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9月25日，愛德華·薩義德在紐約去世。美國主流媒體稱他是“在美國的巴勒斯坦事業(yè)首席代言人�！彼�的《東方主義》一書開辟了文化批評的一個新時代，其影響跨越了國界、民族和文化。當今世界能象薩義德這樣在政治、外交、大眾傳媒、文化研究、文學理論和音樂各不同領域均有重大影響和建樹的學者屈指可數(shù)，他經(jīng)常談論知識分子，畢生的學術主題圍繞著知識的建立、傳播與權力的關系，知識分子的作用等等。他的觀點雖然并不為美國主流社會認可，但毫無疑問，薩義德將作為20世紀最杰出的知識分子之一被載入歷史。

　　2004年10月8日，法國哲學大師雅克.德里達在巴黎的一家小醫(yī)院永遠停止了他的思想。法國總統(tǒng)希拉克在發(fā)表的一份聲明中說：“因為他，法國向世界傳遞了一種當代最偉大的哲學思想”，并稱他是當之無愧的“世界公民”，作為上個世紀60年代以后堪與�？�、羅蘭.巴特和阿爾圖塞等齊名的哲學家和解構主義大師，德里達不僅屬于法國，更屬于全世界，他的一些代表著作如《聲音與現(xiàn)象》、《書寫語言學》、《立場》、《判斷力》和《馬克思的幽靈》等對20世紀后半葉的世界思想界影響深遠，也是近20年來中國知識界最為關注的西方思想文獻之一。

　　2004年12月28日晨，“美國當代最重要的女知識分子”蘇珊·桑塔格，因骨髓性白血癌病逝于曼哈頓斯隆-凱特林癌癥中心，享年71歲。蘇珊·桑塔格患這個病已有30年之久。與病魔的這種斗爭，深深反映在她的著名作品《疾病的隱喻》里。自從20世紀60年代中期以來，蘇珊·桑塔格就是一個高度被關注的公眾人物，其極富創(chuàng)意的評論涉及文學、女權、藝術等多個領域，此外還出版有頗為暢銷的小說，甚至執(zhí)導過幾部電影。此外，桑塔格還是現(xiàn)今全球“文化研究”領域中的風云人物。她的影響力不僅局限于文學，而且由于其社會批判的力度而產(chǎn)生了廣泛而深遠的社會影響，她本人被譽為“美國公眾的良心”。

　　這三個人在西方被稱為最后的公共知識分子。在剛剛跨入新世紀的頭兩三年，他們仿佛約好了似地相繼辭世，對全球思想界而言無異于一場不小的地震。而更值得關注的是他們作為“60年代人”的精神象征，很容易讓人們聯(lián)想到一個時代隨著這幾位“碩果僅存”的代表人物的離去，從這個仍然矛盾叢生的世界上徹底向我們告別了。其中隱含的文化意義，使得他們的辭世成為了某種意味深長和值得深入探究的公共事件。而差不多與此同時，中國的思想界和媒體對“公共知識分子”的討論也進入了一個空前熱門的階段，并且隨著南方某家報紙發(fā)起評選的“50名最有影響的公共知識分子”名單公諸于世，成為了媒體和輿論關注的焦點。正是在此背景下，薩義德、德里達和桑塔格身上所具有的的批判知識分子特征，恰好暗合了當下對公共知識分子的一般性描述。

　　與媒體不無炒作嫌疑的“熱賣”相比，中國思想界對公共知識分子話題和薩義德、德里達、蘇珊.桑塔格辭世的關注，似乎要顯得理性和深入得多。許紀霖在《從特殊走向普遍：專業(yè)化時代的公共知識分子如何可能》一文中說：“公共知識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是近一、二十年國際知識界討論得很熱的一個話題，但在中國知識界，似乎還是近幾年出現(xiàn)的新主題。為什么會有所謂的公共知識分子？一般認為，雅各比（Russell Jacoby）在1987年出版的《最后的知識分子》一書，最早提出了公共知識分子的問題。在他看來，以前的知識分子通常具有公共性，他們是為有教養(yǎng)的讀者寫作的。然而，在美國，20世紀20年代出身的一代，卻成為了最后的公共知識分子。大學普及的時代來臨之后，公共知識分子被科學專家、大學教授所替代，后者僅僅為專業(yè)讀者寫作，隨著公共知識分子的消亡，公共文化和公共生活因此也衰落了。這意味著，知識分子的公共性之所以成為一個問題，與學院化、專業(yè)化時代的出現(xiàn)直接有關�！�

