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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詒和:人生不朽是文章——懷想張庚兼論張庚之底色

發(fā)布時間:2020-05-21 來源: 美文摘抄 點擊:

  

  去秋(二OO三年),戲劇家張庚先生⑴病逝,終年九十二歲。我先是他的學生,后為他的下屬。住醫(yī)院期間,我沒有去問。
撒手人寰時,我沒有去告別。連戲劇界召開的追思會,我也是缺席的。

  

  “人去愁千迭,心傷恨萬端”。我不是不想去,而是怕去。怕去了自己也倒下,再也爬不起來。我打電話告訴先生家人,說:我會以自己的方式紀念他。這個方式就是要寫一篇記述他的文字。其實,老師活著的時候,我就想寫,內(nèi)容也是早想好的——一個涉及人的底色的話題。

  

  有人言:張庚是延安牌的老革命,是“跟著毛澤東在陜北窯洞‘落草’,是‘秧歌王朝’的文人”⑵。和北大教授、社科院的學者相比,屬于半路出家,算不得正宗學者。另一種看法則與之相反。說:張庚是獨占一方的學者,由他領(lǐng)導的中國戲曲研究院(后在此基礎(chǔ)上擴充、提升為中國藝術(shù)研究院)培養(yǎng)出一支戲曲研究的專業(yè)隊伍,這支隊伍五十年來始終圍繞著他,齊心協(xié)力或不齊心也協(xié)力地完成了一項又一項的戲曲學科的奠基工程。加之,他的手下人在學術(shù)觀點上比較一致或接近,便被稱為前海學派⑶?傊,政治圈子的人認為他是跳進了學術(shù)圈子里的文人;
學術(shù)圈子的人認為他是來自政治圈子的干部。表面看去,他兩頭獲益。其實,張庚這輩子是兩頭不吃香。

  

  記得一九九九年中央文化部為紀念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五十周年,舉辦了空前的社會科學成果評獎活動。其中有一項成就獎,屬榮譽性質(zhì),是專門獎勵長期從事藝術(shù)學科研究并取得成就的人。在評議中,張庚被與會者首先提名。立刻,有人起立,情緒沖動。正色道:“我提周貽白、人苍摰贸删酮劇!

  

  無人反對,也無人附議,全場寂然。

  

  散會時,那個仍然沖動的人在大樓的寬敞通道里,對人說:“他不就是從延安來的嘛!”我知道:這個“他”,指的是張庚。

  

  后來,張庚、周貽白都獲得成就獎。是的,倆人都該得。但在我的心頭泛起一縷惆悵,感嘆世事變幻無常。曾幾何時,延安還是個多么閃光的字眼,怎么一下子,“來自延安”就成了一個不入檔次的案底?好像張庚的底色就是陜北的漫天黃土。如果,不是黃土的顏色,那又該是什么色?

  

  一九七九年,我從四川省文化廳調(diào)入中國藝術(shù)研究院戲曲研究所,一般人對我比較冷淡。這其中也包括張庚。

  

  剛來,即遇調(diào)整工資。母親徑自找到時任中國農(nóng)工民主黨副主席、兼任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館長的徐彬如,對他直言,道:“小愚(我的小名)十年大牢坐得實在太冤。這次應(yīng)該給她提工資才對!

  

  徐彬如一口答應(yīng),說:“我去找張庚說說。” 不久,我的同事加了薪,沒我的份兒。

  

  母親再問徐彬如。

  

  徐答:“小愚的事,我第二天即對張庚說了,但他一聲不吭。”

  

  后來,我從同事那里得知,張庚對下屬的關(guān)心主要表現(xiàn)在業(yè)務(wù)上。

  

  初來乍到的我,主要業(yè)務(wù)就是會議錄音、錄音整理或編寫簡報。一九八二年上海昆劇團在俞振飛的率領(lǐng)下,晉京演出《牡丹亭》。這個以一個生死之環(huán)扭結(jié)而成的凄迷恍惚的傳奇故事,表達了“情到深處,便生死無別”的哲理。幾場演下來,轟動了京城。戲正紅火,不想傳出一位詩人出身的文化部副部長的講話,說:《牡丹亭》里有黃色的東西,要修改。

  

  官員的講話,就是指示。指示傳出,業(yè)內(nèi)嘩然。俞振飛夫婦關(guān)在賓館房間里,搖頭嘆息。而我則無論如何不明白,詩人一旦為官,怎地就不懂了詩?

  

  兩天后,張庚對戲曲研究所的人說:“想和《人民戲劇》(即《戲劇報》)的同志談?wù)劇赌档ねぁ,能不能叫章詒和過來記錄?”

  

  我去了。人剛落座,張庚便開始了談話。他說:“有人說《牡丹亭》里有黃色的東西,這大概是指杜麗娘夢中和柳夢梅在太湖石邊媾合的場景,以及那只‘混陽蒸變’的曲子。這是個很大的誤讀和曲解,誤讀了原作,曲解了湯顯祖。當然,這也與導演的舞臺呈現(xiàn)方式有關(guān)。從前的演出,沒有那些花枝招展的花神和輕歌曼舞的表演!礻栒糇,蟲兒般蠢動把風情?。嬌凝翠綻魂兒顫。這是景上緣,想內(nèi)成,因中見……他夢酣春透了怎留連?拈花閃碎的紅如片!觉U老催】這支描寫男女歡好的曲子,湯顯祖特別標明了由大凈演唱。裝扮是—‘束發(fā)冠,紅衣插花’。演員站在空曠的舞臺中央,以洪鐘大呂之聲獨自演唱,場面莊嚴,觀眾肅然起敬,感受到的是生命結(jié)合的神圣,哪會叫人想入非非呢?就更談不上黃色了。請大家注意,這里是一個夢境。柳夢梅并無其人,不像《西廂記》真有個張生。和崔鶯鶯相比,杜麗娘更無意識。湯顯祖這樣處理是有用意的,他就是要告訴我們—一個女孩子到了這個年齡,就是要想這個事情。足見,人的天然本性是多么頑強!而程朱理學提倡的‘存天理,滅人欲’在這個本性面前又是多么地不堪一擊。的確,愛情活動中的肉體關(guān)系在我們的藝術(shù)領(lǐng)域始終是個問題。怎樣的肉體關(guān)系描寫和表現(xiàn)才是健康的,或者說是被容許的?現(xiàn)在一些搞藝術(shù)創(chuàng)作和藝術(shù)批評的人還不能清晰地區(qū)分。依我看,湯顯祖是分得清楚的。”

  

  談及《牡丹亭》的文學成就,張庚說:“現(xiàn)在的文壇不是興意識流嗎?大家認為這是洋人的發(fā)明創(chuàng)造。覺得中國人寫的東西,沒有心理技術(shù)。其實,《牡丹亭》里就有心理技術(shù),而且很高明。"游園驚夢"的手法是什么?就是意識流嘛!杜麗娘對愛情的熱望,對美好年華逝去的眷戀,因虛度青春的悲愁,由精神壓抑而產(chǎn)生的苦悶……總之,能夠說出來的感慨,不能說出來的情思,從熱望追求,到詠嘆憧憬,再到失落絕望,都很有層次地表達出來了。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話來說,就叫作三個單元一條貫穿線!

