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詹姆斯-J-赫克曼曾經直言中國存在如下問題：人力資本投入過少，不同地區(qū)的教育投資存在著嚴重不均衡，人與人不平等的主要因素是出生地。赫克曼提出，中國投資人力資本的回報率可能高達40％，應盡快開放人力資本市場并進一步減少人才流動限制，中國教育若另辟蹊徑可能帶動其經濟快速增長，考評官員政績應考察其在人力資本和教育上的投資。赫克曼認為中國在人力資本教育方面的投資只占了GDP比例的2.5％，而在實物資本（房屋建設、工廠建設等）方面的投入又太高，占GDP的30％，這種投資是極不均衡的。如果說赫克曼先生是基于經濟效率的研究得出了以上結論，本文則以一種新鮮有趣的仿生學語言為赫克曼的觀點提供了另類的“理論依據”，即：重視葉（經濟）的增長而忽視根（文化）的增長，是最虛榮的增長，因為葉（經濟）既有光合作用又有蒸騰作用。儲富于葉莫若儲富于根＝藏富于國莫若藏富于民，藏富于民莫若藏富于知。

　　關鍵詞：仿生社會學、文化本位社會 經濟基礎論、本末論、“仙人掌”式經濟建設型政府、“爬藤式”公共服務型政府、“喬木式”公共服務型政府、“榕樹式”公共服務型政府、竹林主義、社會主義高消費、公平是效率之母。

　　“仿生學”（bionics）一詞由美國J.E.斯蒂爾提出，通過研究生物系統(tǒng)的結構和性質以為工程技術提供新的設計思想及工作原理。40多年來，仿生學得到迅速的發(fā)展，在軍事、醫(yī)學、工業(yè)、建筑業(yè)、信息產業(yè)等系統(tǒng)獲得了廣泛的應用。本文試圖將仿生學引入社會學研究領域。

　　在中國，社會學研究在“經濟基礎論”主導下，模仿建筑結構揭示了政治、經濟、文化等社會要素之間“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關系。然而當我們面對現實中各種社會結構時，卻發(fā)現政治、經濟、文化三要素的互動關系要比建筑結構中“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的關系復雜得多，事實上我們正是因為過于強調經濟基礎對上層建筑的決定作用而忽視了精神文化建設，造成了嚴重的發(fā)展失衡問題。其實，社會結構是一個遠比建筑結構更為復雜的有機系統(tǒng)，與無機的建筑結構幾乎沒有可比性。為了更好地揭示社會發(fā)展的基本原理，我們有必要從神奇的大自然生物世界中尋找關于新的社會結構的靈感――就象科學家從蜻蜓翅膀的結構中找到直升機的原理或從蛙眼的結構中找到電子蛙眼的原理一樣。因此，本文嘗試將“仿生社會學”這一概念應用于公共服務型政府建設。

　　在“仿生社會學”這一概念提出之前，中國古代圣賢們早已有過廣泛的應用并使之成為指導中國五千年政治、經濟文化建設的顯學了 只不過沒有“仿生社會學”這一名詞而已。

　　古代中國的仿生社會學包括仿生態(tài)、仿生態(tài)環(huán)境（自然）和仿生物結構。馬王堆出土的《黃帝經》顯示這種淵源可以追溯到五千年以前。黃帝觀察大自然對待生物的法則，注意到了“春夏為德，秋冬為刑。先德后刑以養(yǎng)生”①的自然規(guī)律，便揣測天意而從中推論出了法律（刑）與道德（德）的辯證關系，認為對待人民百姓也必須“先德后刑”以“養(yǎng)民功”，不能亂了次序，否則就會天下大亂。在黃帝的理論里，“刑”和“德”的份量是大致對等的，春夏為德，秋冬為刑 “刑德皇皇，日月相望，以明其當”，不過，黃帝刑德說的內在邏輯仍是導向德本刑末的，因為他同時強調了“刑晦而德明，刑陰而德陽”。而漢儒董仲舒繼承黃帝的德本思想，進一步認為是“春生夏長秋蓄”，老天爺只有冬天才給萬物點苦頭，所以得出了“春、夏、秋”三個季節(jié)都代表“德”，只有冬季代表“刑”的結論。這個劃分雖然看上去有點滑稽，以致于自董仲舒之后，對自然的機械模仿導致執(zhí)行死刑都不能選在春夏兩季，唯恐冒犯了上天的“好生之德”②。不過，自董仲舒以后，德治的核心地位在中國兩千年不曾動搖。