　　許紀霖說的“20世紀20年代出身的一代”，即指以�？�、阿爾圖塞、德里達、薩義德、喬姆斯基和蘇珊.桑格塔等為代表的“60年代人”。所謂60年代人，在西方思想界一直是個特指的文化概念，60年代是20世紀的一個特殊時期，它通常與包括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法國的學生運動、美國的嬉皮士、婦女解放、“垮掉的一代”、拉丁美洲和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運動、反傳統(tǒng)、反官僚體制以及哲學上的法蘭克福學派、存在主義、解構主義等思潮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共同形成了60年代狂飆突進的文化浪潮。但隨著冷戰(zhàn)時代的終結和一個高度專業(yè)化、技術化和全球化時代的來臨，在年輕一代人眼中，“60年代”像一幅陳舊的照片那樣，業(yè)已蛻變?yōu)橐坏栏羰赖娘L景，包括其中的那些“代表人物”，也漸漸退出文化中心，成了某種歷史的遺存。這也是為什么薩義德、德里達和蘇珊.桑塔格的辭世如此引人“揪心”和悵然的原因。它實際上隱含著思想界對“公共知識分子”的聲音在當代語境中的缺席或日益匱乏以及世界正在“全球化”旗幟下，淪為高新技術和帝國資本的控制所表現(xiàn)出的焦慮和警惕不斷加劇有關。

　　對此，后殖民主義文化理論的代表人物、美國哲學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遜在《60年代斷代》中不無困惑地說：“對60年代光輝業(yè)績的追憶、紀念或悲慘兮兮地承認那十年的諸多失誤和錯失了的機遇，都是一種無法避免的錯誤，我們在兩者之間找不到一條可以穿越而過的中間錯誤�！边@位始終關注著包括中國在內(nèi)的第三世界國家文化境遇的哲學家進一步指出，所謂“文化革命”，是“對被壓迫民族或不革命的工人階級所實施的集體教育。人類歷史上的一切被剝削的勞苦階級都已被卑賤性和順從內(nèi)化為一種第二天性，文化革命則是打破這一亙古習慣的一種策略......當下遍及世界的宣傳攻勢要把毛主義和中國的文化大革命的經(jīng)驗加以斯大林化，從而敗壞其名譽。所有這一切，請看清楚，都是要把60年代籠統(tǒng)地扔進垃圾堆去的更大企圖的一部分�！� 他還認為，“毛主義乃是60年代一切偉大新興意識形態(tài)中最豐富的思想”。

　　詹姆遜對“60年代”和中國問題的這種解讀，在中國主流思想界顯然很難得到廣泛的呼應和認同，因為眾所周知，中國肇始于1979年的改革開放和思想解放運動，正是沿著一條徹底否定毛澤東的文革，向西方主流價值和經(jīng)濟模式積極靠攏的軌道發(fā)展的。在這一點上，作為中國學者的許紀霖對同一歷史背景的描述，便顯示出和詹姆遜大相異趣的修辭理路：

　　在歐洲和美國，知識分子在60年代的文化運動中大大出了一把風頭，然而70年代以后，隨著大學的日益普及化和文化的商業(yè)化，知識分子被一一吸納進現(xiàn)代知識的分工體制和資本主義文化生產(chǎn)商業(yè)體制，公共知識分子在整體上消亡了。

