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剛讀完石勇先生的文章“徐友漁：‘自由’還是‘主義’？”（載于“世紀中國”的“世紀周刊”，2004年9月24日發(fā)布）時，我的感覺是，作者是不友善的、挑剔的、有誤解和偏見的。

　　緊接著讀了剛到手的《天涯》上朱蘇力的“公共知識分子的社會建構”，頓時覺得相比而言石文就算客氣和講道理的了。

　　朱在此文中斷言，我從當代西方語言哲學轉向政治哲學是因為學術研究能力衰退，我很奇怪，他怎么知道是這樣？朱從未與我交談過，他對我專業(yè)興趣改變的動因毫無所知，他顯然并不了解我在政治哲學方面已經(jīng)發(fā)表的東西從而評價我的學術功力，也不清楚我在國內(nèi)國際專業(yè)會議上的表現(xiàn)和得到的評價，更無從知道我即將發(fā)表的東西，他有什么理由把自己的主觀愿望當成事實？

　　我發(fā)現(xiàn)，石勇先生在批評我的時候，讀了足夠多的東西，他是在批評我說話的內(nèi)容，而不是臆斷我這么說是出于學問做不下去這個可悲的原因。而且，他針對的問題是重要的，如果恰當?shù)鼗貞�，將助于討論的深入�?/p>

　　我愿與石勇先生對話，表達我的觀點，同時也表露我的困惑。我只在論證必需時才解釋和澄清我的看法，以避免大量的自我引證。

　　一、改革：令人尷尬的兩難局面

　　中國的改革已經(jīng)進行了將近四分之一世紀，從綜合國力的角度，從GDP的帳面數(shù)字看，它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功，但從道義和人心上看，它相當失敗。當初改革的阻力成了動力，因為那些占據(jù)“近水樓臺先得月”位置的人，看清了變動對他們不是威脅而是機會；
而對那些堅持道義立場和承擔改革代價的人來說，從上世紀末起，改革的烏托邦就不斷破滅，現(xiàn)狀令人難以忍受。

　　在回答“‘改革’到底是一種什么樣的改革”這個問題時，石勇這樣描述：

　　經(jīng)過從承包到改制到大力私有化，爭著搶著要把本屬于大家的東西——公共資產(chǎn)—— “賣”出去，“改革”的“財富再分配”過程變成了一種赤裸裸的“搶劫”的過程，大量的公共資產(chǎn)落到了權力和資本階層的手里。

　　他還描述了自由主義者和新左派面對改革難局的尷尬心態(tài)，我相信，他在評判時力求客觀公正：

　　這個時候，自由主義所面臨的復雜問題在于：鼓吹私有化既可以被看成是他們所向往的建立一個“自由市場”的必要步驟，但同時這種“私有化”卻又是一種搶劫。而很顯然，為了達到他們所向往的目標，他們必須默認掠奪和搶劫，從而使自己陷入不義。新左派面臨的復雜問題是：他們從追求公正和捍衛(wèi)弱勢群體的利益出發(fā)，對權力與資本的抨擊、對私有化的抨擊非常容易被一種對“自由市場”的警惕所支配，而如果不能建立一個成熟的“自由市場”，不付出被掠奪和搶劫的代價，一個最終能防止權力參與掠奪的市場機制又在哪里？在這里，比新左派更不喜歡作價值判斷的自由主義者只能選擇站在資本一方，客觀上因弱勢群體利益的忽略而使自由主義變成了一種甘陽所抨擊的“貴族”的自由主義。而新左派則沒有歸宿，他們無法提供可以解決問題的實用路徑，他們只能是在不斷地解構和批判，以弱勢群體的利益作為批判的價值基點而不停地呼嘯吶喊。這是一個悲劇。

　　上述說法大體上成了當前中國民間話語中“政治正確”的新版本，但在我看來它是成問題的，需要辨析的，整個事情也需要進一步探討。

　　最近郎咸平挑起的關于國企產(chǎn)權改革的爭論是說明改革兩難局面的最好例子，國有企業(yè)的產(chǎn)權改革是當今改革的重頭戲，它所產(chǎn)生的不公正是最大的社會問題。我一直密切關注這場討論，對郎的立場，我有一個從共鳴、支持到疏離的過程。

　　我和大多數(shù)人一樣，一直對郎所指控的現(xiàn)象憤懣不平：在國有企業(yè)的產(chǎn)權改革過程中，掌權者私分公有財產(chǎn)，國有資產(chǎn)大量流失。

　　但郎主張不搞產(chǎn)權改革，不承認國企存在的問題，認為國企經(jīng)營得很好，效益不比民企差，沒有必要改革，這是我和許多人所不能同意的。（郎的觀點似乎在變化，他后來說同意國有企業(yè)應該改革，只是主張應該按青啤模式進行，我們這里可以不追究細節(jié)）

　　周其仁對郎的批駁使我想到了我一直思索而不得解答的問題：我們能不能在總體上給中國這些年來進行的國有企業(yè)的產(chǎn)權改革作這樣的定性：這完全是一個掌勺者私分大鍋飯，國有資產(chǎn)流失的過程？任何人都同意，這個過程中問題很多，貪污腐敗很嚴重，但多到什么程度，嚴重到什么程度，以至于可以得到一個基本判斷：國企改制就是國資流失，沒有半點好處？

　　爭論的雙方都列舉了一些事實，講了一些道理，但都只是列舉對自己有利的事實，沒有人認真考慮對方舉出的事實和講出的道理，因此并沒有形成真正的爭論。

　　我覺得有一種觀點也應該考慮：一些企業(yè)以大大低于帳面資產(chǎn)值賣出，是因為新的經(jīng)營者要花很多資金來解決原企業(yè)工人就業(yè)問題，或冗員的退休安置問題（比如見戴慕珍：“國家社會主義之后——中國企業(yè)改制的政治約束”，《二十一世紀》，2004年8月號，第21—22頁）。

　　我還知道，國營企業(yè)的資產(chǎn)一直在大量流失，其渠道并不僅限于改制，比如有企業(yè)經(jīng)營虧損引起的流失、管理不嚴造成的流失、被所屬集體企業(yè)無償占用、被行政事業(yè)單位無償占用導致的流失，等等，這其中的根本原因就是產(chǎn)權關系沒有理順，從根本上解決上述問題正是改制的初衷。

　　問題的核心是數(shù)字問題，程度問題：化公為私的比例有多大，正常和比較正常的情況有沒有，有多少？在中國沒有言論、信息自由的情況下，沒有人能說得清楚。政府部門的決策和執(zhí)行也是不公開、不透明的。

　　所以，陸興華的評論很好，他認為在沒有民主憲政、法治框架、民意表達和民眾參與的情況下，談論和爭論目前的國有資產(chǎn)的產(chǎn)權改革，是極其困難，甚至沒有意義的。陸指出，政治改革嚴重滯后，這就是問題的癥結。我贊成并一直堅持這樣的看法。

　　可以把像我這樣的自由主義者所持的立場歸結如下（事實上我們從來都是這樣表達的）：

　　一、堅決主張以市場經(jīng)濟為導向的改革，以形成最終能防止權力參與掠奪的機制；
二、批判現(xiàn)行改革中嚴重的不公正，要求規(guī)范市場經(jīng)濟體制，排除權力的干預；
三、認為解決問題的根本辦法和當務之急是立即把政治體制改革提到議事日程上來。

　　作為對比，我把我們與新左派的分歧理解為：一、我們提倡并力圖推動市場經(jīng)濟，大談規(guī)范的、較為理想的市場經(jīng)濟的種種好處，包括對于實現(xiàn)社會公正的根本好處，而新左派主要談市場經(jīng)濟的弊害；
二、我們批判現(xiàn)行的權力主導的改革，但沒有斷定目前改革的性質(zhì)就是赤裸裸的掠奪和搶劫（也許要被說成是不徹底和抱有幻想），而新左派對現(xiàn)行改革的批判要嚴厲得多，基本上是持全盤、徹底否定的態(tài)度，甚至主張不改革；
三、自由主義者有一個憲政民主的目標和綱領，而新左派沒有表現(xiàn)出對于政治體制改革的興趣。

　　二、市場經(jīng)濟、權貴改革和專制

　　石勇雖然稍微公平地提過一次“‘新左派’對公正的強調(diào)在一定程度上淹沒了‘自由主義者’在這個領域的聲音”，但他主要還是斷定自由主義“默認掠奪和搶劫”，認為自由主義無法“對新左派指責自己無視社會公正進行辯解”。我曾糾正過這種“政治正確”的老生常談，但基本無效，由此痛感成語“眾口鑠金”說得太有道理了。

　　我曾在“評中國九十年代的新左派”一文中指出：“從學理上講，自由主義強調(diào)財產(chǎn)獲取、轉移的正當與合法，反對對他人和社會利益的侵害；
從實際上看，中國學者中最早和一直呼吁并論證社會公正的，主要是公開認同自由主義原理，與新左派展開論戰(zhàn)的人……新左派在什么時候大力提倡社會公正呢？他們只是在攻擊自由主義的時候才對此大加議論和渲染，事實上，公正成了他們打自由主義的一根棍子�！保ㄟ@里應該說明，后來越來越多的呼喚社會公正的聲音中，自然包含新左派的聲音）

　　石勇贊揚甘陽抨擊自由主義是“貴族”的自由主義，我特別樂于以甘陽為例，來看看是我上面這句話說得對，還是甘陽果真是“平民”的代言人。

　　甘陽說：“今日許多對自由主義的高談闊論主要談的是老板的自由加知識人的自由，亦即是富人的自由、強人的自由、能人的自由”，他斷言中國版本的自由主義是：“民主是奢侈的，平等更是罪惡的，反倒是弱肉強食成了自由主義的第一原則�！彼�甚至進而對整個中國知識界作出了如下宣判：“我把這種集體信仰稱為‘中國知識界的集體道德敗壞癥’。因為這種信仰只能表明中國知識界幾乎已經(jīng)喪失了最基本的道義感和正義感。這種集體信仰同時還可以稱為‘中國知識界的集體知性低能癥’”。（甘陽：“自由主義：貴族的還是平民的?”，《讀書》，1991年1月號，第85頁。）對于這么嚴重的指控，甘陽提供了甚么樣的文本依據(jù)呢，沒有，一點也沒有。甘陽也提不出任何文本依據(jù)，證明他比我所提到的自由主義者更早（或者同時，哪怕更晚也行）論說過社會公正問題，抨擊過有人利用改革化公為私、搞腐敗。