  

  他一番談話,被我很快整理出來。張庚過目后,表示滿意。對他的滿意,我是在意的。直覺告訴我,老延安的張庚有著很高的判斷力。這種判斷力,既是思想的,也是審美的。

  

  長期以來戲曲研究所從事的工作,多為用馬克思主義觀點和方法介紹、推薦優(yōu)秀作品,批判封建糟粕。在當時一切照搬蘇聯(lián)文藝理論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體系的教條主義盛行的情況下,其研究成果只能說在局部問題方面是有建樹的,而就其學科的整體而言,就其藝術(shù)研究的本質(zhì)而言,應(yīng)該說是處在十分微弱和稀薄的狀態(tài)。這個微弱和稀薄,既指研究人才的微弱,也指學術(shù)積累的稀薄。從這樣一個具體條件出發(fā),為了取得戲曲基礎(chǔ)理論的總體推進和戲曲學科在學術(shù)本質(zhì)意義上的突破,張庚把學科研究的總體框架,確立在戲曲資料--戲曲志書集成--戲曲史--戲曲理論--戲曲批評這樣五個層面上。每一個層面都是一個學科范疇和分支系統(tǒng)。與這個總體框架相配套的,則是戲曲學科奠基工程的實施。其中包括中國戲曲志、中國戲曲大百科全書、中國戲曲通史、中國戲曲通論、當代中國戲曲、中國戲曲發(fā)展史、中國戲曲近代史、中國戲曲表演體系等七項國家藝術(shù)學科項目。它的完成標志著徹底結(jié)束了遠自宋代以降,近自王國維以來中國戲曲藝術(shù)學科研究分散、無序,缺乏理論形態(tài),在個別領(lǐng)域有所成就,而在總體水平上無甚進展的狀態(tài)。

  

  這幾項浩大工程進行了二十余載,至今還拖著一條尾巴,F(xiàn)在有人對此頗多非議。其實,當初就有非議。上海戲劇學院前院長,曾對我們的一個研究骨干的子女說:“可惜你的父親,去干那么多集體項目,成全了張庚一個人,卻耽誤你父親多少部個人專著!焙髞,隨著工程的結(jié)束,越來越多的研究者去尋求和實現(xiàn)自我價值。結(jié)果又如何?死的死,退的退,拉出來單干的人,或為官,或轉(zhuǎn)行,即或出了一兩本專著,也如石投大海,連個響動也沒有。個別人算有些成果,但也會被逐漸遺忘,消失于中國近現(xiàn)代戲劇史的敘述之外。

  

  在這里,我覺得有必要對他主持的學術(shù)項目或課題,做些解釋和說明。張庚是真正的學科帶頭人。他憑著自己的見識,提出有價值的課題。在非一人之力所能完成的情況下,組織多人進行,親自指導,并直接參與寫作!白詈蟪晒斎皇羌w的精神勞動,但主要代表主持者的思想,體現(xiàn)他所付出的心血。而且參加的后學者通過這一實踐在學術(shù)上大有收獲和提高。這當是‘主持學術(shù)課題’之本義!雹蛇@顯然與眼下盛行的“課題”有所區(qū)別。近來學術(shù)界的“工程”、“項目”、“課題”非常之多,甚至成了一種時尚。課題費與日俱增,課題含金量急劇下降。也就是說,在學術(shù)日益“課題化”的同時,“課題”卻日益非學術(shù)化。其主持者非官即商(即掌握某種財權(quán)),行政領(lǐng)導者與學術(shù)帶頭人混為一談。某些學術(shù)帶頭人也是自封或官封的。而且,現(xiàn)在一些學術(shù)帶頭人和課題參加者的資格都不知如何論證,最后的成果不知當如何鑒定。話說至此,不勝感慨。“前人治學本無‘課題’之說。讀而思,思而有得,形諸筆墨,遂成著述。這里思想是自己的,題目是自選的,時間沒有特殊規(guī)定,短則一兩年,甚至以畢生之力成就一部傳世之作!雹蕬(yīng)該說,這是學者的理想境界。張庚是以畢生之力追求這個境界的。因為他把學術(shù)視為自己的精神命脈。

  

  我和張庚有較為密切的接觸,始于《中國戲曲通論》的撰寫。也從這里開始,我對張庚的思想個性才有了認識與了解。擔任主編的他,負責撰寫“總論”和第一章“戲曲與社會”。誰都知道萬事起頭難,何況還要牽涉到許多政策性問題,而后者,是一般學者都不愿意涉足的。在這個班子里,我們每個成員都必須寫出詳細提綱,并拿出來反復(fù)討論,張庚也不例外。

  

  在我記憶中,他是第一個講述寫作提綱的。其中的許多見解,令我震驚。比如,對官方制定的“百花齊放,推陳出新”戲曲方針的看法。他說:“在我們黨的各種文藝政策里面,毛主席為戲曲藝術(shù)制訂的‘百花齊放,推陳出新’的方針是比較正確的。但在貫徹過程中,問題往往出在對‘新’與‘陳’理解上。理解的錯誤、片面,不僅出在底下的文化部門,也出在我們的這些人的身上。我可以舉個例子來說明。五十年代初,我和戲劇界的朋友組成中國戲劇家代表團到蘇聯(lián)訪問。大家熱情很高,都想看看社會主義藝術(shù)是些什么樣的作品。到了莫斯科安頓下來以后,給我們看的第一個劇目是芭蕾舞《天鵝湖》。接著又連續(xù)看了莫索爾斯基的歌劇《鮑利斯·戈東諾夫》、奧斯特洛夫斯基的《大雷雨》,以及契訶夫的《海鷗》。一連幾天下來,看的都是沙俄時代的東西,大家感到很奇怪,到了第四天,終于忍不住了。便去問蘇聯(lián)的文化部長:‘什么時候可以讓我們看看你們國家的社會主義藝術(shù)作品?’部長很奇怪我們的提問,說:‘請你們看的所有節(jié)目,都屬于社會主義作品!覀兪植唤,又問:‘這些作品不都是創(chuàng)作于沙俄時期嗎?’‘是的!块L說:‘是沙俄時代的作品,但是,今天被我們拿過來了。只要拿過來了,那就屬于社會主義文化。’這番講話給我們以很大的啟示--說明對社會主義文化建設(shè),當有一個無比廣闊的胸懷!睆埜纱寺(lián)系到中國戲曲的“推陳出新”方針的貫徹情況。他說:“和蘇聯(lián)相比,我們對政策的理解就偏狹得多,總認為社會主義文化應(yīng)該是全新的,也就是說唯有今人創(chuàng)造的作品,才有資格進入社會主義文化領(lǐng)地。而從前的東西,包括《西廂記》、《紅樓夢》在內(nèi),不管怎么優(yōu)秀,都屬于封建文化性質(zhì),或者說是封建文化中的精華部分。抱著這樣的觀點去理解‘推陳出新’的‘推’字,勢必是推掉,推倒,推光。而且,永遠也推不完了。因為昨日之新,乃今日之陳,而今日之新,又為明日之陳了!