　　除“刑德”說之外，“本末”論則是中國古代仿生社會學的又一成果，本末論模仿樹木的結構，廣泛應用于各種思想學術領域，甚至在社會理論建構上也有體現。在文化、政治、經濟的社會三要素之中，中國人認為文化（文治與教化）是最重要的，相當于樹木的根系（本），而政治將相當于莖（干），經濟在中國仿生社會學中反而被視為最末端，是枝葉（末）。我把中國的這種獨特社會結構總結為“文化本位社會”③ 以文化為“根”的社會，中國古代雖然沒有把這一社會結構總結成系統(tǒng)的理論，但“文化本位社會”卻的確早已在中國隱然成形。孔子被尊為“萬世之王”，儒家文化生生不息，正是這種文化本位意識的集中體現。一個泱泱大國，五千年的社會實踐不可能沒有其獨特的社會發(fā)展理論，“文化本位社會”這一特殊的社會形態(tài)就是中國人對人類社會發(fā)展理論的一大貢獻。建立在“本末”論這一仿生社會學原則上的“文化本位社會”說能夠很好地解釋中國歷史上一些運用西方分析方法如“經濟基礎論”難以解釋的歷史文化現象。例如中國歷史五文化千年一脈相承的現象、新興王朝經濟政治文化的快速修復機制等（金觀濤稱平均不到三十年④）。

　　新栽的杉樹要二十多年才能成材，但精明的杉農在收獲一季杉木以后，往往不會重新栽一次，而是把蔸留著，讓它長出新蓀，這種杉樹蓀一般十年就能成材，因為杉樹的根是現成的，積蓄了大量營養(yǎng)物質。杉樹的莖被砍猶如革命消滅了王朝的政體；
杉樹蔸上長出很多杉樹蓀，猶如王朝更替期間的封建割據 如五代十國、南北朝；
成叢的杉樹蓀生長一段時間后，其中一根會逐漸奪得空中優(yōu)勢，脫穎而出，其它的則逐漸枯萎，這和封建割據一番廝殺后走向統(tǒng)一是一個道理。金觀濤看到的中國王朝快速修復機制就如同杉樹蓀的成長要快過新栽樹的原理。中華民族五千年歷史綿延不斷生生不息，其秘密就是中國歷代政府雖然不斷被“革命”，但文化本位的基本社會結構一直沒有被打破，以儒家思想為“主根”的文化根系也從來沒有被“革命”過。中國每一個統(tǒng)一王朝在完成統(tǒng)一三十到五十年內，如果沒有什么大的戰(zhàn)爭威脅，其國內生產總值都可以達到當時世界的30%以上，有的甚至超過世界的60%，唯一的例外倒是我們的共和國，50年的建設后至今仍只占世界4%左右，其原因我曾在《公有制 從無機聚合到有機融合》⑤一文中有過簡單論述：一是以家庭為單位的融合態(tài)經濟細胞遭到破壞（即廢除民有制），二是傳統(tǒng)文化本位社會的根系被清理，文化本位的基本社會結構不復存在。雖然“一張白紙好寫字”，但重新栽過一棵“新樹”，生長起來當然要慢過擁有強大根系的“樹蓀”。不過塞翁失馬，安知非福，傳統(tǒng)的不自覺文化本位社會的消亡卻同時醞釀著自覺文化本位社會復興的機會。中華民族在新的高度上重建文化本位社會已經成為可能。

　　除了中國，西方同樣也有其仿生社會學傳統(tǒng)，有趣的是，和以植物世界為仿生對象的中國人不同，西方比較喜歡以動物作為仿生對象。西方科學家發(fā)現，構成人類社會的三大要素“地域觀念、群體意識和等級制度”在動物世界中都體現。如狐、狼、虎撤尿確定邊界，狼或海豚對后代的“教育培訓”等。在動物世界，同類更多表現為競爭，而異類更多表現為斗爭，如狐貍侵犯了彼此的邊界，往往會有一場爭執(zhí)，卻能在決出輸贏后就適可而止。而不同類之間的爭斗都力圖消滅敵人。達爾文的進化論導致西方社會仿生學達到一個高潮：進化論成為西方不同流派思想的精神資源而備受推崇，有的從同類動物如狼群的生存法則中提取了以強弱定尊卑式的“公平”競爭哲學，也有的從不同類動物的弱肉強食現象中提煉出了你死我活的斗爭哲學。與西方大異其趣的是，中國古哲學家卻從植物世界提取了自強哲學，他們喜歡以竹為喻，中空外直，節(jié)節(jié)攀高，只求不斷超越自己，不求勝敗輸贏之功利。君子以自強不息，因為“自強”，所以“不息” 能超然于輸贏勝負之外，所以一個人不斷完善自我、不斷修身養(yǎng)性的努力不會因輸贏而停止。斗爭和競爭哲學都曾分別在上個世紀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占據主流地位，唯獨自強哲學雖然存在于古老的中國哲學體系中，卻從來沒有成為社會主流意識 中國的主流社會意識始終是陰謀斗爭哲學。通過與競爭或斗爭哲學的比較研究，通過自覺的文化本位社會建設和發(fā)展以科段制為特色的自強教育體制，自強精神將成為未來人類主流意識。

