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本文之目的有三：其一，也是最重要的，是將麥當勞化的概念應用于社會學；
其二，是將此應用和元社會學，即社會學的社會學，聯(lián)系起來，特別是和法國社會學家皮埃爾 · 布迪厄在此領域的貢獻聯(lián)系起來；
其三，通過這種分析，提示一點解決當下社會學“危機”之新辦法。

　　社會學的社會學和元社會學

　　在切入本文最重要目的之前，我想先介紹一下如何將麥當勞化的概念應用植于社會學的社會學， 或如我所稱得的元社會學（Ritzer, 1991）的背景。在十九世紀七八十年代，社會學的社會學的名聲敗壞在《美國社會學家》雜志上的一些小專題論文的手里，如關于引證率和專業(yè)排名的一些論文。然而，通過另一些關于社會學的理論和經(jīng)驗的研究，這個領域是可以而且應該被復興的。社會學家處于可以利用社會學的方法研究社會學的有利地位， 正如本文正要做的，利用社會學的麥當勞化和概念和理性化的理論，來研究當前社會學的發(fā)展問題。

　　元社會學的主要目的是和阿文 · 高德納（Gouldner 1970）所說的“社會學的社會學”或“反思社會學”一致的。如他所說，“反思社會學主要關心社會學家要做什么和他們實際在做什么的問題”（Gouldner, 1970: 489）。

不過，高德納的社會學的社會學主要關心單個的社會學家。

　　布迪厄也致力于社會學的社會學的研究，他將其作為研究教育體系和文化資本的一個部分。他將這部分研究也稱為“分析社會學”或“反思社會學”（1984a：5）。

和我一樣，布迪厄將社會學的社會學置于社會學研究的中心的位置（1984a: xii）：“通過持續(xù)地對社會學推理的社會學批評， 社會科學可以有決定性的發(fā)展�！辈嫉隙蜻M一步談到（Bourdieu and Wacquant, 1992:68）：“我相信社會學的社會學是社會學認識論的一個基礎向度。它尚未能成為專業(yè)，但它確實又是任何有遠見的社會學實踐的必要前提。”

　　布迪厄的方法比高德納更開闊也更復雜。布迪厄也承認研究單個社會學家的重要性（將其作為一種社會類型），不過他主要關注無意識地推動社會學家的社會力量。社會學推理發(fā)生在社會結構的背景之中，并受其影響，社會學家有義務分析這些結構的本質，或云“社會學思想的社會決定因素”（Bourdieu, 1990: 184）。這些社會結構與社會學思想的隱性結構有關，它們被稱作“思想的非思想范疇，用于決定什么是可思想的，以及思想的形式將如何”（Bourdieu, 見于 Wacquant, 1992:40）。

在客觀的社會結構和主觀的心理結構之間存在一種關系，社會學的社會學家的任務之一便是揭示這種關系的本質。

　　布迪厄所尋求的不光是研究社會結構和社會學家的心理結構的關系，他還提倡所謂的“認識論警覺”（1984a: xiii）; 他教導社會學家要把社會學當作“一個對付自己的武器和一個用來提高警覺的工具”（Bourdieu, 1990: 27）。他鼓勵社會學家要對社會結構影響他們思考什么和做什么的方式一直保持敏覺，對反向的影響也要注意。除此之外，他還鼓勵社會學家“控制社會因素的影響，這種影響不但影響到社會學家自己，也可能影響到科學的話語本身”（Bourdieu, 1984a: xii）。

　　以布迪厄的術語來說，本文的目的是要幫助社會學家理解麥當勞化（作為一種社會決定因素）如何在影響社會學，如何影響社會學家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以及如何對此影響產(chǎn)生警覺，并且使社會學家開始控制這種影響，減少它的負面作用。更如布迪厄所指出的，這些影響不止在社會學中存在，在其它科研領域也存在。所以，對布迪厄及本文方法的利用，也適于除社會學以外的領域。

　　“元社會學”一詞實際上存在于廣泛使用的“社會學的社會學”之先。保羅 · 佛斐（Paul Furfey）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初引進這一概念。他認為社會學以社會世界為研究對象，而元社會學則以社會學為研究對象（1953/1965：9）。不幸的是，盡管佛斐開了這樣一個好頭，但他最后以給出一個錯誤的對社會學和元社會學的區(qū)分。從一個實證主義者的立場出發(fā)，他認為社會學是一門科學而元社會學是一門“為社會學提供方法論原理的輔助科學”（1953/1965：17）。佛斐的對元社會學的貶低以及把元社會學從社會學中分離的做法是有偏見的。