  

  如何對待戲曲藝術(shù),其實質(zhì),乃是一個如何對待民族傳統(tǒng)文化的態(tài)度問題。說到這個問題,張庚的心情往往很沉重。他說:"不要以為只有我們這個國家才有這個問題,可以說,它是任何一個國家政權(quán)都必須面對的一個課題,也是一個難題。文化傳統(tǒng)越悠久,解決這個課題的難度就越大。而且,對待的態(tài)度也大都有一個過程。例如日本的明治維新,最初日本國人一致要求維新,維新,再維新,對文化遺產(chǎn)掃蕩了十年。此后,才將東方文化擺放到一個正確的位置。又如蘇聯(lián),十月革命后出現(xiàn)了無產(chǎn)階級文化派,非常左,凡是他們看不慣的,對人、對作品都采取否定態(tài)度,搞得很兇,很殘酷。以后有一些糾正。我們的五四運動是偉大的、有所貢獻的運動。它標志著中國現(xiàn)代社會歷史的開始。但是,五四運動有兩個弊端。其中之一就是文化上的虛無主義,一切學西洋。抗戰(zhàn)以后,才有所認識。原來在文化上,僅學西洋是不夠的,也是不行的。問題的關(guān)鍵是如何把民族文化現(xiàn)代化起來。共產(chǎn)黨、毛澤東在政策上有過許多左的口號和做法。比如--"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大煉鋼鐵"、"趕英超美"等等。但是對戲曲提出的"百花齊放,推陳出新"的方針,卻是比較正確的,實踐也證明了這一點。我們的毛病主要來自政治上的急功近利所導致的藝術(shù)短視癥。"

  

  他講這話的時候,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中國的藝術(shù)正遭受著前所未有的商品經(jīng)濟和外來文化的猛烈沖擊。(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文化部新上任的作家部長適時地提出了“以副養(yǎng)文”的口號,以及讓中國戲曲等傳統(tǒng)藝術(shù)“自生自滅”的主張。有隱忍功夫的張庚終于忍不住了。借一次“通論”寫作小組的討論會,他直言道:“藝術(shù)上的事情很復(fù)雜,自有其規(guī)律,多數(shù)情況是劣勝優(yōu)汰。優(yōu)秀的東西并非能夠存活,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昆曲。昆曲在藝術(shù)上的成就是最高的,但它卻衰落了。所以,文化行政部門如果對傳統(tǒng)藝術(shù)不扶持,自生是不可能的,結(jié)果只有自滅。”

  

  他的這些這個觀點,我是接受的。在我以后的教學生涯中,但凡講到戲曲藝術(shù)的方針問題,必以張庚的觀點為觀點,做出說明。學生們聽了,也是接受的。

  

  在“通論”里,我參加了關(guān)于戲曲思想內(nèi)容一章的撰寫。第一稿打印出來后,送給每個成員審閱。在討論我所寫的這一章節(jié)的會上,張庚沒提出什么意見。散會時,卻叫住了我:“詒和,這份兒稿子我看過了,你拿回去再看看!

  

  回到家中,打開一看。天哪!稿紙的上下左右,都有他的字跡。連錯別字,都一一校正了。比如,我在論述戲曲劇目里的封建道德問題時,以京劇《一捧雪》為例,簡單說明替主赴死的義仆莫成形象的道德含義。張庚在這一段的旁邊,密密麻麻寫了足有上千字。內(nèi)容是向我介紹明末的時代背景和貴族、官僚擁有大量家班、家奴的情況。他寫道:“你研究那個時期義仆戲,切不可脫離具體的社會環(huán)境!庇秩,我在談及研究方法的時候,認為系統(tǒng)論、信息論、控制論的引入,有可能提高我們的研究水準。張庚在這一段文字的旁邊,寫道:“三論是當前研究自然科學的新方法,是從外國引入的。應(yīng)用到社會學科,需要謹慎。切不可生搬硬套。”

  

  我根據(jù)他的意見作了修改,又拿給他看。他接過稿子,對我說:“我對你還有個意見,不過沒有寫出來,是想直接告訴你!

  

  我說:“哪兒錯了,告訴我。我馬上改!

  

  張庚笑了,說:“不是‘哪兒錯了’,是文風問題!

  

  或許是見身邊有人,他壓低了聲音,說:“詒和,你要記住—文章是寫給別人看的,所以,最根本的要求是要別人看得懂。你的文章過于追求文采,還喜歡用新術(shù)語、新概念。這就妨礙了表達的準確性。對學術(shù)論文來說,正確性、準確性永遠是第一位的。”

  

  這話不禁使我聯(lián)想到自己使用的“審美接受”、“審美中介”等新名詞兒,臉篤地紅了。

  

  后來,我又承擔了“關(guān)于戲曲改革”一章的撰寫任務(wù)。在戲曲如何改革的問題上,我提出用現(xiàn)代社會的先進文化改造落后封建文化的命題。

  

  張庚看后,指著這段文字對我說:“先進文化這個詞,用得不夠準。一般來說,對與錯、是與非都是針對政治方面和思想方面的。我個人認為,在文化上、特別是藝術(shù)上,只有優(yōu)劣、雅俗、高下、文野、精粗、美惡之分,無先進落后、正確錯誤之別。例如原始文化,你能說它落后嗎?我們現(xiàn)在許多搞創(chuàng)作的人,不正是從原始文化中發(fā)現(xiàn)和尋求美的成分,以豐富今天藝術(shù)表現(xiàn)嗎?同樣,資本主義發(fā)達的國家,它的文化先進嗎?應(yīng)該說,資本主義文化有優(yōu)秀的部分,也有不怎么優(yōu)秀的部分和很丑惡的東西!

  

  需要說明的是,張庚的這次談話時間是一九八四年前后,那時上邊還沒有提出“三個代表”。

  

  在搞“通論”的那個時期,西方文化思潮撲奔而來,新式批評蜂擁而至。我整天價看看這,摸摸那,什么超現(xiàn)實主義、后現(xiàn)代主義、模糊主義、新實驗主義、新歷史主義、精神分析,接受美學……塞了一腦子。我和我的一些同事,都不由自主地在嘗試著運用這些新玩意兒,來解釋我們的老遺產(chǎn)。這時,張庚語重心長地對我們說:“西方各種文化思潮的東西,你們當然要看。但需要說明的是,東方和西方有很大的不同。西方人由于長于理性分析和邏輯思維,所以很快能弄出一套理論來。你再看看它的實踐,可能只有幾出戲。而中國就恰恰相反,戲曲有近千年的歷史,有龐大的劇種群,有數(shù)以萬計的劇目,但理論總結(jié)很貧弱,且多是文人評點,散見之于序、跋。所以,我們的戲曲研究不是單獨去搞一套理論,而是要把悠長又豐厚的實踐提升到理論的高度。唯有理論才能說服人,但理論也能嚇唬人。大家不要被西方這個理論、那個說法嚇倒,先要拿出東西來看。我這里說的東西是指實踐?纯此烤故鞘裁,再看看它的那些理論是否合乎實際,是否真有道理?我從來就不贊成‘一窩蜂’。人家興個什么,自己也跟著搞。人家的實踐可能只有兩出戲。即使搞失敗了,也沒什么關(guān)系。我們的戲曲搞失敗了,其損失就很大,很大。”

  

  這個時期,在張庚的提議下,經(jīng)過有關(guān)部門批準,湖南祁陽縣重新搬演了傳統(tǒng)老戲《目連傳》⑺。這個連演七天七夜的宗教劇在數(shù)百年的流延中,已徹底世俗化、戲劇化。它那汪洋恣肆般的浩大排場,驚心動魄的絕技高招,無所不包的民俗活動以及“越看越怕看,越怕越想看”的觀劇心理,讓我目瞪口呆。演出過程中,巨大的吸引力、刺激性和娛樂性使縣城有如一鍋開水,整日價沸沸揚揚。最后,開了個座談會,人們都知道目連戲因其宣傳因果報應(yīng)的內(nèi)容和彌漫于舞臺的恐怖氣氛而被長期禁演。故誰也不肯先打頭炮,大大的會議室冷場了,喝茶的喝茶,點煙的點煙。

  

  張庚左右看了看,便第一個開了口。他笑著說:“這個戲怎么樣?不太好講吧!我先來說幾句,完全是個人看法。目連戲的包容量非常大,有豐富的曲牌,有各種表演技巧和特技,有許多場子可以獨立演出,成為折子戲。其中還穿插了許多雜耍、武術(shù)、魔術(shù)、科諢。所以,它被稱為‘戲娘’。但在流傳數(shù)百年后,漸漸衰落了。解放后,又被禁演。事情過去了幾十年,當我們把它從箱底翻出來重新打量,才發(fā)現(xiàn)--昨日以為是者,今日未必為是;
昨日以為非者,今日未必為非。”有了這樣一個開場白,座談會氣氛一下子輕松起來。

