才是怪人，作為一個國家，我們才是局外者。”“我們的使命感和自我正確感使得我們難以傾聽別人的聲音�！�

　　Steve Smith (2002: 84-5; 亦見Hendrickson, 2002: 4)由此注意到美國國際關系界的狹隘關注，擔憂由于它使用堅固的實證主義和理性主義方式建構“知識”，“當今美國的國際關系學科，沒有幫助公民社會理解當代世界政治的復雜性，以及生活的諸多形式。”它導致美國沒有能夠理解為什么它在如此多的地方受到仇恨，為什么“9·11”襲擊引來一定程度的支持，或者說至少得到理解，而且的確如此：“一種美國愛國主義的主流版本壓抑了許多美國的批評者”（對反恐戰(zhàn)爭看法）。Smith把理性選擇取向看作是有關認同和利益的固定假設，并在方式上使得它難以——如果說不是不可能夠的話——去理解國際恐怖主義分子的動機，從而鼓舞了一代又一代新的恐怖主義分子�！懊绹鴩�際關系的霸權話語……從根本上刪去了世界政治中的許多內(nèi)容、有爭議的理性觀念以及任何其它的真理原則，于是，冒著風險用一種特定的、明確的政治方式去建構一種未來美國公民社會的共同感，而這一切均在合法、中立、不帶價值判斷的社會科學的偽裝下進行的�！边@種觀點與Lipset (1996: 19, 31) 的看法相一致。Lipset認為，美利堅主義的意識形態(tài)，伴隨著它的自由、平等、個人主義、大眾主義、自由放任等教義，意味著“凡是拒絕美國價值者乃是非美國者”。美國民族主義的這種意識形態(tài)基礎，與其它地方更為排外的、歷史的、有機的民族概念形成對比，并且為內(nèi)向的、普遍的、美利堅自我概念和其它文化之間更加一般化的緊張關系打開了可能性。由于美國將自我展示為是一套價值而不是一種有機的、種族人群，因此，對它的合法性提出質(zhì)疑并采取反對它的立場則是更加容易了。

　　例外論的諸因素可以說明各種意向和難題，但是，由于它們已經(jīng)存在了幾十年甚至幾個世紀，它們無法解釋在許多人看來美國政策中一種戲劇性的、令人不安的變化。譬如，Kupchan ( 1998: 66) 注意到，“美國缺乏存在于德國和日本中的那種自我約束的社會努力”，不過，不清楚的是，對這種情形的解釋是來自美國政體和社會的獨特國內(nèi)特征，還是來自美國在國際體系結(jié)構中的地位（它的唯一超級大國身份）。這兩種解釋都有意義，說明如果人們想要理解當今美國的行為，單單考慮美國例外論是不夠的。

　　單 極

　　美國例外論吸引人們對美國內(nèi)部的觀察，以發(fā)現(xiàn)它的國內(nèi)特征和進程如何影響著它的外部行為。極——在這里特別是指單極——則使人們由外而里地進行觀察，以發(fā)現(xiàn)美國的國際地位如何影響著它的外部行為。有趣的事情是想發(fā)現(xiàn)由外而里的觀點如何融入到來自美國例外論的長期主題里。單極強化了已經(jīng)存在著的趨勢嗎？還是說它制約著受國內(nèi)因素驅(qū)使的諸要求？如同兩極一樣，單極既有物質(zhì)含義，也有意識形態(tài)的含義。在物質(zhì)上，它意味著美國具有龐大的——而且在目前易于維持的——政治軍事優(yōu)勢，而且就政治軍事方面而言，有效地使其它大國不能與其進行抗衡。在意識形態(tài)方面，它意味著美國領導著一個西方國家陣營，其資本主義民主管理模式聲稱代表著（后）工業(yè)社會的未來方向，也沒有對手可以與其進行抗衡。說它沒有對手并非說它沒有受到挑戰(zhàn)。在伊斯蘭世界、在非洲和亞洲更為專制的地方以及在一般政治左翼那里，存在著對它進行相當程度的反對。不過，到目前為止，伊斯蘭世界尚未發(fā)展出足以行之有效、可持續(xù)和有說服力以至于提供一種另外模式的現(xiàn)代政治經(jīng)濟形式。因此，它也只不過是一個像當時蘇聯(lián)那種意義上的意識形態(tài)對手。中國的市場共產(chǎn)主義具有特色，但是，看上去也不能被看做是對（后）工業(yè)社會未來的挑戰(zhàn)者。左翼在自由主義的框架之外并未真正具有一個可行的其它選擇。因此，在意識形態(tài)方面，這個世界是單極的，由美國處于領導地位。

　　有關美國行為的兩套觀點源于單極，一個是關于單邊主義，另一個是關于安全化。

　　單邊主義

　　與單極和單邊主義相關聯(lián)的觀點脈絡是，前者應該引起后者。以美國為例，這意味著它作為唯一超級大國的地位應該加強它所傾向的、已經(jīng)體現(xiàn)在美國例外論中的單邊主義。單極可以被看作是這種一般論點中的一個極端例子，即大國沒有弱國那樣樂意于多邊主義，因為它們（由于它們的行動自由受到限制，而且由于助長了無本獲利者）會失去更多，并得到更少（因為它們本可以經(jīng)�？孔约旱姆绞饺カ@得）（Patrick, 2002: 9-10; 有關對立的觀點，見Moravscik, 2002: 348-50）。具體就美國而言，Reisman( 1999-2000)注意到，美國作為對國際社會擔負著“監(jiān)護人”責任（它意味著美國經(jīng)常在“采取必要行動”的名義下不遵守規(guī)則）和它作為國際機構的主要促進者（這促使它采取遵守規(guī)范的行為）之間存在著緊張的關系。單極本身對于單極國家而言就是一種例外論形式，這個觀點是由Huntington 所提出的。他認為，唯一的超級大國將夸大對主權的要求，并以它的特殊地位和角色作為基礎要求獲得特權(Huntington, 1999: 41)。這類觀點表現(xiàn)在美國竭力反對國際刑事法院，因為美國擔負有額外的責任尤其是軍事上的責任，它不能冒風險將自己的軍事人員置于法律的威脅之下 (Brown, 2002: 329-33)，而是理直氣壯地聲稱它具有一套獨特的“美利堅法律體系”適用自己 (Weller, 2002: 712)。有充分理由說明，如同大國或超級大國的地位一樣，成為單極國家的想法可以迅速地扎根于這類國家的身份里，因此，它本身成為需要得到保護和保存的一部分而得到安全保障。

