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正在為伸張正義而孤軍奮戰(zhàn)的戰(zhàn)爭罪行幸存者及其支持者們，本來就是以微弱的民間自發(fā)力量去對抗日方由政府、法院、資本財團和右翼勢力聯(lián)合組成的龐然大物在進行一場實力懸殊的殊死搏斗，不料卻被這些唱著“擱置歷史、著眼未來”高調(diào)的本國“戰(zhàn)略家”們在背后捅了一刀，這就使有正義感的人更覺有義不容辭的責任為他們吶喊助威。所以我決定不再沉默�！�

　　“我呼吁一切曾經(jīng)身受日本暴行殘害的中國人和他們的親屬后人，用你們力所能及的方式說出你們的痛苦絕望；
我呼吁一切良知尚存的史學工作者、文學工作者和藝術工作者用你們各自擅長的方式，再現(xiàn)那獸性吞噬人性的悲��；
我呼吁一切有民族認同感的教育工作者，告訴你的學生們?yōu)槭裁慈毡镜恼J罪問題還沒解決、為什么歷史問題不能“擱置”；
我還呼吁一切有正義感的法律工作者都以王選、蘇向祥為榜樣，不畏艱難地為受害同胞討回公道。三千五百萬中國人不能白死，我們決不能忘記，要讓全世界都知道！”

　　一

　　去年年底，馬立誠在《戰(zhàn)略與管理》上著文提出“對日關系新思維”，主張“日本道歉問題已經(jīng)解決”，“對日本不必過于苛刻”，“對于日本要成為政治和軍事大國的訴求,…我們也不必大驚小怪�！盵1]今年四月，時殷弘也在同一刊物上提出對日“外交革命”的所謂“迂回戰(zhàn)略”，主張中國為改善中日關系單方面、無條件地對日方做出五條讓步，即擱置歷史問題爭端，幫助日本增加對華出口及投資，對日本軍事力量擴充采取“足夠大度”的政策，支持日本以大國地位參與東亞安全、政治、經(jīng)濟事務，以及積極支持日本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2]這兩則“石破天驚”的言論一時激起輿論的強烈反應，引發(fā)了一場關于中日關系和中國對外戰(zhàn)略的大辯論。

　　對這場討論，我本來無意介入，因為第一，事實和道理是明擺著的，而且已經(jīng)被不少作者說得很透徹了，沒有贅述的必要。第二，馬立誠一不懂日本、二不懂國際，忽然到日本走馬觀花了一圈回來就信口開河、天方夜譚一番，同這樣的對手辯論無異于對牛彈琴、白費工夫；
時殷弘雖為學者，但其宏論中也充斥著國際政治里的常識性錯誤（例如想讓自助的國際體系中的兩個國家“避免安全兩難”，就如同想讓地球上的物體避免重力作用一樣異想天開），難以與之進行專業(yè)水準的對話。后來才發(fā)現(xiàn)，有這種想法的不止我一個。據(jù)《南方周末》記者蘇亞菲今年6月的報道，“對目前掀起的‘對日新思維’思潮，絕大部分接受采訪的日本問題專家”都認為“是一廂情愿，是既不知己，也不知彼的表現(xiàn)”；
而且“人民網(wǎng)日本版主編唐暉…原想請一些日本研究方面的學者來就此進行探討，但找了不少學者，都不愿意出面討論此事。有學者甚至直言不諱地表示：時文不值一駁，因而不想就此卷入爭端中�！盵3]

　　然而這些天有兩件事使我改變初衷。一是北京一份權威的國際問題報刊的編輯在發(fā)給包括我在內(nèi)的一批作者的電郵中號召大家“多多參與”有關中日關系的討論，這本是好事，可是他給出的理由卻是因為“目前民眾中對中日關系問題仍有不少非理性的情緒和態(tài)度”（需要消除）。現(xiàn)在且不說他所指的民眾情緒和態(tài)度是否真是“非理性”，作為版面編輯和論壇主持出面下此結論似乎對這派意見有失公平。本來，在一個開放競爭的環(huán)境中，一家報紙代表的只是一家之言，所以編輯或報紙有自己的傾向性也無可厚非。但在當前國內(nèi)的環(huán)境中，官方/主流媒體享有國家控制造成的壟斷優(yōu)勢，這時媒體的傾向性就成問題了。因為第一，官方/主流媒體享有與國家/政府相聯(lián)系的權威，這對相當一部分公眾還是很有影響力的；
第二，官方/主流媒體享有獨占的發(fā)言權。這樣一來，對其他不同意見來說就沒有公平競爭可言了。事實上，現(xiàn)在親日言論可以在官方/主流媒體上大行其道而反對意見只能在境外媒體或互聯(lián)網(wǎng)上發(fā)布一事本身就是國內(nèi)官方/主流媒體這種偏見的體現(xiàn)和后果。這件事提醒了我，讓我意識到在我們的官方/主流媒體上存在著嚴重的信息不對稱，所發(fā)表的幾乎都是一面倒的觀點，為對公眾負責起見應該讓他們聽到不同聲音，以正視聽。在此我愿呼吁我們的國際問題特別是日本問題專家積極參與討論，不要因潔身自好而置身事外，否則容易給公眾和決策者造成沒有不同意見的假象。否則，套用一句老話，輿論的陣地愛國主義、民族主義不去占領，它們的對立面就會去占領。

