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什么？唯物史觀教導我們說，人是從制做工具以及運用這工具從事勞動的時候開始，轉身與猴子揖別的，其實，除了勞動，人還必須會思想，所謂思想，自然離不開獨立自主的意識。這是最基未的。倘使僅僅懂得勞動。耕植和采集，充實了肚子，發(fā)達了四肢，最后也很難免于陷入牛羊一般的境地，迄今已有半個世紀的傳播歷史的《世界人權宣言》，赫然寫著如下條款：“人人有權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在這里，生命權和自由權是并列的，不可分割的。不是活著便可以尊為人類，從“溫飽”到“小康”，如果人類只是被當做一種結構性物質，而滿足于生命的維系，是無法體現(xiàn)存在的本質的。人類是精神的人類。沒有哪一種生物，能夠像人類一樣熱愛獨立、自由和尊嚴，所以，在世界上，凡有人類聚居的地方，都有著同樣涵義的成語在世代流傳：“不自由，毋寧死”。

　　真正的思想，也即自由思想，萌蘗于禁錮、奴役、不自由的現(xiàn)實關系，以及對此痛苦的覺省。沒有先驗的思想。思想是反抗現(xiàn)實。變革現(xiàn)實的，是對于既存秩序的否定，哪里有一種思想是滿意現(xiàn)狀的呢？除非是統(tǒng)治者——魯迅常常稱作“權力者”，“權勢者”．個別時候也稱“政治家”——的思想。他在一個著名的演講中說到：

　　政治家最不喜歡人家反抗他的意見，最不喜歡人家要想，要開口，而從前的社會也的確沒有人想過什么，又沒有人開過口。且看動物中的猴子，它們自有它們的首領；
首領要它們怎樣，它們就怎樣，在部落里，他們有一個酋長，他們跟著酋長走，酋長的吩咐，就是他們的標準。酋長要他們死，也只好去死，……哪里會有自由思想？

　　納粹有句座右銘式的話：“思想先行，行動緊跟�！边@“思想”就不是自由思想。意識形態(tài)化了的思想，是不能稱作思想的，因為已然失卻自由的含量。思想是個體的，弱勢的，異質的，非正統(tǒng)非主流的。

　　人類擁有自由思想是相當晚近的事情，推算起來，最早也當在“后酋長時代”。在黑暗的中世紀，我們已經可以透過十字架的陰影看見：懷疑與信仰共存，異端與信徒并現(xiàn)。思想鋒芒初露，雖然隨即為人與劍的方陣所包圍，卻依然咄咄逼人。僧侶們無法預料，他們以日夜積聚的大量的統(tǒng)一思想的工作，培養(yǎng)出一種普遍的觀念；
正是這種觀念，誘使思想者在更為開闊的地帶播撒自由和反抗的種子，及至近世，隨著“權利的時代”的到來，可以想見，思想將會變得何等活躍，至于思想者，當然大可以走出地堡，卸掉盔甲或偽裝，睥睨氣息奄奄的宗教裁判所而自由言說了！

　　然而，事實上，張捕與逃逸仍在進行，沒有哪一天停止過，有時候，言路特別狹窄，甚至完全被阻斷！進化論遭到挑戰(zhàn)是必然的事情，社會的進步與否，怎么可以根據(jù)時間的先后論定呢？權力者始終占據(jù)著歷史的主動地位，像他們的父輩一樣，恒定地聽命于“權力意志”；
而思想者，卻難免為環(huán)境左右，不是慷慨激昂便是憂心忡忡——角逐的雙方，誰也天暇顧及鐘表。

　　近代歷史確乎發(fā)生了很大變化。雖然，這種變化，說到底不過是在“原型”那里作出量的增減而已。隨著大學的勃興、科學的昌明，知識分子勢力迅速膨大；
相應地，權力也變得更為集中，打擊的能力大大增強了，阿倫特在名著《極權主義的起源》中，專論希特勒的納粹政權和斯大林的蘇維埃政權，它們都是在本世紀建立起來的。蓋世太保、格魯烏、竊聽器、集中營、特別法庭、秘密審訊和處決等項發(fā)明，足夠叫中世紀大主教大法官的玩藝相形見柞絀。