　　在我自己的工作中，我使用元社會學一詞來表示“對社會學及其不同分支的系統(tǒng)研究”（Ritzer, 1991: 5）。

這個定義與佛斐的相同，也與高德納和布迪厄的對社會學的社會學的定義相同。但我更傾向于使用元社會學一詞，因為這樣有助于把這項研究與那些瑣屑平庸的研究區(qū)分開來。有趣的是，盡管布迪厄不使用元社會學一詞，但他對“元”（meta）的使用與此文相同，如：

　　對我來說，社會學應該有“元”，而且不停反照自我。它必須使用它自己的方法來找出它是什么以及它做什么的答案，它必須有助于知道社會學原理是否站得住腳，并且要拒絕在客觀化他者的意義上使用“元”一詞，從而避免不必要得爭論 （Bourdieu and Wacquant, 1992:191）。

　　元社會學，特別是元理論的工作有三種。它們因根本目的不同而有差異：為了更好地理解；
為了創(chuàng)建新理論；
為了創(chuàng)建一種總體視角，或云元理論。本文的工作與第一個目的相符，即使用應用一個理論概念，麥當勞化，來提高我們對社會學和，特殊說來，對社會學理論的理解。

　　麥當勞化和社會學

　　在此項元社會學的練習，我將要分析到當代社會學的發(fā)展的基本趨勢。本文的論題便是社會學正在被麥當勞化，正如現(xiàn)代社會的其它方面一樣。正如布迪厄所說（Bourdieu and Wacquant, 1992: 181-2）, 社會學的社會學“能教人們（如社會學家）始終意識到，在他們說什么和做什么時，他們不但受到理性的影響，也會受到已有結果的影響�！丙湲攧诨�即是這樣一個社會學最近發(fā)展的主要結果。不過，并非現(xiàn)代社會的所有方面都被麥當勞化到同樣的程度。社會學盡管被麥當勞化，但程度并不像快餐業(yè)那樣深，那樣完全。但社會學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越來越像麥當勞產(chǎn)業(yè)，而且有跡象表明它還在朝更進一步的麥當勞化方向發(fā)展。

　　麥當勞化是當前困擾社會學領域的主要原因之一。我在此主要分析它的負面，應該指出的是，社會學的麥當勞化，作為社會學理性化的主要內容，并不僅僅是負面的影響（Ritzer,1996a:11-13）。

底下所要提到的幾個方面都同樣給社會學帶來一些益處。這些益處在其它地方都可以看到，在這里就集中討論負面的影響。

　　將麥當勞化的概念應用于社會學的關鍵是，提出麥當勞化的要素，用于分析社會學的當前趨勢。

這些要素是，只選最重要的四個：可計算性，可預測性，效率至上性，及使用技術來取代人力以減少人的不可預測性，即技術取勝性。對這些要素的分析有助于理解為什么社會學乃至現(xiàn)代社會其它方面，都在麥當勞化。這些要素也代表了麥當勞化的有利方面，這也是為什么現(xiàn)代社會篩選出它們的原因。而它們的負面影響將在此予以曝光。所要提到的第五要素，理性的非理性，將使我們更直接地一些負面影響。

　　本文的下面將化為三節(jié)：一，社會學，特別是其經(jīng)驗研究，如何受麥當勞化的最深刻的影響；
二，社會學教科書的麥當勞化；
三，社會學理論在目種程度的麥當勞化。

　　社會學研究的麥當勞化

　　可計算性，對可以被量化的事物的強調，對數(shù)量而不是質量的強調，正在主流美國社會學中以各種方式顯明。首先，主要的社會學期刊對量化研究有一種過分的強調。許多年以前，索羅金在《社會學的現(xiàn)代時尚》（1956）把這種現(xiàn)象稱為“量化喜愛癥，”而今天，這種癥候比索羅金的時代更嚴重。質的研究被看作是不合時宜的，在主要期刊中少之又少。甚至像《工作和職業(yè)社會學》這樣的期刊，曾作為質的研究的一個部分成立，現(xiàn)在也找不到多少這種研究（Abott, 1993）。

這些期刊一般總會羞羞答答地發(fā)上一兩篇理論論文，但一般總不讓它們出現(xiàn)在主要頁幅。因為缺乏可計算性，質的和理論的研究在麥當勞化的社會學中幾無片瓦之地。

　　在主要期刊中易于被發(fā)表的文章一般建立在大樣本研究上。不是因為社會更需要大樣本研究結果，而是因為這種研究更容易出統(tǒng)計顯著的結果。這和快餐店中的大大漢堡現(xiàn)象相似。許多人認為大漢堡好因為它大，認為麥當勞好因為它賣出去的漢堡最多；
許多人也認為一個涉及大樣本并且統(tǒng)計顯著的研究是重要的。