　　那么，為什么許多人都附和“自由主義主張自由和權利，新左派主張公正和平等”這種說法呢？石勇解釋說這是因為“‘新左派’對公正的強調(diào)在一定程度上淹沒了‘自由主義者’在這個領域的聲音”，其實，這與其說是因為新左派強調(diào)公正的聲音強大，還不如說是像甘陽這樣的新左派代表人物上面那種機敏而精明的策略（甘陽精明到這種地步，他連“自由主義”的旗號都不想放過），他們的工夫與其說下在呼吁社會公正方面，還不如說更下在抨擊自由主義不要公正方面。而甘陽們的策略之所以得手，是因為沒有人去查核文本，認真考察事情到底是不是那么回事。

　　印象和想當然之所以大行其道，還有更深刻的原因。人們把哈耶克當成自由主義的正宗，或者把他們理解的西方社會中左、右的區(qū)別不假思索地運用于中國。在他們看來，說“自由主義主張自由、新左派主張公正”應該是正確的，說“自由主義強調(diào)效率、新左派強調(diào)平等”也應該是不會錯的。他們沒有去追究，中國的自由主義是不是西方的自由主義，中國的新左派等不等于西方的新左派。不過也有人能夠區(qū)分“應該是”、 “邏輯上是”與“實際上是”，站在第三者立場的楊繼繩在說到自由主義者比較親近中產(chǎn)階級和新左派更親近低層社會民眾時，就要在括號里注明一種是邏輯結論，不是口頭表達，而另一種是口頭表達，不是邏輯結論（楊繼繩：“跨世紀的爭論——自由主義和新左派之爭”，《明報月刊》，2000年5月號，第38—39頁）。

　　中國的自由主義和新左派具有明顯的本土特征，雖然二者的理論資源均來自西方。仔細弄清楚他們實際上的主張和行動，而不是顧名思義地想象他們的思想和主張，是至關重要的。比如，對體制資源的接近，中國的自由主義者根本沒法和對方比，這肯定是與照西方歷史情況來想象相反的；
又如對中國搞人權外交，西方的左派往往比右派更來勁，因為他們理想主義色彩更濃，右派有時傾向于地緣政治和實用主義的考慮，而中國的新左派對人權外交的憤恨則不下于官方。

　　我認為，石勇這篇文章的一個相當可取之處，是區(qū)分了經(jīng)濟自由主義和政治自由主義， 而以前新左派在論爭中的做法是以經(jīng)濟自由主義中那些遭病垢的主張為靶子，攻擊政治自由主義。他的疏漏在于認為我和一般的自由主義者把“經(jīng)濟自由主義”與“政治自由主義”捆綁在一起而使后者蒙受損失。事實上，我在“評中國九十年代的新左派”一文對他所說的 經(jīng)濟自由主義的批評，幾乎和石勇如出一轍：

　　有人 (比如有個別經(jīng)濟學家) 把適用于理想市場條件下的學說、理論、概念、公式用于分析當前中國經(jīng)濟問題，而無所不在的權力干預，多變的政策使他們的研究純屬紙上談兵。有人把中國的民主進程等同于中產(chǎn)階級的形成和發(fā)展，認為除了等待這個階級的壯大之外不能做其他任何事，他們對于民主的意愿和參與，不是抱怨，就是咒罵。

　　……在中國，確實有人認為市場化就是私有化，以加快改革步伐為借口肆無忌憚地化公為私，把改革的成本和代價全推到普通人民群眾身上�？赡苡猩贁�(shù)自命為自由主義者的人支持或默認以上言行，但真正的自由主義是與此格格不入的。

　　曾經(jīng)有人向我建議，我們根本不應承認經(jīng)濟自由主義是自由主義，支持壓迫和專制的主張怎么能夠是自由主義？我不同意這個建議，這樣做未免有為了論爭而“摔包袱”之嫌。大力主張市場經(jīng)濟的學說應該是自由主義的一個品種，它在論證和推動市場經(jīng)濟方面的作用不容否定。當然應該看到，并不是每個（甚至并不是大多數(shù)）大力鼓吹市場經(jīng)濟的經(jīng)濟學家都在為權貴式的改革辯護。外號“吳市場”的吳敬璉大概是最典型的市場經(jīng)濟的鼓吹者了，但在揭露改革中的腐敗和尋租，鼓吹和維護社會公正方面，(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有哪個新左派比他做得更早、更有力和有效呢？

　　“經(jīng)濟自由主義”這個詞中的“自由”，即使不包括政治自由和個人自由這些可欲的含義，絕對要包含“自由競爭”的含義，而市場的規(guī)范化與規(guī)則平等則是題中應有之義。因此，我們譴責的對象嚴格說來不應該稱為“經(jīng)濟自由主義”，而應該是與權力體制聯(lián)系的“市場主義”，這種依靠市場的權貴主義與在拉美和東南亞某些國家中的專制既得利益是不一樣的，從中國的歷史和現(xiàn)實看，最恰當?shù)姆Q呼是“市場列寧主義”。

　　如果一種不確切的“能指”不妨礙我們有共同的“所指”，那么如何判定這個所指的性質(zhì)則是至關重要的。也就是說，關鍵問題在于，我們怎么分析當前中國現(xiàn)實條件下的市場經(jīng)濟、自由、專制之間的關系。

　　石勇斷言自由主義（主要是其中的經(jīng)濟自由主義）“已經(jīng)滲透入官方的意識形態(tài)體系”，而“它成為主流實際上通過自由主義體系內(nèi)在的聯(lián)系已經(jīng)為政治自由主義的出臺準備了基礎和合理性的保證。”我認為這是大大低估了官方的執(zhí)政能力和應變能力，完全沒有看到市場經(jīng)濟和專制政治結合并服務于它的可能性，即誕生一種“市場列寧主義”的可能性。

　　共產(chǎn)制度的死敵杜勒斯曾斷言社會主義國家的“和平演變”會由于經(jīng)濟建設而發(fā)生，基辛格在《選擇的必要》一書中駁斥并嘲笑了這個反共政治家實際上信奉的還是馬克思的“經(jīng)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并引述近代歐洲歷史證明這個看法不正確。石勇上面論斷的原理也是如此，他從他所謂的經(jīng)濟自由主義與專制在目前的蜜月狀態(tài)推斷專制已經(jīng)不再具有列寧主義-斯大林主義的性質(zhì)，而具有資本主義的性質(zhì)、自由主義的性質(zhì)。也許可以把石勇和新左派擔憂并反抗的東西叫做“自由主義的極權制”，這在概念上和理論上都是非常古怪的，連毛澤東和鄧小平都承認，英美式的自由主義體制很難產(chǎn)生專制極權，而從我們的社會主義中倒比較容易。我早就說過，新左派對自由主義的無知和偏見，超過了終生大反特反資本主義的毛澤東。

　　自由主義看重的是，盡管中國的經(jīng)濟體制、社會風貌、尤其是消費心理在這四分之一個世紀發(fā)生了巨大變化，但斯大林、毛澤東的政治模式并沒有根本改變；
而新左派力圖讓人們相信的是，中國人現(xiàn)在面臨的奴役，是馬爾庫塞教導的那種歐美西方社會中產(chǎn)生的資本主義異化。

　　三、關于國家利益和地緣政治

　　我認為，石勇這篇文章的重大意義，在于提出了如何理解國際關系，正確處理對國內(nèi)體制批判與正視國家利益的關系問題。他的批評是針對中國的自由主義，這種批評值得認真對待，對某些人來說是切中要害，當然更需要進一步分析和妥當?shù)乩迩迨聦嵑陀^點。石勇在批評持自由主義立場的人時說：

　　他們完全忘記了，任何一個國家的政府不僅是在代表他們自己，也在代表國家，一句話，他們在捍衛(wèi)他們自己的利益時也在利用國家的力量捍衛(wèi)生活在這個國家里的所有人的利益。這種“一反到底”的單向度思維在1998年中國駐南使館被炸和到現(xiàn)在仍然未算真正結束的伊拉克戰(zhàn)爭中得到痛快淋漓的反映。支持戰(zhàn)爭的“自由主義者”認為美國的制度是民主的，那么美國政府的某些對外行為便也是正義的；
而誰膽敢反對侵略戰(zhàn)爭，誰就是在維護專制。他們似乎從來不知道無論一個國家國內(nèi)政治體制是專制還是民主，都不影響國際關系的政治體制中的性質(zhì)。它們之間所遵循的不是同一機制，深刻地表現(xiàn)出某種異質(zhì)異構的特征。從邏輯上講，以一國的政治體制來判斷它在國際關系中的作為出現(xiàn)了一個斷裂，這種斷裂宣告了國內(nèi)和國際政治體制處于不同的領域和情境，并且遵循不同的指令。而國際關系由實力來劃分不同的等級體系、由暫時的利益來劃清暫時的敵友已經(jīng)表明這種國際政治體制毫無自由民主可言，而赤裸裸就是一個極權主義政治秩序�？床坏竭@一點，那就不是在捍衛(wèi)自由和正義，恰恰相反，倒是在捍衛(wèi)美國的利益，為霸權張目，扼殺國際關系領域的民主和正義。

　　我首先要指出，石勇只把自由主義挑出來批評，其實全體中國民眾中都有人存在同樣的問題，而且他沒有分析產(chǎn)生這種情況的原因，而這一點才是事情的關鍵。

　　自從1949年以來，中國人生活在可悲的封閉狀態(tài)，他們無從了解世界上到底發(fā)生了什么事；
教育和文化上的意識形態(tài)專制和愚民政策使中國人，包括知識分子，甚至知識精英，都沒有國家利益的概念，更缺乏觀察國際關系的地緣政治學維度。

