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輒把個人的際遇或言行，和一個抽象的共同體的名義捆綁起來，把榮譽、更多的時候是把責任和負擔強制性地傳遞給共同體的其他成員，等于是精神領域中的“挾天子以令諸侯”

　　趙燕被美國警察毆打，激起華人輿論不大不小的浪花。她一面提起500萬美元的賠償之訴，一面動情地聲稱打這個民事賠償的官司，“是為了民族的尊嚴”。我同情她的遭遇，更支持她要求賠償的維權行動。而且美國司法制度中有兩件東西我們目前沒有，基于這兩個技術性的細節(jié)，趙燕的高額賠償訴求大有可能勝訴。

　　第一個，是民事賠償與刑事訴訟分開。因為民事訴訟對原告舉證的證據門檻比較低，采用的是證據優(yōu)勢原則，這原則就是，哪怕我的話聽起來比你的話多出百分之一的分量，就是我贏。但刑事訴訟是排除合理疑問的原則，只要被告對公訴人的證據提出一個合理的疑問，國家公訴方不能把這個疑問解釋清楚，就是被告贏。這樣就非常有利于遭受侵權的受害人得到民事賠償(趙燕案中，這個賠償事實上由美國移民局來付)。但在中國，受害人提出的民事賠償只能附帶在國家提起的刑事訴訟中，這等于在證據問題上人為地提高了獲得賠償的門檻。所以趙燕如果在國內被警察毆打，獲得民事賠償的機會至少會減少一半。

　　第二點，在美國有針對人身傷害的“懲罰性賠償”。就是在受害人遭受的可以被計量的損害之外，還會考慮加害人的惡意和賠償能力，以高額的賠償金對侵害行為施以懲戒。趙燕案件是由政府賠錢，賠償能力方面基本上不用考慮。趙燕能不能拿到巨額賠償，主要就看嫌疑人洛德斯督察的惡意程度了。但在我國，除了《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對欺詐行為給予所謂雙倍賠償外，侵權法領域至今還沒有承認過“懲罰性賠償”的概念。所以趙燕如果像孫志剛一樣被廣州警察毆打，她得到高額賠償的可能性又將減少至少七成。

　　說實話，要賠償是天經地義的。如果趙女士能拿到500萬美元，我只會替她高興，絕不會心生覬覦——但趙女士聲稱要賠償是為了民族的尊嚴，就有些令我動心了。

　　趙燕若是以她個人的名義去打官司，便以她個人的名義去拿錢。若是要求輿論以民族尊嚴的名義支持她，按我的推理，趙女士大概是打算把將來得到的賠償金拿給大家分。但遺憾的是她至今還并沒有作這樣的表示。

　　也可能，這僅僅是出于一種習慣。一種非常不好的邏輯習慣：動輒把個人的際遇或言行，和一個抽象的共同體的名義捆綁起來，把榮譽、更多的時候是把責任和負擔強制性地傳遞給共同體的其他成員，這等于是精神領域中的“挾天子以令諸侯”。

　　在“十誡”中，有“不可妄稱主的名”之說，這是出于基督徒對上帝最起碼的敬畏和信仰。換成現代政治的“人民主權”理念，那就是不可妄稱人民(民族、國家)的名。因此就像妄稱上帝之名的人不是真正的基督徒，我們可以得出一系列結論，妄稱人民之名的人，一定不相信人民主權。動輒以民族的名義行事的人，其實不一定是民族主義者。

　　在我們周圍，像趙燕這樣動輒引用人民的名義、引用民族國家的宏偉敘事為自己的話增添正當性，幾乎已經成了一種根深蒂固的習慣。好像一件事如果只以自己的名義，就底氣不足，就失去了光環(huán)和崇高中的暈眩感。隨手舉兩個例子，一是讀書時看到張東蓀勸梁啟超一定要保重身體，他就是這樣開頭的，“我以四萬萬人民的名義向你提一個建議”。另外去年看一場世界小姐選美，一個中國的美女身著比基尼，自我介紹時用非常驕傲的口氣說，“我來到這里，代表了12億人”。我差一點就噴出飯來，不知道她渾身下上到底哪一點代表了中國人民。

　　趙燕說沒有祖國輿論的支持，打官司要錢的事她就不能堅持到今天。這也是煽動國內非理性情緒的矯情之言。事實上她7月21日被毆打，22日洛德斯就被警方逮捕并移交檢控部門。這時候國內的“人民”還并不知情。27日，她填交了“紐約州犯罪受害人福利申請表”，美國政府在是非尚未審理之前，將無限額地為她支付一切醫(yī)療費用。

　　趙燕的案子將得到一個較滿意的結果，基本上并無疑問。決定這一點的主要是案發(fā)地的國內法治秩序，而不是把法律問題外交化、政治化后產生的力量。前一種秩序只把趙燕當作趙燕一個人，反而容易得到公正。后一種力量看似宏偉，但恰恰不把趙燕當趙燕。

　　在案件已順利進入當地司法程序后，無論國內的官方還是民間，一種泛政治化的姿態(tài)都有害無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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