這兩者情況下，數(shù)量成為可以替代質量的東西。換句話說，在快餐店和在社會學界（至少在討論相關性和其它統(tǒng)計測量時），都體現(xiàn)出“越大越好”的偏好。

　　這種偏好和強調的結果是，大筆研究基金被用于收集建立大型數(shù)據(jù)庫。而基于這些大型數(shù)據(jù)庫的研究將更容易被發(fā)表在主要的社會學期刊上。因為這樣數(shù)據(jù)庫和論文都對對方派上用場，并且符合越大越好的立場嘛。

　　進一步說，社會學研究和麥當勞店都受到這種觀念的影響，即：評價質次質好太難，那么我們就應該論量不論質，或以量論質。這是質的研究和理論文章相對缺乏的另一個原因—審稿人怎能判斷人種志描述和第一人稱的經(jīng)歷呢？ 他或她如何能估計一個新的理論的準確程度呢？這些評價是有的，但仍然很難很主觀。結果常常是審稿人之間意見不一，期刊主編干脆閉眼不發(fā)了之。相反，由于數(shù)字和統(tǒng)計的客觀特征，量化研究一般總會得到審稿人的一致評價，主編也很容易決定發(fā)或不發(fā)一篇文章。

　　第三個，也許不那么重要的量化泛化的因子是，這種文章在篇幅上容易都差不多。太長和太短的文章都不好被發(fā)表。因為，太短了會被人認為缺乏深度，太長了又合不來學術期刊的條理化了的形式。過關的長文章一般都會被要求刪減一些，結果質量上也會打個折扣。

　　著作長度也是出版研究（包括理論研究）專著的一個重要考慮因素。

現(xiàn)在出版成本直線上升，出版商的數(shù)量又因為市場競爭在減少，加上多數(shù)社會學家都不會點出50美金以上去買本書，出版商對成本變得很敏感。著作越長意味著成本越高。愿意出版專著的出版商常常會堅持要求刪節(jié)，有時要求大量刪節(jié)。這種刪節(jié)常常會傷害著作的質量（盡管有時會對質量有所幫助）。更有甚者，一些出版商會在作者提交著作之前對字數(shù)和頁數(shù)提出苛求。

　　第四，在美國社會學界強調出產(chǎn)大量可供發(fā)表的論文。正如布迪厄所說（1984a:125）， 研究者“為展示工作量不惜犧牲一切。”量化迷不僅僅存在于社會學界。這與美國學術界的終身職位制度有關，與之相聯(lián)系的還有學術界常常重量不重質的通病 – 發(fā)表文章數(shù)好數(shù)，文章含金量難測啊！不久前，斯坦福大學的校長因為一份報告而憂心忡忡，報告指出“大約半數(shù)的教師相信，在學校的人事升降中，他們的著作僅僅被點數(shù)，但無人認真評價之”（Cooper, 1991: A12）。

　　量化因子主宰美國社會學，正如它們主宰快餐店和其它麥當勞化了的社會一樣。這個統(tǒng)治無法抵御，量對質的損壞無可避免。

　　可預測性，標準的美國社會學已經(jīng)達到了穆林斯（Mullins, 1973）討論過的一種可預測性 – 研究論文在形式上趨于一致，在長度上能被預測。結果是，研究者能很精確地估計工作多長能得到結果。

　　更重要的是，實際上所有研究論文都有一個可預測的形式—文獻評價，假設，結果，圖表，解析，結論， 腳注，和參考資料。讀典型的美國研究文章給人以吃大漢堡一樣的感覺。社會學家知道地很清楚，能指望出什么結果，八股文章如何去做， 正如食客清楚大漢堡里包括發(fā)面面包，肉餅，黃瓜片，調味品，和“特品醬汁，” 如何你喜歡把漢堡拆開來吃的話，你就會發(fā)現(xiàn)這一切的要素。知道漢堡包里有些什么和知道研究論文有什么貨色一樣，都給人一種虛假的滿足感。因為兩者都是高度理性化的，漢堡和美國期刊中的論文是午餐間碰頭的好伙伴。相反，如果在這樣的午餐時間讀布迪厄或哈貝馬斯的近作，那才叫滑稽好笑呢。漢堡和研究論文給人的東西一點不少，挺好；
給人的又一點不多，太糟！

　　學術審稿的本質增強了這種可預見性。(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審稿人一般都是提交論文領域頂呱呱的人物， 事實上，他們之所以榮登審稿人寶座常常是因為提交的文章中引了他們的著作。審稿人通常期望新作應該建立在他們的著作的基礎上，也應該是他們“學派”的一個部分。平淡無奇自無一席之地，紅杏出墻更會慘遭辣手。常規(guī)科學的產(chǎn)物，那些在主導范式下的細微改良，才是屢投屢中的高手。