  

  張庚接著說:“這兩句話怎么理解,我想舉例說明。目連戲的主角是羅卜,過去這個形象是被完全否定的,認為他宣揚了封建迷信思想。但是到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科學技術(shù)的發(fā)達,使我們整個社會的認知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在這樣的前提下,老百姓對什么是封建迷信活動,有了一定的識別能力。戲里不是有羅卜為了拯救母親,自己來到陰曹地府下油鍋、上刀山的情節(jié)嗎?但是今天的觀眾不會相信這是真的,他們不過是欣賞其中的表演技藝罷了。但是羅卜為了救母這樣一個愿望,堅忍不拔、百折不回的精神和悲憫情懷,不也是可以肯定的嗎?如果對比‘文革’中某些人為了一己私利,不惜出賣同志和親友的行為,就不難發(fā)現(xiàn)羅卜形象的道德倫理方面還是有些意義的。他的母親劉青提因為在齋戒期中開了五葷,而受盡懲罰。在戲里,她是個反面人物。但是我們看演出的感受,也非這樣簡單。她游十殿閻羅,受盡苦刑。披頭散發(fā)、渾身是血的她,淚眼望青天,質(zhì)問人間:‘我不就是吃了幾塊肉,為什么受這樣多懲罰?有些人為非作歹,為什么享盡富貴榮華?……’戲唱到這里,劉青提的形象,就有了一些社會批判性內(nèi)容。所以,我要講‘昨日以為非者,今日未必為非!

  

  此后,湖南省戲曲研究所挖掘、搜集、編纂了多卷本的湖南目連戲資料集。張庚委托我代筆作序。繼而,其他幾個省也挖掘出許多目連戲史料。

  

  目連戲研究吸引了海外學者的目光。不久,在美國舉辦目連戲國際研討會,中國被邀請的兩名學者,一個是吳曉鈴,一個是張庚。在八十年代中期,有資格去美國做訪問學者,是令所有人艷羨不已的。張庚卻表示放棄,并希望把自己的這個名額,讓給一位在湖南專門從事目連戲研究的學者。

  

  我問:“張老師,現(xiàn)在誰都想去美國看看,你干嘛不去?”

  

  張庚透過老花眼鏡的上沿兒,瞪我一眼,冷冷地說:“美國有什么目連戲!”

  

  繼目連戲以后,從事戲曲研究的一些人掀起了儺戲⑻熱,先后成立了儺戲?qū)W會。海外學者熱情甚高、興趣甚濃,連續(xù)召開了幾次國際性的研討會。每次邀請張庚參加,他都謝絕出席,表示出明顯的冷淡。他說:“非要把戲曲的起源和儺戲直接聯(lián)系起來,是沒有充足依據(jù)的。中國到底有沒有嚴格意義上的宗教戲?也是個問題,或者說是個疑問。我們搞研究不能看著洋人感興趣了,我們也跟著有興趣了。學術(shù)研究無所謂冷和熱,它是持之以恒的工作,目的是探求規(guī)律。沒有坐冷板凳的準備,就別干這行。在戲劇領(lǐng)域,熱的是戲臺,紅的是演員,還有那些導演、作曲等從事具體舞臺實踐工作的人。搞學術(shù)研究,要能甘于寂寞!

  

  一九八六年隨著新任文化部長的上任,我們研究院的領(lǐng)導也相應(yīng)更換。撤掉了張庚、郭漢城、王朝聞、馬彥祥、葛一虹等一批對藝術(shù)學科頗有研究和建樹的老人,轉(zhuǎn)而由一位紅學家主政。接著的變化,是紅學研究室提升為所。再接著的變化,是增加了建筑所、陶瓷所、以及宗教戲劇中心、服飾研究中心。后來,又有講如何美容,講如何醫(yī)治糖尿病等等的機構(gòu)開張和三十三個公司掛靠中國藝術(shù)研究院。一日上班,發(fā)現(xiàn)迎面而來、匆忙而去的面孔,盡已不識。我?guī)捉鼞嵟X得藝術(shù)研究院成了一鍋葷素大雜燴,學術(shù)研究的方向也大有問題,便跑到張庚家里去大發(fā)議論。

  

  聽完我的一頓牢騷,張庚勸我不要太生氣。說:“中國的事情就是這樣的。在商品經(jīng)濟大潮的席卷下,學術(shù)單位難以成為凈土!

  

  看著他一臉的澹泊寧靜,我似乎已經(jīng)感受到未來學術(shù)的凄涼。猶豫片刻后,我說:“我們的新領(lǐng)導大概都沒有做過官吧,要不然咋有這么大的干勁?有人說高級的藝術(shù)需要安閑的條件,我看今天的藝術(shù)恐怕是在無為而治的前提下,才能出成果了!

  

  張庚瞇縫著眼睛,沒有批評我。卻說:“從前我們建所是極審慎的。因為建所,就是建學科。比如紅學研究,它屬于文學研究。當初建立研究院是有分工的。文學方面的研究主要在社會科學院和北大等高校。我們的學術(shù)研究限定在藝術(shù)學科范疇,因此,便把紅學定在一個研究室的規(guī)模。至于建筑學、陶瓷學,當然包含了藝術(shù)因素和美學成分。但在根本性質(zhì)上,是和藝術(shù)學科有所區(qū)別的。再說,建立一個學科門類的研究所,起碼要有三個條件,缺一不可!

  

  我問:“哪三個?”

  

  他說:“一沒有資料或只有很少的資料,不能建所。二沒有一定數(shù)量的高級研究人才,不能建所;
三沒有學科帶頭人,也不能建所。"說到這里,張庚又補充道:"而且,這個學科帶頭人不是行政機關(guān)封他為帶頭人。你看我們美研所的王朝聞,音研所的楊蔭瀏,是封的嗎?”

  

  后來,院里又成立了一個文化所,網(wǎng)絡(luò)了許多社會英才。對它的成立我也是不大理解的,遂又對張庚說出了自己的看法。我說:“美國的學科是分得很細的。但怎么分,也沒見分出一個文化學科來,大學里也沒有一個文化系。西方學者認為文化學科的概念不好把握,內(nèi)涵不準,外延太大!

  

  張庚點點頭,又輕嘆一聲,語調(diào)平緩地說:“在我們這個國家,每隔幾年就要發(fā)生新的浪潮,教育界、學術(shù)界也不能例外。這里面有的東西就消失了,有的事物就興起了!

  

  我說:“戲曲和戲曲研究就屬于要消失的東西!