　　如果這些論點是正確的話，那么，人們就本應該期待會出現(xiàn)一種單極去激發(fā)由美國所為的日益增長的單邊主義。這種動向被廣泛地認為是與2001年布什政府出現(xiàn)有關的。該政府不僅公開表示對聯(lián)合國和多邊主義的冷淡，而且在新保守主義的鼓勵下(Krauthammer, 2001; Daalder and Lindsay, 2003: 62-77)，似乎開始采取具體行動鏟除美國自1945年以來所倡導的多邊秩序中的大部分東西。如果說這似乎是一個被推遲的反應，那么，人們應該記住，直到20世紀90年代很后期，單極才開始被認為是影響美國行為的一種社會事實。在那個十年里，國際體系的權力結(jié)構還是一個未知數(shù)，對美國的看法仍然受到盛衰論之爭影響的籠罩。但是，到了90年代后期，日本持續(xù)的市場蕭條、亞洲金融危機、進展緩慢的歐盟共同對外及安全政策合作、美國經(jīng)濟相對良好的表現(xiàn)、以及中國能夠挑戰(zhàn)美國作為全球力量尚存在著一段時間距離，所有這些都支撐了這樣一種看法，即這個單極時刻可能事實上是一個持久的時代�？肆诸D政府時期對多邊主義的熱情減弱(Crossett, 2002: 56-8)，以及布什政府使美國堅持一種更為單邊主義的立場，似乎是抓住了時機。事實上，布什政府開始扭轉(zhuǎn)由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結(jié)束前夕羅斯福所提出的倡議，即美國從長期單邊孤立主義傳統(tǒng)轉(zhuǎn)向參與接觸的多邊主義。這種參與接觸的多邊主義成為美國在整個冷戰(zhàn)時期行為的特征(Legro, 2000: 260-62; Chace, 2003: 1)。

　　近年來美國單邊主義的記錄給人影響頗深；

　　20世紀80和90年代

　　·從里根時代開始，美國拖延它對聯(lián)合國和其它機構的成員國會費，明確表示旨在施加改革壓力和削減它在聯(lián)合國費用中承擔的份額。它的欠款達到15億美元，2001年實現(xiàn)了部分結(jié)算。Forman (2002: 447-48)注意到，在20世紀90年代，美國拖欠“它所參加的幾乎所有的多邊組織”的款。有關對應的觀點，亦可參閱Gerson (2002) 和Karns and Mingst(2002)。

　　·1984年，美國退出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理由是該機構的腐敗管理和持反西方（以及反以色列）的態(tài)度。

　　·1984年，美國參議院拒絕批準《海洋條約法》。

　　·美國拒絕批準（已經(jīng)簽署的）《1989年聯(lián)合國兒童權利公約》，部分原因是美國有23個州允許對年齡18歲以下者的死刑，還因為美國允許年滿17歲者應征入伍。不過，美國批準了該公約的兩個附加條文。

　　·美國對它1992年批準《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持有許多保留，原因是擔心自己的主權以及該公約對州與聯(lián)邦政府之間平衡產(chǎn)生影響。

　　·美國是唯一沒有批準《1979年廢除所有形式婦女歧視國際公約》的工業(yè)化國家，反對者們提出的擔心是美國主權以及墮胎權的含義。

　　·在尼加拉瓜推行美國的政策之后，美國于1995年退出它所接受的國際公正法庭的管轄范圍。

　　·《1996年關于古巴的赫爾姆斯—伯頓條例》（關于先前美國財產(chǎn)在古巴的所有權問題）和《伊朗—利比亞制裁條例》（關于石油投資和貿(mào)易），把治外制裁延伸到那些違反美國制裁那些國家諸方面的國家。

　　1997年

　　·盡管有來自歐洲、加拿大和許多非政府機構的強大壓力，美國仍然拒絕擁護地雷協(xié)定，因為軍方擔心禁止使用地雷將對美國士兵的安全構成影響。

　　·美國就《1997年化學武器公約》實施立法，嚴重地削弱了調(diào)查條款，而且似乎“允許美國為自身創(chuàng)設一個單獨而且并不很嚴格的核實機制”（Smithson, 2002: 258）。

　　1999年

　　·美國參議院拒絕了《1996年全面試驗禁止條約》，主要原因是激烈黨派政治問題。

　　2001年

　　·美國拒絕贊成關于環(huán)境排放的《京都議定書》。

　　·美國單獨拒絕《生物及有毒武器公約》的一項條款。

　　·美國通過拒絕規(guī)范國內(nèi)公民的軍事武器所有權和拒絕限制武器供應給反叛運動的方式，阻止達成有關《小型武器條約》。(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美國宣布退出《反彈道導彈條約》，謀求發(fā)展自身的導彈防御計劃。

　　2002年

　　·美國拒絕擁護《國際刑事法院》，隨后在歐洲和其它地方(Weller, 2002: 697, 705-12; Hendrickson, 2002: 5-6; The Economist, 22 November 2003: 29)為所有美國士兵、外交官和公民享有雙邊豁免權而竭力奔走。

　　·就美國在關塔那摩灣的監(jiān)獄問題，美國宣布拒絕遵守有關對待戰(zhàn)俘的《1949年日內(nèi)瓦公約》。

　　·美國竭力反對《有關禁止虐待公約選擇條款草案》，該文件本來允許對美國監(jiān)獄（包括在關塔那摩灣的監(jiān)獄）進行國際調(diào)查。

　　·美國宣布對鋼鐵的主要征稅，以及一項1900億美元的農(nóng)業(yè)補貼。

　　2003年

　　·在沒有得到新的聯(lián)合國安理會決議授權行動下，美國發(fā)動伊拉克戰(zhàn)爭。

　　人們不能把刺激布什政府時期單邊主義的動因歸于單極，尤其不能將其放在2000年選舉的陰影下，認為一個更為多邊主義的戈爾政府本來有成為獲勝者的明顯可能。Ikenberry (2003: 18-20)也注意到，存在著重要抵消力量，反對把單極和單邊主義相掛鉤。不過，鞏固對世界政治的這種單極理解與時間的巧合則是令人回味的，它正符合新現(xiàn)實主義理論家們的預測。布什政府在環(huán)境及軍備控制協(xié)定方面的單邊主義，自然對2001年美國退出聯(lián)合國人權委員會和國際毒品控制委員會起到作用。然而，盡管有這份長長的清單，但是，人們不能做出結(jié)論說，美國已經(jīng)完全放棄了多邊主義。它仍然在參與主要的國際組織（國際貨幣基金、世界銀行、世界貿(mào)易組織）、支持北約擴展、在各種地區(qū)安排如北美自由貿(mào)易區(qū)和亞太經(jīng)合組織中保持活躍(Patrick, 2002: 10-20)。Jacobson (2002: 416, 430)也指出，1997年美國迅速批準了聯(lián)合國關于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不清楚的是，目前這種單邊主義的興起是代表著一種主要由持強硬路線的“新”老保守主義者所支持的狹隘議程，還是說它表示著美國政治實體內(nèi)部一種更為深刻的情緒。當然，有跡象表明，美國大眾輿論的相當部分還是繼續(xù)支持一種多邊態(tài)勢(Leffler, 2003: 1062-3)。也有由美國公民采取突出的個人舉動，譬如特德·特納向聯(lián)合國捐贈10億美元作為對美國政府削減支付給聯(lián)合國極其下設許多機構的資金的回應。比爾·蓋茨給予“對外政策”中艾滋病項目的數(shù)目可觀的資助，可以被看作具有類似的色彩。更具群眾基礎的活動（譬如由“美國支持聯(lián)合國計劃生育協(xié)會委員會”所組織的“3,400萬朋友”活動）旨在彌補布什從聯(lián)合國人口基金中砍掉的3,400萬美元（Guardian Weekly, 168:3, 2003: 29）。

