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剛過去的極不平凡的世紀里，德國有意無意、幸與不幸、不可避免地成為歷史學家和大眾關注的焦點，成為悖論的化身：高度理性和極端野蠻的奇特組合。有關德國人的奇特和不可理喻的個性的著作已屢見不鮮，但基于堅實的史料，同時持論公允的論述卻并不多見。最容易引起爭議的是德國民眾對戰(zhàn)爭的產生應負多大責任。德國科學史學家阿爾明·赫爾曼的《新物理學——通向原子時代之路》（中譯本正標題改為《激動人心的年代》）也涉及到了這個敏感的問題。

　　本書出版于1979年。那一年恰逢著名科學家愛因斯坦、勞厄和哈恩的百年華誕，女物理學家邁特納誕辰101周年。德國官方把四者的百年誕辰合起來一并慶祝�；顒佑傻聡�外交部的附屬機構InterNationes一手操辦。InterNa?tions的作用是正面宣傳德國的成就，每年以各種語言包括中文出版介紹德國成就的書，免費發(fā)放一些“宣傳”材料。赫爾曼教授的著作就屬此類，并被譯成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同時出版。

　　在這本書中，四個主人公中有兩個猶太人（愛因斯坦、邁特納）、兩個德國人（哈恩、勞厄）。除邁特納外，其它三位都是諾貝爾獎獲得者。愛因斯坦的成就人所共知，勞厄發(fā)現(xiàn)了X射線干涉，哈恩和邁特納對原子裂變的發(fā)現(xiàn)做出過貢獻。他們無論在個性上和政治態(tài)度上又各不相同，形成鮮明對比。

　　愛因斯坦是一個“天生的”和平主義者。他對納粹德國的欲望洞若觀火。與他的那些自認為已同化在德國文化當中并且以德國人自居的猶太同胞身上的狂熱的“國家”認同感相比，他沒有任何“祖國”歸屬感。戰(zhàn)爭是不義的，可恥的，不管是出于任何“高貴的”理由。對他來說，理性和科學才是他的最高的“祖國”。一次大戰(zhàn)時他就高擎起了和平主義的大旗。這對于當時的絕大部分歐洲學者來說，是不可理喻的事。本書對愛因斯坦科學思想和政治立場的描述，基本上是公允的，作者把愛因斯坦放在一個“先知先覺者”的位子上。

　　作者濃墨重彩地介紹了奧托·哈恩。一次大戰(zhàn)爆發(fā)時，他也上了前線。通過自己在戰(zhàn)場上的切深體會，哈恩認識到“整個戰(zhàn)爭愚蠢到了極點”，但他并不認為個人具有能力來挽救這場戰(zhàn)爭。他對國家和統(tǒng)治者的認同態(tài)度沒有因為戰(zhàn)爭的殘忍以及最終的失敗而有任何改變。納粹上臺后，他也進行了并不完全是消極的反抗。二戰(zhàn)后，他擔任過馬普學會的主席，為恢復德國的科研活力做出了貢獻。作者花了大量的篇幅來談哈恩為人如何誠實，如何為保護邁特納而和納粹斗爭，而對有爭議的原子裂變的優(yōu)先權問題，明顯站在哈恩一邊，有失公正。

　　作者對麗澤·邁特納的描述很值得玩味。邁特納忠于朋友，執(zhí)著追求她所選擇的事業(yè)。在一個女性普遍處于社會邊緣地位的時代，她的成就相當突出。她對戰(zhàn)爭、“祖國”、納粹的認識并不是一開始就成熟的，她也為此付出了慘痛的代價。如果不是納粹對猶太人的暴行逐漸升級，她也許不會流亡外鄉(xiāng)。不論邁特納對所發(fā)生的事有多么憤怒，她還是割不斷與德國和德國朋友的聯(lián)系。她與哈恩及其家人之間維持了一生的友誼，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作者花了大量篇幅來描寫她與哈恩之間的友誼，但對于后來兩者之間關系的冷淡避而不提。也許在作者寫本書時有些資料還沒有公布，而為人謙和、包容的邁特納生前也避口不提有些讓她傷心的往事，所以有關邁特納的形象同樣不

　　夠真實。

　　作者把馬克斯·馮·勞厄看成是德國學界的榜樣。他具有強烈的同情心。對祖國忠貞不二。但這并不是說，他對自己國家里所發(fā)生的暴行要保持沉默。他是公開表達自己對納粹不滿的少有的幾個德國學者之一。他的正直受到了愛因斯坦的肯定。在邁特納處境不妙時，他曾想通過提名她獲諾貝爾獎來對她加以保護。由于納粹從1936年開始下令禁止德國公民接受諾貝爾獎，才使他的努力落空。在他的晚年，他曾說過，“真不幸，我不能原諒我的國人”。

　　由于本書是為特定目的而寫的，又由“宣傳部門”InterNationes來出版發(fā)行，不可避免會帶有一定的政治傾向。書中流露出了一種德國學者習而不察的自大情緒，對于德國知識分子在戰(zhàn)爭中應負的責任也談得比較含混。

　　當然，對于二戰(zhàn)的悲劇，最應負責任的應該是納粹德國本身及其意識形態(tài)。納粹上臺后，光諾貝爾獎獲得者就一下子走了九位，可這在納粹眼中根本不算一回事！這些精英被迫出走后留下的位子則由一些不學無術，但忠于納粹的無名小輩填充！只要忠于納粹，就可以不按正常選舉程序提升，那怕平庸惡俗到了極點也沒關系。相反，真正正直的教授們還得仰承納粹黨官的鼻息。一不小心，很可能就丟掉飯碗，即使是諾貝爾獎獲得者也不例外。在這種情形下，不用說是遭到迫害的猶太人要離開德國，就是有一點正義感的德國學者也得出走。普朗克曾說過，“納粹像一陣狂風橫掃我們的國家，我們什么也干不了，只能像風中的大樹那樣聽憑擺布”。更讓人不可思議的是，在納粹意識形態(tài)指導下，居然搞出了所謂“德國物理學”的可笑稱呼。只要一個國家把意識形態(tài)作為最高目標，那科學或科學家，以及諸如此類的一切都無法逃避成為犧牲品的命運。

　　但在愛因斯坦看來，德國知識分子對政治的不管不問給納粹帶來了極大的方便。德國知識分子當中普遍有一種把科學與政治嚴格分開的趨向。認為政治是別人的事，科學家只應關心自己的研究�！奥犜挸龌睢本托�。1933年，就連勞厄也抱怨愛因斯坦有點愛管閑事，總要在政治上亮相，他認為“政治斗爭的方法和策略與學術研究是不同的�？茖W家一旦介入政治就會完蛋”。只是在納粹上臺后，他才認識到愛因斯坦的觀點是多么有道理。睿智如勞厄者尚且如此，其它的德國學者的見識就不用說了。當時可能起作用的絕大部分公民仍沉睡在君主制的美夢中，缺乏對民主的認識。另一方面，專制的納粹政府想方設法地封鎖了任何反抗的消息，使得反抗的作用極為有限。

　　難道納粹勢力真的就像海森堡所說的“雪崩”一樣不可阻擋，或如普朗克所說的那樣，像一陣狂風一樣，只能等它們自然終結？這或許是一個永遠也沒有滿意答案的問題。

　　而如何評價二戰(zhàn)中許多德國科學家的作為，如何理解和處理科學與政治的關系問題，恐怕同樣永遠也沒有滿意的答案吧？

　�。ā都�動人心的年代：通向原子時代之路，【德】阿爾明·赫爾曼著，楊建鄴譯，江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2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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