　　整期整期的學術刊物都在某種程度上可被預測。我們早知道每一期都主要是形形色色的量化研究。許多期又都意思意思一下，發(fā)一篇理論或質的研究，免得讓人批評。

　　效率至上性，這種文章的高效體現(xiàn)在不同的方面。它們能很快被讀完。因為它們都有一個明確的格式，老讀者讀起來不費吹灰之力。評價起它們來也很快，因為這些結構固定，形式統(tǒng)一。

　　炮制這種文章也會很有效率。作者知道文章該有什么組成部分，該按什么樣的順序。

各部分該如何炮制也有章可循。如果有許多文章將基于同一個研究，這些文章的各部分能被預制和預定—文獻分析，方法論，圖表，參考資料，等等—到時候拿來插進文章的適當點就成了。像流水線作業(yè)嗎？本來就是嘛。如果是一組分工明確的研究人員在一個課題里工作，流水線作業(yè)方式還會被增強。每個部分都交給不同的人員，每個人都專于一項 – 圖書情報員，數(shù)據(jù)分析員，計算機人員，寫作人員，理論家，如此等等。這也是為啥社會學文章有越來越多的合著者的原因之一。和制造汽車一樣，一組專家比一個通才干活更有效率，和制造汽車一樣，這種工作方式也有它的弊病。正像布迪厄所批評：“社會分工把建構社會學對象的過程分裂，具體化，和分割成互不相干的專業(yè)之中”（Wacquant, 1992: 32）。

　　如此種種，為有效復制此類研究也提供了方便。各種組成部分和它們的順序早就寫出，研究者只要迅速瀏覽一期新刊上的相關研究，到計算中心找到同一個數(shù)據(jù)庫，加幾個變量，重新處理一下數(shù)據(jù)。不出幾周，一篇復制版文章就成了，被接受的幾率還很大，因為被復制作品的作者很可能會切磋，商榷一下。如此反復，關于一個具體課題的知識系統(tǒng)就被很有效率地建成了。

　　技術取勝性，以上所云種種非人化的技術手段不但在外部控制了社會學家，而且把他們作為人在研究中的重要性降低了。研究過程中重要得是計算機，計算機程序，和越來越復雜的統(tǒng)計方法。大量研究交給機器，編程員，模塊化了的程序和統(tǒng)計軟件。這些技術使研究更加量化，也更可預測因為大家都用技術而非人力，還更有效因為所需無多，惟技術耳。

　　布迪厄、向寶敦（Chamboredon）、和帕斯榮（Passeron ）（1991：5）描述過當代社會學對“科學妙方和實驗室小計”的依賴，并且批評“對技術方法的盲從”（1991：10）， 及技術手段對科研創(chuàng)造性地降低和排斥傾向。他們批評“對方法論的過分迷戀者，如弗羅伊德的病號，花一輩子的時間去擦鏡片，卻從不戴上看一看”（Bourdieu 等，1991：5）。

　　在我看來，當代美國社會學研究越來越多地帶上了如上所述的麥當勞化的四個特征， 亦即社會學研究，如社會的其它大部分一樣，在一定程度上被麥當勞化。這種理性化走向它的反面—產(chǎn)生和傳播社會學新知識的理性體系存在著非理性因素。

　　種種非理性之一是，全世界的社會學都變得扁平化。麥當勞化，的確有著使事物扁平化的效應。如，快餐橫掃美國導致地方風味的減少。地方風味在麥當勞化中聞風而降，它們的許多特色已蕩然無存，幾乎無法讓人辨認它們與原汁原味有何聯(lián)系。與之相同，社會學的美國模式也在全世界制造克隆文章：歐洲與美洲文章并無二致；
洋東和洋西術語已經(jīng)趨同。

　　這種理性的最大非理性是它的非人化。如塔卡（Takaki）所指出（1990：ix），因為理性化，“自我被限制，情感被控制，精神被馴服”�？觳偷陮Φ陠T和顧客都有非人化的傾向。店員的作用被降低到漢堡裝配線上的一個齒輪的地步，或者是給顧客傳送漢堡的無心機器。用餐呢，也被降低到類似裝配線工作的經(jīng)歷—最好的例子是開車過一個個窗口的外買經(jīng)驗。在社會學研究的裝配線上，個體社會學家的創(chuàng)造性也被抽掉。布迪厄批判這種麻木的社會學條例使社會學的藝術性消失幾盡。如他形容法國學術界大致是“沒有驚奇的世界”（Bourdieu, 1984a: 153）。這是指可預測性吧，又一處麥當勞化了的世界！他又說（1990：26），“對我來說，知識分子的生活和藝術家的生活更靠近，而不是和學院的繁文縟節(jié)靠近�！辈嫉隙驅ι鐣�學藝術性的重視，可能使有人有疑問：進攻社會學中的科學？-- 特別是，社會學的， 套庫恩的術語，“常規(guī)科學”？