　　植物體“根、莖、葉”之間的分工關系似乎可以與社會結構中政治、經濟、文化三要素相對應。在社會系統(tǒng)的三大子系統(tǒng)中，文化系統(tǒng)的作用類似于植物體中的根系。根深藏于土壤之中，不能象枝葉一樣讓人看到其鮮艷的外表，卻是植物生命最本原的一部分，也是最具決定性的一部分，根能為植物體提供生命信息、水、無機鹽猶如文化能為社會提供教育、科技、信息、管理智慧和高素質勞力等要素一樣。植物根的生長特性是高度的多元化、自由化，呈發(fā)射狀伸向各個方向，這與文化發(fā)展的內在要求也是完全一致的。從植物體中根的形狀結構，我們不難得出文化發(fā)展的仿生規(guī)則―――絕不能控制思想自由、限制文化發(fā)展，否則必然導致社會結構中文化根系的薄弱――而根系的薄弱又必然為社會的政治經濟造成嚴重的缺陷。我們�？匆妶@丁拿著大剪剪枝去葉，卻沒有看誰拿樹根去剪的，可見我國歷史上的坑書坑儒、明清的文字獄、上世紀的“文化大革命”對于社會發(fā)展的破壞之嚴重。精神文化，是一個民族的生命之根，需要的是絕對自由，反之，政治經濟則只需要相對自由。文化上的自由主義與政治實踐上的相對保守或許可以成為一種較好的搭配。一個民族的經濟崩潰了可以恢復，政府倒了可以重建，文化的根系斷了，一個民族的生命也就終結了。發(fā)展文化、重中之重！

　　植物體的“莖”可以為社會結構中的政治系統(tǒng)的構建提供靈感。莖象征政治的集權原則――集中，枝（枝是莖的延伸，枝莖實為一體）則象征政治的分權原則――民主。由此可以推出政治學的第一個仿生原則――真正的民主必須建立在政權穩(wěn)定統(tǒng)一的基礎上，是一元與多元的結合；
由于根的深度與莖的高度成對比，由此可推出第二條政治學仿生原則――穩(wěn)定有力的政治必須依靠深厚的文化根系；
“根”的分布面積與“枝”的分布面積成正比，由此可以推出第三條政治學仿生原則：“民主政治”必須以“民主文化”的根系為依托，建立民主政治體制，務必先培養(yǎng)健康的民主文化――否則就象根系沒有向四周張開而枝卻張得很寬廣的樹一樣，很容易被風吹倒――某些國家因片面學習西方民主而導致嚴重社會危機就是證明。

　　中國古代的“官”字通“管”，所以官僚系統(tǒng)的本義可以理解為一個供各種信息、能量、和物質流動的“管”道系統(tǒng)。從植物莖的組織結構來看，它正好就是這樣一個承擔運輸功能的管道系統(tǒng)，一方面要把根從土地中吸收的水分和無機鹽上傳給葉子，一方面又要把葉子光合作用產生的營養(yǎng)物質下傳給根――植物的莖本質上是一個供各種信息流、物質流與能量流在其中流動的管道系統(tǒng)。莖在植物體中，既不能產生能量也不能提供水和無機鹽，而是一個提供公共服務的組織。從莖的功能與結構我們不難發(fā)現，當下流行的公共服務型政府就是一個非常符合仿生學原理的政府形式。政府的主要職能不應該是直接發(fā)展生產、創(chuàng)造財富，而應該最大地發(fā)揮通道作用，讓各種社會要素――科學、藝術、信息、勞力、資本、土地產權、技術、管理、知識在其中自由流動、暢通無阻。而一切阻礙這種流動自由的因素，都必須努力將之清除，如對壟斷、保護主義、腐敗的打擊。同時它還要限制各種有害要素在社會中的發(fā)展自由，如如打擊邪惡宗教、犯罪分子、毒品等等。樹木的莖還需要在森林法則下與其它樹木競爭，把生產系統(tǒng) 葉子推到更高的競爭平臺上。這與政府的經濟服務功能完全一樣。

　　經濟可以比喻為樹的葉子。葉子藉光合作用合成碳水化合物（CH2O）n,進而制造蛋白質、脂質、維生素及荷爾蒙。葉子就是樹的一家家工廠，所以用葉子來比喻經濟是最恰當不過了。葉子能不能健康生長，一方面取決于充足的陽光照射量，另一方面取決于水和各種礦物質的吸收。前一個條件取決于莖的高度和枝的密度，后一個條件取決于根的深度和廣度。葉子總有枯榮之周期，這猶如經濟總有盛衰之變化，依此類推，不能有效對付經濟危機的是落葉型經濟，能有效對付經濟危機的是常綠型經濟。