　　同樣重要的是需要指出，美國單邊主義——與傳統(tǒng)的美國例外論相一起——并非是新鮮的東西。這類行為一直是過去美國對外政策的一個特征，其中最為眾所周知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后國會拒絕了威爾遜總統(tǒng)的國聯(lián)，以及1971年尼克松退出國際貨幣基金的固定匯率機制。從實質(zhì)上講，目前的美國單邊主義回合與20世紀20和30年代的美國行為不一樣，使這次回合變得重要的是，它造成了與二戰(zhàn)期間由羅斯福所倡導并在隨后半個世紀里占主導地位的普遍主張多邊主義立場形成相當程度的對比。布什政府對相當?shù)亩噙呏髁x明確抱有敵視，美國在伊拉克戰(zhàn)爭中所突出表達的有關部門“自愿聯(lián)盟”辭令，揭示了一種更為有條件的、工具性的和特定的態(tài)度，盡管它的確贊成或者說需要其它國家的支持。

　　如果把所有這些加以考慮，似乎可以保險地講，單極補充著美國例外論中易于引起單邊主義的諸因素。即使這種結(jié)合并沒有使單邊行為成為一種確定無疑的情形，但是，這兩種力量共同作用，的確使它變得更有可能，而且肯定為出于意識形態(tài)理由而無論如何要致力于這類政策的政府提供了有用的資源。

　　安全化

　　從單極所引發(fā)出的第二套觀點，對這種結(jié)構給單極國家安全感知所造成的影響給予關注。主要的看法是，唯一的超級大國應該有一種高度的威脅感，而且應該在此基礎上推行自己的政策。這種看法的理由可以從新現(xiàn)實主義致力于把權力平衡邏輯作為無政府狀態(tài)結(jié)構的基本結(jié)果中輕易找到。華爾茲（Waltz, 1979）的理論堅持致力于這樣一種觀點，即一個超級大國將不可避免地表現(xiàn)出對所有其它大國構成威脅，從而引起這些大國與它成均勢。因此，唯一的超級大國會看到自己的地位受到嚴峻的挑戰(zhàn)。Huntington (1999: 44-6)支持這種看法，指出一個反單極國家聯(lián)盟是“一超多強世界里的自然現(xiàn)象”。當然，最近最具影響的這種觀點來自知名的新保守主義者Robert Kagan (2002, 2003)。如同新現(xiàn)實主義者一樣，他把自己的觀點建立在權力的物質(zhì)分配基礎上。簡單地講，Kagan (2002: 2-4) 的論點是，美國對外政策中有關善/惡及敵/友的極端論是它在權力分配中所處地位的結(jié)果，而且還是作為一種主要權力的功能。他把歐盟和美國之間的政治風格進行了比較，指出“戰(zhàn)略文化的不同并非天然地來自美國人和歐洲人的民族性格”，而是反映了這樣一種事實，即美國現(xiàn)在強大，歐洲虛弱。當權力地位發(fā)生對換時——就像以前那樣——它們的戰(zhàn)略文化也會發(fā)生對換，這時的美國就會不那么軍事冒進，而是在自己的對外政策中更加傾向于商業(yè)、法和大眾輿論。簡之，在Kagan看來，美國現(xiàn)在生活在一種霍布斯式的世界里，在這個世界里，它的權力招引來威脅，它憑自己的能力行事，歐盟則不會招引來威脅，因為它是虛弱的，追求多邊外交，那是因為它沒有其它的手段。Graham and La Vera (2002: 226-7) 和Lindley-French (2002)持相似的觀點。他們指出，就美國招引來威脅是因為它的地位、諸政策和參與而言，在安全化和單極之間存在著一種相互作用。這便制造了一種權力、威脅和安全化的封閉循環(huán)。這些觀點均反映了單極化的物質(zhì)方面，而且一直是單極化和安全化之間的主要鏈接物。

　　那些與這種解釋進行爭論的人們并沒有去挑戰(zhàn)這種觀點的基本要素，而是補充了一個相對溫和的“敵友”國際社會這一對立因素，在這種國際社會里，美國沒有被別國看作是威脅，因為它們分享著一套自由價值，從而使美國的領導地位得到接受。這里的主要立場是這樣一種相當廣泛的觀察，即后冷戰(zhàn)時期的多數(shù)大國是安全共同體成員，它代表著一種獨特的發(fā)展，主要是排除了大國戰(zhàn)爭的危險。Kapstein (1999)出人意料地指出，多邊制度和美國的物質(zhì)權力一道所具有的效力，說明并不存在與單極國家進行抗衡的情形，而且為單極可能保持穩(wěn)定提供了可能性。其突出點如其說是在這些論點中誰對誰錯，還不如說對單極的詮釋在美國——的確還在其它大國——作為盛行的社會事實而得到接受。有兩個因素在起作用，它們可以腐蝕美國領導地位的合法性。一是有這樣一種可能性，即受到在意識形態(tài)上不平衡的資本主義推動而變得更為極端的自由主義實踐，將引起足夠的不平等去破壞美國霸權的意識形態(tài)基礎 (Kapstein, 1999: 485)。對它的測量可以從反全球化運動的力量中得到。另一個是具有諷刺意義的，即美國的行為，尤其在一種敵友國際社會中玩弄敵人和敵手的牌，將觸發(fā)相應的反應。從這后種視角出發(fā)，最令人擔憂的發(fā)展正是Kagan關于單極詮釋，即單極將開始主導美國國內(nèi)和其它大國的視野。它已經(jīng)強烈地被放置在布什政府對單極的理解中，在那里，它為放肆的單邊主義提供了一種便捷的理由。這兩個流派在Calleo(1996: 63-4)的論點中得到結(jié)合，他認為，蘇聯(lián)的消失帶走了威脅，這種威脅曾使資本主義國家之間減弱了它們之間競爭的聲音，而競爭卻是它們經(jīng)濟制度中的一個自然特征。冷戰(zhàn)是這場競爭中的間歇期，最終，正常的歷史開始繼續(xù)，“馬克思主義的時鐘”開始重新滴答起來。