　　在回答此疑問之前，讓我們提一個更廣的問題：科學本身受得了攻擊嗎？科學確實有上面所說的特點：可計算性，可預測性，效率至上性，技術取勝性�？茖W是理性的一個前驅，毫無疑問，科學及其特性有著積極的發(fā)展。進一步承認理性及其要素有許多積極的成果也很重要。但這不能使我們變得盲目，在科學中，在社會學中，理性也有著一些負面的效果。

　　問題不是在于那幾個特點，而是在對這些特點的過分依賴—對可量化的研究的過分重視；
對越大越好的研究及結果的追求；
對大量發(fā)表的職業(yè)角度的考慮；
對八股體例的過分依賴；
對專家評審的過分信任，以及由此的過分謹慎；
對寫，評，讀效率的過分專注；
對社會分工的過分細化；
對可克隆的研究文章的過分強調；
以及對非人力技術的過分使用。人類創(chuàng)造性在科學中的角色被降低了。

　　社會學的問題是把科學理性發(fā)揮到它的最壞的部分。正如在其它科學中，理性的作用有好有壞，但社會學中，鐘擺總是偏向壞的一邊，為什么？也許科學理性的要素在常規(guī)科學中才發(fā)揮得最好。要成為常規(guī)科學，得有一個學科范式才行�？墒巧鐣�學恰恰缺少這樣一個主導范式（Ritzer, 1975/1980）。若無一個好的范式，科學可能只會成為它本身的拙劣模仿，掉入理性的陷阱。常規(guī)科學需要能解釋過去的突破性發(fā)展并且能預見將來的發(fā)展。但社會學也缺少已有的重大成果來導向一個主導范式，也很難在近期有這樣的成果。在社會學，循規(guī)蹈矩地跟從常規(guī)科學的大旗只會對能“藝術性”思維起妨礙作用，而這樣的思維是產(chǎn)生范式革命的基礎，或者對社會學更合適地說，產(chǎn)生庫恩所言的第一個“真正的”范式。

　　科學的理性化了的實踐，特別是它們的極限形式，并不適合于現(xiàn)今的社會學。當然了，它們在其它科學中也有不利方面，可是成熟科學對這些負作用有容錯能力。社會學似乎采用了這些理性勢陷，但不幸并沒有一個可供發(fā)展的知識基礎，或范式。不管讀者是否把社會學看作是科學，或應該是科學，在當前社會學的現(xiàn)實條件下，它確實太依靠麥當勞式的規(guī)程了，而對非麥當勞式的藝術性創(chuàng)造又太不重視了。應該記住，所有成功的科學都包含這樣一個混合體：藝術性創(chuàng)造（特別是在革命發(fā)展時期）和理性化方法（特別是在常規(guī)科學階段）。

　　社會學課本的麥當勞化

　　前面的討論的主要是經(jīng)驗社會學，美國社會學麥當勞化的堡壘。美國社會學的其它方面也在麥當勞化。如在他處我曾抨擊過好像從一個模子里出來的社會學課本，特別是社會學導論的課本。來自出版者，評論家，和采用人的壓力使人們看到令人沮喪的千篇一律，平淡無奇的統(tǒng)一模式課本。出版商們特別注意他們的競爭對手的暢銷課本。當一個課本，如約翰 · 馬紹思（John Macionis ）或吉登斯的社會學入門書，成為買點時，競爭者總要試圖找出什么因素使得成功，然后就開始克隆。當一本“新”書成稿時，審稿人總要檢查一些因素，特別是使模范教科書成功的因素。如果他們發(fā)現(xiàn)缺了什么要素，作者們就得加上它們以使他們的書看起來象成功的老課本一樣。重復來重復去，所有的教科書都看起來一個樣了。采用教師也是平面化課本的重要同謀。在許多情況下，教師們都喜歡用老掉牙的備課本，這導致他們喜歡用以前的課本或和以前課本雷同的課本。

　　教科書也包含其它方面的理性化。對章節(jié)長度，全書長度，閱讀對象年齡和年級，銷售額，都有個講究。書只要賣得好，管它質好質次，多多印刷，多多出新版就是了。質量再高的課本，只要賣不動，就會立即從出版商的名單上消失。書要好出還要易讀，要效率嘛。要有幾個作者和一組作者，根據(jù)一兩位社會學家所策劃的大綱，大家分頭行動，最后合在一起就成了， 還是要效率嘛。書要讀起來有效率，給學生一個像在快餐店買份好吃那樣方便。