　　根據社會三要素政治經濟文化之間的“根莖葉”關系，我們可以考察一下不同類型政府的區(qū)別了。

　　一：仙人掌式經濟建設型政府：仙人掌的特點是本應承擔光合作用的葉子完全退化、變成了一些小小的刺，“莖”本應承擔“根”與“葉”之間物質、信息、能量傳輸的“公共管道”功能，卻越俎代皰承擔了葉的工作，變成綠色代替葉子進行光合作用以獲得能量。我國過去計劃經濟時代的政府，就是這種“仙人掌式政府”，(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這種政府令本應作為經濟建設主體的私人經濟體趨于萎縮，政府成為直接的經濟建設主體，大事小事一把抓，既是最大的財富創(chuàng)造者也是最大財富貯藏者，這種“經濟建設型政府”和仙人掌的“莖”非常相似。仙人掌是適應沙漠地帶惡劣環(huán)境才發(fā)生這種退化的，而計劃經濟則在惡劣的戰(zhàn)爭環(huán)境下具有實踐意義，仙人掌的“全葉皆刺”好象戰(zhàn)爭時代的“全民皆兵”。經濟建設型政府是與政治本位型社會相適應的，正因為經濟（葉）、文化（根）是服務于政治（莖）這個中心，公共資源（營養(yǎng)物質）才會在政府（莖）高度集中，所以“仙人掌政府”即“經濟建設型政府”就是“政治本位社會”的政府形式。我國階級斗爭為綱的時代的計劃經濟政府是嚴格意義的經濟建設型政府，當今的政府實質上已經處于轉型當中，不再是嚴格意義上的“經濟建設型政府”。但是這種轉型有可能出現兩種不同方向。我曾在仙湖植物園看到一種仙人掌，它有一個木本的莖，但上面卻長著仙人掌，仙人掌上還有刺，但一些刺卻又返祖而長成了茂密的葉子，我的推測是這種仙人掌原本是樹，在沙漠氣候形成后退化為仙人掌，后來氣候再度變化，或其種子流落到溫暖地帶，便出現返祖現象，重新長出木本的莖，刺也重新長回葉子。但是另有一種仙人掌的莖卻沒有立起來，反而匍伏于地，漸呈爬藤狀。與計劃經濟時代四面環(huán)敵的戰(zhàn)爭狀態(tài)相比，中國今天面對的國際大環(huán)境已經相對安全，就象從沙漠氣候轉回到了溫帶氣候，我們的社會和經濟形態(tài)也有可能象上述仙人樹一樣重新長成喬木，但也可能因決策失誤而變成“爬藤”。

　　二：爬藤式公共服務型政府：我們現在倡導經濟建設型政府向公共服務型政府轉型，主張“小政府、大社會”。其實，這種轉型并非始自今日，改革開放本身就是轉型的開始，而我們今天言轉型，實際是要根據市場經濟的要求更徹底地清除計劃經濟的殘留成份，實現從局部到整體的變革。改革開放鼓勵多種經濟成份并存，允許私營企業(yè)發(fā)展，實際上就是讓“仙人掌”業(yè)已退化的“刺”重新變回“葉子”，如今私營企業(yè)已經超過半數，成為上繳稅收的最大主體。證明我國已經不再是一個純粹的“仙人掌政府”，只是我們的“莖”――政府還帶太多經濟建設功能的“葉綠體”，還沒有較好地履行“莖”的公共服務功能。當植物體中“根莖葉”的分工清楚了，莖就成為了為“葉”和“根”提供“公共服務”的系統(tǒng)。“莖”實現了“公共服務”功能的植物有很多種，爬藤就是其中一類。爬藤植物就是“小政府大社會”的活現。當我們在放棄政治本位社會走經濟本位道路、放棄經濟建設型政府取公共服務型政府的時候，一定要注意的是，切勿矯枉過正，否則就會走向另一個極端。那些認為政府只宜當守夜人，搞什么無為之治，小政府大社會，把一切都交給市場的天真想法，完全有可能把我國導向對外高依賴度的爬藤經濟。

　　片面追求GDP的增長，把政治（莖）、文化（根）視為“服務”于經濟（葉）的手段，這是“經濟本位社會”的典型特征，這種努力的結果只會是“葉子”很繁榮很粗大，“根底”卻很淺，“莖”也虛弱無力，成為典型的爬藤植物，一旦世界經濟氣候發(fā)生變化，首先遭殃的就是爬藤經濟。我國目前過渡依賴出口導向、忽視內需、忽視人力增本增值的發(fā)展戰(zhàn)略最容易走向爬藤狀。我們今天低端產品惡性競爭，出口幾乎不再是國內經濟的補充，反而成為財富向發(fā)達國家轉移的一種方式、大規(guī)模的失業(yè)和脆弱的農村經濟都是爬藤經濟的結果。所以我國政府目前已經初顯爬藤政府的征兆，例如不是把錢用來發(fā)展義務教育提高全民素質實現“藏富于民”和“藏富于知”，而是作為外匯儲備存在美國的銀行（目前存錢最多在美國的就是日本和中國，而日本政府是因為戰(zhàn)敗國不得不暫時委屈做爬藤政府，內心卻時時想著要站起來）。警惕啊，中國，爬藤是可生產最多的“葉子”，創(chuàng)造最大的經濟奇跡，但爬藤只能是爬藤。亞洲新興工業(yè)國家可以成為”爬藤”是因為它們有喬木（美國）可攀，但是中國絕不可以做“爬藤”。