　　觸動我的另一件事是上周起鳳凰衛(wèi)視播放了一部名為“萬家訴訟”的系列記錄片，再現(xiàn)了當年侵華日軍駭人聽聞的暴行和中國平民橫遭屠殺、虐待、強奸、苦役的慘狀以及他們的正義和權利至今一直未能得到伸張的困境。血淋淋的事實重新激起我對已遇難和尚幸存的同胞以及對我們整個民族（自外者除外）的強烈責任感。特別是那些正在為伸張正義而孤軍奮戰(zhàn)的戰(zhàn)爭罪行幸存者及其支持者們，本來就是以微弱的民間自發(fā)力量去對抗日方由政府、法院、資本財團和右翼勢力聯(lián)合組成的龐然大物在進行一場實力懸殊的殊死搏斗，不料卻被這些唱著“擱置歷史、著眼未來”高調(diào)的本國“戰(zhàn)略家”們在背后捅了一刀，這就使有正義感的人更覺有義不容辭的責任為他們吶喊助威。所以我決定不再沉默。

　　二

　　前面說過，“對日新思維”的荒謬，網(wǎng)上已有不少犀利、深刻的批判（包括最近一段時期一些日本問題專家也開始發(fā)言），沒有重復的必要。在這里我只想把我見到的精辟言論作一簡單綜述，一來可以為沒有時間廣作涉獵的讀者提供集中的資訊，二來也是作為研究常規(guī)的必備成分即文獻回顧，以便確定進一步研究的新起點。

　　不管立場如何，爭論各方對中日關系發(fā)展受阻的癥結在于歷史問題（既日本對戰(zhàn)爭罪責的認罪、道歉和賠償）這一點均無異議。分歧在于，“對日新思維”論認為“道歉問題已經(jīng)解決”，歷史問題應當擱置，中日關系的障礙在于中國民間對日本“過于苛刻”；
而反對者卻列舉了大量無可辯駁的事實證明日本無論是官方還是民間都從未干脆、徹底地承認過去的戰(zhàn)爭罪行，也從未真誠、無保留地對中國人民道歉、懺悔，更談不上對受害者給予賠償，所以責任毫無疑問地在日本方面。日本問題專家馮昭奎說：“我不同意馬立誠所說的，歷史問題已經(jīng)解決，也不同意時殷弘所說的，先把歷史問題撇在一邊，…我認為，首先歷史問題并沒有解決，其次，歷史問題也不可能撇在一邊不提�！盵4]人民網(wǎng)特約評論員林治波指出，“這個問題的要害，不是中國方面沒完沒了地提出謝罪的要求，而是日本方面有人沒完沒了地鬧翻案，不斷挑釁、刺激和傷害中國人民的感情�！薄暗狼负椭x罪問題沒有解決，這不是形式問題，而是實質問題。這個問題的解決，不取決于中國，而取決于日本�！薄敖忖忂�需系鈴人。在改善中日關系方面，日本要做的事情比中國更多，因為許多阻礙中日關系的癥結不在中方，而在日方�！盵5]

　　“對日新思維”無視日本方面歪曲歷史、逃避罪責的惡劣行經(jīng)，卻把惡化中日關系的罪名推到中國人民和所謂“極端民族主義”頭上這種倒打一耙、為虎作倀的作法，激起許多作者的憤慨和抗議。據(jù)蘇亞菲報道，日本問題專家金熙德認為“‘對日新思維’完全忽視了中國對日政策不能脫離中國國民感情這一重大前提。‘好像日本的國民感情應當尊重，中國的國民感情就可以靠政府強行壓住似的。’實際上近年來中國政府在歷史問題上的克制態(tài)度，是包括日本有識之士在內(nèi)的世人有目共睹的”。[6]林治波也針鋒相對地指出，“中國并不存在什么極端和狹隘的民族主義狂熱�！薄霸诋斀襁@個并不太平的世界上，在超級大國大搞霸權主義的世界上，我們的民族精神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不是太強，而是太弱，不應受到批判和遏制，而應大力提倡和加以培育�！彼�一針見血地揭示，“如今一些人，自奉為優(yōu)越、文雅、高人一等的‘自由派知識分子’，在他們的眼中，民族主義猶如洪水猛獸，一有機會就口誅筆伐，恨不能鏟干除凈。他們忘記了自己的民族和國籍，忘記了自己應有的立場”。[7]

　　“對日新思維”出籠后，在數(shù)以千計的中文互聯(lián)網(wǎng)論壇上立即成了過街老鼠，招來一片喊打聲浪，“而一些在日本工作和學習多年的中國人在談起馬文和時文時，則是一臉的鄙夷不屑”。[8]在日本學習和工作長達8年、曾在日本靖國神社抗議日本政要一再參拜戰(zhàn)犯的馮錦華說，“馬和時根本就不了解日本，他們沒有資格談論日本�！盵9]“對日新思維”論者及其同類當然可以把所有這些反對意見一概歸于“極端民族主義”甚至貼上“憤青”、“愛國賊”等惡毒標簽置之不理，那么就讓我們來聽聽那些精通日本、深思熟慮的專家們是如何評價的吧。據(jù)劉小彪介紹，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所長蔣立峰“轉述中國日本學界一位元老、與一些日本政界顯達私交頗深的老‘日本通’的話說，馬文和時文‘沒有歷史根據(jù)，沒有看到事物的本質，從中反映出他們對日本缺乏認識，只會信口開河，讓人感到莫名其妙’”。蔣本人也評論說，“如果不具備準確認識日本這一前提條件，就難免得出偏頗的結論�！盵10]