　　出版商使用技術去造書，不過也有例子。如成功的課本對技術手段的重視有時比對質量的重視還要甚。這些技術如附個CD版拉，計算機題庫拉，視聽帶什么的。

這些技術都是人造的，沒錯，可它們把學生帶向一個個非人性化的界面， 而非教學相長，以友輔仁。

　　這導致課本的理性的非理性化。如上所述是與課本有關的非人性化。作者的每一點獨特的聲音都被消除了。平淡的，可讀的，機械的比獨特的更重要呢。學生們更多地與屏幕交流而非與教師交流。非人性化是非理性的最極端形式，但不是與課本有關的唯一的形式。例如，對閱讀對象年級的量化要求（通常低于大一水平）其實是鼓勵他們的有限性而非幫助他們突破和提高。又如，嚴格以學生為寫作對象限制了對作者的其它要求，從而無法使他們的能力得到充分發(fā)揮。大多數(shù)社會學家可以做的比編講義更多，如果給他們機會的話。與課本有關的非理性還可以舉出來，不過以上的一些足以說明我們的目的。

　　應該指出，課本本身也是賣當勞化過程的一個部分。

課本反映了這樣一個觀點：讓學生去讀原版是低效率的。相反，只要讓課本作者讀這些書，提要它們，用喜聞樂見的形式給學生表現(xiàn)出來就行了。學生們習慣于課本里的摘要敘述以后，讀原著對他們就難了，變得幾乎不可能。

　　社會學理論的麥當勞化

　　也許對以上一些觀點很容易反駁，因為我本人是搞理論的。那我就再通過對社會學理論的觀察，證明社會學的麥當勞化所言不虛吧。很難想象社會學理論在被麥當勞化，就像很想象巴黎奶油面包被麥當勞化了一樣。不過，不幸的是，在某種程度上，兩者確實都在發(fā)生這樣的變化。

　　造成美國社會學理論的學科地位低的原因，至少在部分上，是因為它的麥當勞化。在不久前，美國的主要理論家還可以刻意地用不那么理性化的方法來建造不那么理性化的理論。在多數(shù)情況下，他們不必去考慮工作量和工作效率的問題。

現(xiàn)今的非人性化的技術在那個時候要么不存在，要么還很簡單，還有，就是那時候是技術被人掌握而不是技術掌握人，如打字機等。由于理論生產(chǎn)的理性化程度不高，理性的非理性的表現(xiàn)也就很弱。主要說來，那時理論家要嘔心瀝血，靈感勃發(fā)，才能生產(chǎn)出理論來。如，米德一生的寫作并不多；
他的主要作品，《心靈，自我，和社會》是他死后，他的一些學生根據(jù)課堂筆記編篡而成的。賀伯特 · 布拉默爾一生也著述不多。默頓盡管多產(chǎn)，可他自己也說過寫作有多慢，多費力，多辛苦。高夫曼的作品獨樹一幟，不入俗套。帕森斯也多產(chǎn)而獨樹一幟，很難想象他的長篇高論放到今天會被出版�，F(xiàn)在的出版商只會讓老帕刪之又刪，改了又改，以致于無味。

　　那么具體說來，麥當勞化是如何在當代美國社會學理論中出現(xiàn)的呢？理性化理論研究比理性化經(jīng)驗研究要難，不過理性化已經(jīng)在幾個方面影響理論研究。其一是，美國社會學家比起歐洲社會學家來，要有更大的壓力去在期刊上發(fā)文章而不是著書立說。在美國社會學中為爭終身職位和升遷，經(jīng)驗研究者已經(jīng)想盡辦法去在主要的，有參考價值的期刊上發(fā)一定數(shù)量的文章。為了和這些搞經(jīng)驗研究的同事競爭，理論家們不甘寂寞，要在數(shù)量上取勝。然而，讓理論觀點合乎期刊文章的篇幅限制還真難。在社會學史中看來，在當代歐洲社會學里看來，合乎理論著作的地方是書籍。但是，在這樣一個經(jīng)驗研究占主導地位的學科，已經(jīng)打上了期刊論文說了算的印記。書籍嘛，好像是屬于那些不怎么理性化的領域，像文史哲。

　　被逼去寫短文章，美國的理論家只能按經(jīng)驗人員的規(guī)程行事， 他們只能把復雜的思想分解成一系列的小塊餅子，也許有點嚼頭，容易做也容易消化，可那比的上歐洲同事煌煌巨制的理論大餐！

　　為了做這種理論小餅，為了在期刊上發(fā)表，理論家們只好屈從于經(jīng)驗工作的評價機制。(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在已有的理論傳統(tǒng)上修修補補的文章才會被發(fā)表。為了讓大家能接受這些工作，理論家們還必須采用正確的理論背景和參考資料。換句話說，理論家被迫得遵守“常規(guī)科學”的規(guī)程。盡管是理論的藝術性和創(chuàng)造性消失幾盡。