　　三：喬木式公共服務型政府。

　　1、公共服務型政府應該強調文化本位，因為喬木之成其為喬木，首先取決于它的根，我們不能指望在爬藤的浮根上長出高大的喬木來。根的深度與喬木的高度是成正比的，根的分布范圍與枝的分布范圍也是成正比的。這一仿生原則應用到公共服務型政府建設就是：文化是根，要搞文化“本”位，要讓政治和經濟都成為服務于文化的“手段”，把盡量多的公共資源集中到精神文化領域，讓文化的根扎得盡量深一點、布得盡量廣一點、長得足夠壯一點、貯藏的“營養(yǎng)物質”足夠多一點。文化本位不是一個空洞的口號，不是喊幾句科教興國、教育為本就能解決問題的，而要涉及到錢怎么花、花多花少的問題。我們現在每年有2萬多億的稅收，不是沒錢，而是不會花錢，我曾在《文化本位社會初探》中寫道，文化本位社會就是一個消費主導型社會，文化本位社會的政府就是消費主導型政府，政府的工作就是要學會花錢，學會“用之有道”，就是要通過消費干預和消費引導把國民經濟建立在國內消費的基礎上（而不是出口基礎上）。因為政府是“莖”，所以政府的最重要工作就要把“葉子”（經濟）制造的東西往根部輸送，把“根”（文化）部制造的東西往“葉子”（經濟）輸送。把根制造的東西送給葉子那叫文化服務于經濟，把葉子制造的東西往根部送，那叫經濟服務于文化。“消費主導型政府”就是“公共服務型政府”，我在寫《文化本位社會》時還不知道有“公共服務型政府”這個概念，后來在中國改革論壇看到，發(fā)現其本質就是我所說的“消費主導型政府”，都是要做“花錢”的政府而不是“賺錢”的政府。

　　2、要成為喬木式公共服務型政府，這個政府還應該為全民提供足夠的公平――公平是效率之母。公共服務型政府不僅可以為社會提供一般意義上的公共服務，而且還可以在致力社會公平上做大，甚至可以隨著一般公共服務完善后逐步把重心轉移到社會公平上來。我的看法是，一定要搞平均主義，市場經濟并不排斥平均主義，效率也不排斥公平。我們的市場經濟學者是用“為了效率不得不犧牲公平”這一套說辭來搪塞國人。這是完全的錯誤，正好給反對市場經濟者抓住了辮子 市場經濟是與公平不兼容的。我認為公平是效率之母，市場經濟就是追求公平的經濟，而且恰恰就是在對公平的不懈追求中實現了效率的提高。為什么這樣說？因為市場經濟就是要用公平的市場競爭突破壟斷和特權，壟斷和特權就是不公平，市場就是要把競爭伸向各種壟斷領域，創(chuàng)造公平，所以凡是市場觸角觸及的地方，效率就會隨之提高，效率就是緣于對公平的追求。舉個例子，我們的民主選舉問題，我們往往將之理解為單純的政治文明，實際上其本質上也是個市場經濟的問題，政府就是一個巨大的就業(yè)市場，一般的就業(yè)市場都是公平競爭，應者如云。這個市場卻是嚴重的壟斷狀態(tài)，它為什么效率低下？原因就是它沒有競爭，為什么現在全民就業(yè)緊張，各項各業(yè)都在壓低工薪招人，公務員卻可以一再加薪 而且是低效高薪。把這個就業(yè)市場向全民敝開大門，讓公平進去，它的效率就會立馬提高，公務員的工薪也會漲得快，公平產生高效、高效產生高薪 理所當然。反之，如今我們的公務員卻是低效高薪，這種高薪的本質就是不公平，這種不公平又會成為低效的保護傘。