  

  張庚立即批評我,說我對形勢的估計太悲觀。其實,他的內(nèi)心也苦悶。

  

  古老的中國戲曲進入了新時期后,已是一派頹勢。如何才能振興?無論官方還是民間一致性結(jié)論是--必須要有新戲、好戲才行。所以,從文化行政部門及其領(lǐng)導每年一度召開的創(chuàng)作工作會議,到部級、省級、市級設(shè)立各種戲劇獎項,無一不是在鼓勵創(chuàng)作,喊出的口號是“出新人,出新戲,出好戲。”

  

  八十年代的張庚,在文化部主辦的第四次戲曲演員講習班上,針對這個問題,談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說:“解放前只要有好演員,就能出好戲。比如梅蘭芳挑班,就是這種情況。因為中國戲曲藝術(shù)的核心是演員的表演,戲班是以‘角兒’為中心的,一切都是‘角兒’說了算,F(xiàn)在的情況不同了,光有好演員也不見得能出好戲,一定要有好領(lǐng)導才能出好戲,因為劇團的領(lǐng)導在負責藝術(shù)管理。他們?nèi)绻囆g(shù)規(guī)律,按規(guī)律辦事,那么就可能搞出好戲來。有時光劇團的領(lǐng)導好,還不行。要省、市文化行政的領(lǐng)導,也懂得藝術(shù)管理才行。比如,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川劇就搞得不錯。老戲保留得多,新戲也推出不少。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中共)四川省委有個懂川戲的宣傳部長李亞群,成都市有個愛川戲的副市長李宗林。有了這二李的領(lǐng)導,川劇創(chuàng)作就比較繁榮!甭犝n的學生都是來自劇團,他們無不點頭稱道。

  

  后來,我去崇文門西小街一號樓(張庚宅址)閑坐。那日,蒼碧一天,倐?cè)粺o云。老人心情、氣色都好。我不覺又重拾“如何出好戲”的話題。張庚沒有正面回答我,卻講起了唐詩。他說:“回顧中國的歷史,不是每朝每代都有杰出的文學藝術(shù)成就。出大成就,則必有條件。就拿唐朝來說,文學上是有大成就的。成就中,(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詩是高峰。唐分初唐、盛唐、中唐和晚唐。這四個階段都有詩和詩人。初唐有四杰和陳子昂!

  

  說到這里,他分別背誦了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各一首詩。我只記得其中的《在獄詠蟬》一首—“西陸蟬聲唱,南冠客思深。不堪玄鬢影,來對白頭吟”。張庚背完以后,對我說:“詒和,你看!駱賓王寫這詩的時候,正值被誣下獄。他借蟬自況,抒發(fā)幽憤。但調(diào)子不低沉,寄托遙深,字里行間透出一股氣。到了盛唐,這股氣就飛揚起來。這在邊塞詩里表現(xiàn)得很突出。高適,岑參且不說,王昌齡寫過兩首《青樓曲》。其中有一首是這樣的四句—‘白馬金鞍從武皇,旌旗十萬宿長楊。

樓頭少婦鳴箏坐,遙見飛塵入建章’。詩人雖是從少婦眼里寫遠征凱旋之狀,卻自有一股豪情在內(nèi)!

  

  我吃驚于他對詩的熟悉,更驚異于他對詩的記憶。

  

  接著,張庚又背誦中唐詩人的作品。第一首是柳宗元的《別舍弟宗一》:“零落殘魂倍黯然,雙垂別淚越江邊。一身去國六千里,萬死投荒十二年。桂嶺瘴來云似墨,洞庭春盡水如天。欲知此后相思夢,長在荊門郢樹天!钡诙资琼f應(yīng)物詩:“凄凄去親愛,泛泛入煙霧。歸棹洛陽人,殘鐘廣陵樹。今朝此為別,何處還相遇?世事波上舟,沿洄安得?”之后,他說:“詒和,這兩首詩盡寫相思別離,情意濃摯,卻又模糊迷離。因為進入中唐,詩在氣韻上發(fā)生了變化!

  

  說到晚唐,張庚又一連背了三首詩。有溫庭筠、杜牧和劉禹錫的《楊柳枝》。他最后背誦的是—“向晚意不適,驅(qū)車登古原,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吟罷,老人很感慨地說:“李商隱的《樂游原》是絕佳之作,但已無氣,透出的都是對衰暮之美的嘆息了。”

  

  我認真地聽,明白他的講解,卻不明白他的用意。

  

  他大概看出了我的茫然。遂道:“不同階段的唐詩里,都有一股氣貫注其間。盛唐的氣最盛,晚唐氣已衰!

  

  我問:“這氣是怎樣形成的?”

  

  張庚笑了,說:“這股氣是多種因素的結(jié)合,其中重要的因素,是因為有個一代英主李世民。這就是在封建王朝,我們的文學藝術(shù)能出大成就的條件!

  

  說到張庚的性格,似乎用一句話很難概括。他那張不怎么可親的面孔和臉上常掛著的嚴峻神色,讓人覺得難以溝通和交流。所以,與他長期共事的人可以講述他的學術(shù)成就,卻很難描述他的行為舉止。我則是一步一步接近他的,是通過一件一件小事認識他的。

  

  我剛來到中國藝術(shù)研究院戲曲研究所,就趕上粉碎“四人幫”后的清理“三種人”!叭N人”之一種,是指在“文革”中搞“打、砸、搶”的。在研究院工作的一個男青年(后調(diào)至其他單位),在“清理三種人”的過程中,受到清理。一切證據(jù)都表明他打過張庚。專案組人員找到了張庚,作最后的印證。

  

  問老人家:“黃××,是不是打了你?”

  

  張庚沉默。

  

  再問。

  

  張庚答:“有人打過我。他是不是打過,我記不清了!

  

  如此回答,令同事們驚詫。因為幾乎所有的人都確認:張庚是知道黃××打過自己的。

  

  這樣的慈悲寬厚,讓人難以接受和理解。于是,有人跑去問張庚:“事情是明擺著的,為什么說‘記不清’?”

  

  張庚說:“他還年輕,我不想讓這件事影響他以后的生活和工作!

  

  一九八四年,全國劇協(xié)召開第四次代表大會。會議的一項重要內(nèi)容是選舉新的領(lǐng)導班子。選舉的結(jié)果是--原來的專職副主席××落榜,而從未做過官的吳祖光當選。如此一上一下,轟動劇壇。會后,××四處托人,八方奔走,并指責“劇協(xié)存在一個小圈子,并搞地下活動。”

  

  張庚聞訊后,徑直找到××,開門見山地說:“××同志,我今天找你,是想告訴你一個情況。我們劇協(xié)和作協(xié)(即中國作家協(xié)會)不同。作協(xié)從三十年代開始,就有宗派,而且這種宗派活動和個人恩怨糾纏在一起,延續(xù)直今。但戲劇界沒有,這是很難得的。請你注意這個問題!

  

  這番話對××來說,真可謂出乎意料--在他還沒回過神兒來的時候,說完話的張庚已飄然而去。

  

  這種出乎意料的話,張庚說過許多。記得在一次專題討論會上,大家討論在什么是中國特色。我們戲曲所里一個年輕的研究人員說:“什么是中國特色?中國特色就是在‘公’字的旗號下,無不為‘私’字而奔走。在無限忠于黨的同時,隨時準備出賣朋友……”

  

  沒容他講完話,一個老資格的研究員拍案而起,喝道:“你這簡直是反動言論!”

  

  全場愕然。

  

  這時,只見張庚擺擺手,要那個憤怒的同事坐下。然后,對他說:“我看××講的話有些道理! 散會后,有人感嘆道:“看來人的思想僵不僵化,真的不在于年齡!

  

  一九八六年前后,研究單位開始了評職稱的工作。搞研究的人,可以不出國,不提級,不當官,卻非常重視評職稱。由于評議過程的透明度不夠,大家對結(jié)果不滿。我寫了封公開信,表達了這種不滿。不想,這信把一座恭王府攪得風風雨雨。

  

  已經(jīng)不再擔任領(lǐng)導職務(wù)的張庚接到了信,立即召開了有中青年研究人員參加的小型座談會。

  

  會上,他首先講話。說:“這些年,我一個人住在十二層樓的房子里,脫離大家,高高在上,不了解同志們的實際情況。雖然我沒有參加戲研所里評職稱的事,但我也是有責任的。今天把大家請來,就是想聽你們的意見。特別是想聽聽你們對我的意見!