　　事實上，支撐執(zhí)政黨合法性的意識形態(tài)支柱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一整套關于近現(xiàn)代歷史的精致的、無所不包的神話，從三元里抗英的似是而非的故事，到“共產(chǎn)黨領導的八路軍抗擊了95%以上的侵華日軍”，從毛澤東斷言“美國出錢出槍，蔣介石出人，替美國打仗殺中國人，借以變中國為美國殖民地”，到“美國發(fā)動侵朝戰(zhàn)爭，目的是以朝鮮為跳板侵略中國”，對事實的歪曲與對敵人的丑化緊密結合在一起，至今都難于還原歷史真相。

　　有一項事實特別值得一提，經(jīng)歷了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國人的懷疑和批判精神大大增強了，但常�？梢园l(fā)現(xiàn)，哪怕是最尖銳最激烈批判國內(nèi)現(xiàn)實的人，一說到國際問題（包括臺、港問題），馬上變得相當盲從和無知，從不妥協(xié)地（甚至是過分地）批判官方變?yōu)椴蛔杂X地附和官方——北京的出租車司機往往就是如此。原因很簡單，人們從自己親身經(jīng)歷中對關于國內(nèi)事務的謊言有免疫力，在許多事情上甚至本能地采取逆反態(tài)度，但對于發(fā)生在國門之外的事，他們沒有親身經(jīng)驗來證偽，他們?nèi)匀皇切畔⒐苤坪托麄鞯臓奚�品�?/p>

　　對許多人來說，逆反態(tài)度，對官方的宣傳作反向解讀往往沒錯，既然在國內(nèi)事務方面能如此，這種方法和習慣自然就延伸到國際問題方面。這當然是不可靠的，也許有時冤枉了政府。但是這不過是政府自食其果，當它把廣大中國人民變成自己宣傳和意識形態(tài)灌輸?shù)氖芎φ邥r，它偶爾也成了受害者，這不過是愚民政策小小的報復。但石勇可能沒有注意到，第一，這種逆反態(tài)度導致的結論很可能是對比錯多；
第二，持這種方法和態(tài)度的決非只是自由主義者；
第三，在國際事務問題上仍然是盲從者、受害者大大多于持逆反態(tài)度者。

　　作為自由主義者，近年來我常常痛感我的一些朋友在知識結構和思想方法方面的欠缺，他們思想的基調(diào)只有自由、民主-專制、極權的對立，他們不知道國家除了這種分類并導致對立外，還有考慮問題的其他維度，比如民族國家作為一個利益單位，比如地緣政治的考慮是國際關系中不可缺少的，是超乎國內(nèi)制度和意識形態(tài)的，他們不了解歷史的復雜性。當然他們還有常識，不至于在中國政府與美國就紡織品貿(mào)易和反傾銷進行交涉時指責政府。

　　我最想說的是，自由民主國家的立國理想和原則是一回事，它在國際競爭中和利益格局中推行實力政策（任何國家都不得不這么做），是另一回事。當不同政治制度國家之間發(fā)生利益糾紛時，并不能保證民主國家天然持有正義，任何手法都屬正當。把國內(nèi)政治制度的優(yōu)越性外推到判斷外交政策的是非是不對的，反過來說，把正常的國家利益沖突演繹為對人類政治文明公認價值和成果的否定也是不對的。

　　我想和石勇先生探討的第一個問題是，如果說這兩種毛病對中國人都存在，那一種更厲害？更長期、更廣泛？更值得提醒、反思、清理、矯正？

　　我想和石勇先生探討的第二個問題是，雖然我們肯定不同意“外交是內(nèi)政的延伸”這句格言，但民主國家和專制國家的外交是否還是有不容忽視的區(qū)別，我承認并重視這種區(qū)別。許多政治理論家都指出，人類歷史上戰(zhàn)爭不斷，但近現(xiàn)代歷史上民主國家之間無戰(zhàn)爭（羅爾斯在《萬民法》中也強調(diào)這個事實），哪怕有例外，但這個論斷肯定基本正確，這是否還是說明一點問題？

　　國際事務中固然是利益主導而非理想與價值主導，但外交政策或多或少總要受國內(nèi)政治價值觀的影響，民選政府和獨裁政府受民意約束程度大不同，在對外政策上畢竟會得到反映。比如二戰(zhàn)中，民主陣營和法西斯陣營的作為是否毫無區(qū)別？我們當然可以譴責西方盟國的自私和重實利，比如我們說雅爾塔協(xié)議是大國劃分勢力范圍的協(xié)議，但它和無恥的蘇德互不侵犯協(xié)議（即瓜分波蘭協(xié)議）是不是完全一樣？我們不少人樂于譴責美國對日本投原子彈，但這和南京大屠殺是一回事嗎，難道這不是日本右翼份子為二戰(zhàn)翻案的理由嗎？石勇斷言，近現(xiàn)代史，包括兩次世界大戰(zhàn)史“證明最有軍國主義狂熱的恰恰是自由主義‘長期占居文化哲學和意識形態(tài)的主導地位’的國家”，我覺得這實在是走火入魔，你指的軍國主義只能是英美，而不是德、意、日，那么中國與誰結盟，被誰侵略呢？

　　當石勇斷言：“主導美國政府行為的新保守主義在世界各地進行掠奪、干涉和發(fā)動戰(zhàn)爭，已建立了一個令人恐怖的極權主義政治――軍事秩序”，我感到，這種說法已經(jīng)超過了中國自1949年以來最革命、最狂熱、最極端的語言。我不知道當石勇使用“令人恐怖的極權主義政治”時是否認真想過其準確含義，我想問一下，你是否比較過日本、德國、伊拉克在戰(zhàn)前和美國軍事占領之后的憲法、人權狀況和政治制度？（為了避免無謂糾纏，我要強調(diào)，我這里只是追究“令人恐怖的極權主義政治”的含義，而不談整個相關歷史；
也許澄清這一點不是多余的：我沒有表態(tài)支持過美國出兵伊拉克。）

　　我自信我對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的地緣政治考慮有足夠的清醒，比如我一直對中外人士說，既然北約的宗旨是針對和防范東歐社會主義集團、防范華約，那么在蘇東巨變、華約不存在之后，北約有什么必要存在，有什么理由反而要東擴？我認為，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必須正視類似的問題，理解國際問題的復雜性，這不能靠簡單地劃分“民主-專制”來解決，正如對待國內(nèi)問題不能簡單地靠區(qū)分“左-右”、“保守-改革”來解決�！袄�益”是思考政治最根本的維度，但由于意識形態(tài)和愚民政策，在中國的教育和知識中一直付諸闕如。

　　許多人認為，使館被炸事件、撞機事件，還有以前的“銀河號”事件，充分說明了美國的霸權行徑和對中國的欺凌，國內(nèi)群情激憤是自然的，自由主義者偏重于警惕極端民族主義是親美賣國。我在這期間沒有作公開表態(tài)，但內(nèi)心想法和表態(tài)的自由主義者差不多，因為我從各種信息來源知道情況和官方宣布的大相徑庭。當石勇大力為民眾的民族主義情緒辯護時，我想到的是他們情緒的真誠（這種人除外，他們朝使館扔石塊來勁，考托福和辦簽證同樣來勁）和信息狀況的可憐。我不知道石勇是否打算和我討論中國的信息自由問題，我這里只簡單地提一句，在全中國人民面臨“非典”這個大災大難時，如果沒有蔣彥永大夫的冒險犯難，后果會如何，而蔣大夫的遭遇又如何？把災情（家丑？）捅給美國的媒體，是不是（用石勇的話來說）親美賣國？但是，我和石勇現(xiàn)在能對話，沒準還是托了蔣大夫的福呢？

　　石勇應該想一下，一個體制，當自己的億萬人民的生命受到“非典”嚴重威脅，當由于封鎖消息疫病已經(jīng)傳播到香港、東南亞、北美時還拒不說出真相，它在與“美帝國主義”打交道時，還會把真相告訴人民？對許多國際事件的判斷，問題并不在于有人要“親美賣國”，而在于是根據(jù)真實的，還是虛假的信息作出判斷、作出反應。

　　所謂“親美賣國”的最雄辯事例，是9.11事件發(fā)生后任不寐、余杰等人起草的公開信中有一句“今夜，我們是美國人”，許多人揪住不放，極盡挖苦嘲罵之能事。我曾對任講過，我也不贊成說這句話，但你們的唯一過錯，是高估了國人的知識和理解力，用了一個歐美化的表達。此話出自柏林墻危機時，美國總統(tǒng)肯尼迪訪問西柏林，講話中表示反對蘇聯(lián)的封鎖，道義上支持柏林人民，用德語說了：“Heute, Ich bin ein Beiliner（今天我是德國人）。”任不寐等在9.11事件后的聲明中套用這句話，用意一樣，即一國人民遭遇危難時，表示與之站在一起，分享其道義和感情�？夏岬现v此話時沒有“崇德媚外”的意思，任不寐說這話時也沒有以當一夜美國人為榮的意思。

　　四、什么樣的自由主義

　　說到這里我愿向石勇先生表明，我和你對話并不是想宣講自由主義的教義，你在文章中說我是激進的自由主義者，我認為更準確地說是清醒的自由主義者。我知道存在著成為教條的自由主義者的危險，我很警惕，我希望我的朋友也警惕。

　　世界上決沒有無緣無故的愛，我找不到理由使我決心在自由主義這棵樹上吊死。我認為自由主義的基本理念，如市場經(jīng)濟、法治、人權、思想和言論自由、權力的制衡等等，對中國很有參考價值，我是為了這些價值而研究、言說自由主義，如果有更好的主義，我何必死守著它？我在文章中說得很清楚，我并不認為自由主義壟斷了這些價值，(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或者其他思想流派不分享這些價值（石勇有這種誤解），我特別愿意強調(diào)這些價值的普遍性。但一個不爭的事實是，自由主義首先提出并深刻闡發(fā)了這些價值。也許，從社會民主主義出發(fā)也可以抵達和實現(xiàn)這些價值，但因為這些理念和價值并不是我們思想文化傳統(tǒng)中故有的東西，需要學習，就應該從源而不是流起步研究。