　　與多數(shù)中國人的反應絕然相反的是，“自馬立誠、時殷弘發(fā)表了有關‘對日新思維’方面的文章后，日本方面如獲至寶，認為這種思維戰(zhàn)略和他們的歷史觀相吻合，是發(fā)展符合日本人利益的新機會，于是利用輿論，極力引述兩篇文章的言論，宣揚‘對日新思維’”。[11]時殷弘也因此受日本外務省力邀，于5月到日本進行短期訪問。[12]日本人為什么要如此青睞“對日新思維”呢？研究中日關系的新加坡學者卓南生道出其中奧妙：“日本和美國結成同盟以來，一直利用美國壯大其軍事力量，達到其成為政治軍事大國的目的。中國是日美的一個潛在對手，而‘對日新思維’輕易贊成日本的軍事訴求，支持其進入安理會常任理事會，正好掉進了日本的戰(zhàn)略陷阱�！� [13]

　　“對日新思維”的毛病究竟出在哪里？金熙德的看法是，“對日新思維”的最大缺陷就是脫離當前日本的現(xiàn)實以及中日關系的實際，“大大低估了日美同盟的牢固性，低估了美國控制日本的能力和日本追隨美國的意志，低估了日本對華防范心理，低估了日本鷹派勢力的能量，低估了歷史問題的復雜性�！薄皳�(jù)金分析，如果基于這些低估之上而放棄一切原有對日政策，無條件迎合日本的一切要求而不必要求日本的回報，其結果只會造成戰(zhàn)略被動，最終能否出現(xiàn)“中日接近”局面，十分令人懷疑�！盵14]中國旅美學者薛涌也認為，“把日本送入聯(lián)合國安理會，其實就是等于多了美國的一票而已�？疾鞈�(zhàn)后的歷史，日本沒有在一件大事上和美國在國際上翻過臉�！朐谌彰狸P系的框架之外發(fā)展中日關系，無異于癡人說夢。”[15]

　　“對日新思維”助紂為虐、嚴重喪失民族立場的惡劣性質遭到了嚴厲的批判和譴責。林治波總結道，“所謂‘對日關系新思維’之所以不能成立，就在于它既罔顧歷史，又無視現(xiàn)實，既不講原則，又混淆是非，既缺乏論證，又邏輯混亂。…與其說這是什么‘新思維’，倒不如說是新綏靖主義”。[16]薛涌則表示，“筆者對這一親日論的評價是：在道德和文化上墮落，在世界時局上無知，在國際政治上投機�！盵17]曾以實際行動為維護中華民族利益同日本反動勢力進行堅決斗爭的馮錦華大聲疾呼：“忘記歷史，就是背叛”！[18]

　　三

　　上面的綜述顯示，近兩個月來隨著討論的逐漸展開，已經(jīng)有不少專家學者對“對日新思維”進行了相當全面的批判。然而我還想從一些被人們忽略的角度做些分析，權當補白。

　　首先，是關于“非理性”問題�！皩θ招滤季S”及其支持者認為，追究日本的歷史罪責只是“帶有強烈感情色彩”的無謂之舉，應當讓位于著眼于現(xiàn)實戰(zhàn)略利益的理性計算。更多的人在所謂“輿論精英”的誤導下也相信中國民眾對日本逃避戰(zhàn)爭罪責的行徑表示強烈憤慨和抗議是“非理性的情緒和態(tài)度”，須加克服。

　　不知從什么時候起，在中國的社會價值觀中，在公共事務上任何感情或情緒的表露，諸如愛憎分明、嫉惡如仇、不平則鳴、拍案而起、喜笑怒罵、吶喊怒吼、慷慨激昂、血氣方剛…都被等同于“感情用事”和“情緒化”，成了“非理性”的“偏激”和“盲動”，必欲除之而后快；
而在不太遙遠的過去曾被社會推崇的對崇高和美好的熱愛和追求、對罪惡和黑暗的憤恨和斗爭，或已成為“幼稚”的笑柄，或已成為“狹隘”的缺失。流行的觀點是，在對待公共事務特別是外交事務時，一切感情因素都應當被壓抑、剔除，只剩下純粹的利益計算，才是值得提倡的理性行為。在“新思潮”的引領和制度安排的制約下，“沒脾氣”已經(jīng)成為今日中國社會認同的“美德”和行為規(guī)范。

　　其實，這純粹是價值的迷失�！跋才罚酥橐病�，情感是人性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情感的流露是人性最自然的體現(xiàn)。缺少了情感，人不成其為人，民族也不成其為民族。事實上，把情感和理性對立起來是毫無道理的。毛澤東說過，世上決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19]正常人的情感及其宣泄自有其內(nèi)在的邏輯，情感的背后是原則和理性，愛憎分明實際上就是對是與非、善與惡的界定和取舍。可以說，愛憎分明是一切社會正義的起點，很難想象一個對罪惡無動于衷、對受害者冷漠無情的社會會有任何正義可言。

