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從“專政”到“執(zhí)政”，接受和認同現(xiàn)代政治文明的標志

　　中國共產黨十六屆四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黨的執(zhí)政能力建設的決定》，專門以黨的報告形式提出加強黨的“執(zhí)政能力”建設的問題。雖然自十一屆三中會不會以來，我黨用“人民民主專政”取代“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xù)革命”的理論，并在歷屆黨的會議報告中也提到“執(zhí)政”的問題，但將對“執(zhí)政”和“執(zhí)政能力”問題的重視擺到今天這種高度還尚屬首次。這意味著中共產黨治國策略的一次重大轉向，標志著中國共產黨正在逐步地開始接受和認同現(xiàn)代政治文明的理念。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從學理上講，“專政”與“執(zhí)政”分屬于政治學的兩個不同研究領域。專政講的是國家的政權形式，即國家權力的構成和運行方式；
而“執(zhí)政”講的是黨派與國家權力之間的配置關系問題。就通常情況而言，一個黨派與一個國家的政治權力之間沒有必然的聯(lián)系，一個黨派在沒有掌握國家政治權力時叫在野，只有在掌握國家政治權力時才叫執(zhí)政。從這個意義上講，“從‘專政’到‘執(zhí)政’”是一個犯了邏輯類型錯誤的命題。但事實上，我們國家長期以來一直是黨政不分，國家政權與中國共產黨緊緊地聯(lián)系在一起，基本可說是黨就是國，國也就是黨。因此，從現(xiàn)實的政治實踐出發(fā)，“從‘專政’到‘執(zhí)政’”這一轉向在事實上還成立的�；�于這種考慮，我這里權且從語辭分析的角度出發(fā)，參照現(xiàn)代政治哲學的相關學說，對這一“轉向”的意義談一點的看法和體會。

　　我們過去一直所提倡“人民民主專政”和“無產階級專政”。其中的“專政”一詞在英文中的表述均為“dictatorship”�！癲ictatorship”本身源于另外一個名詞“dictator”，而“dictator”就是“獨裁者”的意思；
因此，“dictatorship”就是“獨裁統(tǒng)治”或“獨裁政體”的意思。我們的第一代領導人毛澤東同志也曾在其《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以一種傲視一切的口氣公開承認這一點：“‘你們獨裁’�？蓯鄣南壬鷤儯�你們講對了，我們正是這樣。中國人民在幾十年中積累起來的一切經驗，都叫我們實行人民民主專政，或曰人民民主獨裁，總之是一樣，就是剝奪反動派的發(fā)言權，只讓人民有發(fā)言權。”

　　I American Spirit 政治學詞典對“dictatorship”的解釋是，“國家權力集中在一個人（即獨裁者）手中的政治體制。獨裁政體很少做到仁慈或樂善好施，它很少照顧和考慮人權。

美國奧本大學(Auburn University)保羅•約漢遜(Paul M. Johnson)在其所編的《政治經濟學術語表》中，對“dictatorship”類似的解釋：“獨裁政體，是一種由下面這樣一個或一群人掌控的制度形式，他（們）在對國家權力和資源的使用做出判斷和決策時，不受任何固定法律或制度規(guī)則的限制，他（們）不能有效地為其民眾或選民負責�！�

　　在西方，作為“dictatorship”的政府形式，本是中世紀封建皇權和宗教神權滯留在民族國家中的殘渣余孽。自十七、十八起，這種政府形式就先后受到洛克、盧梭、孟德斯鳩等啟蒙政治思想家們的無情批判。他們倡導“自由、平等、博愛”，主張分權，創(chuàng)設出立法、行政、司法三足鼎立，相互制衡的政府架構。到十九世紀，“dictatorship”已經被批得幾乎是體無完膚；
“獨裁統(tǒng)治”和“獨裁者”淪為千夫所指。在這種情況下，既使是作為自由意志義者（libertarianism）當中較為激進一派的馬克思等人，他們雖毫不留情地批判了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偽善，但當他們在一開始暢想未來社會的時候也避免使用類似“獨裁”一類的詞。例如，馬恩在《共產黨宣言》這一代表共產主義事業(yè)的綱領性文件中，一次也沒使用過類似“dictator”或 “dictatorship”這樣的字眼；
他們只講到勞動階級通過革命，將無產階級抬升到“統(tǒng)治階級的地位”(the position of ruling class)；
只提到無產階級“獲取（得）”（acquire）和“掌握”(held)政權；
并利用政治上的優(yōu)勢，實行他們在《宣言》第二部分最后提出的那10條“最先進的國家?guī)缀醵伎梢圆扇　贝胧��?/p>