　　就單極引發(fā)起對美國施加的結(jié)構壓力而使它提升自己的不安全感的程度而言，這些壓力可以在美國例外論所確立的特質(zhì)中找到肥沃的土壤。最明顯的例子是，孤立主義以及兩個大洋的存在和一組在軍事上脆弱的鄰國的事實，限制了美國指望一個在外人看來顯得過高的國家安全水平。Kagan (2002: 10; 亦見Lindley-French, 2002: 45, 72; Hendrickson, 2002)注意到，在歐洲和美國有一種廣泛的看法，即“美國有一種沒有道理的要求‘絕對安全’，它是幾個世紀以來生活在兩洋保護下的產(chǎn)物”。如果單極在美國引起對威脅的看法的話，那么，這便輕易地挑起對安全的高度期望，從而引導出所謂的“超常安全”：一種夸大威脅和求助于過分的反措施的趨勢。關于超常安全的另一種思考是在Hendrickson (2002: 9) 從基辛格那里借來的“無力得到確�！毙g語里。對它加以補充的是單極和美國例外論中普世主義方面之間的相互作用。例外論中普世主義方面把美國看作是整個人類未來的政治體現(xiàn)，這種普世主義成分意味著美國有理由追求自身的國家安全，其基礎不僅是保存一個獨特的國家（對于任何國家來講已經(jīng)是一個強大實體），而且還是保護整個人類未來的福祉和權利。這種附加成分使得它更易于聲稱在追求美國國家安全方面的特權，而且輕視這種共識，即過分追求國家安全趨于自我擊斃，因為它威脅到其它者，因而觸發(fā)安全困境回應，而這些回應反過來提高了所需要面對的威脅程度。

　　有兩個跡象說明，超常安全化的確已經(jīng)成為美國行為的一個特征。第一個跡象是得到廣泛關注的美國對外政策軍事化 (Bacevich, 2003; 141-2; Lindley-French, 2002: 33, 43)。盡管美國有豐厚的軟實力，但是，軍事正在不斷成為得到偏愛的工具。Prestowitz (2003: 161, 144)注意到這種軍事化如何因美國政治制度中的權力分立而成為可能，以及這種軍事面孔如何成為海外對美國日益不滿的原因之一。Bacevich (2002:122-7)認為，軍事已經(jīng)成為美國身份中的一個核心成分，并指出在20世紀90年代期間，關于維持軍事優(yōu)勢的觀點已經(jīng)成為美國政治中的一個共識。第二個跡象反映了第一個跡象，它可以從國家安全戰(zhàn)略中所明確規(guī)定的頗高水平的相對軍事開支及擔憂中看到( Bush, 2002:29-30)，即美國的力量“將足以強大到能夠使?jié)撛趯κ指淖冏非笾荚诔�過美國或趕上美國實力的軍事建設”。因此，美國一直保持著相對于其它主要軍事國家而言的一種史無前例的高昂軍事開支。根據(jù)國家戰(zhàn)略研究所的軍事開支數(shù)據(jù) (IISS, 2002)，甚至在2001年——在9月11日之前——美國接近3300億美元，其開支相當于其它11個大的軍事開支國家的總和；
是中國和俄羅斯之和的兩倍；
接近它的所有歐洲盟國和日本的總和的兩倍。盡管這種軍事優(yōu)勢的水平可能達到自羅馬帝國鼎盛時期以來的最高，而且明顯缺乏來自任何其它大國對美國構成軍事威脅，但是，新保守主義的“新美國世紀計劃”仍然擔心美國防務力量的衰落，要求通過增美國軍事開支使它目前的優(yōu)勢地位“盡可能長久地”保持下去(Kagan et al, 2000: i-v)。

　　“9·11”

　　2001年9月11日恐怖主義襲擊，以及由此而引發(fā)的全部反應，或許可以解釋美國對外政策明顯轉(zhuǎn)折的一系列因素中的第三個層面。關于這一點已經(jīng)有大量的評論，到目前為止，恐怕達成這樣一種共識，即美國遭受到一次強烈的集體創(chuàng)傷，該創(chuàng)傷深刻地影響著它的安全政策（Hassner, 2002: 8-9; Leffler, 2003: 1049）。更具爭議的是這種創(chuàng)傷被布什政府加以利用、維護和延伸的程度，因為通過這種方式，一種超常安全化政治環(huán)境可以幫助它實現(xiàn)它執(zhí)政以來所確定的激進政治目標。“9·11”襲擊不僅給布什政府追求他們的國內(nèi)諸議程提供了大量機會， 而且在他們看來，也為重鑄世界提供了機會(Daalder and Lindsay, 2003: 78-97)。我的目的不是在此探討這些問題，我的目標是探尋“9·11”影響美國安全政策的軌跡，并把這種影響與前面所做的對美國例外論和單極的分析聯(lián)系起來。這里的論點是，單極和“9·11”在選擇和強化美國例外論的特殊方面的兩個階段過程中起到連貫性的凸鏡作用。(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單極選擇并強化了引起單邊主義和超常安全化的傾向�！�9·11”甚至將這二者進一步放大了，并把一種對世界進行道德/善惡的解釋經(jīng)高度濃縮成思想后添加進去。不過，“9·11”還挑起了一個與美國例外論之間的潛在矛盾，其表現(xiàn)形式是因“反恐戰(zhàn)爭”而對個人權利所構成的挑戰(zhàn)。

　　“9·11”襲擊相當于對美國本土實施了一次空前的暴力。這場襲擊的影響不僅被該襲擊的極端恐怖和殘酷性以及襲擊的象征性光彩所放大，而且也被作為美國傳統(tǒng)一部分的美國遠離世界恐懼的高度安全感所放大。有這樣一種普遍感，即神圣不僅被踐踏了，而且以一種不斷重復的方式被踐踏著，因為它利用了作為美國生活方式基本特征的社會高度開放性。布什政府的回應是強化超常安全化和作為單極結(jié)果而正在實施的單邊主義。布什宣戰(zhàn)而不是采取警察行動，由此創(chuàng)造著一種國內(nèi)環(huán)境，在這種環(huán)境里，安全要求優(yōu)先于自由和人權，并且創(chuàng)造著一種國際環(huán)境，在這種環(huán)境里，追蹤恐怖主義分子這一首要任務，為美國的下述聲稱提供了理由，即美國在打擊別國或在別國內(nèi)采取單邊主義及先發(fā)制人行動方面擁有廣泛的權利，也為建立一個比以前更為廣泛的美國軍事存在提供了理由。為了強化國家導彈防御背后的理由，威懾不再被看作是對大規(guī)模殺傷性武器威脅的足夠回應，先發(fā)制人被提了出來（O’Hanlon et al., 2002: 4）�！�9·11”加強了新保守主義有關保持美國頭號地位的計劃，進一步增加其軍事開支，甚至設法支持國家導彈防御計劃，而不顧它與把利用民用飛機作為導彈使用的新威脅之間似乎并無關系。