　　有人說，“哀而不怨”、“怨而不怒”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和先賢教誨的復蘇�？墒牵岢杏怪赖目桌戏蜃硬皇且舱f過“鄉(xiāng)原，德之賊也”嗎？又有人說，讓人打了左臉再打右臉的寬容和“大國風度”是西方人文精神的引進和世界潮流的大勢所趨。然而這也是那些食洋不化、對西方只知其一的“自由派”文人的杜撰。只要看看被他們奉為圭臬的美國在9·11之后如何對被懷疑為元兇的組織和個人務必趕盡殺絕而后快的例子，就知道引領世界潮流的美國人所相信的，不是“姑息養(yǎng)奸”而是“除惡務盡”。事實上，對罪惡、特別是對侵犯自己家人和同胞的犯罪是否懷有強烈的仇恨和憤怒一直是美國人判斷一個人素質的重要標準。在1988年美國總統(tǒng)選舉的一次辯論中，反對死刑的民主黨候選人杜卡基斯就是因為在回答“假如你的妻子被強奸殺害，你是否還會反對將罪犯處死？”的假設問題時沒有表現(xiàn)出足夠的義憤而遭受輿論的嚴厲抨擊，終因其“冷靜克制”的“理性”態(tài)度而付出了支持率大幅下降的沉重代價。[20]

　　大概是出于類似的考慮，網(wǎng)上有人提出請馬、時等對日新思維論者公開回答諸如“假如被日軍擄去天天遭獸兵輪奸的是你的母親妻女，假如先被日軍強迫感染烈性傳染病而后又被當成實驗動物遭受活體解剖的是你的父兄子弟，假如…，你還會心平氣和地主張‘道歉問題已經(jīng)解決’、‘歷史問題應當擱置’嗎？” 之類的問題。提問者的用意是想把對日新思維論者置于一個兩難境地：如果他們回答“不會”，那么根據(j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邏輯，他們就不能要求別人這樣做；
如果他們回答“會”，那就會因怯懦、背叛和出賣在國人面前身敗名裂。然而提問者們過于樂觀了—他們高估了這一詰難的殺傷力而低估了“恕道”對中國人思維方式的影響力。在美國形同政治自殺的回答在中國反倒可能給逆來順受者帶來“忍辱負重”、“理性寬容”、“顧全大局”的美名，足見兩種文化的巨大反差。所以，“對日新思維”所反映出來的問題，不只在個別人的思想和人格，而是我們整個社會和文化的特質以及整個民族的思想方式和民族性。

　　中國這個民族真是太古老了，老得已經(jīng)喪失了激情、不見了脾氣—這在許多國人看來是“理性”修煉臻于成熟的完美境界。多少年來道統(tǒng)的束縛、說教的誤導加上社會規(guī)范的壓鑄，使我們這個民族早就“缺少慷慨悲歌的英雄和撫尸號哭的勇士”（魯迅語），到如今更有太多的國人變成了失去情感能力的閹人、惟利是圖的冷血動物和逆來順受的懦夫。其結果，就是中國人作為一個整體已不知憤怒為何物；
而一個不知憤怒的民族就是一個人人得而欺之而不必顧慮后果的民族。兩年前林治波有一篇文章叫“中國人，你為什么不憤怒？”，寫的就是這個問題；
而他那篇文章又是受臺灣作家龍應臺同名文章的啟發(fā)而成，說明這個問題超越了時空、意識形態(tài)和社會制度的差異，是我們整個民族的文化痼疾。

　　今天我們正在努力實現(xiàn)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民族要復興，首先要改造我們的民族性。一個沒有血性和豪氣的民族、一個不敢憤怒和斗爭的民族，不管它變得多么富有，也只能是任人欺凌的弱者，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四

　　如果情感是理性的道義原則的強烈表現(xiàn)，那么在壓抑情感的主張背后也自有一套哲理。不許中國人民對日本的歷史罪行及其逃避罪責的新罪行表示憤慨的“對日新思維”，就代表了一種深深植根于中華文化而且至今在中國人和海外華人中間很有市場的處世哲學，那就是：膽小怕事、忍氣吞聲、逆來順受、委曲求全�？杀氖�，正是這一以“忍讓”為核心的行為準則，使中國人成了世界上最受欺負的民族；
更可悲的是，大多數(shù)中國人對自己這一處境的根源還渾然不知，甚至以為是忍讓得還不夠，還要進一步開拓忍讓的“新思維”。

　　說中國人是世界上最受欺負的民族一點都不夸張。環(huán)顧全球，中國人（包括海外華人）在世界各國非但是犯罪分子摧殘戕害的首選目標，也是政府官員（如海關、移民、警察等部門）刁難騷擾的主要受害者，而且還是服務業(yè)（如航空公司、旅館飯店等）肆無忌憚加以歧視的對象。中國漁民在公海甚至在本國領海內(nèi)都常遭鄰國海軍的緝捕羈押甚至殺害，而東南亞國家的華僑則屢屢成為大規(guī)模排外種族暴行的犧牲。不錯，各國犯罪和歧視的受害者中也有其他族裔的人，但如此集中而且頻繁地發(fā)生在中國人身上，就不是偶然的了。況且中國人受欺負還有兩個特點堪稱舉世無雙：一是大國受小國欺負，如在南海欺負中國漁民的都是周邊的小國。在弱肉強食的叢林世界中，大國欺負小國原是國際關系的正常秩序，這樣的事幾乎天天都在上演，但象中國這么大的國家，不但常受大國如美國的打壓，還不斷遭受象菲律賓這等小國的欺侮，而且還總是打不還手、罵不還口，可謂世界一絕。二是在本國土地上受外國人欺負，見諸于媒體上此起彼伏、不絕于耳的有關外國流氓公然在中國大街上侮辱婦女、行兇打人（甚至在派出所里還敢打警察）卻總能逍遙法外的報道。中國人在外國是少數(shù)，所以受欺負；
中國人在中國是絕對多數(shù)，也還照樣受欺負。這樣的現(xiàn)象難道還不發(fā)人深�。褐袊@個民族究竟出了什么毛��？