  

  第一個發(fā)言的是個中年人,姓欒,畢業(yè)于上海戲劇學院舞美系。他嚴肅地說:“張老,我六十年代初分配到研究院,大家叫我小欒。二十多年過去,現(xiàn)在我快五十歲了,住房窄,工資低,沒有提干,更沒有出國,這些我都能忍。但是評職稱不同,是學術(shù)范疇的事,更是對我大半輩子的研究成果及能力的核定。所以,我希望做到起碼的公開和公正。同時,我也希望你老人家和其他同志今后不要再叫我小欒!

  

  會開了整整一個下午。張庚自始自終都在認真地聽。誰發(fā)言,他的眼睛就瞅著誰,誠摯又專注。最后,他做了一個小結(jié),說:這件事他是要負責任的。一定給大家一個答復(fù)。

  

  此后,張庚再沒有管那個姓欒的叫小欒了,而我們卻還是小欒小欒地叫著。

  

  我的公開信也遞交到文化部。一天我忽然接到通知,說作家出身的文化部部長要接見我。我緊張得連覺也沒睡好。腦子里反復(fù)琢磨自己當如何回應(yīng)部長的垂詢,細細編排自己該怎樣簡明扼要地介紹單位評職稱的情況。

  

  記得那是一個周六下午,我穿著白衣黑裙,手提包里裝著材料,跨進了部長辦公室。

  

  部長隨和又平易,倒了一杯茶。上級和下級對面而坐。接著,他問我的出身,問了我的學歷,問了我的家庭,問了我的父母情況,還問了我為什么坐牢……我是有問必答,且心生感動。瞧,咱部長多好,那么關(guān)心“普通一兵”。談話的時間不短,記得在此期間,部長還接了胡繩同志打來的電話,好像對方有件什么事要辦,部長說:“我是晚輩,自然是我該上您那兒辦事啦!

  

  部長對我的詢問結(jié)束,我們的談話也跟著結(jié)束。

  

  我被禮貌地請出了辦公室。

  

  “那我們單位評職稱的事兒呢?”出了門的我,扭臉兒叫了起來。

  

  “哦,有關(guān)部門會辦理的!辈块L如是說。

  

  幾天后,部長對他的一個新疆朋友說:“我見到章伯鈞的女兒了,她好像有點兒神經(jīng)質(zhì)!

  

  我聽了這個新疆朋友的轉(zhuǎn)述,霎時胸口憋悶,監(jiān)獄生活培養(yǎng)出的老毛病犯了--不禁破口大罵:“王八蛋!”

  

  新疆朋友很害怕,勸我別罵,說:人家是部長。

  

  我高喊:“本不該罵人,可現(xiàn)在我都神經(jīng)質(zhì)啦!還不該罵?”

  

  新疆朋友走后,我的眼淚簌簌而下。我不禁想起了張庚,想起了他召集的座談會,想起了他那專注的目光,想起了他說自己“高高在上”。

  

  也不知什么時候,戲劇界搞起了評獎。先是劇協(xié)搞,設(shè)立了梅花獎,曹禺獎。后來文化部也搞,設(shè)立了文華獎。再后來宣傳部也搞,設(shè)立了五個一工程獎。登時,戲劇界沸騰了,熱鬧了。演員、導演、編劇、作曲、舞美一齊朝它飛奔而去。又不知什么時候,興給評委送禮了。最初的禮物是土特產(chǎn),后來升級為紅包。當然,不是每個評委都送。送能送的,不送不能送的,張庚屬于后者。一次,廣西的某個劇團進京演出,由廣西有名的老演員掛帥。劇團做東,在一家餐廳與首都戲劇界見面。宴畢,廣西的一個同志給每位北京來賓遞上一個牛皮紙信封,所有的人都明白那里面裝的是啥,故無人拆看。遞到張庚的面前,老人家還以為是戲票、通知之類的東西,便打開了:原來是二百元人民幣。

  

  張庚把錢和信封往餐桌上一扔,對坐在自己身邊的廣西一號女演員說:“××同志,你請我們吃了飯,怎么還要送錢?”

  

  ××同志的臉漲得通紅,一句話也答不上來。大家都愣在哪兒,場面尷尬又有趣。

  

  張庚丟下信封走了。

  

  后來,送紅包的方式有所改進,改進為送到評委家中。一個冬日的周末,我在張庚家里吃晚飯--涮羊肉。飯后約八點來鐘,門鈴響了。我去開門,一個相貌清秀、年齡在四十歲上下的女子站立在門口。臉色疲憊,神態(tài)膽怯的她,自報家門:“我叫×××,是北京京劇院的演員,想拜望張老!

  

  我忽然想到:眼下正值評獎前夕,她恐怕是為獎而來。于是,本打算告辭的我,決定暫時不走了。

  

  張庚夫婦在客廳里接待客人,我則坐在緊挨著客廳的書房里,隔墻旁聽。

  

  ×××說:“我快滿四十五歲了,想?yún)⒓舆@次梅花獎的評選!

  

  梅花獎的評選規(guī)則是限于四十五歲以下的演員參評,故張庚夫婦一致鼓勵她參評。這個女演員說,自己已經(jīng)報了名,劇院領(lǐng)導也很支持。但是,她發(fā)現(xiàn)一起參評的演員都在走“門子”,送紅包。尤其是外地的演員,有劇團、文化廳(局)的支持,開著公車,拿著評委的家庭地址聯(lián)絡(luò)圖積極奔走,且出手大方。而自己則腰無分文,劇院也是一貧如洗。院長對她說:“咱們連發(fā)工資都困難,哪兒有錢送評委?”話說到此,這個女演員的聲音已帶了“哭腔”。

  

  這時,我只聽見張庚問:“那些參評的演員是不是都在送錢,送禮?”

  

  對方怯生生答:“是的,個個都在送!

  

  張庚大聲說:“我告訴你—如果大家都在送,就等于都沒有送。你回去安心準備演出。把戲演好了,不用送禮,肯定也能獲獎!

  

  “張老,真的是這樣嗎?”

  

  張庚沒有做出回答,只是說天色已晚,氣候寒冷,快回家吧。

  

  一個多月后,梅花獎揭曉。我從報紙上看到,那位唱青衣的北京女演員評上了。名次是按得票多少的順序排列的。她排在倒數(shù)第二、三的位置。

  

  文華獎是政府獎,分量自然比梅花獎重得多,評委會的規(guī)模與結(jié)構(gòu)也更為龐大。主任由一個愛好戲劇、喜歡演員的副部長親自擔綱。評委多由文化官員組成。其中包括文化部的藝術(shù)局局長、副局長、戲劇處處長、副處長、直屬院團領(lǐng)導,還有來自外省文化廳的廳長、副廳長。張庚和另外一兩個專家被聘為顧問。

  

  這個獎因官方色彩而受到普遍重視,競爭激烈,評議也激烈。張庚看戲認真,評戲也認真。他對于只看重內(nèi)容,一味強調(diào)題材的傾向是不滿的,認為戲曲創(chuàng)新已經(jīng)到了必須講究形式的階段。然而,評選的結(jié)果令他失望,一連兩天的情緒都不好。第三天,正好在研究院出席一個什么會。散會時,他對也是文華獎顧問的一個同事說:“不知道你是怎么一個態(tài)度,反正,明年的文華獎若再叫我當顧問,我是不接受的。所謂的聽取專家意見,不過是做做樣子罷了,還是長官意志!