　　新的超常安全化強調(diào)狂熱和虛無的恐怖主義份子和國家導彈防御，加上把所謂的無賴國家作為這二者之間的聯(lián)系者。它在美國對外政策中引起強烈的有關道德觀及善惡二元論的傾向，并伴隨著一種有關文明與野蠻對立的普世話語（Salter, 2002: 163-7）�！白杂伤�面臨著的最為嚴重危險存在于極端主義和技術的十字路口。如果化學和生物武器（加上彈道導彈技術）擴散——如果它發(fā)生的話，甚至弱國和少數(shù)集團可以獲得災難性的力量去攻擊強大的國家”（Bush, 2002: 13），“就像薩達姆·侯賽因一樣，當今的一些暴君對美國抱有刻骨仇恨。他們憎恨我們的朋友，他們憎恨我們的價值，他們憎恨民主、自由和個人解放。他們許多人不在乎他們自己人民的生命。在這樣一個世界里，冷戰(zhàn)威懾已經(jīng)不再足夠了”（Bush, 2002: 2），“當今最為緊迫的威脅根源······來自這些國家手里的少量導彈，對于這些國家來說，恐怖和恐嚇就是它們的一種生活方式”（Bush, 2001: 2），“我們更多地受到來自憤怒的少數(shù)人手里災難性技術而不是來自軍艦和軍隊的威脅”（Bush, 2002:1）。以這種善惡對立的基本語言去描述戰(zhàn)爭的性質(zhì)，自然把那些頗有道理的觀點推到了邊緣地位，問題主要在于，那些觀點批評了美國的政策，而不是美國本身。

　　盡管國際社會支持對恐怖主義和大規(guī)模殺傷性武器之間聯(lián)系的擔憂，但是，對布什政府更為自私地企圖把所選定的“無賴國家”確定為聯(lián)系二者的核心的做法卻沒有什么支持。布什的“邪惡軸心”講話在海外反應糟糕，這不僅因為它制造了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場面：這個唯一的超級大國把三個小國家（伊朗、伊拉克和朝鮮）作為它的主要安全擔憂，還因為它排除了美國地位在中東所面臨著的所有難題，尤其它強烈地支持以色列和各種腐敗和專制的阿拉伯政權，它們是作為基地組織所帶來的難題的主要原因。與冷戰(zhàn)的對比是非常醒目的。那時，所指明的對手和安全化的客體是這樣一種權力，它代表著一種似乎可行的另一種政治選擇：人們可以容易地想象一個共產(chǎn)主義世界。后“9·11”的安全化的重點既不是另一個超級大國，也不是另一種意識形態(tài)，而是憤怒和被異化的少數(shù)者的混亂權力，加上極少數(shù)平民政府，以及它們有能力利用開放、技術以及由西方的政治經(jīng)濟制度所引發(fā)的在一些地方的不平等、不公正及失敗的國家。

　　“9·11”事件的性質(zhì)意味著單邊主義的加強主要表現(xiàn)在軍事安全領域，而且是與超常安全化緊密地交織在一起。美國的反應并非完全是單邊主義的。起初，人們對美國抱以深切的同情，并在打擊恐怖主義方面愿意進行合作。對阿富汗的入侵——作為第一個反應——被廣泛地看作是合法的，并引得了許多支持。“反恐戰(zhàn)爭”的性質(zhì)促使各國在一系列問題上——從警務和情報協(xié)調(diào)，到移民條例，貨運和金融——進行廣泛合作�！�9·11”事件之后美國采取的最為明顯的單邊主義行動的三個例子是：主張有權進行預防性攻擊，上述的剝奪戰(zhàn)犯權利以及入侵伊拉克。

　　預防性攻擊的權利在2002年的《國家安全戰(zhàn)略報告》中得到令人寒顫的確定。該報告明確表示要致力于“捍衛(wèi)美國、美國人民及我們在國內(nèi)外的利益，在威脅到達美國國界之前對其進行識別并加以摧毀……我們認為主動進攻乃是我們最有效的防御”。(Bush, 2002: 6)“我們要時刻防范那些所謂“無賴”國家和恐怖主義分子利威脅或利用大規(guī)模殺傷性武器反對美國以及我們的盟友和朋友”。“必要時，……我們將切斷[用于]生產(chǎn)大規(guī)模殺傷性武器的先進技術和材料”（Bush, 2002: 14）�！翱紤]到 ‘無賴’國家和恐怖主義分子的目標，美國不能再單靠以前的回應態(tài)度了。無力阻止?jié)撛诘囊u擊者，當今威脅的直接性、敵人為達到目的不擇手段而可能產(chǎn)生的惡果等，這些都不容許我們做出那種選擇。我們不能讓敵人先襲擊”�！懊绹�長期以來保持采取先發(fā)制人行動的選擇，以對付對我們的國家安全所構成的足夠威脅。威脅越大，不采取行動的風險也更大——更迫切的情形是采取預先行動去保護我們自己，哪怕是敵人攻擊的時間和地點都不確定。為了預測或預防我們的對手采取這類敵意行動，美國必要時將先發(fā)制人地行動。”（Bush, 2002: 15）正如人們廣泛地注意到（O’Hanlon et al., 2002: 7），這種主張將傳統(tǒng)上把面對緊迫的襲擊而采取預防性行動的權利面延伸到更加接近于采取某種預防性戰(zhàn)爭或更迭政權的權利。但是，這種做法既沒有考慮到它在海外所造成的令人害怕的美國形象，也沒有顧及到一個主要強國以如此方式改變國際社會規(guī)范、從而使其它國家政府也會提出類似權利和理由去使用武力的后果。

