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7日，筆者結束了在日本東北地方茨城縣日立市的公干，準備前往東京�？紤]到行李較多，故放棄了高效、可靠的JR特急電鐵，決定改乘出租車“進京”。過了一刻鐘，預約的的士還未露面，這在日本是少有的。一打聽才知道，出租車公司的士司機們因為在“春斗”中未能達成與資方的妥協(xié)，已宣布于當天零時起進入罷工。筆者恍然大悟：這是一個享有憲法規(guī)定的罷工權利的民主國家。

　　與此同時，在一水之隔的大陸鄰國，由日本“入常”和教科書問題而引發(fā)的深刻的反日風潮正在升級。從4月9日開始，北京、上海的抗議活動迅速傳播，能量所及席卷全國十數(shù)個大中城市，所到之處，日使領館遭襲，日資商號、餐館和日企云集的寫字樓被砸，狀況為1998年美“誤炸”中國南聯(lián)盟使館事件和2001年海南島中美撞機事件以來所僅見。不同的是，幾年前針對美國的示威活動，有明顯的人為操作跡象；
而此次，照北京“外交口”的口徑，完全是“群眾自發(fā)的抗議活動”。

　　但盡管如此，數(shù)以萬計的聲勢浩大的游行，雖“事先張揚”，卻未被制止，居然能堂而皇之地“進行到底”，無論如何叫人費解。對此，一位在日本頗具影響的旅日華人學者認為，因為去年下半年來連續(xù)發(fā)生了多起大規(guī)模民眾抗議活動，已經引起一些地方的動搖，所以，面對此次對日請愿，北京高層下達了“慎用警力”的指示。這種觀點雖不同調于“政府煽動反日”的言論，但暗示了北京的“默許”態(tài)度，在日本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雖說從定性上“網開一面”，但對抗議活動的正面報道卻基本無法見諸于大陸的主流媒體，處于被過濾、被屏蔽的“準合法”狀態(tài)。而與此同時，日本媒體卻大報特報。連日來，無論定位的左中右，對中國反日風潮的報道幾乎成了日本所有媒體的“Top News”。而面對在抗議活動中頻出，并被放大、特寫化了的日資店鋪被害的鏡頭，日媒的調子逐漸升級，出現(xiàn)了諸如“政府縱容”、“（北京）奧運、（上海）世博堪憂”、“暴徒化”等刺激性措辭，對反日抗議活動中暴力傾向的一致譴責，已然在相當程度上模糊了左、中、右翼媒體的邊界，這在日本輿論界也是不多見的。

　　其后，4月18日，日外相町村信孝訪華，對“反日”作出道歉和賠償?shù)囊�求，未得到中方的回應，鎩羽而歸；
同時，中國總理溫家寶拒絕了日方借出席“愛知世博會”而向其發(fā)出的訪日邀請；
22日，日相小泉在雅加達亞非首腦會議上再次援引10年前“村山談話”的內容，雖然就過去的侵略戰(zhàn)爭和殖民統(tǒng)治“表示深刻反省”，卻回避了更進一步的表態(tài)；
以此為“交換條件”，在會議的最后一天，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和小泉在印尼雅加達舉行了50分鐘的會談，胡在“溫三點”的基礎上進而提出五點主張，但基本上沒有得到日方的正面響應，在靖國神社、歷史問題和最近發(fā)生的反日抗議等問題上，再次成為“平行線”，不歡而散……毋庸諱言，在戰(zhàn)后60年的今天，中日關系從民間到官方，充滿了深刻的不信任，一種無處不在的互厭情緒，正抵消著復交33年來基于政經交往的情感積累，使雙方越走越遠�？梢哉f，中日關系在實現(xiàn)邦交“正常化”三分之一個世紀之后，正經歷著前所未有的不正常。