　　所以效率是公平之母，千真萬確。如果說喬木的“枝葉”代表的是市場配置的話，喬木的“莖”代表的就是行政配置，所有喬木都有高大的莖，為的是把枝葉托到一個更高的平臺，去爭取更多的陽光照射。行政配置就是為了把市場托到一個更高的平臺，拔高競爭的層次。社會公平也應該是行政配置的主要目標，公平的“公”指的是“公正”，“平”指的就是“平均”、“均富”，未來的公平應該由市場公平與福利公平相結合 市場公平要把公正放在第一位、而福利公平則應把平均放在第一位。稅收的功能之一就是要為全民提供平均分配。平均分配應該由法律規(guī)定，政府僅僅負責執(zhí)行，這和計劃經濟時代的平均主義有本質區(qū)別。因為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平均分配是要為市場競爭筑建一個更高的平臺，是手段而不是最終目的，是追求起點的平均而不是終點的平均，平均分配的對象也僅限于滿足必需公共服務（如軍隊、公檢法等）后的財政盈余。以喬木為仿生對象來看，平均分配就好比喬木的莖，市場分配（即要素分配）就好比參差不齊的枝葉。喬木拼命把它的莖往高處伸展，就是為了讓它的枝葉能夠在更高的平臺上參與森林競爭。同樣，平均分配的目的就是要確保全社會每一個人都能獲得健康的發(fā)展，使社會成員能夠躍升到一個較高的平臺上參與競爭。理想中的文化本位社會，至少應該有40％的社會財富以福利的形式用于平均主義分配。我們的國家是想做“灌木”還是做“喬木”呢，就看我們有多的大決心發(fā)展平均主義分配，為國民提供高福利，讓“莖”獲得應有的高度。平均分配就是以均富為目標，以稅收為主要分配內容、以法律為依據、由行政來執(zhí)行的。

　　我去年發(fā)表一篇網文主張我國中央級的教育投入增長10倍（今年北京大學潘維博士也提出教育投入可以增加到20%-------相當聯(lián)合國平均水平的三倍），免除學生學費并為每個學生提供600--800元/年的生活補帖，可以教育券的形式發(fā)放給學生，以鼓勵不同學校之間的競爭。這種分配與計劃經濟時代的平均分配是有本質區(qū)別的，雖然數額達幾千億人民幣，但卻是由國家以法律形式規(guī)定每個新生公民能享受到什么待遇，數額固定，排除了行政干預的可能，現有銀行系統(tǒng)就可以輕松完成這個工作。這個工作一做，三農問題下崗職工問題都會得到緩解，國家凝聚力與政府的道德正當性立馬提高。

　　四：榕樹式公共服務型政府。前文說過要大政府不要小政府，只有大政府才能對外抵抗侵略與威脅，對內為全民提供最多的公共服務與福利保障。那么這個大政府能夠做到多大、又應該依據什么樣的原則做大呢？要建設大政府，榕樹是最好的仿生對象。廣東省新會市有一個獨木成林的奇特景觀，一棵細葉榕樹，樹高約15米，樹冠投影面積達1.15公頃，枝蔓縱橫，根系交錯，蔚為壯觀。

榕樹的特點是氣根很多，千百條下垂的氣根向下伸展，到達地面時便插入土中，轉為正常的根系，并開始吸收土壤中的水分和養(yǎng)分。露出地面的氣根便很快長粗，形成樹干，并在上端長出枝葉。而每株的干、枝又能再生氣根，形成新的植株，就這樣周而復始的演變最后便形成如原始森林般的奇觀。大政府能做到最大？根據社會結構與樹結構的對應關系，“根莖葉”對“文化政治經濟”，“莖”可以是小指大的爬藤，也可以是方圓數畝的榕樹，所以政府也一樣可以大到我們無法想像的地步。因為公共服務也可以涉及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義務教育、公共衛(wèi)生、社會保障。公共服務的范圍并不是固定、僵硬的，而是可以不斷進行創(chuàng)新和拓展，所以公共服務型政府一樣可以不斷發(fā)展壯大。榕樹就是把“權力”下放給了所有的枝條，每一根枝條都可以垂下千絲萬縷細細的氣根，開辟新的“公共服務”的渠道。這千絲萬縷的氣根我稱之為“尋根的沖動”，它們象征著什么呢？，一個社會需要那么多公共服務嗎？確實，經濟本位社會的公共服務型政府主要是為經濟充當守夜人，走的是小政府大社會的路子，其公共服務內容是有限的，所以稱之為“有限政府”。但是到了文化本位社會，政府的重要職責之一就要使每一個公民從經濟人角色轉化為文化人角色，所以各種公共文化服務和公共文化產品的供應就會變得非常龐大。文化本位社會主張通過發(fā)展文化消費讓全民成為各種科學、藝術、體育的愛好者，他們將建立數以萬計的協(xié)會或其它各種公共組織，成為公共服務型政府強有力的補充部分，榕樹的氣根就象征著這些民間文化組織，它們承擔著把經濟資源轉化為文化資源的重要使命。

