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一個小地方上了中國的大新聞媒體，多半是好事。中國的一個小地方上了外國的大媒體，則多半是壞事。去年六月底，工作勞累之馀，我打開電腦網(wǎng)路的路透社專線，赫然看到熟悉的拼音地名及一連串最高的級形容詞：安徽宣城一帶發(fā)生一個半世紀以來最大的水災，水位已超過有記載的最高記錄。兩周后續(xù)報導，死傷病一千二百多人，六十萬公頃田地淹毀。

　　這樣的消息雖然觸目驚心，欲并不令我意外。自記事起，那一帶每年夏初總要開水災，或大或小，但從不缺席。那里的地域政治、方志和民間文學也都以水為主軸，從三國到民國到共和國，歷朝如此。

　　安徽宣城的水政故事

　　有水必有利，否則人不會傍水定居。有利必有害，利害同源。有水害心須治水，因此有水政。西方社會學把因治水而發(fā)展起來的政治結構視為東方古國如中國和埃及專制傳統(tǒng)的源頭，這方面最出名的就是綜合馬克思和韋伯學說的Wittfogel著《東方專制主義》（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八九年譯版）。但是西方學者罕有機會觀察到，專制的治水政體也會觸發(fā)民間水斗，即爭水利避水害的武裝斗爭。

　　僅以去年安徽重水災區(qū)水陽江流域為例。

　　此地區(qū)的水政至少可溯至三國時代。孫權為宣城大守時，將水陽江畔一大片水足草盛的地帶辟作養(yǎng)馬場。但這片肥美之地又常受江水浸害，於是養(yǎng)馬場總管丁奉（注：與筆者無親戚關系，請勿誤會）主持修建水利工程，這便是日后成為糧倉的金寶圩�！佰住闭�，圍也——四邊是高可及六、七層樓，寬可并駛四、五輛卡車，周長二百馀里的防水堤，像一雙巨盆，護著圩中十幾萬農(nóng)民的身家土地。圩里水道縱橫交織，出門以舟代步。圩堤四周有十幾處石砌斗門即巨型水閘，旱時從江里引水灌激，澇時朝外泄洪。類以的圩在水陽江流域還有幾處，大小不等。據(jù)說朱元璋的軍師劉伯溫路過金寶圩，對其水道布局極為欣賞，認為深合風水之精義，故日后依此改建南京的街道城門格局。若將金寶圩和南京城的鳥瞰封照，會發(fā)現(xiàn)二者很相似。

在江南水鄉(xiāng)地方志和民間文學中，給予最多筆墨的，是官員治水的功過。金寶圩正中有“總管朝”遺址，便是紀念丁奉的。宣州北門有座古橋，在紅旗下生長的我輩，只知其名為“白石橋”，其實根本不是白色。故老私下透露，該橋始建於明代，以紀念一位縣令。他任內(nèi)某年水陽江泛濫，淹沒四野，黎民呼號，然蒼天不應，水勢依舊上漲�？h令絕望之馀登上江邊山坡，跪地祀告：若任內(nèi)犯了過錯觸怒天庭，希上蒼只處罰他本人，不要殃及百姓，身為父母官，情愿以身殉水救蒼生。他縱身跪下，怒江頓時平息。鄉(xiāng)人感恩，在他溺水之處，建“別士橋”以志，因他是進土出身。文革以前就有唯物論者質(zhì)疑：抗洪救災，只能依靠廣大群眾，運用科學手段，方能致勝，縣官縱身入江，豈能退水？假如我們共產(chǎn)的縣委書記也學他，發(fā)大水時雙身跳下，豈不事誤國民？於是“別士橋”改名“白石橋”，以消除封建迷信。