　　這種做法的后果在2002-2003年與伊拉克的對抗達到白熱化時變得尤為明顯。原本的多邊解決辦法——美英向伊拉克施加軍事壓力以支持聯(lián)合國武器核查人員的工作——很快變成了一種單邊游戲。在這場游戲中，美國顯然不顧其它國家的看法，打算根據(jù)自己的時間表和理由入侵伊拉克。該行動嚴重影響了美國與歐洲之間的關系，而且使歐盟發(fā)生嚴重的分裂（Gompert, 2003: 43-49）。美英政府隨后在戰(zhàn)爭理由方面提出的種種夸張說法，表明了單邊主義的危險。伊拉克本身顯然沒有構成對西方進行大規(guī)模殺傷性武器襲擊的威脅，也沒有確鑿證據(jù)說明薩達姆政權和基地組織恐怖分子之間存在聯(lián)系。這種聯(lián)系似乎的確是被戰(zhàn)爭和隨后的占領者所建構起來，占領者為薩達姆的支持者和本·拉登的追隨者們提供了它們共同抵抗占領者的理由和機會。作為發(fā)動戰(zhàn)爭理由的諸情報出現(xiàn)漏洞，引起人們對整個先發(fā)制人戰(zhàn)略提出嚴重質(zhì)疑，它利用殘缺的或錯誤的信息從軍事上去打擊它所不喜歡的任何人，夸大了一個“無賴”超級大國的恐懼，（Daalder and Lindsay, 2003: 167）。把戰(zhàn)爭的理由轉(zhuǎn)向推翻一個殘暴、好戰(zhàn)和專制的政權只是把事情弄得更加糟糕。盡管幾乎無人會對伊拉克獨裁政權的特征產(chǎn)生爭議，但是，美國聲稱有廣泛的權利更替任何它所不喜歡的邪惡政權，并通過明顯的帝國政權和強加于人的“文明標準”去取代它們，這完全摒棄了后殖民時代所奉行的主權平等及互不干涉機制。

　　結(jié)束語

　　綜上所述，本文選擇了植根于美國例外論中的一些特征，尤其是那些易于引起單邊主義、超常安全化和善惡二元論世界觀的東西，并在首次出現(xiàn)單極結(jié)構壓力和“9·11”事件的創(chuàng)傷中加以放大。據(jù)此可得出結(jié)論：這些行為在效果上是過于武斷的，同時又是潛在持久的。

　　我之所以說是潛在持久的，是因為政治不是固定不變的東西。諸政策的后果——尤其是付出高昂代價且?guī)�來意想不到負面影響的結(jié)果——可以引發(fā)變化，哪怕一項政策背后的意義重大。戰(zhàn)爭——似乎很可能是一個更加帝國主義的美國的伴隨物——是臭名昭著的，因為它們產(chǎn)生了意想不到的副作用，這種副作用極大地超過了行為體參與這些戰(zhàn)爭時的最初目的，越南戰(zhàn)爭便是一個例子，現(xiàn)在的伊拉克戰(zhàn)爭看來是另一個例子。在美國，對推行單邊主義所付出的日益高昂的代價——資金上的和政治上的——已經(jīng)存在著憂慮。在當前巨額財政赤字的情況下，大規(guī)模的軍費支出和減少稅收的風險會導致重大金融動蕩(Chace,2003:3-4)。此外，與第一次美伊戰(zhàn)爭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華盛頓的單邊主義意味著沒有什么其它國家自愿在伊拉克戰(zhàn)爭中高昂資金代價或隨后的占領方面幫助美國。盡管2004年大選暗示著，即使失敗的外交政策和明顯的政府撒謊不一定會引起在選舉中受懲罰，但是，不清楚的是，美國選民對這場戰(zhàn)爭及占領中的高昂軍費支出還能繼續(xù)容忍多久。不過，如果這些政策繼續(xù)付出高昂代價，而恐怖主義活動及美軍傷亡人數(shù)卻無明顯減少，或者說由人所操縱的民主在中東和東南亞出現(xiàn)端倪的話，那么，選舉中受懲罰肯定會在某個適當?shù)臅r候表現(xiàn)出來。另外需要考慮的是政治代價，美國公眾和政客不得不面對的事實是，世人厭惡他們、孤立他們的程度甚于美國歷史上的任何其它時期，在這方面，美國的政客們和民眾不得不處于他們的歷史上最不受喜歡和最為孤立的時刻。這種消極的反饋來自朋友和盟國們的挑戰(zhàn)，這使美國聲稱自己是人類未來先鋒的美德形象更加難以維持。不過，在這里，整個國家對批評意見的充耳不聞，意味著這種壓力難以很快奏效。

　　因此，不清楚的是，美國的現(xiàn)行政策因一再遭遇挫折而受到破壞的速度是多少。推翻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權并沒有在那個國家造就一個民主，隨著地方軍閥和毒梟們東山再起，建立民主的前景暗淡。在伊拉克的結(jié)果仍然不清楚，不過在筆者撰稿之時（2005年1月），前景絕不容樂觀。布什政府的進攻型自由主義(Leffler, 2003: 1047, 1055)——即如果美國能在目前的那些專制國家里植入民主，那么，它將在該地區(qū)引導出“民主和平”——似乎漏洞百出。姑且不論從外植入民主困難重重，與1945年后德國和日本民主化進行錯誤的類比（在那里，兩國受創(chuàng)傷的不僅僅是勝負，而是整個民族，而且在那里，社會保留著支持民主的根本傳統(tǒng)）。就算占領軍政權能夠成功地在伊拉克建立起一種真正的民主，這個國家有可能會因民族和/或宗教問題發(fā)難而陷入分裂，或者制造出一個政權像薩達姆一樣仇視以色列。民主（以廣泛的普選作為基礎對政府進行移植和廢黜的做法）不等于自由（個人權利不受政府侵犯植根于憲法并受其保護）。植入選舉實踐要比植入自由實踐容易得多，而自由恰恰是有關民主和平理念的關鍵。沒有自由的社會里的民主易于產(chǎn)生極端主義。如果該占領沒有成功地植入一種民主，或是發(fā)現(xiàn)民主只是制造了另一個它所不喜歡的政府罷了，那么，美國或者對另一場獨裁統(tǒng)治撒手不管，或者不顧當?shù)厝找娓邼q的抵抗運動，采取公開的帝國方式繼續(xù)留在伊拉克。正如Gary Sick（2002：6）正確地看到（值得稱贊），美國尤其作為一種帝國的力量將沒有什么好處，因為它沒有看到其他國家發(fā)現(xiàn)它的“強權加正義”是多么地難以忍受。

　　除了戰(zhàn)爭的不幸/幸運外，新的——或許是不相關的——而且經(jīng)常是不期而至的事件也會對現(xiàn)狀起正反影響�！�9·11”事件就是一例。經(jīng)濟下滑或是政治丑聞都可能損害布什政府的權威。恐怖主義分子的新暴行要么會強化現(xiàn)行政策，要么使它受到質(zhì)疑。

　　在中東，旨在保護以色列和各石油公司在該地區(qū)安全的新保守主義計劃勝算極微。即使就美國占領伊拉克做出很樂觀的設想，如果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之間問題的解決缺乏公正合理性，那么，它不會給該地區(qū)帶來好的結(jié)果。美國對以色列給予或多或少無條件的支持而不顧它的諸政策，使得公正合理解決巴以沖突的可能性渺茫。正如Prestowitz (2003: 194, 211-12)指出：“以色列有些像美國的第51個州”。猶太團體及基督教會院外游說活動有聲有色，對美國政治權力分立的結(jié)構施加強有力的影響，(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既阻止了美國對以色列過度施壓，也意味著“有關以色列的辯論空間在美國少于在以色列”。鑒于該地區(qū)根深蒂固的敵對情緒及其許多沖突的復雜性，美國即使不受這些方面制約，它的任何政策在可預見的未來給那里帶來和平與民主的可能性是很小的（Buzan and Waever , 2003: part 3）。此外，美國增加它在該地區(qū)的軍事存在使得許多國家的政體不穩(wěn)，而且助長了伊斯蘭極端主義的火焰。這些因素加在一起助長了恐怖主義的活動，減少了獲得“反恐戰(zhàn)爭”成果的機會。