　　在權力者和思想者之間，存在著大量貌似中性的平和的知識分子。到底他們干了什么？他們精心設計的機械、技術，各種關于管理的理論，包括憲法，最大限度為誰所利用？這個問題很難量化，故而長期被懸置起來，無人深究，希特勒是一貫標榜“革命”，信奉“社會主義”的，他曾經弄過一個由總統(tǒng)簽署的非常法令《人民與國家保護法》，其中規(guī)定：“在相反規(guī)定的法律限度以外許可限制個人自由，限制表達意見的權利，包括出版自由；
限制結社和集會權利，還許可侵犯私人郵件、電報，電話、通信保密權，許可搜查民宅，許可下令沒收財產和限制財產權�！鳖愃频姆�令是否經由法學家的潤飾，我們不得而知，但它通過剝奪進行“保護”是明顯的，還不能說是完全的赤裸裸。比較起來，斯大林于1936年頒布的蘇聯(lián)憲法要莊嚴得多，然而不出一年，就開始大規(guī)模的肅反了！

　　近代以降，權力者對知識者的打擊，主要集中在兩個地方：其一是大學，其一是新聞出版界，凡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就有可能成為思想的產床。作為中國近現(xiàn)代歷史的轉捩點，五四運動就是來源于一所大學和一本期刊。

　　赫爾岑的回憶錄《往事與隨想》，對莫斯科大學的情況，有著詳細的記述，這是一所偉大的學校，給世界貢獻出了一批富于頭腦的人物。為了對付他們，政府安置了特務網，還有政法委員會之類。思想與青春結盟是可怕的。希特勒根本不把成年人放在眼里，貶斥為“迷失的一代”，而致力于毒化和爭取青年，他說，德國青年應當“像獵犬一樣敏捷，像揉過的皮革一樣堅韌，像克虜伯工廠生產的鋼一樣經受過鍛煉”，這些青年什么都具備，就是不具備思想。1933年4月，政府明令規(guī)定大學生必須加入大學聯(lián)合會，還須參加四個月勞動鍛煉和兩個月集體軍訓。教師也有統(tǒng)一的組織，主掌管人員進行苛刻的挑選和培訓。1933年至1934年。納粹黨在大學進行了一場清洗運動，有1／6的教師被解聘或被迫辭職。有意思的是，大部分教授竟公開表態(tài)支持政府，著名哲學家，80年代以來在中國學界產生了廣泛影響的大師級人物，可恥的海德格爾，在弗頓堡大學發(fā)表校長就職演講時說�！叭魏谓虠l和思想，將不再是你們生活的法則，元首本人，而且只有他，才是德國現(xiàn)在和未來的現(xiàn)實中的法則。”斯大林對大學的控制一樣嚴密。在蘇聯(lián)高教部的16個職能司中，屬于思想統(tǒng)制方面的大大超過半數(shù)。所有學科的教育為政治教育所籠蓋、所滲透，因為這是不能不服從于制度的總體的集權性質的。

　　集權主義者無不重視意識形態(tài)，重視宣傳，希特勒在政府中首先設立的部，就是國民教育和宣傳部。據(jù)說，我們今天使用的“宣傳”（propaganda）一詞，即從中世紀在羅馬設立的傳播天主教信仰的專門機構演化而來�？梢�，思想以及對思想的控制，都是中世紀的遺產。圖書審查、禁書、焚書，在中世紀已經相當流行了，《禁書目錄》委員會，猶如宗教法庭一樣聲名赫赫。但是，焚書在當時只是零星進行，像納粹德國這樣狂歡節(jié)一般的盛況，是從來未曾出現(xiàn)過的。1933年5月10日，時值午夜，成千上萬名學生高舉火炬，游行到柏林洪堡大學對面的廣場。廣場上，小山般堆滿了書籍，他們把火炬扔進書堆，然后像添加柴禾一樣再不斷地把書往火里扔。據(jù)統(tǒng)計，大火吞噬的書籍多達20000冊。納粹黨領袖之一戈林對大學生說：“你們干得好！在這午夜之際把過去的精神付之一炬，這是一次強有力的、偉大的和有象征意義的行動……”其他的大學城，也相率舉行了“焚書日”。魯迅曾經把國民黨法西斯分子稱作“希特拉的黃臉干兒”，查查家譜，其實秦始皇爺爺?shù)摹胺贂�坑懦”，倒也不失為偉大的經典之作。只是大不敬的人從來便有，如唐詩寫的“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就是嘲笑此舉的愚蠢的。在電子出版物相當發(fā)達的今天，我們不是有更充分的理由，回頭傲視希特勒及其黨徒嗎？問題是，這些大獨裁者，僅僅憑了他們的無知與專橫，便可以如此一再挑戰(zhàn)人類的尊嚴！