　　類似的情形在20世紀末的中國似乎重演了一次，而且被濃縮在短短的20年之內(nèi)。

80年代的中國，是知識分子的公共文化和公共生活最活躍的年代。79年代末、80年代初的思想解放運動和80年代中后期的\"文化熱\"（后來被稱作為繼\"五四\"以后的一場\"新啟蒙運動\"）中，涌現(xiàn)了一批社會知名度極高、擁有大量公眾讀者的公共知識分子，他們中有作家、科學家、哲學家、歷史學家、文學家、人文學者，乃至體制內(nèi)部高級的意識形態(tài)官員。雖然有這些身份上的區(qū)分，但他們所談論的話題無一不具有公共性、跨領域，從國家的政治生活到中西文化比較、科學的啟蒙等等。這些公共知識分子在大學發(fā)表演講、在報紙和雜志撰寫文章，出版的書籍常常暢銷全國，動輒幾萬、十幾萬冊，成為影響全國公共輿論的重量級公眾人物。

　　由此，我們不難看出，詹姆遜關注的是知識分子的價值選擇和批判立場，包含著十分具體的歷史涵義，而許紀霖關注的是知識分子在公共生活中的地位變遷和身份焦慮，他顯然回避了對重大歷史事件和進程做出明確的表述或評價，其措辭的閃爍和對具體歷史情境的“抽空”，暴露出中國的主流知識群體在新的政治秩序下所采取的“綏靖”策略或姿態(tài)。而一種凌空蹈虛、規(guī)避探究歷史真相的言說對于公共知識分子合法身份的訴求，究竟具有多少有效性呢？

　　這當然不是偶然的。正如許紀霖在同一篇文章中描述的那樣：“90年代以后，情況發(fā)生了很大變化。特別是90年代中期之后，隨著市場社會的出現(xiàn)和國外局勢的變化，知識界內(nèi)部發(fā)生了嚴重的思想分歧，這些分歧不僅是觀念上的，而且也是知識結構和人際關系上的。到90年代末，一個統(tǒng)一的公共知識界蕩然無存，公共文化生活發(fā)生了嚴重的斷裂，不再象80年代那樣，有嚴肅的公共討論和一致的公共主題。無論是公共雜志還是知識群體，都出現(xiàn)了重新封建化的格局。......90年代中國公共文化的消失，除了上述因素之外，更重要的乃在于同歐美70年代以后一樣，出現(xiàn)了知識體制的專業(yè)化和文化生產(chǎn)的商業(yè)化這兩大趨勢�！睂Υ�，他進一步分析道，“90年代中期以后的市場擴張，使得文化的生產(chǎn)象其他消費品的生產(chǎn)一樣，被強制性地納入了市場的軌道，過去知識分子或者為神圣的使命，或者為表達自我而寫作，如今市場只要求作者按照文化消費者的欲望而生產(chǎn)，并且按照市場的規(guī)則進行文化商品的流通和分配......”