　　我認為，自由主義對中國人來說，不能只意味著其中的這一家這一派，而決不可沾染另一家另一派，有用的是上面提到的那些最基本、最核心的東西，那些被歷史證明了，為其他思想流派同意，成為人類政治文明共同財富的東西。其中的細微差異，比如福利多一點還是少一點，國家多管一點還是少管一點，對別人可能很重要，對我們就并不那么重要，更何況我們必須根據(jù)具體國情集思廣益、兼容百家、創(chuàng)新發(fā)展�！癤X主義救中國”已被歷史證明是一種僭妄，我想自由主義更沒有那非份之想。

　　自由主義和新左派的爭論，構成了近10年中國思想舞臺活動的主要內(nèi)容之一。作為爭論的參與者，我常常感到就中國的現(xiàn)實而言，這不太像是自由主義和新左派的爭論。我覺得，對于像陸興華這樣的真正的（或真誠的，他似乎自稱為“原教旨主義的”）新左派，我與他可能的爭論是在對“原教旨”的喜好還是不喜好方面，就現(xiàn)實問題而言，就這年發(fā)生的重大事件而言，據(jù)我看多的還是立場和感情的一致。所以我和他的工作有重合之處，即我批評和揭露的與其說是新左派的理論，不如說是一種偽立場和偽觀念，是對學術真誠性的藐視和冒犯。這可以解釋，當我寫“評中國九十年代的新左派”一文時，把很大篇幅花在“評新左派學風”上面。

　　敏銳的觀察者可以看到，在自由主義者中間，開始出現(xiàn)了分歧和分化的苗頭。我以復雜的心情看待一種新興的、強有力的動向：自由主義和文化保守主義的合流。對劉軍寧以愛德蒙·柏克為典范解釋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的關系，我沒有太大的異議。但我的問題是，如果說在英國歷史上早就存在著可貴的自由傳統(tǒng)，因而保守意味著保持這個傳統(tǒng)的話，那么在中國要保守什么傳統(tǒng)呢？三綱五常，“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有人說，對文化、對傳統(tǒng)，決不能革命，保守天然合理。我的疑問是，如杜維明所說，傳統(tǒng)多種多樣，不止一個，除了大傳統(tǒng)，還有小傳統(tǒng)，除了舊傳統(tǒng)，還有革命傳統(tǒng)。杜維明的例子中，就有延安傳統(tǒng)。誰也不能否認，就其影響的強度、廣度、深度、持久度而言，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形成一種傳統(tǒng)，難道它可以在“保守傳統(tǒng)”這一抽象原則下而具有合理性、合法性？

　　我理解一批年輕學者的思路，對于像中國這樣歷史悠久、文化豐富的國家，難于想象文化基因的徹底改變，自由主義不是出自本土，不以某種方式與傳統(tǒng)接榫，難道可以全面移植？

　　我完全承認，文化保守主義應該是多元文化建設種一種正面的、建設性的元素，我知道，像湯一介先生所主張的以批判、革新精神對待傳統(tǒng)文化，使其“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是很有價值的。

　　一些認同自由主義原理的年輕學者正在大力進行自由主義與傳統(tǒng)文化的對接工作，我理解他們，祝福他們。我沒有這方面的學術興趣和能力，只能對他們的努力樂觀其成。但我要提醒他們兩點，第一，不要因為有良好的愿望就落入實用主義的為我所用的窠臼，在對接中要實事求是，不要善意地曲解和美化傳統(tǒng)經(jīng)典要義。在這一點上，我愿意做忠誠的、建設性的反對派。

　　第二，雖然湯一介先生在學養(yǎng)、人品以及學術界內(nèi)部的影響力方面是第一流的，但在我看來他似乎沒有以文化保守主義相標榜，至少在今天以文化保守主義旗手自命的人士當中沒有他的身影。年輕的自由主義學人看好和接近的是另外一些人，這些人的底蘊我不了解，但我提醒注意以下特點：他們中有人主張凡人只有生來接受圣人教化的義務，不存在用理性審查同意不同意的問題；
中國人天生不適合自由、民主；
他們立志要把孔孟的所謂“王道”運用于今日中國；
他們開始與權威主義、國家主義（用余世存的話說是“次法西斯主義”）接近或結盟，而后者正在想方設法地利用文化傳統(tǒng)資源。

　　如果說我對分歧和分化的動向不無憂慮，同時我也感到樂觀。分化是思想、學理研究深入、發(fā)展的標志和必然。如果中國的自由主義成為內(nèi)部傾向、觀點多元雜陳，交鋒、爭論不斷的思想流派，這決非壞事。

　　同樣，如果目前自由主義-新左派的僵硬劃界能有所松動、改變，那一定體現(xiàn)了中國知識界的長進。觀點的分歧和對立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對專制和非正義的抗爭；
重要的是觀點一定要是頭腦思索、心靈感受的產(chǎn)物，而不是由屁股決定。

　　附一、徐友漁：“自由”還是“主義”？

　　作者：石勇

　　一

　　“是否真正認同和捍衛(wèi)個人自由，是自由主義和其他理論流派的根本分歧�！� [1]

　　以上這一段話若放在西方，肯定是個假命題。在西方，不管是左派還是右派，是新左派、社會民主主義者還是自由主義者，“真正認同和捍衛(wèi)個人自由”都作為一種共同的價值基準而被“先驗”地設定。換句話說，他們的“根本分歧”不在于對價值前提的認定，而在于實現(xiàn)這些價值前提的不同選擇和路徑的歧異。然而在習慣了“階級斗爭”的中國，某種“單向度”思維卻使它從“公理”的位置上越出，滲透入各種“主義”的比較中，被賦予了強烈的意識形態(tài)特征，從一種共同的東西變成了某個派別的私有財產(chǎn)。它顯然很受“自由主義者”激賞，不過對于其他“派”，其他“主義”來說卻是不公正的。這無異于指責“新左派”等不想認同和捍衛(wèi)個人自由。他們肯定會反駁：他們更強調(diào)公正和平等不僅僅是在捍衛(wèi)個人自由，恰恰相反，是在企圖捍衛(wèi)普遍的個人自由，而不僅僅是“能人”、“強人”等少數(shù)人的自由――在捍衛(wèi)個人自由等方面，他們比“自由主義者”徹底得多。然而新左派的這些辯護在濃重的意識形態(tài)語境中蒼白無力。被強行與極權主義政治秩序聯(lián)系在一起使他們從一開始便被認為與追求自由毫無關系。而他們所主張的“積極自由”，也已被認為是一種有可能走向專制的東西�！白杂芍髁x者”通過對“自由”的壟斷獲得了道德優(yōu)勢，正如“新左派”對公正的強調(diào)在一定程度上淹沒了“自由主義者”在這個領域的聲音。

　　說這話的人是當代中國自由主義的領軍人物之一、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的研究員徐友漁。徐友漁在說這句話時正值20世紀90年代 “自由主義”與“新左派”論戰(zhàn)正酣時期。這句話是意味深長的，它透露出這樣的信息：在對“自由主義”的“言說”中，在中國可能再沒有幾個人能像他如此“激進”，以致將自由主義與作為公共基準的價值前提而不僅僅是某種社會制度安排的設定對應，從而從根子上對其他與之競爭的主義提出質(zhì)疑。這種搞哲學研究的人應該拒絕的獨斷論難免使一個學者的理性蒙上濃重的陰影，并賦予事實判斷以過多的價值判斷的指令�？梢詾樾煊褲O的這句話透露出的信息進行論證的是，在此后他接連寫了幾篇文章，比如《新世紀對自由主義的重新闡釋》、《當代中國的自由主義》，在“自由主義”已“浮出水面”的基礎上，進一步將它發(fā)揚光大，以變成一種主流理論。這么說當然不太準確，“自由主義”并不是在1998年才“浮出水面”，而是在官方于20世紀90年代初確立了建構市場經(jīng)濟體制以后，經(jīng)濟自由主義就已經(jīng)成為官方的經(jīng)濟理論了。這一點也得到了徐友漁的承認：“市場經(jīng)濟方針的確立使經(jīng)濟自由主義的旗幟鮮明地亮出來�！� [2]因此，準確地說“浮出水面”的應該是政治自由主義，即一套在西方已經(jīng)成功，并可以搬用來對中國的政治體制予以改革的民主政治理論，它將導向一個民主的體制和自由的社會。而既然市場經(jīng)濟的確立使經(jīng)濟自由主義的邏輯支配了官方的經(jīng)濟政策，那么與之配套的政治體制改革的要求便是合理和必然的。政治自由主義在90年代后期的“復活”不僅僅是中國改革的必然產(chǎn)物，經(jīng)濟與政治領域互動的需要，同時也是中國的社會歷史發(fā)展的邏輯結果。正如徐友漁所說：“中國的現(xiàn)代化建設要求更加依靠市場調(diào)節(jié)機制，依法治國，加強輿論監(jiān)督作用，等等，這一切經(jīng)濟和政治構架的設立，都需要認真研究自由主義學說，以便在思想和學理上得到相關支撐。” [3]

　　正是這種“認真研究自由主義學說”而翼求“在思想和學理上得到相關支撐”，以切入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促使中國通過“改良”而走上西方的“自由民主之路”的內(nèi)在指令，使徐友漁對自由主義的鼓吹甚至超過了朱學勤。反觀他這幾年的一系列言論，竟然讓我們產(chǎn)生一個錯覺，使我們以為他僅僅是個自由主義的二道販子，而不是一個嚴肅的哲學家。他的那些可以確立他的學者地位的哲學研究著作，比如上海三聯(lián)書店于1994年出版的《“哥白尼式”的革命》、香港中華書局于1994年出版的研究羅素的著作《羅素》、三聯(lián)書店1996年出版的與周國平、陳嘉映、尚杰合著的《語言與哲學》，幾乎被他對自由主義的鼓吹所遮蔽。而與鄧正來、朱學勤、何懷宏等人不同，他研究的方向主是要羅素、維特根斯坦那一路的語言哲學，與“自由主義”中的某個具有理論原創(chuàng)力的思想家沒有多大的聯(lián)系。在他身上所出現(xiàn)的這種戲劇性的變化固然與他所研究的哲學置身于英美經(jīng)驗主義傳統(tǒng)有很大的聯(lián)系，但恐怕更主要的是價值選擇的結果。新左派常常被他和朱學勤指責為有過多的文學化傾向（他們中有多數(shù)人原本就是弄文學的），也許正是他有哲學背景的原因。但是，無論是哲學背景還是文學背景，是歷史背景還是法律背景，都不能成為在判斷某個問題時對判斷能力進行質(zhì)疑的判據(jù)。研究當代西方哲學的徐友漁不可能不知道這一點：主體的認知能力并不僅僅取決于某種知識背景，它作為起作用的一種因素并不一定就是決定性的；
而且主體的認識圖式隨著知識結構的不斷組合而不斷地變化，當變化達到一定程度時，所謂的知識背景已經(jīng)相當模糊了。