　　弱水三千，只飲一瓢，廣廈千間，夜宿八尺，人類的消費行為必須“止之于有窮、流之于無止”。文化本位社會人們在一般的物質生活上將崇尚知足常樂，簡樸至真，但在精神文化消費上卻沒有止境。因此文化本位社會針對人們一般的生產消費和生活消費而產生的公共服務是有限的，而針對于精神文化消費而產生的公共服務卻會不斷擴大。所以，文化本位社會的公共服務型政府不會是個“有限”的“小政府”，而會隨著社會文化消費的不斷擴大而擴大，就象榕樹的“莖”，會隨著“氣根”不斷轉化為根而不斷擴張，以致于創(chuàng)造出“獨木成林”的壯麗景觀。我在《文化本位社會初探》一文中曾預言，中國一旦建立文化本位社會，以人口素質指標和消費質量指標取代GDP作為衡量社會發(fā)展的首要指標，并通過消費干預與消費引導政策把文化消費發(fā)展起來，一個可控的文化產品市場將在幾十年內達到數萬億美元的龐大規(guī)模，(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為經濟發(fā)展注入永恒的活力。最近，教育部透露信息我國將以教育質量作為考量官員政績的指標，今年6月海南省省委書記汪嘯林更發(fā)表講話稱將以教育質量作為衡量官員政績的重要指標，這些變化反映了我國社會朝文化本位社會發(fā)展的積極趨勢。

　　榕樹的大量氣根，還可以讓我們聯(lián)想到認識與實踐、實驗的關系。每一個人，每一根枝條都會產生某種創(chuàng)新的思維，都會有實踐的沖動。我們必須反對把不成熟的構思匆匆忙忙用于大規(guī)模社會實踐的粗糙做法。一根小小的氣根，占用榕樹的資源很少，猶如一次低成本的實驗，實驗不成功，它只是隨風而逝，實驗成功了，則有可能勃發(fā)新的根系、長出新的樹干，開辟新的土地。試想，毛澤東時代的大鍋飯、大躍進、文化革命、如果只是一種局部的小試驗該多好。榕樹的氣根體現了《文化本位社會初探》談到的“知尊履卑”⑥精神。我國應該拿出更大的魄力鼓勵豐富多樣的小規(guī)模社會實驗。

　　五：竹林主義――文化本位社會的社會福利和保障政策。

　　在文化本位社會，社會福利必須堅持文化本位的基本原則，也就是說福利產品的供應必須以精神文化產品為主。前文談到了根莖葉與文化政治經濟的對應關系，以竹林為例來看，遍布地下的竹鞭就是所有竹子共享的公共產品，每根竹子都從竹鞭上獲得竹子應有的基因、品德、個性、和生存技巧。盡管竹鞭同時也為每根竹筍提供物質和能量，但它主要是竹林基因與信息的載體。猶如人類社會的文化體系供應同樣離不開物質載體，但終歸是區(qū)別于經濟和政治的體系。文化本位社會強調福利保障以文化產品為主，原因有幾個，首先是因為文化產品的排他性較其它產品弱，而利他性卻遠遠超過其他產品。我們的“單位”喜歡以水果、豬肉之類來分發(fā)員工福利，這種產品從產品的屬性來看是排他性的產品，你消費了他就不能消費，從消費的結果來看是變成了一堆屎，所以利他性也不強（這類產品在農村的利他性高于城市，但農民不能享受這種福利）。與此相反，文化產品從產品屬性來看，大多可以重復消費，如一本書你看了我可以再看，所以排他性不強，從消費結果來看，一個人多點文化消費、提高了文化層次，不僅有利他自己，同時也無形中利于社會――至少可以增加家庭的文化氣氛，影響他身邊的幾個人。另外，以文化產品作為主要的社會福利還利于消費質量指標的提高�！段幕�本位社會初探》曾提到要在社會發(fā)展指標體系中加入“消費質量指標”，消費質量的提高將間接影響經濟運行質量。以公共文化產品的方式提供社會福利就有利于消費質量增長。馬斯洛曾把人的消費需求理解為一個金字塔，通過機械的建筑結構模型得出了人必須先滿足低層次的需要才會逐漸追求高層次需求的錯誤結論。而實際上人的消費需求是一個有機的整體，人在任何時候都要注意均衡消費，精神文化消費與物質消費不能偏廢。和一般的社會福利理論不同的是，文化本位社會的福利理論遵守以下原則，為了追求消費質量，實現國民的均衡消費，越是個人消費動力充足的產品越要由私人供應，越是個人消費動力不足的消費需求越可以考慮公共供應。象我國人民是在“民以食為天”的口號下生活了幾千年，典型的低層次消費需求動力充足，高層次消費動力疲軟。所以，為了保證我國國民消費結構的均衡合理，有效提高國民消費質量，我國應該盡量在文化產品方面如教育、培訓、城鄉(xiāng)文化氛圍建設等領域為國民提供福利與保障。應該區(qū)別對待社會福利、保障、救濟三方面工作，社會福利是針對全民的，應該以文化產品為主，救濟是針對部分社會弱勢群體的，應該以生活必需品為主。