　　中國人到底招誰惹誰了，竟遭此厄運？答案是，不是因為中國人招誰惹誰了，而是因為中國人誰都不招不惹，連欺負自己、虐待自己的惡人都不敢招不敢惹，結果就招來天下人都來欺負中國人。

　　數(shù)年前，美國舊金山警方破獲了一個專門入戶搶劫、強奸、殺人的犯罪團伙。該團伙有一個引人注目的特點，即其受害人無一例外地全都是華人。在種族關系高度敏感的美國，人們立刻懷疑罪犯是否有種族主義的動機。調(diào)查的結果卻發(fā)現(xiàn)，這批罪犯根本與種族主義無涉，他們之所以鎖定華人作案，其原因只有一個，而且特別簡單，那就是：沒有反抗、沒有后果。據(jù)罪犯供述，華人在遇襲時反應最溫順：乖乖就縛、忍痛交出錢財、默默忍受侵犯；
而且事后不報警，警方調(diào)查時也不提供證詞，更不用說出庭做證了。其結果就是罪犯得以逍遙法外，繼續(xù)為害。據(jù)報載，類似的悲劇在美國其他地方、在法國、俄國、日本、澳大利亞…都在不斷重演。

　　沒有后果！這就是全部答案！沒有后果就意味著歹徒和罪犯不必為自己的行為付出任何代價，還有什么能比這更能鼓勵犯罪呢？要保衛(wèi)自己不受侵犯就必須讓侵犯者付出巨大的代價,只有當這代價大到超過了侵犯者從侵犯行為中得到的好處時，才能有效地消除侵犯動機。這一簡單的生存之道是自然的法則，連許多低等動物都本能地深明此道。蜜蜂對侵犯蜂巢者必定群起而攻之，甚至不惜為此犧牲自己的生命（工蜂蜇刺后即亡）。對于每個工蜂而言，這是一種非�！安焕硇浴钡男袨椋珜τ谡麄�蜂群的生存乃至蜜蜂這一物種的延續(xù)，卻體現(xiàn)出自保的最高理性。

　　在人類社會中，特別在國際政治的叢林世界里，生物界的這一生存自保之道被弱小者借來作為抵御強大者的威懾武器。美國開國之初，面對實力懸殊的強敵英國，不是俯首稱臣、乞求和平，而是以“不自由毋寧死”的誓死決心對英國的非分之想加以阻嚇。當時南方一些州的州旗上鑲有一幅圖案，畫的是一條昂首吐信、隨時準備攻擊的響尾蛇（尾部畫有13個響環(huán)以喻美國十三州），下面還有一行字“別踩我”（Don’t Tread on Me.）。如今時過境遷，美國在世界上已經(jīng)沒有什么國家可害怕了，可是這一圖案卻成了流行的招貼畫，因為它表達了美國人普遍接受的一種社會價值觀。二百多年來，讓侵害者付出難以承受之代價這一信條成為美利堅民族的有效護身符，使美國成為遭受侵犯最少的國家之一。

　　中國人向以中華文明中的圣賢之道自傲于世，但中國的先賢圣哲卻從未把這一生死存亡之道教會國人，這也是近代以來中國國運式威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國傳統(tǒng)價值觀把“和”作為追求的最高境界：“萬事和為貴”，而為了“和”，就必須遵循“溫良恭儉讓”的行為準則，不獨不能主動爭斗，即使被動地反抗侵害也在禁忌之列，而須代之以寬宏大量、不計前嫌的恕道。這種處世哲學和行為準則在大家都信奉同樣理念的文化圈內(nèi)倒未必行不通，但當它一旦遭遇信奉弱肉強食、優(yōu)勝劣汰的以西方社會達爾文主義為規(guī)范的近代國際社會，便立即顯出其軟弱無能的劣勢敗下陣來。中國人對此必須有清醒的認識，徹底屏棄軟弱無能的處世哲學—體現(xiàn)在外交上就是外交哲學。否則，如果繼續(xù)一味以“和道”、“恕道”同異族打交道，中華民族恐怕無法改變“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命運。

　　讓侵害者承擔后果、付出代價的前提是清算罪行、追究責任。然而這正是“對日新思維” 論者竭力反對的。中華民族之所以成為世界上最受欺負的民族，恐怕同我們這個民族有太多這樣的思想家、戰(zhàn)略家不無關系。中國人要改變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就必須改弦更張，揚棄傳統(tǒng)思維方式，接受新思想、新觀念，效法成功民族的榜樣。