　　徐友漁1947年出生于四川成都。據(jù)他在他的自選集《自由的言說》里的簡介：他1966年文革爆發(fā)時為成都一中高三學生，下鄉(xiāng)三年，返城當工人六年，高教制度恢復后為首屆大學生。后考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這種經(jīng)歷其實也算是豐富的了。在他的收入《自由的言說》的系列文章，如《我的造反生涯》里，他坦承自己當過紅衛(wèi)兵，而且其“革命事跡”比曾下鄉(xiāng)到河南蘭考的朱學勤“光輝”得多了。在中國，一個富有諷刺意味的事情是：當“文革”正轟轟烈烈壓倒一切的時候，許多人的“革命理想主義”瘋狂蔓延，歇斯底里；
而當官方否定文革時，許多在文革時哪怕干過很無恥和罪惡的勾當?shù)娜硕几�在后面痛罵文革了。有兩撥老紅衛(wèi)兵的表演相當有趣，一撥是高歌當初的“理想主義”，把一場愚民運動看成一種道德和人格上的洗禮，至死不知悔悟；
而有一撥則破口大罵，厲聲訴苦，大意是自己本是個高貴的城里人，怎么會被弄到農(nóng)村去成為一個下賤的農(nóng)民。這種人雖然也隨大流逞英雄跳起雙腳痛罵文革，但他們罵文革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文革本身的惡，而在于文革傷害到了他們的利益，按他們的心理邏輯，假如文革并沒有傷害到他們的話，想必他們對文革只有感恩戴德了。這種從自身利益出發(fā)進行價值判斷的行為難免讓人感到虛偽，其骨子里的“精英意識”和對農(nóng)民的鄙視注定了他們與文革并不存在一種天然的異質(zhì)關系。他們的訴苦當然合理，但也只有切入了整體性的對文革的“反思”和“批判”才具有它看起來的合理性。與這些人不同，徐友漁不僅要解構自己的紅衛(wèi)兵身份，并且要殺回馬槍，要朝那個極左年代，朝那個造就出紅衛(wèi)兵、呼喚出無恥和罪惡的意識形態(tài)和延續(xù)至今的極權主義政治秩序以抽心的一擊。也許正因為曾經(jīng)陷入，一旦回頭是岸，對恥辱感和個中的微妙之處體驗也越深，批判也越加徹底。他曾經(jīng)花了遠比自由主義的其他領軍人物更多的精力來梳理文革的內(nèi)在邏輯。而這種批判與他對自由主義的鼓吹又建立了緊密的聯(lián)系：從歷史的隱痛出發(fā)，現(xiàn)實和未來被納入了一種批判和建構的統(tǒng)一之中，無論是歷史的反思還是現(xiàn)實的內(nèi)在要求，能夠切入政治體制改革的自由主義政治哲學都建立了它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如果說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前徐友漁的“身份”尚只是一個純粹的哲學家，那么此后加入的一系列熱門思想文化討論則使他從一個書齋里的學者變成了一個公共知識分子。在現(xiàn)在，他的影響力在持自由主義立場的學者當中，已經(jīng)直逼朱學勤。他和朱學勤等人在網(wǎng)上擁有了無數(shù)擁戴者。在公共領域的發(fā)言使徐友漁以其知識成就參與了瓦解極權主義意識形態(tài)和極權主義政治秩序的行列。其中在媒體和網(wǎng)上引起較大反響的有兩篇發(fā)表在《新京報》上的關于“限制（禁止）乞討”爭論的文章《乞討權利無須法律來證明》和《制定禁討法要兼顧自由和秩序》。(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遺憾的是，在前文他仍然強調(diào)“‘法無明令禁止之事不為罪過’，因此，政府無權禁止、干涉這類行為” ，指出限制（禁止）乞丐乞討沒有任何法律依據(jù)，而在后一篇文章，則作了妥協(xié)，不談禁乞是否合法，只更加強調(diào)“制定禁討法要兼顧自由和秩序”。這種妥協(xié)是意味深長的。而當蘇州率先拋開爭論開始禁乞時，無論是強調(diào)個人的自由權利還是從法律上對禁乞提出質(zhì)疑似乎一下子都喪失了意義。公共知識分子某些理性和良知的聲音無法抗拒權力的暴政與某些經(jīng)濟學家、法學家在利益驅動下為某些罪惡提供辯護再一次暴露出精英意識的卑鄙。這種知識與權力和資本勾結在一起的背景從另一方面倒似乎確證了徐友漁在參與公共領域的發(fā)言時所持的自由主義論據(jù)的合理性。唯一的遺憾只在于，當“政治自由主義”遭遇“經(jīng)濟自由主義”與權力的勾勾搭搭時，對后者的警惕和對前者的認同難免使它的某些指令在現(xiàn)實中被修改得面目全非。在這方面，徐友漁并沒有跳出一般的自由主義者所具有的將當下中國特定語境中的“經(jīng)濟自由主義”與“政治自由主義”捆綁在一起而導致前者對后者的某種普遍性適用性進行消解的陷阱。他在這方面甚至還沒任不寐清醒，雖然任不寐在影響力上，實在不能與他相提并論。

　　二

　　經(jīng)過幾年的爭論，“自由主義”和“新左派”雙方似乎已經(jīng)“理性”了。但表面上的爭論的沉寂掩蓋不了中國思想學術界的日益分裂。而無論過去還是現(xiàn)在，他們操持的都是西方話語，以至有人說他們的爭論是一場“代理人戰(zhàn)爭”。他們彼此拿西方的理論武器在當下中國的語境中舞弄并相互攻擊，對現(xiàn)實的忽略甚至使某些爭論成為一種學術的游戲。這時候，理論能否切入問題，能否從立足于對問題的爭論而不變成主義的意氣之爭便凸顯出來。在爭論中傾向于自由主義一派卻不能稱之為“自由主義者”的秦暉看得比較清楚。他在他的《自由主義、社會民主主義與當代中國“問題”》一文中認為：“中國現(xiàn)在最大的問題并不是最初財產(chǎn)來源清白而以正當手段積累發(fā)展到相當?shù)乃�平需要限制的問題，中國現(xiàn)在存在的問題是，不少財產(chǎn)的最初來源就不輕白，以后財產(chǎn)的積累也不是按照自由競爭的公正方式建立起來的，這是現(xiàn)在中國面臨的很大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完全可以堅持諾齊克式的立場。羅爾斯與諾齊克之爭在目前的中國還可以算作一個假問題。中國現(xiàn)在的貧富分化或社會矛盾并不是完全公正致富的人與比較窮的那部分人的矛盾。在中國現(xiàn)實中大量存在著西方的左派和右派都不能贊成的一些東西。” [4]

　　秦暉對中國的“改革”到底是一種什么樣的改革是洞若觀火的。經(jīng)過從承包到改制到大力私有化，爭著搶著要把本屬于大家的東西――公共資產(chǎn)――“賣”出去，“改革”的“財富再分配”過程變成了一種赤裸裸的“搶劫”的過程，大量的公共資產(chǎn)落到了權力和資本階層的手里。無論是農(nóng)民的破產(chǎn)還是工人的下崗，經(jīng)濟自由主義的政策都證明了極權主義政治秩序與野蠻資本主義的原始積累相互滲透的殘酷性。自然，這樣的“自由市場”像自由主義者們否認的那樣，并不是“自由”的。“自由”的是權力，以及與權力勾結在一起的資本，是一種保證掠奪的政治經(jīng)濟環(huán)境。無論是近期的湖南嘉禾拆遷事件，還是許多國有企業(yè)被低價收購，都一再地證明在當下中國語境中資本與權力的同構性。一句話，資本具有“原罪”，一些人的財產(chǎn)來源并不是清白的，而且仍然在以掠奪的方式進行積累。那么在這樣的由權力所自由干預的市場和私有化的搶劫實質(zhì)中，只在書齋里從自由市場和私有化的教條出發(fā)，不顧它們的實際表現(xiàn)方式而進行鼓吹到底只能對誰有利？恐怕只能對有機會參與搶劫的人有利。

　　自由與平等的沖突是構成自由主義者與左派沖突的一個特征。但按秦暉的意思，在現(xiàn)在的中國，并不是要自由多一點還是要平等多一點的問題，而是根本就沒有自由和平等。換句話說，要爭論自由多一點還是平等多一點起碼也應該是以后的事情�，F(xiàn)在的問題是：在極權主義的政治領域和經(jīng)濟領域，無論鼓吹什么民主政治還是市場經(jīng)濟，都既不自由，也不平等。在這里，在政治體制改革上無論是自由主義者鼓吹的憲政民主還是新左派鼓吹的實質(zhì)民主，都遙遙無期。而在經(jīng)濟領域，私有化不僅造成普遍的社會不公，而受益者也僅僅是權力和資本。這個時候，自由主義所面臨的復雜問題在于：鼓吹私有化既可以被看成是他們所向往的建立一個“自由市場”的必要步驟，但同時這種“私有化”卻又是一種搶劫。而很顯然，為了達到他們所向往的目標，他們必須默認掠奪和搶劫，從而使自己陷入不義。新左派面臨的復雜問題是：他們從追求公正和捍衛(wèi)弱勢群體的利益出發(fā)，對權力與資本的抨擊、對私有化的抨擊非常容易被一種對“自由市場”的警惕所支配，而如果不能建立一個成熟的“自由市場”，不付出被掠奪和搶劫的代價，一個最終能防止權力參與掠奪的市場機制又在哪里？在這里，比新左派更不喜歡作價值判斷的自由主義者只能選擇站在資本一方，客觀上因弱勢群體利益的忽略而使自由主義變成了一種甘陽所抨擊的“貴族”的自由主義。而新左派則沒有歸宿，他們無法提供可以解決問題的實用路徑，他們只能是在不斷地解構和批判，以弱勢群體的利益作為批判的價值基點而不停地呼嘯吶喊。這是一個悲劇。