　　文化本位社會的福利與保障必須遵循先幼后長的原則。我國用于成年人的福利、養(yǎng)老、醫(yī)療保險的公共財政遠遠大于給兒童提供的份額，這是嚴重違背仿生社會學原則的。讓我們來參照竹林社會的規(guī)則，竹子只有在它還是“芽”和“筍”的時候，才可以從竹林社會獲取公共資源，一旦長大，就必須反過來為公共系統(tǒng) “竹鞭”上交積累，其“養(yǎng)老”所需的營養(yǎng)物質也完全靠它自己去積累。我國應該放棄以本應歸全民所有的公共財政為干部、國企工人購買養(yǎng)老保險、醫(yī)療保險的政策，把公共資源轉移到孩子身上，這樣才能建立起富于活力的社會福利保障政策。否則，隨著我國老齡化社會的到來，政府將不堪重負。我在網文《財政補貼學生，試論社會公平的重建》中提出完全免除學生學費，并給每個孩子提供每個在校日3-- 5元伙食補貼的建議就是遵循了以上原理。

　　我們過去追求的是“老有所養(yǎng)、幼有所濟”、用社會保障政策對待老人、卻用社會救濟或慈善基金對待兒童，文化本位社會應該反其道而行，走“幼有所養(yǎng)、老有所濟”的路子，因為在竹林中，每一根筍都是在社會（竹鞭）的公共供應下成長為竹子的，雖然靠在大竹子旁邊的筍能得到更多營養(yǎng)，但也是建立在竹鞭為每一根筍提供的公共供應基礎上。社會主義應該從未成年人撫養(yǎng)社會化開始。

　　總結文化本位社會的社會保障與福利政策可以歸納為兩句話：先高后低，先幼后老。

　　文化本位的社會主義消費理論必須區(qū)別于資本主義社會的消費理論，社會主義高消費就是高知本、高文化含量的文化消費，而不是高資本含量的奢侈消費。先高后低的意思就是要優(yōu)先為國民的“高消費”提供基本保障，以確保國民消費結構的均衡發(fā)展，先幼后老的意思就是要優(yōu)先保證孩子的教育和基本物質需要，在保證孩子健康成長的前提下省出來的公共資源才可以用于成年人或老年人的社會保障，目的是使成年人放棄大鍋飯思想，勤勉創(chuàng)業(yè)，靠自己的雙手積累保障自己的一生幸福。所謂“幼有所養(yǎng)老有所濟”的意思就是，對孩子的保障是通過公共財政來實現的，而對老者的保障由于大多數人在年輕時已經為自己蓄足了養(yǎng)老金，只有弱者才需要國家以公共資源或社會捐助為其提供養(yǎng)老或醫(yī)療保險，但這種幫助不是一種普遍的“�！闭�，而是對針對部分人的救“濟”。在根據以上原則建立的社會中，擁有政府提供的養(yǎng)老金、醫(yī)療金將不再是象當今一樣是一種值得夸耀的榮譽（我曾經親耳聽過很多這種夸耀，前幾天一位退休老人就得意地告訴我、他一個感冒治了八千元），建立在市場經濟下的文化本位社會將讓這種可悲的虛榮成為歷史。

　　竹林社會的運行規(guī)律還給我們一個啟示，那就是每一個人都應該從自己做起，為后代、為社會留下好的文化基因。每一根竹子不僅在為它們共同的社會 竹鞭中儲存了物質營養(yǎng)，同時也在竹鞭中留下了自己的生命信息，所以那些茁壯的竹子旁邊，往往會長出高大的竹子。文化是人類社會的根，每一個公民都有責任為這個根系留下優(yōu)良的文化基因。政府能否自覺地培育公民的這種文化意識，營造健康和諧的整體文化氛圍，是一個民族能否長足發(fā)展的重要因素。

　　仿生社會學研究表明，社會結構是一個有機的復雜系統(tǒng)，并不遵守“建房子”的邏輯，不是先有經濟基礎后有上層建筑，而是先有文化根系、后有政治形態(tài)，最后才有繁茂的經濟，經濟只是枝葉，是發(fā)而為表的繁榮，真正的繁榮應該落實在文化之“根”與政治之“莖”上，不理解這個道理，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就會產生“仙人掌式社會”，在市場經濟下就會產生“爬藤式社會”。

　　參考文獻：

　　1、《黃帝經》馬王堆漢墓帛書。

　　2、《春秋繁露》。作者：董仲舒

　　3、《文化本位社會初探》作者：章星球

　　4、《興盛與危機 論中國封建社會的超穩(wěn)定結構》作者：金觀濤 林青峰

　　5、《公有制 從無機聚合到有機融合》作者：章星球

　　6、《文化本位社會》第七節(jié)：知尊履卑 文化本位社會的新科學精神。

　　來源：北京大軍經濟觀察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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