　　的確如此，在這個商業(yè)化無孔不入地滲透進社會每一個細胞的時代，任何一個具有明確文化語義的話題或人物，都面臨著被市場邏輯抽空、改寫或符號化、消費化的命運。前幾年張廣天戲劇《切.格瓦拉》的引起轟動，在某種意義上也可以看作是受市場邏輯支配的明顯佐證。包括這次“中國50名最有影響的公共知識分子”評選活動以及媒體對蘇珊.桑塔格去世的紀念熱潮同樣如此。在媒體公眾的視野中，蘇珊.桑塔格索性被塑造成了一個流行的文化明星和放浪不羈、性感迷人、深受小資們青睞的“文字浪漫主義者”，而對她作為60年代批判知識分子的身份背景，始終對美國的主流政治持批判立場，尖銳抨擊美國發(fā)動的轟炸前南聯(lián)盟和伊拉克戰(zhàn)爭，并一直為美國政界所詬病的形象刻意淡化和省略，例如2001年5月9日，桑塔格在為她頒發(fā)耶路撒冷文學獎的典禮上，發(fā)表了題為《文字的良心》的演說，毫不客氣地指斥以色列人對巴勒斯坦的野蠻行徑，“除非以色列人停止移居巴勒斯坦土地，并盡快拆掉這些移居點和撤走集結在那里保護移居點的軍隊，否則這里不會有和平�！�2004年5月23日，她在《紐約時報》發(fā)表長文《關于對他人的酷刑》，針對美軍在伊拉克的虐囚丑聞進行了激烈的批評，將美國士兵與薩達姆的行刑隊，甚至納粹軍隊相提并論。而在一篇《你一定要讀蘇珊·桑塔格》的文章中，作者用流行的美文筆調(diào)寫道：“蘇珊·桑塔格屬于我們喜歡的知識分子行列，她能從個人經(jīng)驗出發(fā)，對現(xiàn)實進行判斷，以其言論深刻介入社會生活，桑塔格更符合我們對‘公共知識分子’的所有期許。更重要的是，她還如此時尚，卓爾不群，讓中國文人心醉神迷。”

　　請注意后面那句“她還如此時尚，卓爾不群，讓中國文人心醉神迷”。這就是中國知識大眾心儀的公共知識分子典范嗎？但這顯然已經(jīng)不是原來的那個“著名知識分子”蘇珊·桑塔格，而是經(jīng)過改妝的文化明星蘇珊·桑塔格了。當時尚同媒體權力合流，其對輿論和公眾心理的塑造與控制就會上升為一種話語霸權，尤其當它以“民意”或流行的招牌出現(xiàn)時，更具有欺騙性、蠱惑性，許多嚴峻的問題和復雜的時代命題反而被遮蔽、擱置了。

　　這就是市場意識形態(tài)對思想進行裹挾之后所干的真正勾當。這種權貴資本與媒體的合謀，在當今中國的表演無疑是有目共睹的。而最為突出的例證便是剛落幕不久的那場“中國50名最有影響的公共知識分子”評選活動。盡管主辦方在陳述評選動機時宣稱：“公共知識分子50人并不是一個按照時髦路數(shù)做出的排行榜，也不自認為擁有統(tǒng)計學上的精準和完美。我們的標準：一是具有學術背景和專業(yè)素質(zhì)的知識者；
二是對社會進言并參與公共事務的行動者；
三是具有批判精神和道義擔當?shù)睦硐胝�。”但我們通過公布的那份名單中，還是可以清楚地窺見其中隱含的價值偏向和取舍。在50人中間，最為引人注目的是兩類人，一是曾經(jīng)或正在活躍于媒體公眾的文化明星，二是被稱為“主流派”的一些經(jīng)濟學家。前者如王朔、金庸、余杰，后者如吳敬鏈、張維迎、秦暉等人。姑且不論王朔這樣以所謂躲避“崇高”和社會責任為寫作目標的作家和余杰這樣缺少堅實的專業(yè)背景，憑借某種扇情和向西方獻媚式的政治姿態(tài)以及媒體和書商的炒作成為深受大眾市場青睞的文化憤青，是否與評選主辦方宣布的“公共知識分子”的三項標準相符合，單就名單中那些清一色的鼓吹和推行新自由主義市場理論和價值觀的經(jīng)濟學家、人文學者和媒體明星，(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就足以讓人懷疑其客觀性和公正性了。

　　大家可能對90年代末期那場曾經(jīng)影響和波及了中國思想界及公眾社會的自由主義同“新左派“的論證記憶猶新。在我看來，這份“50人公共知識分子”名單中，除了新自由主義的那幾位代表人物，也許還應該增加以下幾個人：作家張承志、韓少功、陳桂棣，藝術家張廣天，學者汪暉、李陀、韓德強、王曉明等，而事實是上述人士中屬于新左派理論陣營的幾位代表人物無一入選，難道這不是一種刻意遮蔽和取舍的結果嗎？從中我們似乎嗅到了一股濃郁的“媒體知識分子”趣味。但問題的癥結顯然不僅在于此，而是透露出當今中國思想界和知識公眾頭腦里彌漫著強烈的文化單邊主義傾向和后冷戰(zhàn)思維，這種傾向同西方的主流價值觀是一脈相承的。而這種將西方價值觀當作不容置疑和一勞永逸的“普世價值”供奉的傾向，同薩義德、德里達、桑塔格始終堅持從具體的歷史語境出發(fā)，獨立行使公共知識分子的社會批判立場，恰恰是南轅北轍的。