　　這個榜樣不是別人，就是與中華民族同為二戰(zhàn)中受害最烈者的猶太民族。日本對自己的戰(zhàn)爭罪行究竟要怎樣做才能讓中國人滿意？許多中國人都舉出德國作為真誠悔罪的例子。但多數(shù)中國人并不知道或沒有意識到，德國的真誠悔罪并非全出自自發(fā)，而主要是通過全世界猶太人全力以赴、不屈不撓的斗爭才爭來的。從二戰(zhàn)結束迄今，猶太人一刻都未曾停止過對納粹罪行的揭露、控訴、索賠以及對納粹罪犯的追緝。這一努力波及范圍之廣、持續(xù)時間之久、力度之大、成效之高，都令人嘆為觀止。猶太人決心讓全世界都知道納粹犯下的種族滅絕罪行：知道得越詳細、越具體越好，知道的人越多越好。為此，在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的所有文化載體上，從小說詩歌到電影戲劇，從報章雜志到教科書，對納粹罪行的揭露控訴已經(jīng)到了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的地步，其效果則到了家喻戶曉、婦孺皆知的程度。在這樣的輿論環(huán)境中，任何為納粹翻案的企圖都會激起公憤。幾年前一個否認納粹對猶太人的大屠殺（holocaust）曾經(jīng)發(fā)生的英國歷史學家應邀前往美國伯克利加州大學演講，卻終因學生團體的強烈抗議和示威警戒而未能進入校園。伯克利是美國言論自由運動的發(fā)祥地，素以包容各種異端言論著稱，親納粹言論在言論自由圣地尚且成為禁忌，可見猶太人反納粹宣傳的威力之大。直到今天，二戰(zhàn)已經(jīng)過去了半個多世紀，猶太人還在不斷推出“辛德勒名單”這樣的電影而讓全世界繼續(xù)為猶太人流淚，他們還在把漏網(wǎng)逃亡的納粹罪犯捉拿歸案、交付審判，他們還在世界各國的法庭上控告德國政府或公司以獲得巨額賠款。他們從未厭倦過，也從不敢懈怠，因為他們知道這事關猶太民族的生死存亡。

　　對比之下，中華民族在清算日本戰(zhàn)爭罪行方面的作為或者更準確地說是無所作為當使每一個中國人汗顏。中國在二戰(zhàn)中的傷亡人數(shù)約3，500萬，是猶太人被害人數(shù)約600萬的六倍，可是中國人對侵略者暴行的揭露和控訴卻不及猶太人努力的百分之一。中國從來沒有對日本在華戰(zhàn)爭罪行進行過系統(tǒng)、全面、徹底的調(diào)查，以致時至今日還有許多日軍暴行未被曝光，許多暴行雖有記載也不夠詳盡確鑿。更嚴重的是，中國人從未象猶太人對納粹那樣利用一切可能的形式和手段將中國受害者的悲慘遭遇和日本獸行的殘暴有效地曝露于世人面前，以致世界上大部分人，甚至包括相當一部分中國年輕一代，對此都不甚了了。隨著親身經(jīng)歷那場災難的一代人逐漸逝去，人類歷史上最黑暗的一頁將在大白于天下之前就被湮沒、被淡忘了。在這種情況下，怎么還能指望日人認罪、服罪？因此，我呼吁一切曾經(jīng)身受日本暴行殘害的中國人和他們的親屬后人，用你們力所能及的方式說出你們的痛苦絕望；
我呼吁一切良知尚存的史學工作者、文學工作者和藝術工作者用你們各自擅長的方式，再現(xiàn)那獸性吞噬人性的悲�。�
我呼吁一切有民族認同感的教育工作者，告訴你的學生們?yōu)槭裁慈毡镜恼J罪問題還沒解決、為什么歷史問題不能“擱置”；
我還呼吁一切有正義感的法律工作者都以王選、蘇向祥為榜樣，不畏艱難地為受害同胞討回公道。三千五百萬中國人不能白死，我們決不能忘記，要讓全世界都知道！

　　有人會說，日本侵華罪行是個老傷疤了，何苦再去揭它？這個比方打得好。要知道，正是因為這個傷口從未得到有效清理，所以盡管老傷疤的表面可能已經(jīng)結痂，(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但里面卻還在發(fā)炎化膿。這樣的傷口永遠無法真正愈合。要一勞永逸地解決這個問題，唯一的方法是徹底清創(chuàng)，也就是徹底清算日本的歷史罪行，迫使日本認罪服罪、道歉賠償。從這個意義上說，只有徹底清算而不是“新思維”所主張的綏靖退讓，才是真正從根本上維護中日關系大局，才是真正從長遠出發(fā)，著眼于未來的明智之舉。

　　可以肯定,那些貌似公允、假裝崇高的民族虛無主義者們決不會放過這個機會來攻擊被他們冠以“狹隘”、“極端”、“非理性”的“民族主義”。事實上，中國人之所以半個多世紀來未能徹底清算日本的歷史罪行，在很大程度上應當歸功于這些“理想主義”的“世界公民”們對中國人中本來就很微弱的民族主義的無情圍剿�，F(xiàn)在該是為民族主義正名的時候了。其實說白了，民族主義無非兩層含義，一是民族認同，例如中國人自認是中華民族的一份子，而不是想當“一夜美國人”—或日本人；
一是愛我同胞，而不是對內(nèi)狠對外親。從民族主義的本義中是絕對推不出那些強加于它的罪名的，如“排外”、“仇外”、“閉關自守”或“擴張侵略”等等。用極端民族主義的罪惡來抹黑民族主義是拙劣而又幼稚的偷換概念把戲：世界上有什么好事的前面加上“極端”二字能不變壞的呢？