　　近年來，就中日關系在21世紀的發(fā)展走向問題，雙方不斷有學者、政治家站出來，從戰(zhàn)略層面提出政策性建言，但收效似乎都有限，有的則被徹底邊緣化。近者如“對日關系新思維”，在經過兩國媒體、學界持續(xù)兩年以上的關注，并引發(fā)熱烈的爭論之后，終于未能進入政府層面，是否就此“無疾而終”另當別論，但確已很少被人提起；
連當年由胡耀邦和中曾根康弘聯(lián)手創(chuàng)設、具有濃厚政府背景的雙邊組織“中日友好二十一世紀委員會”，盡管成立20多年來不斷更換成員，吸收兩國青年才俊，但也基本上喪失了機能。一個毋庸置疑的事實是，當前中日關系的矛盾不是簡單的問題，而是帶有根本性的、結構性矛盾，其所遭遇的，是意識形態(tài)差異的瓶頸和被人為遮蔽、深埋的歷史又重新“破土而出”后的尷尬，只要雙方共同的戰(zhàn)略利益一日沒有確立，它就不可能真正走向“正�！�，斷不會因某些人物的某次會見、談話而有絲毫的改變。

　　5年前，日本還多少在乎一點中方的態(tài)度。對中國政府就右翼分子在大阪集會否定侵略戰(zhàn)爭問題的抗議，日本政府在賠不是的同時，小心翼翼地“辯解”說，因為日本是民主國家，即使是政府也沒有權力取締或制止一場合法的集會，惹得中方大光其火。而關于引發(fā)此次反日風潮的導火索之一的教科書問題，面對中方的非難，日方發(fā)言人只是淡淡地說，作為言論出版自由的國家，一本教科書只要客觀上達到一定的學術水準就可以出版……其坦坦的應對不但沒有絲毫的畏懼，甚至透出一點不屑與不耐煩。

　　去年11月，胡錦濤與小泉在智利圣地亞哥舉行的APEC上，同樣進行了短暫的接觸。按中方“新聞通稿”的“報道”，近一個半小時的會談，中心內容是胡要求日方“以史為鑒，面向未來”。翌日，日本第一大報《讀賣新聞》發(fā)表社論，質疑中方的批判：“眾所周知，中國遠從幾千年來封建王朝帝王將相的歷史，近到‘文革’以降對有關政治人物的臧否，每隔幾年便有一個乾坤顛倒的變化。一個如此對待其自身歷史的國家，要求鄰國‘以史為鑒’的資格何在？”事實上，在此次反日風潮中，不僅日本，一些歐美國家的媒體也開始轉而追究中國的“歷史問題”。

　　對于來自日本的、基于自由民主價值立場的質疑和批評，中國喜歡拉上韓國和東南亞國家來回應，所謂“以子之矛陷子之盾”。言外之意，別老拿國家體制說事，韓國不也是民主國家嗎？而這樣一來，恰恰暴露了中共自身的軟肋。表面看來，韓日關系似乎也時有波動。就在今年這個兩國建交40周年的“韓日友情年”，因為獨島歸屬問題，一場曠日持久的口水戰(zhàn)剛剛謝幕。性格火爆的韓國人，抗議、請愿不在話下，甚至出現(xiàn)了斷指、自焚的刺激鏡頭。一向以“韓日關系的未來”為重的韓國總統(tǒng)盧武鉉竟然宣稱，“領土主權高于韓日關系，韓國不惜犧牲韓日關系也要維護領土主權。”可與此同時，既定的與日本的政經、文化交流還在繼續(xù)，日資企業(yè)、商號沒有受到任何威脅，首爾大街上日本游客依然如織，盧武鉉也沒有因意氣之爭而取消與小泉的年度定期會晤。畢竟，兩個戰(zhàn)略安全利益一致，基本沒有意識形態(tài)之爭的民主國家，縱然有歷史怨恨和領土紛爭，但關鍵時刻總有化解矛盾的平臺可資對話，使雙邊關系化險為夷，大致維持在差強人意的水平，而不至一味地交惡下去。

　　但盡管如此，歷史的陰影依然厚重，揮之難去。今年初，隨著韓日建交談判檔案的解密，40年前的1965年，由當時的樸正熙軍人獨裁政權與日本政府簽訂的5份有關韓日邦交正常化和戰(zhàn)爭賠償方面的文件被曝光。在冷戰(zhàn)的前沿地帶，在優(yōu)先經濟發(fā)展的“國策”下，長達35年殘暴的殖民統(tǒng)治和103萬韓國勞工、數(shù)以萬計的從軍慰安婦，被區(qū)區(qū)8億美元（其中無償賠款3億美元、有償貸款2億美元、商業(yè)貸款3億美元）“一次性解決”的“恥辱和亡國”的真相令韓國人齒冷，抗議聲浪驟起，有關政治人物被要求承擔責任，日本則被要求重新進行徹底的道歉和賠償。