　　理性化還導致美國社會學只發(fā)一種類型的理論文章。別指望在這些期刊中發(fā)現(xiàn)獨特的思想。能發(fā)表的文章都是注來注去的文章。這種文章只是理論祖宗和歐美理論的解經(jīng)學。它們是關于理論的研究而非理論原著。盡管解經(jīng)也能解出新意來（一個好例子是帕森斯的《社會行動的結構》），不過能出新意的文體已不多見了。

　　當然了，出版理論書籍也有同行評議的問題。

不過，評議書和評議論文可有不同，審議書的人一般對不同意見可以比較開發(fā)，即使同一個人審書和審論文也有這種區(qū)別。簡單地說，書稿比文稿更能接受非理性。篇幅和格式并不重要時，充分發(fā)展新觀點新視角就有了充分的空間。圖書產(chǎn)品也被理性化了，但還不像論文理性化的那樣盛，所以，美國理論家被迫寫期刊論文而不是書籍，成為美國理論過于理性化和趕不上歐洲理論水平的原因。

　　造成美國社會學理論麥當勞化的的另一個原因是過分重視繼承性，一個理論家常常被要求要師出有門。這造成社會學理論的分工細致：理論家要么是結構功能主義者，要么是沖突理論者，要么是符號互動論者，要么是交換理論者，如此等等。一個人只能在某一理論傳統(tǒng)下建設，和經(jīng)驗社會學的方式很像。專業(yè)化導致了理論發(fā)展的過度理性化。在傳統(tǒng)范式中增磚添瓦是多么有效率啊。專業(yè)化的弊病是對新生事物常常橫加指責，不愿取長補短。

　　歐洲理論就沒有這樣明確的分界線。歐洲理論常常是多個傳統(tǒng)的產(chǎn)物。它們要的是與理論祖宗和理論同伴不同的創(chuàng)見。像在法國社會科學，最大的壓力是與眾不同而有創(chuàng)意（Lemert, 1981）。這種風尚下創(chuàng)造出不少有建樹的社會理論家，如布迪厄，福科，德里達，利奧塔，巴什拉，和威理奧。這與當代美國理論界患得患失的態(tài)度形成鮮明對比。很難想出一個當代美國理論家，在原創(chuàng)性和獨特性上能和當代歐洲理論的佼佼者一決高低。

　　當然，美國社會學理論也有重要變化。我們發(fā)現(xiàn)理論分野正在變得模糊，綜合情態(tài)正在變得明顯（Ritzer, 1990）。但還不夠，因為這些綜合常常是在某一傳統(tǒng)下的綜合，而不是綜合不同的傳統(tǒng)。最好的例子是杰夫理 · 亞歷山大的新功能主義還被看作是結構功能主義的傳承（亞歷山大和Colomy, 1990）。相似的例子還有費恩的建樹（Fine, 1990）被看成是符號互動論的延伸，庫克等的建樹（Cook et al, 1990）被看成是交換理論的延伸，等等。與經(jīng)驗知識的貢獻相仿，它們如在已有理論上的適度增加，而非蔑視邊界的新理論。

　　社會學理論家不光專精于某種理論，而且專精于理論；

亦即他們無視經(jīng)驗研究來創(chuàng)造理論。布迪厄是這種專精的嚴厲批評者，他相信“與具體研究實踐不相結合的‘理論邏輯’對建立社會理論無用”（Wacquant, 1992: 32）。

盡管我不同意布迪厄的這觀點，因為我覺得純理論可以而且已經(jīng)在社會學中產(chǎn)生貢獻，但我只專精于理論或只專精于經(jīng)驗研究都對社會學有不良影響。

　　結論

　　也許社會學永遠不會達到像快餐店被麥當勞化的程度，當它已經(jīng)而且還在向這個方向發(fā)展。本文討論的目的是：向讀者描述這個發(fā)展過程及提醒社會學家正在發(fā)生的一切和他們所要注意的，或如布迪厄所說，對此發(fā)展保持“認識論警覺”。畢竟，再如布迪厄和華康德所說（1992：183），“你們（社會學家）應該學習如何避免成為在你們社會學實踐中的社會勢力的玩偶。” 由于麥當勞化的廣泛勢力，社會學家很有可能成為大勢所趨的犧牲品。