但縣城里發(fā)生的除舊布新，對鄉(xiāng)村里似無多大影響，水鄉(xiāng)的老農(nóng)依舊緬懷這位縣令及與他相似的治水好官。鄧小平時代我赴復旦大學讀碩士學位前特地回金寶圩辭別，幾位老農(nóng)仔細問了碩士是什么東西，得出結論：它等於早年的進士（中學生等於秀才，大學生等於舉人）。他們莊重地以家釀米酒祝賀我“及第”，囑我為官不可忘本虐民。我告訴他們：新社會的碩士不值錢，并不保證做官。但他們不信。只是我的大舅擔憂地說：日后怕是不易見到我了。光緒年間金寶圩也出了一個進士知府，任內(nèi)某年水陽江泛濫，他深知故鄉(xiāng)人民與水的關系，故冒著生命危險，駕一扁舟沿江破浪而下，察看水勢。臨近金寶圩最險要的小河口段，他見到鄉(xiāng)親們正與不斷上漲的洪水試比高，在江堤上加土石。青壯男人或是背負沙包石塊上堤，或是站在深水中打椿，或是潛人水下堵塞漏洞。江水洶涌，潛下去的未必都能冒上來，站在深水中的時有被席卷而走，背負沙石的也可能會力竭吐血傷殘。為防止隊伍潰散，每段江堤上都有一個頭領，手持鋒利鐵锨，有權對臨危逃脫者就地處死（這種軍隊式抗洪紀律直到百年后的知青時仍維系著）。知府見到此場面，不能自已，急令船夫靠岸，以便親手撫慰鄉(xiāng)民。但大堤上百姓百般阻止，知府以為是百姓怕他受累，堅持要上岸親民。堤上數(shù)千百姓只得齊齊跪下稟告：他們不是怕知府吃不消，而是怕江堤吃不消。鄉(xiāng)民相信，大官讀圣賢書，知天命，曉王法，雖為肉身，卻非凡體，貴重無比；
一旦足登江堤，地是會顫動的。若在平時，地微動無妨，但此刻江水漫及堤頂，怒氣翻騰。知府登岸時稍有地動，江堤可能會承受不住而崩潰，因此無論如何不能讓他雙腳沾地。鄉(xiāng)民輕聲懇求：知府愛民愛鄉(xiāng)之心眾人已領，大人重任在身，還請趕快回府，不要在此冒險。知府聽罷，唏噓不已，只得與鄉(xiāng)親們揮淚而別。堤壩上數(shù)千農(nóng)民跪送扁舟，直到看不清知府身影，方起身復勞作。

一九四九年以后，干部不再讀孔孟之書，不再愚不可及地以身殉天退洪。他們聽的是毛澤東的“與天地奮斗其樂無窮”的指示，相信的是科學，發(fā)起一波波改天換地的群眾運動。但科學在共產(chǎn)黨領導的國家，與在西方國家里不大一樣�？茖W家要聽黨的話，科學也就免不了要聽黨的話。在斯大林的蘇聯(lián)，有李森科的“馬列主義生物學”之批判遺傳學，“唯物主義物理學”拒絕量子物理學。在毛澤東的中國，有錢學森“一畝地可產(chǎn)幾萬斤糧”（詳見毛澤東東秘書李銳著《密山會議實錄》）的大躍進科學，和以上海為基地的與愛因斯坦相對論“對著干”的文革物理學。在治水方面，有源於毛澤東思想的“圍湖造田”工程，鄱陽湖、洞庭湖、滇池周圍都有這類壯舉。一九六八年在固城湖，一場同樣的壯舉險些引發(fā)該地區(qū)歷史上最劇烈的水斗。

　　固城湖險生水斗

　　固城湖位於安徽宣城和江蘇高淳縣交界處，是水陽江水系的自然水庫。旱時可引它的水灌溉，更重要的是澇時它可蓄巨量水，分減該水系的洪水壓力。六八年高淳縣領導決定把他們境內(nèi)固城湖的那大半圍起來排干水改成良田。宣城竭力反對，說這樣一來，洪水季節(jié)地勢低的宣城沿江地區(qū)將是汪洋一片，此地又是產(chǎn)糧重地，一旦受淹，幾十萬居民將何以維生？高淳縣的領導不聽，堅持學習大寨革命精神。動員數(shù)萬居民造壩圍湖排水。宣城一方則決定動員數(shù)萬農(nóng)民武裝抗爭。毛時代各地均有民兵組織，從班排到團乃至師級規(guī)模，視工作單位人口多少而建制。通常農(nóng)村民兵的武器較老舊，多半是抗日和國共內(nèi)戰(zhàn)時代的三八大蓋和機關槍。工礦民兵的裝備則較先進，甚至有迫擊炮和高射炮類的重型軍械。