　　自由主義在目前的中國可以說已經(jīng)成為一種號召，甚至成為一種意識形態(tài)。其情形頗與20世紀20、30年代的馬克思主義類似。這真是頗值得玩味。馬克思主義的出現(xiàn)正值世界資本主義體系暴露出嚴重的危機和弊病的時期，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的劫難、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的經(jīng)濟危機和西方社會嚴重的社會不平等，以及此前從未有過的蘇俄所取得的“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這種對比的強烈使人們普遍地向往社會主義。在西方，許多知識分子對蘇俄的好感難以言表，20世紀西方知識界普遍左傾有兩個時期――2、30年代和6、70年代――而第一個時期更具有理想主義特征。而在中國，推翻清朝的專制統(tǒng)治后，所謂的“民主”并沒有到來。代表“資產(chǎn)階級”、“地主”和“帝國主義”利益的民國政府實質(zhì)的專制并沒有使它能夠在人們心中燃燒出自由主義之火，或者說，它代表的極少數(shù)人的利益只能讓已經(jīng)燃燒出的自由主義之火熄滅下去。深陷地地獄中的中國，將蘇俄當成了一個典范，而不是危機重重、并且仍然在欺凌中國的英美。今天盡管許多人可以有多種理由來探討“救亡”與“啟蒙”的話題，厲聲譴責“民族主義”而無原則地親美，但必須看到，自由主義在舊中國之所以衰微，自由主義者們不能正確地處理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的關系也是一個原因。當一個國家正飽受欺凌時，在已經(jīng)被現(xiàn)實證明存在著骯臟與丑惡和已初步展露其美好的一面，而其更大的陰暗尚未能暴露出來的兩個事物之間，人們從情感上更愿意選擇哪一個，實在沒什么疑問。

　　而現(xiàn)在的自由主義的日漸火爆也有異曲同工之妙。蘇東解體后，“社會主義”體系分崩離析。資本主義“不自而勝”，從此西方資本主義世界又開始了自由主義的“十字軍東征”，所到之處，摧枯拉朽，蕩滌一切。以美國為首的“自由世界”的力量主宰了全世界，使得趨炎附勢者紛紛歸順。這是自由主義的“復興”，其強勁勢頭一掃曾經(jīng)有過的衰頹之氣。而號稱“社會主義”的極權主義國家的罪惡和它的解體，已經(jīng)宣告它喪失了存在的合法性，無論是作為一種理想還是作為一種現(xiàn)實都已被人們所拋棄。除了選擇“走資本主義道路”外，在中國似乎沒有別的路可走了。從國內(nèi)極權主義統(tǒng)治所帶來的長期的憤怒和國際上資本主義的強大勢力和它們國內(nèi)的自由民主上所產(chǎn)生的反應讓人們幾乎是沒有疑問地選擇自由主義。在1998年它公開冒出水面后，短短幾年間它已經(jīng)成了一種意識形態(tài)，在眾多知識精英和資本精英的鼓吹下，已經(jīng)成為批評現(xiàn)行體制并成為其改革的某種標準。這種毫不掩飾它捍衛(wèi)資本利益的主義切入當前的政治環(huán)境中，的確讓人很難拒絕。

　　自由主義與新左派的交火主要集中在經(jīng)濟領域，或者社會分配領域。在政治領域上的分歧主要是具體的制度安排，特別是與經(jīng)濟領域有關的制度安排。新左派對私有制、對國際資本的厭惡與自由主義者的鼓吹水火不容。他們的分歧繼承了西方左右分立的傳統(tǒng)，在目前中國的特定環(huán)境下相互攻訐。而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的相互攻擊頗耐人尋味。按理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是可以成功地結合在一起的，它們是在不同的層面和問題域的兩種理論。比如在19世紀的西方，民族主義和自由主義就是一個共生體：一個國家在對內(nèi)是自由主義的，而對外則是民族主義的，即捍衛(wèi)民族國家利益和國內(nèi)的自由并不矛盾。它們在中國之所以沖突，原因恐怕就在于中國至今仍然是一個專制社會。而只要是專制統(tǒng)治，在自由主義者眼里，凡是與政黨和政權有關的一切，如國家、民族利益，都通通得遭受懷疑和打擊。自由主義者簡單粗暴地認為民族主義是專制主義的支持者，民族主義的發(fā)作是在捍衛(wèi)專制統(tǒng)治。因此他們毫不客氣地抨擊民族主義，甚至說出“愚民”、“義和團式的盲目排外”等暴露出自己的“精英”嘴臉的詞語。他們完全忘記了，任何一個國家的政府不僅是在代表他們自己，也在代表國家，一句話，他們在捍衛(wèi)他們自己的利益時也在利用國家的力量捍衛(wèi)生活在這個國家里的所有人的利益。這種“一反到底”的單向度思維在1998年中國駐南使館被炸和到現(xiàn)在仍然未算真正結束的伊拉克戰(zhàn)爭中得到痛快淋漓的反映。支持戰(zhàn)爭的“自由主義者”認為美國的制度是民主的，那么美國政府的某些對外行為便也是正義的；
而誰膽敢反對侵略戰(zhàn)爭，誰就是在維護專制。他們似乎從來不知道無論一個國家國內(nèi)政治體制是專制還是民主，都不影響國際關系的政治體制中的性質(zhì)。它們之間所遵循的不是同一機制，深刻地表現(xiàn)出某種異質(zhì)異構的特征。從邏輯上講，以一國的政治體制來判斷它在國際關系中的作為出現(xiàn)了一個斷裂，這種斷裂宣告了國內(nèi)和國際政治體制處于不同的領域和情境，并且遵循不同的指令。而國際關系由實力來劃分不同的等級體系、由暫時的利益來劃清暫時的敵友已經(jīng)表明這種國際政治體制毫無自由民主可言，而赤裸裸就是一個極權主義政治秩序�？床坏竭@一點，那就不是在捍衛(wèi)自由和正義，恰恰相反，倒是在捍衛(wèi)美國的利益，為霸權張目，扼殺國際關系領域的民主和正義。

　　三

　　在《自由主義、法蘭克福學派及其他》這篇文章里，徐友漁認為：“自由主義在許多國家長期占居文化哲學和意識形態(tài)的主導地位，社會主義在蘇聯(lián)東歐遭受嚴重挫折，迅速衰退，民族主義、原教旨主義甚囂塵上，軍國主義、法西斯主義急欲抬頭時，自由主義是一種重要的健康、清醒力量。但自由主義在中國卻是命途多舛，它長期受到批評和誤解，雖然三四十年代在知識分子中暫顯興旺之勢，但在無情的歷史急流中卻不斷觸礁，在激烈的政治斗爭中左右碰壁。從50年代起，‘自由主義’成了不言而喻的貶義詞，只是在近兩年，才有一些人對自由主義的內(nèi)涵，它在中國失敗的原因等問題重新探討，并得到不少富有啟發(fā)的成果�！� [5]

　　這段話至少有兩個錯誤。其一，“自由主義”已具有豐富的內(nèi)涵，這些內(nèi)涵甚至相互沖突。比如我們?nèi)绾畏治霰容^羅爾斯、德沃金的自由主義和哈耶克、諾齊克的自由主義？除了將自由放在第一位以外，他們在其他方面，特別是怎樣保證自由的實現(xiàn)的手段方面，所持的觀點甚至是相互沖突的。而自由主義中的新保守主義（新自由主義）和自由主義之間的沖突，也已經(jīng)被看成是右派和左派的沖突，一句話，在西方當左派與右派對自由的價值都承認的情況下，一句籠統(tǒng)的“自由主義”而不界定它的內(nèi)涵只能使它歧義叢生。如果說更重視福利和平等的自由主義尚是一種健康、清醒的力量的話，那么保守主義絕對不是什么健康、清醒的力量。恰恰相反，主導美國政府行為的新保守主義在世界各地進行掠奪、干涉和發(fā)動戰(zhàn)爭，已建立了一個令人恐怖的極權主義政治――軍事秩序。這是對世界和平的極大威脅。而自歐洲白人屠殺印弟安人開始，到在世界各地瓜分殖民地，到兩次世界大戰(zhàn)，再到美國侵略格林納達、巴拿馬，到現(xiàn)在還未真正結束的伊拉克戰(zhàn)爭，都證明最有軍國主義狂熱的恰恰是自由主義“長期占居文化哲學和意識形態(tài)的主導地位”的國家。而現(xiàn)在甚囂塵上的“新自由主義”更是西方強國力圖通過操縱國際經(jīng)濟組織，實現(xiàn)對弱國的經(jīng)濟掠奪的一種意識形態(tài)。喬姆斯基在他的《新自由主義和全球秩序》一書中分析了美國通過操縱世貿(mào)組織所產(chǎn)生的幾個“預期結果”：1、為美國進一步干涉別國內(nèi)政提供了“新工具”；
2、為美國大公司接管別國經(jīng)濟的支柱產(chǎn)業(yè)提供了便利；
3、使商人和富人獲利；
4、使成本轉移到老百姓頭上；
5、為對付民主所產(chǎn)生的威脅提供了新式的潛力強大的武器。(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6]試問，在新自由主義成為霸權的同謀和剝奪多數(shù)人的利益的事實中，它又健康、清醒在哪里呢？