  

  那位同事對張庚的觀點非常認同,也當即表態(tài),自己明年也不參加了。第二年,我發(fā)現(xiàn)只有張庚不是顧問。別人仍在以當文華獎評委、顧問為榮。

  

  生活中的張庚,態(tài)度安詳,表情有些漠然,卻不憂郁。目光散散的,說話的語調(diào)低緩。前額的皺紋和略微下垂的嘴角,總顯出一種歷盡滄桑的疲憊。而掩蓋于安詳神態(tài)樸實外表之下的,是火,是愛,是熱情。

  

  張庚出生在湖南長沙,母親曾寶菱是曾國藩的重孫女,習詩書,通文墨。年幼的張庚,是從母親那里接受文化啟蒙教育。父親姚源綸雖官宦出身,卻是個吟走文人。他不謀職當差,不存恤妻小,一生無所作為,浪跡天涯。一九五O年,仍不肯就范于社會規(guī)則的他,就范于家庭。他廚藝高超,一日三餐親自掌勺。當家人津津有味地吃飯,他就坐在一邊津津有味地看戲文,讀唱本。父子之間淡如水,輕如云。然而于父親去世入殮之際,第一顆鐵釘在敲擊聲中釘入棺木,張庚仰天痛哭。其聲哀,其情慟。那清淡似水如云的骨血關(guān)系,原是一把刺入深心的鋒刃。

  

  進入九十年代,我去張庚家里閑聊的次數(shù)越來越多。老人也寂寞。

  

  有一次,我指著他家客廳里的兩個多寶槅,說:“張老師,你這個多寶槅里配置的瓷器小擺件很不錯。款式錯落,(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顏色各異!

  

  老頭兒聽了一下子興奮起來,提高了聲音說:“詒和,我要是不搞研究,自以為還有兩件事可做。”

  

  我說:“你都這么老了!除了研究,你還能干啥?”

  

  張庚站起來,讓我看看他陳設(shè)的幾套茶具。說:“這是我擺放的。你覺得怎么樣?”

  

  “挺好!

  

  他得意地說:“我可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搞室內(nèi)設(shè)計!

  

  我大笑不止,遂問:“那第二件呢?”

  

  張庚坐回沙發(fā),對我說:“搞創(chuàng)作!

  

  我又笑。

  

  等我笑夠了,張庚說:“我一直想寫一本書。”

  

  “你想寫自傳嗎?”

  

  張庚搖搖頭。

  

  “我想寫一個人。”

  

  “寫誰?”我問。

  

  “玄奘!

  

  我暗自吃驚:怎么和我翦伯伯(伯贊)晚年的心思一模一樣?便再問:“你為什么要寫他呢?”

  

  他告訴我,自己這輩子最欽佩的人,就是玄奘。

  

  我說:“你是共產(chǎn)黨員,最該欽佩的人當是馬克思才對!

  

  張庚說:“這事和政治思想無關(guān)。我對玄奘的興趣從青年時代就開始了,并保持到今天?上б恢睕]有時間。等我徹底閑下來,就一定去做!苯又,他向我介紹了玄奘的一生。并說:“專心于一件事,由始至終,無一日懈怠。其間無論遭遇怎樣的險阻艱難,百折不回。這就是我特別尊敬和欽佩的人了!

  

  我一直等著他閑下來。但到死,張庚也都沒有閑下來。

  

  玄奘沒能來到他的筆下,卻一直擱在他的心里。有時,我覺得他的精神就很像玄奘。

  

  張庚是個老革命、老黨員、老延安。他的理論著述滲透著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每年的五月,張庚都要撰文紀念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講話的發(fā)表—重申藝術(shù)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命題。他在理論上,也是懂得政治的。我平素在私人場合就聽他講過一些很精辟的政治見解。比如,在議論中國現(xiàn)代化問題時,張庚一語驚人。說:“中國現(xiàn)代化的關(guān)鍵是對農(nóng)民的改造。農(nóng)民造反的理想是什么?就是--我要坐了金鑾殿,就干他娘娘!钡M入現(xiàn)實環(huán)境,張庚的政治表現(xiàn)常常又不怎么杰出。可以說,他一直是戲劇界右傾思想的代表。四十年代在延安,毛澤東強調(diào)文藝要為工農(nóng)兵服務(wù),張庚卻不識時務(wù)地為戲劇的正規(guī)化、專門化辯護,在戲劇系按斯坦尼體系教學,排演《日出》等大戲,并說“我們共產(chǎn)黨的文化運動搞了那么多年,難道不要提高嗎?”。六十年代,關(guān)于“封建道德問題”的一場討論,由于堅持“封建道德的全民性、繼承性”等觀點而被《戲劇報》批判了整整三年。后被弄到徐水的一個縣,去當個縣委副書記!拔母铩敝,張庚成為反動學術(shù)權(quán)威,批判,檢查,抄家,勞動。到了七十年代,由于他不明黨內(nèi)斗爭的底細,在批鄧運動中由別人代筆寫了一篇批鄧的文章,發(fā)表在《人民日報》上。不久鄧大人復(fù)出,他又不像同寫批判文章又同登于一版的名醫(yī)學習,及時道歉自責?傊,張庚一生屢遭貶斥,長期被權(quán)勢冷落,好在他始終沒有多少仕途之想。學術(shù)研究是他的最佳生活方式。他曾對我說:“如果開一整天的會,沒有寫字讀書,我就覺得這一天是浪費了,心里很別扭。”

  

  張庚在世時,我們曾經(jīng)認為老學者應(yīng)該給年輕學子騰騰地兒,挪挪窩兒,F(xiàn)在他走了,騰了地兒,挪了窩兒,卻無人能填補,亦無人可企及。留下的,是永遠的空白。更為重要的是:透過他的經(jīng)歷和著述,人們看到了一代知識者的苦苦追求和掙扎。在這動蕩紛亂的時代,身處風云變幻之中,張庚始終堅守住自己的精神陣地,堅守住自己的道德、情操、人格與價值。面對說不盡的太平盛世和看不夠的繁華夜景,我們這些現(xiàn)代人在物質(zhì)主義的重壓下,早已沒有了靈魂的棲息地。從這個意義上看,一生從未紅火過的張庚,是幸運的,也是幸福的。再說,具有學術(shù)震撼力的巨響,可以是沉寂。陳寅恪是沉寂的,錢鍾書也是沉寂的。

  

  張庚和那一代的知識分子一樣,具有知識者和革命者的雙重身份。處在那樣一個危機四伏、動蕩不安的時代,一顆憂國憂民之心,使他們對現(xiàn)實社會無比關(guān)注,熱血沸騰地投身其間,義無返顧地擔當起匹夫之責。然而,他們的真正興趣志向在于埋頭學問,著書立說,興辦教育,無須假于政治或仕途以求名利。這樣,他和翦伯贊等一批馬克思主義學者,一入世,即腳踏政治、學術(shù)兩只船,游弋于學海、宦海之間。而學術(shù)和政治之間的碰撞、磨擦,不但使他們很難保持內(nèi)心的平衡,且給他們?nèi)松鷰碓S多的遺憾和精神苦悶。所以,以一種顏色,去涂抹他們的底色,都是不行的。

  

  不錯,張庚是共產(chǎn)主義的追隨者,但他更是一個文化的信奉者。他一生孜孜以求的目標和為這個目標所付出的全部心血,說明在靈魂深處他相信,只有文化才最終具有穿越時間和征服人心的力量!叭松恍嗍俏恼隆。而這,才是他底色中的主色。你是一朵鮮花也好,你是一株野草也罷,當有自己的樣式和表現(xiàn)。張庚是有自己的樣式和表現(xiàn)的。

  

  二OOO年春,我的丈夫(馬克郁)身患絕癥。我在絕望與希望中徘徊,他在掙扎和放棄中穿梭。二十載平淡夫妻,在這最后的歲月進入了痛絕空無之境。一年后,花正飄落之際,丈夫最后拉了拉我的手,叫了聲“小愚”,倒在去醫(yī)院的路上……已數(shù)不清自己是第幾次接觸死亡,但這一次我深感天命之不可強求。

  

  我獨自歸家,對著同樣落淚的小狗,生離死別,一時嘗盡。入夜,春風如絲,淚水如雨。一個孤立無援的我,已無法承受那四面涌來的感情。

  

  突然,有人叩門。張庚的夫人張瑋,素衣裹身,帶著白菊,站立在我的面前。

  

  我說:“這么晚了,還來?”