　　這份名單和關于公共知識分子討論的熱潮給我們的啟示，也許像賽義德、德里達和桑格塔去世帶來的心理振蕩同樣深刻。至少，它讓我們認識到，在中國目前的語境下，由于公共社會的畸形發(fā)育，尚未形成一種真正具有民主氛圍的社會對話機制，再加上權力與資本對輿論的雙重滲透，使得中國的大多數(shù)公共知識分子要么附庸于那些已經(jīng)通過各種途徑參與到國家決策層的企業(yè)精英用利益打造的豐滿羽翼之下，要么就是活躍于各種同樣為企業(yè)集團收購或控制的強勢媒體的所謂“媒體知識分子”或媒體名人，借用許紀霖的話表述，這些媒體知識分子的身份是多種多樣的：作家、藝術家、技術專家、人文學者等等，雖然看起來與過去的公共知識分子沒有什么區(qū)別，似乎也是面對公眾，除了大量令人厭煩的插科打諢之外，有時候談論的似乎也是一些嚴肅的公眾話題。但媒體知識分子與公共知識分子的區(qū)別在于，即使在討論公共話題的時候，他們所遵循的，不是自己所理解的公共立場，而是隱蔽的市場邏輯，即使在訴諸批判的時候，也帶有曖昧的商業(yè)動機，以迎合市場追求刺激的激烈偏好。

　　其次，這場評選活動引發(fā)的爭議表明，中國的公共知識分子群體自身存在著嚴重的缺陷和不成熟，一個突出表現(xiàn)就是與受各種利益集團牽制的媒體的關系過于親密和曖昧，未能保持足夠的距離，以至變得過分的明星化，從而使公共知識分子應有的獨立身份變得可疑，影響了其承擔社會責任的合法性。這提醒我們，公共知識分子的責任絕不應該僅僅停留于一種“表態(tài)”，更重要的還需要對事物進行鞭策入里的判斷和分析，而在中國催生一個成熟的公共知識分子群體也決非僅憑媒體造勢能夠一蹴而就的，還有賴于整個社會的共同參與和知識分子加強自己的身份建設以及整體素質(zhì)的提高。

　　在這一點上，賽義德和德里達等人的立場和表現(xiàn)出來的高貴品質(zhì)，的確值得我們奉為公共知識分子的楷模。2003年9月30日，杜克大學舉行了小規(guī)模的悼念薩義德的聚會。詹姆遜在會上簡要地概括了薩義德的一生，稱他是一位杰出的“巴勒斯坦知識分子、歐洲知識分子、大都會知識分子”，精辟概括了薩義德在后現(xiàn)代社會的多種角色、多重身份。詹姆遜認為，賽義德不言自喻的核心身份，就是“左翼知識分子的身份”。例如薩義德反復強調(diào)“公共記憶”的建構，甚至號召知識分子去召喚被人們忘卻或忽視了的東西，并指出其目的在于“共享”而不是乏味地爭席位。他說，因為弱者可能爭得的只是“擁擠的房間逐個點名時”的“在場”，形同虛設；
而強者亦同樣受制于“置換的邏輯”，強大的對手很有可能將你的“在場”取而代之。因此“共享智慧”可幫助我們避免瑣碎和渺小。