　　其二、徐友漁在籠統(tǒng)地談論“自由主義”時，說話前后矛盾。“自由主義”包括政治自由主義和經(jīng)濟自由主義。《自由主義、法蘭克福學派及其他》發(fā)表于《天涯》1997年第四期，如果他所說的“只是在近兩年，才有一些人對自由主義的內(nèi)涵，它在中國失敗的原因等問題重新探討，并得到不少富有啟發(fā)的成果”中的“自由主義”只是指政治自由主義，那別人自然無話可說�？墒牵�自由主義中的經(jīng)濟自由主義在官方確立了市場經(jīng)濟方針的時候，便已經(jīng)明確地成為官方建構“市場經(jīng)濟體制”的理論了。經(jīng)濟自由主義并不是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后才得到“重新探討”，而是已經(jīng)滲透入官方的意識形態(tài)體系。這就等于說，實際上這種“市場經(jīng)濟”就是自由主義意義上，或資本主義意義上的市場經(jīng)濟，它成為主流實際上通過自由主義體系內(nèi)在的聯(lián)系已經(jīng)為政治自由主義的出臺準備了基礎和合理性的保證。經(jīng)濟自由主義的喧囂反過來倒使馬克思主義經(jīng)濟學成為邊緣，基本上被官方拋棄。而即使是在意識形態(tài)領域，在經(jīng)濟自由主義的滲透下所謂的“馬克思主義”也只是在作為一種官方的權力合法性的歷史屬性而繼續(xù)它的慣性了。這樣的一個招牌雖然因與統(tǒng)治制度有理論上的聯(lián)系而必須打出來，但也早就徒有虛名。20世紀90年代由于改革開放的步伐加大，由于經(jīng)濟自由主義的主流地位，使得政治自由主義的言說并不是那么艱于呼吸。它能冒出水面說明只要它不激進到要馬上威脅權力秩序，基本上其存在的合法性已被承認，而且所謂的改革，在權力精英與知識、資本精英已經(jīng)結為一體的時候，也在朝這個方向前進。當前雖然既得利益者仍然拼命讓他們的專制統(tǒng)治不致顯得搖搖欲墜，但他們賴以掠奪的理論武器卻是經(jīng)濟自由主義，而不是別的什么東西。在對極左的攻擊和知識精英、資本精英的活動下，自由主義所鼓吹的前景和強大的知識與資本操縱力只會將許多人裹挾而去。借用韓毓海的一句話便是：“在這個不斷沉浮的世界上，自由主義的得勢是自然的”。[7]

　　像朱學勤和其他自由主義者那樣，徐友漁對法蘭克福學派這個幾乎要將資本主義的五臟六腑掏個干凈的松散的左翼學術團體也持批判態(tài)度，斥之為“法蘭克福書呆子”。這也是任何一個維護資本主義制度的“右派”的態(tài)度。法蘭克福學派曾經(jīng)輝煌無比，20世紀著名的一些思想家，如霍克海默、阿多爾諾、馬爾庫塞、弗洛姆、哈貝馬斯等，都是它的成員。但現(xiàn)在它已日薄西山。尚健在的第二代掌門人哈貝馬斯也已經(jīng)從當初論證資本主義的合法性危機轉而論證它存在的合理性。所謂的激進批判早就煙消云散了。這似乎是“失敗”的證明，它的“文化批判”由此遭到朱學勤的嘲諷，譏之為“在文化的脂肪上搔癢”，態(tài)度頗為不屑。法蘭克福學派中的唯一激烈批判到底的馬爾庫塞對英美實用主義、分析哲學的批判，也被轉化成對英美經(jīng)驗理性的批判。他在《單向度的人》這本至今令人讀起仍然感覺到他的理論洞察力的書里對自由主義與極權主義的置換的分析，巧妙地被移置語境，將他對資本主義意識形態(tài)與技術控制體系相結合導致的對人的操縱和奴役的批判看成是對一般意義上的對自由主義通向法西斯主義的批判。徐友漁在此重蹈覆轍，將自由主義本身與在自由主義的內(nèi)在指令下的資產(chǎn)階級國家機器與資本主義意識形態(tài)混為一談，轉而從洛克等人的自由主義言說中為自由主義進行辯護，這實在有轉移語境的嫌疑。換句話說，馬爾庫塞對資本主義意識形態(tài)奴役的洞悉，被納入了對一個國家的具體政治制度的定性判斷。通過分析西方人在資本主義意識形態(tài)控制下越來“單向度”化的事實，馬爾庫塞并沒有錯。說一個全面的控制體系是極權主義，同樣符合事實。只不過批判越徹底，批判也越無力，當“革命”竟然要從“本能”開始的時候，它是最難的，可以說幾乎不可能了。

　　徐友漁認為：“如果大而化之地勾畫自由主義的基本精神，那么可以說它主張對人性采取聽其自然的態(tài)度。如果不把握以洛克發(fā)端的自由主義的主流，那么由此滑向盧梭的專斷主義和柏克的保守主義，都是有內(nèi)在邏輯線索可尋的。法蘭克福學派指責自由主義和啟蒙運動等于實證主義，抹殺價值的一維，這是沒有根據(jù)的，但在中國，確實有不少人這么理解自由主義。把握洛克式的自由主義路向對中國人似乎很難，中國的政治思潮總是習慣于在激進主義和保守主義之間選擇與震蕩。” [8]這段話有些地方并不準確。自由主義對人性并不采取順其自然的態(tài)度。自由主義理論的基礎個人主義強調(diào)個體的權利，同時承認自利的合理性；
自私在自由主義者眼里，只要不損人便不是罪惡的。但由于人是社會動物，個體利益的獲得需要通過與他人的合作，并常常與他人的利益產(chǎn)生沖突，因而有可能損人利已。為了防止這一點，自由主義政治哲學假定人性是惡的，力圖通過政治制度的安排予以制止。一句話，自由主義對人性的悲觀認識和力圖阻止其破壞性力量的渲瀉使它的哲學基礎與政治制度的安排之間建立了緊密的聯(lián)系，它承認人性的基本事實，但并不放縱。另外，法蘭克福學派并沒有不分青紅皂白地指責自由主義和啟蒙運動是實證主義，抹殺它的價值的一維。自由主義和啟蒙運動與實證主義之間并不存在對應的關系，甚至可以說不存在多少聯(lián)系。自由主義的哲學基礎――人權的天賦、人性的不可信，等等――便是先驗的。它切入政治經(jīng)濟架構后的理論演繹更注重經(jīng)驗，由此演繹成一種“經(jīng)驗理性”并不表明它就是實證的。它的“實證”在于不喜歡作價值判斷而喜歡實證的經(jīng)濟學、英美的邏輯實證主義等哲學已經(jīng)滲入了它的機體，而它作為一種主流意識形態(tài)與統(tǒng)治秩序之間的同構關系使它成了一種沒有批判性的統(tǒng)治工具。正是這種為現(xiàn)存統(tǒng)治秩序辯護的工具屬性取消了價值之維，從而遭到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理論”的抨擊。而法蘭克福學派對啟蒙運動的判斷更是復雜得多，不可用一句“指責啟蒙運動等于實證主義”就加以抹煞。在霍克海默和阿多爾諾合著的《啟蒙辯證法》里，他們分析了啟蒙的裂變，發(fā)現(xiàn)啟蒙“祛魅”的同時，也是知識、科學等中性的東西確立其神圣地位的同時，就此而言，它們?nèi)〈�了人的主體地位。理性中的工具理性大大地發(fā)展了，相反價值理性則大為萎縮。這是實證主義泛濫的結果，它們所確立的判斷標準由此取消了價值之維。這的確是啟蒙的悲劇，但并不是啟蒙本身的錯，它是科技理性異化的一種說明。法蘭克福學派對啟蒙的這種悲劇性后果的批判并不是在批判啟蒙取消價值之維，恰恰相反，是在企圖通過對啟蒙裂變的分析找到它異化的原因而對它本身的價值進行捍衛(wèi)。正如批判科技理性作為一種意識形態(tài)對人的否定一樣，不是要反對它本身，而是希望能通過對它致病原因的分析和診療使它回歸正軌。

　　四

　　西方左派在漫長的批判旅程中難免激進。馬爾庫塞的《單同度的人》對資本主義意識形態(tài)奴役的揭露入木三分。這本驚世之作使“單向度的人”成為被意識形態(tài)洗腦的人的某種稱謂。不管是被哪一種意識形態(tài)洗腦，非黑即白、拒絕多元化的角度都構成他的思維方式的某種表征。然而必須承認，與西方人相比，長期經(jīng)受專制愚民教育、又有“文革”的“洗禮”的中國人“單向度”得多，幾乎本能地從一個極端到一個極端，好像中間從來沒有過度，從來沒有過程。而在作出判斷時人們則總無法避免戴上意識形態(tài)的眼鏡。這一點徐友漁看得很清楚。在一篇訪談中，他談到：“我想指出，以一元化的反左標準和心態(tài)對待復雜的社會現(xiàn)象和思想文化觀點，凡事只問一個‘革’與‘�！�，確實是落后于形勢。如是，對許多問題的觀察和解答就會不得要領。改革越發(fā)展和深入，價值論和意識形態(tài)的色彩就越淡化，實際利益的調(diào)整和分配問題就越來越突出，由于有權錢交易、化公為私的可能，以前最守舊的人現(xiàn)在可以變得最主張改革，關健不在于要不要改革，而在于要什么樣的改革。” [9]

　　最洞若觀火的話往往是在隨意中流露的。將徐友漁的這段話說成是對改革中出現(xiàn)的許多現(xiàn)象的本質(zhì)洞悉絕對不算過分。這無愧是一雙哲學家的眼睛。徐友漁說得一點都沒錯，改革開放所確立的“主要是反左”的方針仍然遵循意識形態(tài)的指令，此時無論是改革還是保守，不僅與利益有涉，更主要的是與意識形態(tài)糾纏在一起。而當改革開放已經(jīng)可以為政權提供合法性的保證，所謂的“馬克思主義”已經(jīng)徒有虛名時，無論是改革還是保守的爭論都喪失了意識形態(tài)的意義。此時的改革已被普遍接受，它帶來的利益重組一躍而凌駕在意識形態(tài)爭論之上。而有些人的渴望返回毛澤東時代僅僅是面對社會不公所產(chǎn)生的一種情緒，這種情緒是根本無法對抗改革的方向的。這個時候還在用左呀右的的意識形態(tài)眼光去看待改革便已相當滑稽。改革越深入，對利益的調(diào)整和重新分配的特征便越明顯，各種社會階層便越會企圖影響改革的制度設計和政策實施，從而使自己在改革中的利益最大化。當改革可以為官僚階層撈取利益時，即使是最保守的人也要跳起雙腳對這種改革加以維護。因此，利益重組使改革成了一種權力精英、知識精英和資本精英們掠奪的手段，而他們也早已結成利益共同體。什么樣的改革最能讓他們掠奪，那么鼓吹這種改革便是他們進行理論論證和政策制定的手段之一。也正是在這種意義上，雖然改革是一場赤裸裸的利益博弈，誰擁有更多的制定游戲規(guī)則的權力，誰就得益更多，但由于必須為這種利益提供理論依據(jù)，將它美化成一種即使不是普世也是代表某種光明的前景的價值，因此事情又非常具有諷刺意味，沒有意識形態(tài)爭論的涵義的利益重組過程恰恰充滿了意識形態(tài)的爭論。最典型的便是徐友漁作為其中的一員大將參與了的自由主義與新左派的爭論。前者在提出自由民主的普世價值的同時，背后晃蕩著資本的幽靈，對私有化等現(xiàn)在只能是有助于權力資本掠奪的觀念的無原則鼓吹使它墮落成一種掠奪的理論依據(jù)。而后者在打出公正的旗號的同時，對文革的某些吹捧卻又使自己比前者更加喪失存在的價值依據(jù)。