　　馬克思使用“專政”一詞是后來的事情。1852年在寫給魏德邁的信中提到“階級斗爭必然要導致無產階級專政” ，并將其視為自己的新貢獻。但另據(jù)列寧講，馬恩是直到巴黎公社以后才開始才有“無產階級專政”這一說法的 。然而，巴黎公社中出現(xiàn)的所謂“無產階級專政”是不被絕大多數(shù)現(xiàn)代政治哲學家所看好的。在現(xiàn)代政治哲學家眼中，巴黎公社無非是另外一種形式的暴政――“多數(shù)人對少數(shù)人”暴政。托克維爾、密爾等思想家提醒人們，我們不但要反對少數(shù)人對多數(shù)人的暴政，更要警惕“多數(shù)人對少數(shù)人”的暴政。他們倡導的現(xiàn)代政治理念，就是“憲政民主”；
強調的是對所有人的“基本權利”，即人權的尊重和保障；
既反對少數(shù)人對多數(shù)人的剝削和壓迫，同時也反對多數(shù)人以“人民的民義”或以盧梭所說的“眾意”巧奪“公意”而對少數(shù)人實行的“專政”。

　　今天，中國共產黨強調加強黨的“執(zhí)政能力”的建設，突出“執(zhí)政”在日常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淡化自己過去在歷次文件、報告中所一貫倡導和大肆宣傳的“專政”。

這意味著中國共產黨在政治理論上的進一步成熟，標志中國共產黨對現(xiàn)代政治文明和現(xiàn)代治國理念的認同。

　　2．“加強‘執(zhí)政能力’建設”的提出，并不能保證執(zhí)政能力本身的提高

　　人常說，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提出加強“執(zhí)政能力”建設和執(zhí)政能力的真正提高并不是一回事。單靠理論工作者的論證和媒體的輿論宣傳是提高不了黨的政治能力的。單向度的輿論宣傳和鋪天蓋地的政治說教，到頭來只會適得其反，或引得公眾對媒體宣傳的厭煩，或制造出更多的文字垃圾，政治諺語，甚至是政治笑話。例如，前一段時間大肆地抬高和宣傳“與時俱進”，豈不知，1934年8月27日在國民黨中央黨部舉行的孔子誕辰紀念會上，汪精衛(wèi)在發(fā)表“尊孔的講演詞”的時候，他一口氣說了八個“與時俱進”。

　　我這里借用“結構主義”的思想，談一下“執(zhí)政能力”的提高。結構主義認為，一個系統(tǒng)的結構決定該系統(tǒng)的功能�！跋到y(tǒng)”與“制度”在英文本是同一個單詞 “system”；
一個社會的政治體制或一個政黨政治結構就是該社會和該黨派的內在結構。就此而言，我想我黨執(zhí)政能力的提高，最為關鍵的可能是要靠對“結構”即黨的領導方式、黨的組織結構等的調整，通過“結構”的調整來求得功能的提高；
換句話說，就是要沖破政治體制改革過程中遇到的“新凡是”，就要通過政治體制的創(chuàng)制和改革來提高中國共產黨的執(zhí)政能力。在干部管理制度或政治體制不變的情況下，一味地講求加強黨的“執(zhí)政能力”的建設，只會使“執(zhí)政能力的提高”像許多民眾所擔心的那樣最終淪落為“鎮(zhèn)壓或管制能力的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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