　　美國對外政策中帝國轉(zhuǎn)向的失敗，不僅會在中東出現(xiàn)，而且會在范圍更為廣闊的西方出現(xiàn)。以敵人及對手的社會結(jié)構假設作為基礎的美國政策，冒著成為一項自我實現(xiàn)預言的風險。在聯(lián)合國和伊拉克問題上的分歧已極大地損害了美國與歐盟及跨大西洋的關系。美國要阻止甚至扭轉(zhuǎn)歐盟的一體化進程，尤其阻止它的共同對外及安全政策嗎？雖然大多數(shù)歐洲人都不愿看到這種情況發(fā)生，但美國的確有能力攻擊歐盟的計劃，或者通過不經(jīng)意的破壞，比如反對國際刑事法院的行動所造成的破壞；
或者蓄意瓦解歐盟以防止產(chǎn)生一個勢均力敵的競爭對手，甚至一個旗鼓相當?shù)耐�伴。Hofmann（2003: 16-19 ）注意到，華盛頓“解聚”歐盟一體化的言論表明這種明顯的故意瓦解歐盟做法在抬頭；
自入侵伊拉克以來，布什政府對于支持歐洲一體化的態(tài)度也愈加謹慎。歐盟內(nèi)部的穩(wěn)定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賴于“保持與美國友好”，倘若華盛頓強迫諸歐洲國家在美國和歐盟一些國家（以及歐盟本身）之間做出選擇，那么，這種穩(wěn)定也將面臨嚴重的政治危機。伊拉克危機已經(jīng)非常清楚地說明了這一切，它表明美國可以輕而易舉地分裂歐洲，使歐盟無力在對外政策（除貿(mào)易問題外）制訂方面反對美國(Gnesotto, 2003b)。有一種觀點認為，美歐關系緊張只是一場游戲，就像冷戰(zhàn)期間北約無止盡的危機一樣，因此，在根本上是不嚴重的。例如，Nau（2002：18）認為：“美國沒有對歐洲發(fā)揮更大的影響力做好準備。所以，它敦促歐洲增加防務開支的言辭就像歐洲對美國單邊主義的抱怨一樣令人懷疑。雙方都沒有真正想要各自所要求看到的結(jié)果。美國不想更大的歐洲影響力，歐洲也不愿美國退出領導地位，否則，歐洲就得自己牽頭了。有關單邊主義/多邊主義的爭論對雙方都是有利的，所以不會越軌�！比欢�，正如Cox（2003）所指出的那樣，來自美國新帝國的挑戰(zhàn)足以從根本上令人質(zhì)疑這種驕傲自滿。這種看法也貫穿于Kagan（2002; 2003）的思想里。如果軍事上的單邊主義在華盛頓得以維持，而不是某個特定政府短暫出軌行為，那么，歐盟將會面臨它有史以來前所未有的生存挑戰(zhàn)。布什政府尚未把西方破壞到無可修補的程度，也許（也許沒有）從第一任期的政策所造成的破壞中汲取了一些教訓，但是，西方保持連貫一致的問題仍然憑借平衡，其嚴重性乃是過去半個世紀所未遇的（Buzan and Gonzalez-Pelaez, 2005）。

　　一個帝國式的華盛頓將中國視為美國霸權的潛在威脅，這樣會給日本帶來類似深刻的問題。雖然迄今為止種種跡象表明日本寧愿搭這個唯一超級大國的便車，但是，強烈而持續(xù)的中美對立會把日本放在一個極為尷尬的前沿地位。如果歐洲和日本開始害怕或反對美國，一些極端艱難的選擇就會隨之而來。它們應該開始與美國保持疏遠，重新思考它們搭車的態(tài)勢，并且削弱西方作為一個整體核心?還是它們應該接受一個更為赤裸裸、更加窮兵黷武，我行我素的霸權主義形式，而這種霸權帶有宗主國君臨天下的意味，要求其他國家承認美國的權力使美國站在構成國際社會多邊主義框架的諸制度之外并高于其上方面具有合法性？如果日本和歐洲開始擺脫它們對華盛頓的長期忠誠，那么，美國所面臨的問題是，它應該被看作是美國對外政策的災難性失敗，還是美國在可以任意憑借自身實力將美國所認可的美好生活觀念強加于人類方面而付出的合理代價？

　　如果說失敗——或者說美好前景——都有可能左右美國的政策，那么，受到當前美國政策負面影響的美國例外論的其它分支也會如此。它們中間最明顯的是強烈地致力于作為美國憲法核心的個人權利、法治、權力分立等。超常安全化就其本質(zhì)而言，賦予國家權力挾制公民社會，使法權和公民權受到踐踏。過去，美國社會一直頗能容忍國家安全先于公民自由。其例子有二戰(zhàn)期間美國對日裔美國人的拘留、冷戰(zhàn)初期的麥卡錫主義以及對有共產(chǎn)主義嫌疑人士的政治迫害。從長遠看，想不損害它所要保護的核心價值觀而又能維持安全訴求是不可能的。現(xiàn)在的問題是，“反恐戰(zhàn)爭”能夠延續(xù)多長時間并以何種方式，被用來作為美國政府限制公民自由的合法理由。盡管人們期望公民自由最終成為一種抵制超常安全化的反壓力，但是，這種發(fā)展的具體細節(jié)將受制于這場“戰(zhàn)爭”如何展開下去。

　　在對美國大戰(zhàn)略爭論所作的一份仍然有用的總結(jié)里，Posen and Ross(1996－97)歸納了四種一般立場：新孤立主義：地緣保護著美國，而四大強國受制于地理因素，并相對受到歐亞均勢游戲的自我限制，（競爭對手和潛在敵人的假設）；
選擇性接觸：美國必須積極維持歐亞政治劃分現(xiàn)狀，以便避免卷入類似1917，1941和1947年那樣的大國之間的爭戰(zhàn)，（主要是競爭對手假設）；
合作安全：在追求一種自由的秩序方面，美國扮演著領導者角色，（主要是競爭對手和朋友的假設）；
優(yōu)先戰(zhàn)略：美國的優(yōu)先考慮是維持其唯一超級大國地位，防止出現(xiàn)競爭對手，將自己領導地位的合法性和權威安插在各個層次上，（主要是敵人和競爭對手假設）。