宣城沿江地區(qū)的總動員極有效，因為是事關各村各戶身家性命的存亡之戰(zhàn)。軍事布置以越靠近固城湖為越前沿，成多級梯隊，沿江綿延數(shù)十公里。沒有正規(guī)武器的農(nóng)民自制兵器。男子上前線，婦女提供前線之軍需。貍頭橋一帶就在湖畔，最受致命威脅，農(nóng)民也最激憤，早已組成敢死隊。十八歲以上的男子均被徵召上陣，各村誓盟：誰家男子戰(zhàn)死，全村養(yǎng)其遺屬，老的養(yǎng)到歸天，小的養(yǎng)到十六歲，誰受傷致殘，全村照顧，鄰家吃什么，他吃什么。這地區(qū)是兩省三縣交界處，哪個衙門都管不上，歷來是土匪出沒之地，民風剽悍，習武者甚眾。早年新四軍也據(jù)此造反。

交戰(zhàn)時機選在高淳一方大壩合口那天。宣城方將派數(shù)名代表身綁炸藥雷管，手持民意書呈對方領導，呼叫停止合上大壩。若對方接受，則可能化干戈為玉帛，坐下談判。若對方拒斥，則敢死隊員將緊緊抱住對方領導，一同滾下大壩葬身湖底。其他敢死隊員將沖上去，引爆炸藥，與大壩同亡。在望遠鏡里觀察局勢發(fā)展的貍頭橋礦山民兵，見此情景將以迫擊炮轟擊湖堤的高淳那邊，使湖水淹過去。為確保勝利，宣城方的敢死隊員將在大戰(zhàn)前夕潛入對方幾個工程指揮部周圍，伺機綁架人質(zhì)或就地將其處死。貍頭橋一旦打響，宣城沿江的民兵將全副武裝登上木船，千舟競發(fā)，撲向?qū)Π�，將對方歷年修建的于己方有害的水利工程一鼓搗毀。

高淳一方也動員民兵保護團湖工程，但雙方處境不同，士氣大異。高淳方是為爭得更多良田，成之更好，不成也不失去什么。而宣城方是為保護僅有的東西，失之全無，故不惜決死一戰(zhàn)。高淳方目擊對方前沿村莊日夜備戰(zhàn)，升爐治鐵鍛造兵器，火光熊熊，鐵錘聲聲。這場大戰(zhàn)，一旦爆發(fā)，雙方數(shù)萬民兵卷入，后果不堪設想，極易釀成世代血海深仇。于是不斷有人向各級上司反映局勢，終于直達天庭，中共中央主管農(nóng)業(yè)和水利的領導火速下令停止圍湖工程，雙方談判解決爭端。一場人民戰(zhàn)爭幸被阻止在最后一刻之前。十年后的春節(jié)，家在貍頭橋、北京大學西語系畢業(yè)的馮君向我述及這一切時，仍緊張得滿額冒汗，雙目赤紅。

　　天并不聽黨的話

　　將近三十年后的去年夏天，這一帶還是遭受了一個半世紀末遇的洪災，毛時代的破壞生態(tài)水文平衡的工程過不可沒。那一帶的樹林早在大煉鋼鐵運動中就被砍得所剩無幾，文革中圍湖造田工程又雪上加霜。固城湖雖未全部消失，周邊被填的部分還是不少。另有其他許多不知名的河湖，被強暴的多矣！而這一切均在“人定勝天”的旗幟下作成。

　　江南水災期間，讀到新華社九六年七月十三日報導，黃河斷流近四個月，創(chuàng)歷史紀錄，沿江人民生活和生產(chǎn)嚴重受損。同時，長江三峽大壩在建設中，這當然是有史以來“人定勝天”的最大壯舉。但若建成后發(fā)現(xiàn)“人算不如天算”，怎么辦？過去的事一再證明，雖然可以令人、令科學家和科學聽黨的話，卻極難令大自然聽黨的話。當大自然發(fā)起橫來，比最蠻橫的領導同志還蠻橫得多。倘遇上此，億萬蒼生出路何在？黃河、長江、覆蓋大半個中國；
一旦有事，何人可救？無救。

　　作者授權文稿，原刊於《明報月刊》1997年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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