　　民主國家的韓國如此，那么中國呢？從某種意義而言，今天橫亙在中日兩國間的、包括歷史問題在內的障礙，無一不是在冷戰(zhàn)的特殊狀況下，基于一種單純對地緣利益的權益考量，由某些政治人物以“邦交正常化”的名義越俎代庖的結果。應該說，即使在那個年代，也不是完全沒有 “民意”和“輿論”存在，問題是，“民意”被代表、“輿論”被代言了。民間索賠、釣魚島、道歉問題……所有這些，都不過是該埋的賬單沒人埋，經過數(shù)十年的擱置，被終于能多少發(fā)出點聲響的草根國民在重新埋單而已。

　　15年前，日本在西方國家中，率先宣布解除對中國的經濟制裁，第二次為中國經濟注射了強心劑。對此，雖然褒貶不一，但大體說來，中國還是感恩于日本的�；剡^頭來看，日本當時的所為，除了其實用主義、無視道義立場的“經濟動物”的一面，更主要的，還有想通過此舉，促成中國向國際社會的回歸，從而將其“統(tǒng)合”到以西方價值為主導的“后冷戰(zhàn)”國際框架內的“統(tǒng)戰(zhàn)野心”。

　　然而，在經濟上迅速“畢業(yè)”了的中國，國體上卻更加云山霧罩，其巨大的蓄能讓西方社會憂心忡忡。一方面，日本經歷了泡沫崩潰后的十載“漂流”，已不復是80年代的自信與從容。加上與美國結成前所未有的、親密無間的“神圣羅馬”同盟，不可能不受到美國價值觀的熏染：從ODA與人權、軍事掛鉤，到反對歐盟解除對華武器禁運，直到與美“2+2”戰(zhàn)略對話，對臺海問題的和平解決和中國軍力增長的透明度表達共同的“戰(zhàn)略關注”。這讓中國真的很搓火，覺得日本跟美國學壞了。

　　對美國來說，在對華問題上歷來有兩種戰(zhàn)略選擇：孤立中國，并動員其他亞洲國家遏制其日益膨脹的能量，形成對其戰(zhàn)略牽制、封鎖的緩沖地帶；
或者，適度地利用中國的戰(zhàn)略“野心”，并加以“合理”引導，為形成與國際社會的良性互動“協(xié)調”機制，而將其納入到有關國際組織的框架中。

　　而按照美國學者弗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說法，讓華盛頓保守鷹派人士樂此不疲的孤立中國路線，壓根就沒有多少成功的可能。因此，福山肯定中國在朝核六方會談中的作用，并力主將六方會談中除朝鮮之外的五國組織起來，形成一個類似“G7”那樣的長期性、多邊性的政治論壇。其目的當然并不僅僅是孤立朝鮮，通過保持對話，軟化中共的意識形態(tài)偏執(zhí)，促進中國的民主化進程，使其未來的變數(shù)至少在可預見、可掌控的范圍之內，而不至于“暴走”，顯然也是其潛在的戰(zhàn)略目標之一。

　　今年3月，以101歲高齡辭世的美國歷史學家、外交家喬治·凱南（George Kennan），在其起草于冷戰(zhàn)鐵幕剛剛落下之時的著名的“長電報”中，曾如此寫道：美國應當為蘇聯(lián)建立一個好樣板，使得自由、公正等基本原則時刻體現(xiàn)；
解決社會內部問題，就是對莫斯科的外交勝利。

　　三十年河東河西。今天，無論美、日，對北京抱有類似觀念的戰(zhàn)略家、政治家、學者不在少數(shù)，也并非全都是清一色的鷹派、保守。作為中國，靠什么才能根本擺脫被動，贏得對華盛頓、東京的“外交勝利”，是一個必須要嚴肅思考的問題。一味地對西方民主國家的批評進行“輿論反制”易，切實地“解決社會內部問題”難，尤其是當這個“社會內部問題”涉及到我們的政治體制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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