　　而德里達在臨終前接受的最后一次訪談中，以其作為60年代人“最后的幸存者”口吻說：“我用換喻的方式指認出某種不妥協(xié)甚至是拒腐蝕的寫作與思想，即便是面對哲學也不讓步，這種寫作與思想不讓自己被輿論、媒體或嚇唬人的評論幻覺所嚇倒，即便可能會面對后者要求我們簡化或壓抑我們的思想。......這種責任今天變得更為迫切：它呼吁向成見宣戰(zhàn)，向那些‘媒體知識權力’宣戰(zhàn)，向那些被媒體知識權力組裝過的一般性話語宣戰(zhàn)，因為這些媒體權力就在各種政經(jīng)利益團體、編輯部與學術利益集團的掌控之中。但抵制并不意味著回避媒體。必要時必須促其發(fā)展，助其多樣化，向他們提醒這種責任。”

　　這是否可以看作是德里達給世界的臨終遺囑？但聯(lián)想到當今中國的知識分子長期以來囿于“左”和“右”的彼此成見和敵意，妨礙了對歷史進行不斷反思或價值重估的努力及可能性，在既定的思想秩序面前裹足不前，喪失了向更深的領域掘進的能力和勇氣，我們不得不承認德里達的話多么具有針對性和現(xiàn)實意義。

　　當然，當前的中國思想界正在呈現(xiàn)出多樣化的態(tài)勢。盡管還處于萌芽狀態(tài)，但也不至于完全讓人喪失信心。前不久，我看到錢理群先生的一篇文章，就明顯感受到這種試圖重返歷史現(xiàn)場和反省知識分子自身病狀的努力。他說：

　　我非常強烈地感覺到，現(xiàn)在的中國和30年代的中國非常像，好象歷史在重演。其實30年代國民黨的統(tǒng)治是發(fā)展的，也是經(jīng)濟發(fā)展，甚至可以說是快速發(fā)展。在經(jīng)濟發(fā)展的前提下，產(chǎn)生了兩極分化，上海是最突出的。國際上，我個人認為美國正在走向法西斯化，新的種族主義正在興起。美國人的生命比其他國家人的生命更重要，以色列人的生命比巴勒斯坦人的生命更重要，這不是種族主義嗎？而且，現(xiàn)在也出現(xiàn)了類似的英美綏靖政策，在縱容這樣一種法西斯化。問題是，30年代面對那樣的國內(nèi)、國際環(huán)境的時候，我們有資源可以對抗。比如說，面對德國法西斯，當時有英美的自由主義，還有蘇聯(lián)的社會主義可以對抗。當時，我們國內(nèi)，有國民黨所代表的國民統(tǒng)治和共產(chǎn)黨所代表的共產(chǎn)主義思潮和社會主義思潮來對抗。但是，我們今天拿什么東西來對抗我們面對的這樣一個現(xiàn)實？這是困擾知識界，思想界的朋友們的一個問題。那么，在這樣的背景下，就提出了社會主義思潮的意義和價值的問題�！　�

　　我認為，這二十年來我們思想界最重大的一個失誤，就是我們對中國的社會主義思潮沒有經(jīng)過認真的清理和研究，它的合理性長期被忽略。但是，它存在的問題，也長期地沒有被研究。我個人認為，而且明確地提出，社會主義遺產(chǎn)是我們今天面對現(xiàn)實可以繼承、借鑒和考慮的一個遺產(chǎn)和資源。但是，這個資源是沒有經(jīng)過總結和研究的，這就是我們現(xiàn)在變得困惑的一個原因。

　　錢理群的話也許道破了許多人想說而尚未說出的話，同時也提出了擺在中國思想界面前一道繞不過去的認知難題，其警示意義似乎并不亞于德里達的“臨終遺囑”。因此，如果說賽義德、德里達和桑格塔這幾位“最后的公共知識分子”的相繼辭世，意味著60年代培植的一種批判知識分子傳統(tǒng)向世界的告別，那么，這種“告別”發(fā)生在公共知識分子討論高漲的21世紀之初的中國，是否預示著一種新的開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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