  

  她答:“是你的老師一定要我來的!闭f罷,遞給我一封信。是張庚寫的,那上面歪歪扭扭寫滿了勸慰之語。張庚因患眼疾,連電視都已不能看了。這信,不知是怎樣寫的?又寫了多久?

  

  后來,我又得知:張庚下午聽到噩耗,十分難過。

  

  張瑋寬慰他說:“詒和很堅強!

  

  張庚半糾正、半補充地說:“她還很重感情!”

  

  我嚎啕大哭。原來,心是可以觸摸的,片言只語,可使人魂悸魄動。

  

  處在絕境中的我拿起了筆,開始了對往事的回憶。第一篇、第二篇稿子,我送給張庚,請予指正。文章是由張瑋讀給張庚聽的。夫人讀罷,說:“我要勸勸詒和,別寫從前的事了,人太痛苦。還是向前看吧! 張庚搖頭,說:“你是勸不了她的,她是一定要寫的!

  

  二OO三年,張庚病重住進了醫(yī)院。一進去,院方即問:(患者)是一線?還是二線的?沒兩天,就下了病危通知。但也就在這個時候,一位副委員長要來這里探視另一個病人。為了安全,把已經(jīng)昏迷、且切開喉管的張庚從病房里拉出來,塞進另一個房間,等我們的人民公仆走后,再又推回原位。我和同事們聽了,除了憤怒,還能怎樣?老延安敵不過新權(quán)貴。

  

  生與死的距離,原本就是很微小,一口氣就能跨越過去。一個秋日,張庚踏上了歸途,捐出自己留在人間的最后一份力量。

  

  “葉落人何在,寒云路幾層”。這個世界熙熙攘攘,大家各自忙碌,很少知道心中所想。張庚在我心里,是一位白發(fā)皤然的得道高僧,而我是一個永難闡悟人生真諦的愚鈍弟子。如今,我們這些學生也年華老去,來日無多。但我們應(yīng)像他那樣,不妄求,不茍取,望著一個固定的方向,走去。

  

  二OO四年二月初稿于香港中文大學

  三月定稿于北京守愚齋

  

  注釋⑴:張庚(1911-2003)原名姚禹玄,1911年1月22日生于湖南長沙。1927年畢業(yè)于長沙楚怡學校,后進入武漢黃埔七分校。當年考入上海勞動大學。1931年在武漢參加左翼劇聯(lián)武漢分盟,1932年在上海參加中國左翼戲劇家聯(lián)盟。1934年參加中國共產(chǎn)黨。并擔任左翼劇聯(lián)常委。在此期間,編輯《生活知識》等刊物,撰寫戲劇理論文章,并根據(jù)梅里美小說改編了話劇《秋陽》?谷諔(zhàn)爭爆發(fā),率蟻社流動演出隊沿江演出。1938年到達延安,任魯迅藝術(shù)學院戲劇系主任,1946年任東北魯迅文藝學院副院長,編輯《人民戲劇》月刊。1949年后,歷任中央戲劇學院副院長,中國戲曲研究院副院長,院長,中國藝術(shù)研究院副院長,中國戲劇家協(xié)會副主席,名譽主席。中國戲曲學會會長。先后擔任《戲劇報》《文藝研究》主編。是第六屆、第七屆全國政協(xié)委員。國務(wù)院第一屆學位委員會學科評議組成員。2003年9月23日病逝,享年92歲。著有《戲劇概論》《戲劇藝術(shù)引論》《話劇民族化與舊劇現(xiàn)代化》《新歌劇論》《論戲曲表現(xiàn)現(xiàn)代生活》《戲曲藝術(shù)論》等。主持和主編《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戲曲選》《中國戲曲通史》《中國戲曲藝術(shù)概論》《中國大百科全書·戲曲卷》《當代中國戲曲》《中國戲曲志》《張庚文錄》等。

  

  注釋⑵:李康華《中國大陸話劇現(xiàn)況》,刊于《明報月刊》第14卷第1期,1979年1月號。

  

  注釋⑶:中國藝術(shù)研究院從1978年至2003年期間,辦公地點為北京前海西街17號(恭王府),故戲劇界習慣性地將張庚及其領(lǐng)導的戲曲研究隊伍,稱之為前海學派。

  

  注釋⑷:周貽白(1900-1977)原名周炳垣,一作夷白,曾名一介,慕頤,筆名六郎,劍廬,云谷,湖南長沙人。幼年喪父,少年輟學。做過文明戲、湘劇、京劇、雜技演員。1927年參加南國社,1929年至1934年在福建泉州、廈門等地教授國文。1935年與阿英同組新藝話劇團,嗣后在中國旅行劇團及新華、金星影業(yè)公司等處從事話劇、電影劇本創(chuàng)作。在上海美專、復(fù)旦大學等校講授國文。1949年前著有《中國戲劇史略》《中國劇場史》《中國戲劇小史》,編寫《朱仙鎮(zhèn)》《李香君》《花木蘭》《紅樓夢》等影劇作品。1950年任教于中央戲劇學院,著有《中國戲劇史》《中國戲劇史講座》《中國戲劇史長編》《中國戲曲發(fā)展史綱要》《中國戲曲論叢》《中國戲曲論集》《戲曲演唱論著輯釋》等。

  

  注釋⑸⑹:資中筠《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也談學術(shù)腐敗》,刊于《隨筆》2003年第1期。

  

  注釋⑺:目連戲,為中國戲曲傳統(tǒng)劇目中以目連救母為題材的大小戲的統(tǒng)稱。也是中國戲劇史上流傳最廣泛、歷史最悠久的劇目。傅相一家三代為佛徒。傅相死后,妻劉青提(又名劉四娘)破戒殺生,大開五葷。劉死后被打入陰曹,受苦刑懲罰。其子傅羅卜(即目連)前往西方求祈佛祖,佛祖賜"盂蘭盆經(jīng)"和錫杖,以救其母。目連歷盡艱險,游遍地獄,尋母勸善,后一家團圓。唐代敦煌寶卷《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是現(xiàn)存最早的說唱本。后有明代鄭之珍《目連救母勸善戲文》、清代張照《勸善金科》。四川的川劇高腔,湖南的湘劇、祁劇、辰河戲,福建的莆仙戲,江西的弋陽腔,浙江調(diào)腔和紹劇都有目連戲。魯迅文章里所提及的《女吊》、《男吊》、《無常》均為紹劇目連戲。

  

  注釋⑻:儺戲既是為請神敬祖的祭祀,又是為驅(qū)災(zāi)疫、祈吉祥的活動。由于這種活動帶有戲曲的形式,故祀神又娛人。演出以氏族為單位,由宗族內(nèi)部選派男丁扮演,無職業(yè)班社和專業(yè)藝人。輪流到各村鎮(zhèn)祠堂演出,扮演者均戴木制或皮制、紙制彩繪面具(俗稱"面子"),表演古樸粗獷,頗具古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因儺戲宗族活動有迷信色彩,曾單獨以儺舞演出,作為民間藝術(shù)節(jié)目,參加業(yè)余文藝會演。近年來在廣大民間,每年仍然沿舊習演出,但對有迷信色彩之迎神、送神、請神等活動,皆有所減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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