　　五

　　時殷弘的“外交革命”主張，“為中國自己至關緊要的利益”即 “優(yōu)化自己的有關戰(zhàn)略和態(tài)勢”，中國必須“促進大幅度改善中日關系”， 而要做到這一點，對日外交就“必須由過去帶有強烈感情色彩的歷史問題，轉到以戰(zhàn)略為中心上來。”[21] 換言之，應當以純粹的利益計算取代原則和情感作為戰(zhàn)略籌劃的依據(jù)。如是，時先生的戰(zhàn)略籌劃肯定是沉著冷靜、深謀遠慮、利析秋毫了。可是，果真如此嗎？

　　時文為對日外交開出的戰(zhàn)略處方主張中國單方面、無條件地對日本做出五點讓步，并稱“所有上述五大方面的作為并不代表中國付出真正大的實際代價，更談不上損傷中國的根本利益�！盵22]其實大謬不然。

　　時文主張的五條讓步措施中，除第一條是有關擱置歷史問題已在前文予以批判外，其余四條或是有助于加強日本的經(jīng)濟實力，或是有助于提高日本的政治、軍事地位。

照此辦理，則中國的戰(zhàn)略地位將遭嚴重削弱，中國的根本利益將受極大的損傷。這可以從兩方面看出。其一，國際政治的常識告訴我們， 實力地位（即實力對比）和政治權力都是相對的概念，一國地位和權力的增長必然意味著另一國地位和權利的相對下降，就是說，地位和權力的消長只能是零和游戲而不可能出現(xiàn)雙贏局面。對天然處于競爭性地緣政治關系中的中、日兩國而言，就尤其如此。中日兩國間的這種競爭關系已經(jīng)在初露端倪的對東亞政治經(jīng)濟主導權的角逐中顯現(xiàn)。時文的主張將全面加強日本而削弱中國的地位和影響，這將是日本全贏中國全輸?shù)慕Y局，哪里談得到什么“雙贏”？中國有一萬條理由不希望見到這一局面的出現(xiàn)而沒有一條理由去促成它。

　　時文倒是為此找到了一條理由：即然“有些事情可以很肯定地預料你終究根本擋不住，如果試圖阻擋，就會遲早成為失敗者，并且不必要地得罪日本民心”，[23]那就不如主動送上門去。這又是無稽之談。日本的經(jīng)濟復蘇是人家的內(nèi)部事務，中國原沒有阻擋的理由，但更沒有理由去做“大有助于日本緩解經(jīng)濟長期衰退”的事。不加阻擋與主動幫助之間的差別是很大的，這也應該是常識。至于在日本成為政治、軍事大國的訴求上，中國就更沒有理由拱手相讓了。日本的政治、軍事地位受到限制是戰(zhàn)后國際秩序的既定安排，茲事體大，不是日本一家可以隨意突破的。軍事方面，日本固然可以一意孤行地重新武裝、突破“和平憲法”的制約，但那將使之在國際上完全失去合法性，是日本不愿看到的局面。這可以由日本近年來一直小心翼翼地抓住每一個可以利用的機會（如阿富汗戰(zhàn)爭、伊拉克戰(zhàn)爭）小步推進而沒有鹵莽行事的事實得到佐證。在這個問題上，中國的立場舉足輕重；
沒有中國的首肯，日本不可能獲得正常軍事大國地位的合法性。在讓日本取得聯(lián)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地位和在東亞事務中發(fā)揮大國作用上，中國更有一票否決的權力。怎么能說中國束手無策、無能為力？

　　在中國還握有影響甚至左右局勢發(fā)展的權力的情況下單方面、無條件地主動放棄自己的正當權益，聽任甚至幫助一個歷史上劣跡斑斑而不知悔改的近鄰東山再起，必將對中國的國家安全、戰(zhàn)略態(tài)勢和政治地位造成嚴重后果。日本在經(jīng)濟實力、科學技術和人員素質方面都遙遙領先中國，一旦任其放手發(fā)展，中國將很快面對一支至少在質量上居于優(yōu)勢的龐大軍事力量。而中國在聯(lián)合國和東亞的本來就有限的政治影響，都將由于日本新獲得的地位和可能性極大的日美聯(lián)手制約而遭到極大的削弱。

　　其二，時文主張的五條讓步措施將導致?lián)p害的另一中國根本利益或將導致中國付出的另一巨大代價是中國的國家威望。如果中國果真按照時殷宏的主張去做，即不僅把一場空前的民族浩劫輕易地一筆勾銷，而且還向不肯認罪的夙敵主動送上一頓豐盛的戰(zhàn)略大餐，那么我們的國家和民族不但將背負怯懦無用的惡名，而且還會因戰(zhàn)略失算的愚蠢而遭世人蔑視。薛涌說得好，“中國人一天不懂得捍衛(wèi)死去的同胞，中國就一天不能成為一個真正的民族國家�！盵24]國將不國，何談威望？毋庸諱言，中國和中國人目前在世界上處境不佳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威望和聲譽的缺損引起的。我們實在經(jīng)不起再作踐自己了。