　　甚至加上“反恐戰(zhàn)爭”，這些立場大體勾勒出美國長久以來的政策選擇，而且它們?nèi)匀黄鹬鴿撛诘淖饔谩５�是，過去的十年一直是在后兩種情形之間。隨著布什政府上臺后，有人認為90年代游離不定的對外政策出現(xiàn)急速轉(zhuǎn)變(Kupchan, 2003:3-35)，朝向采納優(yōu)先選擇戰(zhàn)略(“布什的對外政策革命”，Daalder and Lindsay, 2003)；

也有人提出它只是把數(shù)十年來漸次形成的“美利堅帝國”展示了出來(Bacevich, 2002; Prestowitz, 2002:19-49)，可以說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最令人擔心的是布什政府有可能將軍事帝國主義的干涉延伸到全球范圍。一個多世紀以來，美國已經(jīng)在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區(qū)大行此道（Bacevich, 2002:69-71）。另外關于美國帝國在一個時期里已經(jīng)存在著的觀點，是與更為溫和的自由主義者譬如Ikenberry（2001, 210-73）的寬容觀點相對立的，這種寬容的觀點認為，美國是一個自由的霸權國家，主導著一個具有廣泛共識的國際秩序。不管怎么說，其關注是在布什政府及其應對“9·11”事件的推動下，美國轉(zhuǎn)向單邊主義、善惡二元論及超常安全化很快會削弱美國在全球的地位，主要表現(xiàn)在以下幾個方面：使美國的帝國觸角過分伸張；
暴露其帝國地位的現(xiàn)實，并且引發(fā)抗衡；
損害它的自由的霸權國家穩(wěn)定所依賴的達成共識的多邊主義。

　　正如前引的許多作者所言，一個新帝國美國政策有可能引起越來越多的抵制和不斷上升的成本。它也有可能破壞美國所需要的聯(lián)盟和組織，如果美國想要實現(xiàn)它的諸多政策目標的話——從“反恐戰(zhàn)爭”，到謀求一個更為平和的中東，到維持一個開放的世界經(jīng)濟。美國可能是頭號國家，也有可能在軍事上打敗任何進犯者。它還可能擁有最多的軟實力資源（Nye, 2002-3）。但是，它絕沒有強大到能夠不顧抵制而把自己的意志強加給世界。正如蘇聯(lián)的歷史清楚地表明，軍事力量能夠取勝，但是從長遠來看，它不能用于管理政治、經(jīng)濟和社會的關系。軟實力的本質(zhì)要求維持和促進分享的價值，一旦價值觀不能分享，軟實力也就消失了。在更加極端的保守主義群體之外，有一種觀點流傳甚廣，認為如果美國想維持自己的地位和實現(xiàn)自己的目標（Ikenberry,2001, 2003；
Leffler, 2003: 1062-63; Prestowitz, 2002, 267-84；
Joffe, 2002: 178-80），甚至想將世界有序地轉(zhuǎn)型為多極世界的話(Kupchan,2003,292-301)，那么，它將最終重新發(fā)現(xiàn)多邊主義。因此，仍然存在著一些變化的空間。盡管結(jié)構分析經(jīng)常顯示事件發(fā)生的一定必然性，但是，清楚的是，美國的國內(nèi)游戲仍然是開放的。正如Waltz所觀察，結(jié)構能夠推動和影響事件，但是不能決定一切。美國單邊主義、善惡二元論和超常安全化背后的動力的確是強大的。但是，美國例外論所包含著的其他諸方面牽拉著這種轉(zhuǎn)向，其中一些（最為明顯的是公民自由）受到它的非常負面的影響。還存在著持續(xù)的單邊主義和強有力的美國經(jīng)濟以維持一個開放的全球經(jīng)濟市場之間的矛盾問題。多邊主義與全球自由貿(mào)易及金融體制的運行緊密相連，以至于很難想象在沒有前者的情況而有后者的可能性。尚不清楚的是，“多邊主義的藥單”（Gerson,2000）是否是解決這種緊張關系的一劑持久的良方。

　　對美國朝著帝國轉(zhuǎn)向的后果進行思考的一個有效方法是，考察它對國際社會基本制度的影響。所謂基本制度，我是指構成國家和國際社會的深層次的、經(jīng)過有機演變的、有組織的諸原則及實踐（諸如主權、不干涉、外交、均勢、國際法、民族主義、公民平等）（Buzan, 2004a: 第6,8章）。基本制度存在于事先設定的、工具性的、國家創(chuàng)設用于管理它們之間相互關系的政府間組織和政治制度（次制度）之下。這一觀點的關鍵是多邊主義的興起和作為國際社會首要制度的市場之間的聯(lián)系日趨密切（OECD,1998:80-81）。這些基本制度，以及與其相關聯(lián)的次制度，已經(jīng)成為削弱均勢、聯(lián)盟、反霸、乃至局部戰(zhàn)爭等作用的關鍵因素。如果說多邊主義本身由于美國對它不斷攻擊而受到貶低，那么，這些舊有的制度重新得到恢復也不是不可能的。

它可以扭轉(zhuǎn)戰(zhàn)爭作為一種制度的頹勢，阻止或扭轉(zhuǎn)多邊主義和國際法律的興起。極端地講，它會對國家主權和不干涉政策造成很大的牽制，手段是通過宣稱有權更迭一個政權，理由是它支持恐怖主義或試圖獲得可能被用來對付美國的大規(guī)模殺傷性武器。它可能使反霸權的均勢邏輯得以復興，使美國更被看作是可分享價值的威脅者角色而不是傳播者。從這個意義上來說， 新自由制度主義者們積累有關無政府狀態(tài)下各次機構制度會促進合作的經(jīng)驗證明是相當重要的。不清楚的是，布什政府是否意識到這個事實，是否理解它的行為的累積后果。也不清楚美國在貶低多邊主義同時又不危及其市場的情形能夠持續(xù)多久，強大的美國企業(yè)利益在維持市場方面是否能夠作為對單邊主義的一個制動器。過去半個世紀美國領導地位的顯著特征之一是它有能力建立一個共識的國際秩序，這種秩序是不斷靠評估和信仰而不是靠強制力而維系在一起的，并且是通過多種協(xié)調(diào)性的次制度的多邊運作而起作用的。帝國卻不是這樣運行的。強制是它們的首要工具，忠誠是它們的第一要求。如果美國強有力并持續(xù)地朝著這個方向轉(zhuǎn)變，那么，作為國際社會結(jié)構基礎的后果將是負面的、巨大的和長久的。

　　（作者為英國倫敦經(jīng)濟和政治學院國際關系教授。劉永濤 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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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論文主要選自我的書《美國和諸大國：21世紀的世界政治》(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Great Powers: World Politic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olity,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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