　　當代中國自由主義者很少有人對自由主義在中國的表現(xiàn)進行反省。自由主義在現(xiàn)在的這種國際和國內(nèi)環(huán)境下，可以說最有號召力。一方面美國咄咄逼人，無形中使自由主義擁有了一個強硬的國際背景。另一方面，市場經(jīng)濟體制的確立基本上已經(jīng)可以將中國看成是一個粗鄙的資本主義社會。說得露骨一點，完全資本主義化只是遲早的事情。自由主義者可謂代表了“時代”，代表了不可違抗的“潮流”。在這方面，與之相近的“社會民主主義”不見有什么起色，而雖有弱勢群體的支持、但在政治上拿不出可行的方案、并且已被邊緣化的新左派則根本無須提了。他們也就是跳出來罵幾句權力和資本而已，權力與資本照樣掠奪，他們的聲音等于放屁。但即使是在這樣的大好形勢下，自由主義除了讓一些“精英”和誰都想向他們洗腦的大學生趨之若騖外，在許多他們所呵斥的“愚民”面前并沒有收獲到什么好名聲。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大量的投機分子混水摸魚偽裝成自由主義者展覽他們的丑陋和徐友漁、朱學勤最喜歡談論的中國人與法俄德相近的政治文化性格外，經(jīng)濟自由主義者站在富人和強權一邊破口大罵敢擋掠奪和欺凌的道的“愚民”所激起的反感也是一個重要原因。極權主義政治秩序與野蠻的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相結合所造成的罪惡，被自由主義者全算到權力和體制的頭上，而資本似乎天然是無辜的。在沿海地區(qū)的大量血汗工廠里工人在超強度的勞動條件下像牛馬一樣的勞作、沒有勞動保障和隨時被侵犯人身自由，這些好像都不是資本家干的。而官府為了所謂的招商引資，對此的視而不見甚至提供保護好像也與他們無關。為了獲取最大的利益，開發(fā)商與官府勾結起來的強制拆遷好像也只是官府的杰作。通過行賄和“利益共享”等方式在官僚的幫助下低價收購國有企業(yè)，變相掠奪國有資產(chǎn)在一些自由主義者聽來好像更是天方夜譚。至于資本家與官僚早就在酒桌上稱兄道弟結為利益同盟，在他們看來這簡直就是污蔑了。當一個主義口喊普世價值卻站在某些強勢階層一邊為他們的利益吶喊，它所允諾的普世價值到底又在哪里？它如何來證明它的真誠，即“自由”是所有人的自由，而不是上流人物的專利？它如何來對新左派指責自己無視社會公正進行辯解？因為這個判斷是針對自由主義在中國的表現(xiàn)，僅僅從西方自由主義的教條上尋找辯護的論據(jù)是無效的。從1992年到現(xiàn)在，中國的社會不平等、貧富懸殊已經(jīng)到了令人怵目驚心的程度，這種經(jīng)濟自由主義政策施行的后果，自由主義者又如何來面對呢？

　　自由主義者如果不解決這個問題，即不管是誤會還是自身的劣跡，如果不使自由主義與弱肉強食的掠奪劃清界限，那么在經(jīng)濟體制改革基礎上的政治制度設計就可能遭遇阻力。(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這種阻力雖來自外部針對自由主義的批判力量，但起因卻在于對自由主義的運行軌跡的糾正。鄧小平曾經(jīng)說過：“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
如果產(chǎn)生了什么新的資產(chǎn)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了邪路了。” [10]按照鄧小平的說法，改革開放真的已經(jīng)失敗了，走了邪路了，因為兩極分化已相當嚴重（20%的人擁有80%的財富），而且新的資產(chǎn)階級早就產(chǎn)生，并且仍然在繼續(xù)瘋狂地掠奪公共資產(chǎn)。但是，即使“失敗”了、“走了邪路了”也要繼續(xù)改革下去，開弓沒有回頭箭，這是一條“不歸路”。而在建立了市場經(jīng)濟體制后，一個憲政民主的政治體制也必須盡快建立。要使改革重新從邪路上退出來回歸正軌，首先就必須斬斷權力與資本的相互聯(lián)系。但現(xiàn)在自由主義與權力資本的遮遮掩掩的共謀使憲政民主蒙上了一層陰影�，F(xiàn)在中國已具有“拉美化”的一些特征，如果自由主義所鼓吹的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仍然在切入權力資本推行并掠奪的私有化的語境，不管中國是否能盡快實現(xiàn)統(tǒng)治制度的到位改革，中國的完全“拉美化”都是無法避免的。

　　秦暉曾在他的《自由主義、社會民主主義與當代中國“問題”》中比較過自由主義、社會民主主義與新左派對于當下中國的存在意義，頗有在憲政民主體制的建構中更推崇自由主義的意思。而在這一點上徐友漁比他更不善于遮遮掩掩，表達得更直露和明白：“上一世紀90年代，自由主義話語在中國重新出現(xiàn)；
與此同時，新左派思潮對自由主義的批評亦日漸猛烈，社會民主主義也越來越受到重視。由于新左派和后現(xiàn)代思潮主要是從事批判與消解，正面建構性的內(nèi)容不多，因此當人們思考中國未來的憲政前途和設計時，社會民主主義是與自由主義相近而最具競爭力的另一種選擇。我認為，就中國大陸憲政前景的基本原理和價值選擇而言，不管是從邏輯順序還是從時間順序來看，我們都應該把自由主義放在先于社會民主主義的地位�！� [11] 我們當然不能說，一個什么樣的主義者都是傾向于將它所宣稱信奉的主義當成某種設計和安排的標準的。徐友漁作出的這種判斷極為嚴肅，而且似乎是一以貫之的觀點。他就差說明白了：中國必須走向資本主義制度。我們承認，在現(xiàn)在競爭的幾大思潮中，沒有哪一種能比自由主義更成熟，更具有可操作性以及強勁的國際背景。新左派和后現(xiàn)代主義主要是一種文化批判思潮，因此在切入政治制度的建構時難免力不從心，無法提供一個建設性的可行性論證。而社會民主主義更重視平等和它在目前中國的弱勢也不入許多人的法眼。唯一可行的似乎只有自由主義了。但俄羅斯的前車之鑒就在眼前，而中國的情況和危機遠比俄羅斯嚴重得多，一個在少數(shù)富人、將權力轉化成了資本的人、將知識轉化成了資本的人，以及不可避免的跨國資本的操縱下的“憲政制度”真能將我們帶向我們所想像的民主與自由嗎？任何制度的設計都不可能遵循一種理想主義的支配，現(xiàn)實有諸多因素決定理論的運行軌跡，而這種運行軌跡甚至無法與理論的內(nèi)在指令產(chǎn)生一種性質(zhì)上的對應關系。這個時候，“現(xiàn)實”和“主義者”會不會基于復雜性和利益對“主義”進行重新編碼，將它弄得面目全非？正如秦暉所說：“中國面臨著世界上所有的國家都沒有先例的過程......中國并不是在傳統(tǒng)私有制國家的基礎上，而是在公共資產(chǎn)為主的基礎上進入市場經(jīng)濟的，因此對政府的要求和傳統(tǒng)私有制國家不同......她是在公共資產(chǎn)高存量基礎上通過產(chǎn)權改革進入市場經(jīng)濟的，因此除了要建立市場競爭的秩序外，更重要的是面臨產(chǎn)權或交易權初始配置的問題�！� [12]那么，強調(diào)“自由競爭”的自由主義如何來保證競爭的“自由”，創(chuàng)造一個公平競爭的起點，不使所謂的競爭變成一種掠奪？而“產(chǎn)權或交易權初始配置的問題”同時也是一個初始分配的問題，排斥羅爾斯和德沃金而推崇哈耶克的自由主義者如何來公平地對這種產(chǎn)權或交易權加以配置呢？在這個過程中，排斥左派的理論、對左派對權力與資本的批判進行拒絕最終建立的是一個寡頭的“憲政”，還是民主的憲政？一句話，失去了民主的支撐與公平的考慮，一個未來的“自由制度”保證的將只是誰的自由和利益呢？

　　注釋

　　[1]　徐友漁　《自由主義與當代中國》《開放時代》　1999年第3期

　　[2]　 [3]　徐友漁《90年代的社會思潮》，載《自由的言說》，長春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第259頁

　　4]　 [12] 秦暉　《自由主義、社會民主主義與當代中國“問題”》《戰(zhàn)略與管理》2000年第5期

　　[5] 　[8]　徐友漁《自由主義、法蘭克福學派及其他》，載《自由的言說》，長春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第305頁，第317頁，

　　[6]　諾姆.喬姆斯基《新自由主義和全球秩序》，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54頁

　　[7]　韓毓�！对凇白杂芍髁x”姿態(tài)的背后》　《天涯》1998年第5期

　　[9]　徐友漁　柏蘭群《當前中國思想爭論》，載《自由的言說》，長春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第267頁

　　[10] 鄧小平：《一靠理想二靠紀律才能團結起來》（1985年3月7日），《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11]　徐友漁《自由主義還是社會民主主義？――淺議未來中國憲政原理》，見思想評論網(wǎng)站

　　附二：徐友漁：自由主義還是社會民主主義？──淺議未來中國憲政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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