　　知識分子算什么東西呢？他們不過是些沙石泥料，既能用來筑造輝煌的圣殿，自然也能用來砌做污穢的糞池。為了便于控制，德國在1933年便成立了德國文化總會，下轄文學、音樂、電影，戲劇、廣播、美術、新聞等七個協(xié)會�？倳�章程規(guī)定“必須由國家領導”,因此名為群眾團體，實系官方組織；
總會及其下屬各協(xié)會的決議和指示，對會員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倘使你是文藝家或是新聞工作者，不參加組織或被組織開除，都意味著停止演出或發(fā)表作品，甚至連一張購買油彩的票證也弄不到。蘇聯(lián)也成立了同樣性質的文藝家組織，時間不早不遲，正好在30年代初，這也算得是歷史的巧合罷，在蘇聯(lián)大清洗期間，一批卓越的作家和詩人失蹤了。天生叛逆的札米亞京，幸好提前逃到了國外，不然，即便保持緘默也很難活下來，作家協(xié)會對于作家是嚴厲的。它揮舞無形的大棒驅走了左琴科和阿赫瑪托娃，恫嚇怯弱的帕斯捷爾納克，還有固執(zhí)的索爾仁尼琴，把天才詩人布羅茨基拒之門外，讓他做苦工，流浪，勞改……斯大林以黨內最高的領導地位成了文藝界和學術界公認的權威，許多學術問題，以及與此相關的人物的命運，都必須通過他作最后的裁決。希特勒和他一樣，在德國，也是文化藝術領域的最高仲裁者。他們是敏感的，他們確實有能力從隱蔽的地方發(fā)現(xiàn)自由思想的蹤跡,雖然許多時候神經過敏，被自己虛構的影像所欺蒙也是常有的事。拉斯科尼夫從巴黎發(fā)出一封致斯大林的公開信，譴責道：“您殘酷地消滅了一批才華橫溢，唯不合您本人脾胃的俄羅斯作家”。巴別爾、皮利尼亞克、科爾佐夫、伽爾詢、梅葉爾霍爾德、特列基亞科夫……那么多人，死后多年才由官方恢復了“名譽”，但是他們如何死法，廣大同胞迄今一無所知�！洞罂植馈芬粫�的作者康奎斯特，于1990年發(fā)表關于蘇聯(lián)肅反時期的一項最新統(tǒng)計結果，計數(shù)如下：

　　1．1936年末，已被關押在監(jiān)獄或勞改營中的人約50萬；

　　2．1937年1月至1938年12月，被捕者約80萬人，其中約100萬人被處決，約200萬人死于勞改營中；

　　3．1938年底，在獄中約100萬人，在勞改營中約700萬人。

　　這些數(shù)字，并不包括在農業(yè)集體化運動和饑荒中被流放，處決和死去的人，也不包括此后在1939至1953年間被處決、死于勞改營或被囚禁的人數(shù)。希特勒說：“恐怖是最好的上帝。我們在俄國人身上就看到這一點。”對于具有自由思想的文化人，納粹當局同樣是成批處理的，開始時好像頗寬容，采取“打招呼”的辦法，分期公布被開除國籍、成為不受法律保護者的名單。至1938年底，被迫流亡的人達84批，共計5000人。愛因斯但、亨利希．曼，托馬斯．曼、布萊希特、茨威格�；艨撕Ｄ�、阿多諾……最優(yōu)秀的種子離開了德國的土地，唯有少數(shù)留在國內，艱難地捍衛(wèi)內心的自由。