　　國家威望（prestige）或國家名聲（reputation）是指一個國家過去的所作所為給國際社會留下的關于該國的意志、決心和能力的印象；
國際社會中的其他國家正是根據(jù)這一印象來回歸該國的行為公式并籍此預測其未來行為，特別是在戰(zhàn)略搏弈中以此作為預期和反應的依據(jù)。例如對素無捍衛(wèi)民族利益斗志的國家采取予取予求、得寸進尺的威嚇策略，而對素有“寸土必爭”、“以眼還眼”的強硬名聲的國家則采取“莫惹睡狗”、息事寧人的安撫策略。一個有著高度威望的國家往往很少被卷入國際爭端，即使卷入后也多能按照自己的意志迫使對方就范。國家威望雖然看不見、摸不著，卻實實在在地對國家命運有極大的影響，用流行的話來說，就是無形資產(chǎn)，而且是一筆巨大的戰(zhàn)略無形資產(chǎn)。

　　西方國際關系學者對此早有精辟論述。E. H. 卡爾說過，國家威望“極其重要”，因為“如果你的力量得到承認，一般來說你可以達到你的目的而不必使用力量。”吉爾平則說，“威望，而不是實力，才是國際關系的通貨”（先有現(xiàn)實主義箴言稱“實力是國際關系的通貨”）。這話的意思是，正是因為在國際爭端中的雙方都認識到談判桌上的僵局最終會在戰(zhàn)場上解決（基辛格語），所以實際上在國際關系中很少需要真的動用武力，甚至連公開威脅使用武力都不太用得著。[25]可見，一個國家的名聲或威望是可以用來實現(xiàn)“不戰(zhàn)而屈人之兵”的軟實力，是其戰(zhàn)略力量的重要組成部分，因而是核心國家利益。正因如此，托馬斯. 謝林才會斷言“聲譽（即名聲，下同—筆者注）是值得國家為之而戰(zhàn)的為數(shù)不多的因素之一”，而赫曼. 卡恩則告訴人們，“美國時常表現(xiàn)出不惜訴諸有限戰(zhàn)爭，以此來贏得堅定的聲譽，以提高自身在討價還價中的地位�！盵26]

　　其他大國是為了名聲或威望不惜一戰(zhàn)，時殷宏的主張卻會讓中國自毀名聲。難道這就是所謂的“代價并不高昂的‘外交革命’”與“冷靜、求實” 和 “真正創(chuàng)新性的國策思維”？

　　當然，平心而論，時文提出的五條中，除第一條（即擱置歷史或更準確地說是出賣歷史）不容討論外（任何人都無權出賣3，500萬傷亡同胞和仍在為討還公道而斗爭的幸存者），其他諸條在歷史問題得到妥善解決的前提下都是可以談判的。國際政治，如同一切政治一樣，是一個“給予”和“取得”（give and take）的過程。關鍵在于有回報才值得付出。根據(jù)時氏“外交革命”的設計，中國將付出如此巨大的代價，可是得到的回報是什么呢？除了希望能籍此取悅日本民心以“實現(xiàn)中日接近”，并因此“顯著改善”“中國對美外交和戰(zhàn)略地位”的 一相情愿外，居然沒有向日本方面要求任何具體承諾。這種把本國所有外交資源和盤托出、拱手相讓卻不要求任何回報的做法，在正常人看來實在匪夷所思，其離譜的程度，連時本人也承認會“遠超出日本政府和公眾（乃至所有其他國家和世界輿論）關于中國的可能有的預期”。[27]查遍古今中外的外交史，這種穩(wěn)賠不賺的賠本買賣絕無僅有。大概只有在這個意義上，時殷弘的“外交革命”才能稱得上“革命”。（2003年8月初稿，10月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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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馬立誠：“對日關系新思維-中日民間之憂”，《戰(zhàn)略與管理》2002年第6期。

　　[2] 時殷弘：“中日接近與“外交革命”，《戰(zhàn)略與管理》2003年第2期。

　　[3] 孫亞菲: “對日需不需要“新思維”？《南方周末》2003年6月12日。

　　[4] 劉小彪“中日關系走向何方—學者的觀察與民間的憂思”，人民網(wǎng)轉自《外灘畫報》， www.people.com.cn/GB/guandian/1033/2015200.html

　　[5] 林治波 ：“‘對日關系新思維’質疑”，士柏咨詢網(wǎng)轉自人民網(wǎng)，http://www.pen123.net.cn

　　[6] 同注3。

　　[7] 同注5。

　　[8] 同注4。

　　[9] 同注4。

　　[10] 同注4。

　　[11] 孫亞菲引長期研究中日關系的新加坡學者卓南生語，出處同注3。

　　[12] 同注3。

　　[13] 同注11。

　　[14] 同注3。

　　[15] 薛涌：“我們要做什么樣的國民——論親日外交”， 士柏咨詢網(wǎng)http://www.pen123.net.cn

　　[16] 同注5。

　　[17] 同注15。

　　[18] 同注4。

　　[19]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毛澤東選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1版，第827頁

　　[20] 當時美國一家主要媒體的評論寫道，杜卡基斯回答這個問題時的神態(tài)竟然象在回答關于國際海洋法的問題一樣毫無表情！這是一個致命的錯誤，因為在美國人看來，一個對捍衛(wèi)家庭以至國家缺乏激情的人是不夠格的男人，絕不能把國家交給這樣的人去領導。

　　[21] 同注2及注3。

　　[22] 同注2。

　　[23] 同注2。

　　[24] 同注15。

　　[25] 引語均出于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31

　　[26] 轉引自王學東：“國家聲譽與國際制度”，《現(xiàn)代國際關系》2003年第7期。

　　[27] 同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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