　　該談論本文第三個目的了—更好地了解社會學的當下危機�，F(xiàn)在有人見到某個社會學系的關閉，或某個社會學系的縮減規(guī)模，都是社會學深刻危機的表現(xiàn)。學校預算縮減時，社會學可能是很容易受到影響的。盡管這些擔憂可能太過了，但社會學的問題確實不少，麥當勞是其一個。簡言之，麥當勞的勝利進軍將進一步導致社會學的原創(chuàng)性減少和其學術裝配線上產(chǎn)品的單一化和預定化。如何社會學家的作品變得可預測及無原創(chuàng)，那么越來越多的學術管理人員將會發(fā)問：為什么要這些人？至少說，為什么要這么多人？有創(chuàng)造力的學者無可替代，但那些流水線工人和撞鐘和尚會遭人疑問并可能被取代。

　　理性化理論可能讓人悲觀，不過這絕非本文作者的目的。畢竟，是人們自己創(chuàng)造了這個理性化的社會和理性化的社會學。人們歷史地創(chuàng)造了這個世界，但是人們也在每日地再創(chuàng)造這個世界， 人們有能力改變其創(chuàng)造物。具體的社會結構被創(chuàng)造出來，具體的社會結構也會被消滅掉，前蘇聯(lián)的興衰證明了這一點。應該指出，前蘇聯(lián)的結構是非常非理性的，也許正因為此，它才如此容易分崩離析。理性化的結構，在韋伯看來，是難以被攻垮的。社會學家有能力使這些社會結構消散，他們可以成為高夫曼所云的“危險的巨人。”何哉？蓋社會學家們通曉各種社會過程，能以社會學工具解析社會學，在其位也，故能針砭社會制度，消除其最壞結果。社會學家亦能鞭策大眾，使之不致盲目接受影響其生存的社會結構。不過，社會學家只有自己克服限制他們和他們工作的理性系統(tǒng)，才能使他們對大眾社會的批評更有效用。這可以成為對日益控制我們生活的理性的大反攻的第一役。我承認這只是很牽強人意的主意。但是切記：社會學的一個基本假定是所有社會系統(tǒng)都是人類建構物從而也可以成為人類解構物！

　　本文批評的目的不是消弱社會學本身，而是如華康德一樣，“尋求保護而非攻擊社會學的認識論安全性�！弊罱K目的是提醒社會學麥當勞的過程，對如何減少和控制其負作用提出建議， 從而建設社會學事業(yè)。用布迪厄的話來講（1992：211）：“我始終在用社會學來清理我的著作中的社會決定因素。”如此說來，本文目的亦即清理當代的主要社會決定因素—麥當勞化—它如何在整個世界及社會學發(fā)生影響。

　　最后，說一下社會學的社會學，或元社會學，在社會學學科中的壞名聲問題。如上所提到，這惡名來自于該領域的許多瑣屑無奇的論文。還有另外一個因素—社會學家們一直不愿意用他們的工具來研究他們自己， 和研究他們如何也受影響每一個人的社會力量的影響。華康德在討論布迪厄的方法論時提到了這一點：

　　社會學的反思性很快惹惱了我們西方人，因為它直接攻擊到有關個體的那種神圣意識， 以及知識分子的光環(huán)，這些知識分子認為他們是沒有偏見的，自由探索的，身份優(yōu)雅的。

　　本文可能也會惹惱一些社會學家，因為本文把他們和社會學的一個壞趨勢聯(lián)系起來，而他們不喜歡這種聯(lián)系，更不喜歡因此挨批評。但是，有必要讓社會學家意識到他們也受這趨勢的影響，要反抗這個趨勢，社會學家得死守學科的核心。意識到了這些，社會學家就可以看到，用自己的工具研究自己，是多么的重要和必要。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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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urdieu, Pierre., Loic J. D.Wacquant. 1992.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6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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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mert, Charles(ed.). 1981. French Sociology: Rupture and Renewal Since 1968.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Mullins, Nicholas. 1973. Theories and Theory Groups in Contemporary American Sociolog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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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tzer, George. 1991. Metatheorizing in Sociology. Lexington, MA: Lexington Books.

　　Ritzer, George. 1996. The McDonaldization of Society. Pine Forge Press.

　　Takaki, Ronald. 1990. Iron Cages: Race and Culture in 19th Century Americ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acquant, Loic J. D. 1992. “Toward a Social Praxeology: The Structure and Logic of Bourdieu’s Sociology”, in P. Bourdieu and L. Wacquant,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譯注：G. Ritzer 是美國馬里蘭大學教授，曾任美國社會學會理論分會會長�！”疚倪x自他的《The McDonaldization Thesis》一書，由Sage出版社1998年出版。本文也被選入他的《社會理論探索》（Explorations in Social Theory, Sage, 2001）。譯者感謝Ritzer 教授惠寄資料。

　　作者：喬治·里茨爾 ， 隴西布衣 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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