　　在最恐怖的日子里，思想和思想者陷身于逃避迫害的途中，卻依然頑強地表達著自己。冤家路闊。自由思想存在一天，逃逸就只能是一種形式，在本質上它是進攻的�；钤谝獯罄�文藝復興運動中的古希臘精神、觀念與藝術，難道真的是歷史殘留的余暉嗎？俄國詩人涅克拉索夫為逃避審查官的審查，曾經一度給自己的詩加了副題，當是譯作；
于是也就發(fā)表出去了。德國雕塑家巴爾拉赫，1927年接受建造大戰(zhàn)陣亡戰(zhàn)士紀念碑的任務，在巨大而莊重的碑石里，他把戰(zhàn)爭留下的創(chuàng)傷，悲痛和憤怒深深地鐫進去，唯獨缺少政府所要求表現(xiàn)的崇高。當然，這種逃避的藝術、最終還是逃不過納粹的眼睛，1935年，紀念碑被拆除了。中國的魯迅，在“黨老爺”的刀鋒底下寫作雜文，變換筆名，使用曲筆和反語，創(chuàng)造了一個平民戰(zhàn)士與東方傳統(tǒng)和權力社會針鋒相對的壕塹戰(zhàn)術。他聲稱，他不做許楮；
他得“躲”起來。“為了保持出思的完整，文章發(fā)表前，他說；
他是自行抽掉了一根骨頭，完后再由審查官老爺抽去的。那結果，有時候是連他也預想不到的壞，一篇長文只剩下一個頭。無論對誰，幸與不幸，到底是有骨頭的。思想就是骨頭。

　　面對無止期的迫害和恐怖，具有自由思想的知識分子，是很少有人堅持到最后的。由自己把思想扼殺于思想之中，這時，唯有這時才開始真正的逃逸。只是在這里，思想已不復成為思想，而是意識形態(tài)，是權力政治的一部分了。二戰(zhàn)過后，愛因斯坦拒絕同德國恢復關系，包括科學機構在內，是有著一個自由思想者的理由的。因為在他看來，“德國知識分子——作為一個集體來看——他們的行為并不見得比暴徒好多少�！彼枷胫�識界的這種普遍放棄、逃逸、墮落的行為，帶給一個民族的影響是致命的。所以，流亡在美國的托馬斯．曼，在1945年5月納粹戰(zhàn)敗，舉世狂歡，到處是擁抱和祝福的時候，卻沮喪地垂下頭顱。他借“一個德國人”說出了他深沉的愴痛：“他思忖，這種普天同慶對于德國到底意味著什么？在經受了這種種磨難之后，她還要度過多少黑暗的歲月，多少無力自省的年代，多少罪有應得的屈辱的日子？當他想到這些，他的心感到了一陣抽搐……”

　　思想是柔弱的，正如思想者處于無權的地位。如果思想者一旦掌握了權力，或者思想建立了它的霸權話語，固有的自由行程便告中斷了。作為思想，它可以被折斷，但自始至終是正直的；
可以被粉碎，卻永久保持著堅硬的質地。只要稱得上思想，你便無法置換它，消滅它。正因為思想能夠這樣以弱質而存在，所以是強的。

　　但是，在一體化的社會里，思想和思想者畢竟是一個異數(shù)，一個變數(shù)，其實是極少數(shù)，也可以稱“一小撮”。尤其在一個專制的國度里，哪怕是開明專制罷，如果“思想者”可以多得像集市里的商販，樂呵呵地唱賣他的貨色；
或者如舞池中的舞者，一意奔逐于主旋律；
或者像大街上的巡警一般，威風凜凜，所到之處，秩序井然，那么作為一種精神界的現(xiàn)象，它是可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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