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國際格局的大環(huán)境下，新中國外交戰(zhàn)略的選擇余地是極為有限的。中立是一種夢想，倒向美國也是一廂情愿。當中共主動倒向與自己的革命理想相符的蘇聯時，又受到其意識形態(tài)包裹下的民族利已主義的猛烈沖撞，而此時的中共又不得不忍受來自蘇聯的冷漠與壓力。其局面是尷尬而無奈的。要改變這種局面，拋棄意識形態(tài)的束縛，提高我們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其根本。

　　對新中國成立前夕確立的三大對外方針政策，大多數人對\"另起爐灶\"、\"打掃干凈屋子再請客\"是欣然接受并因其建立了新型的外交關系、結束了百年來屈辱的外交而引以為自豪的。而對于\"一邊倒\"歷來爭議頗多，在國際上也引起諸多非議，近年來國內也多有論著進一步探討。對于這種爭議實際上涉及到新中國外交戰(zhàn)略的選擇性問題。本文就其選擇余地作一探析，筆者無意于評論\"一邊倒\"的利弊得失，也不是要否定蘇聯對中國的援助，旨在探討選擇余地的有限性的基礎上，看到目前我們的外交政策的制定應基于什么樣的準則，盡管現時的外交比過去要復雜得多。

　　一

　　隨著中國革命的節(jié)節(jié)勝利，外交戰(zhàn)略的制定便提到議事日程上來。而此時的中國歷經十年國內革命戰(zhàn)爭、八年抗日抗戰(zhàn)、再加之后來三年的國內戰(zhàn)爭，新中國急需得到經濟上的援助、政治上的支持以及國際社會的承認。

　　從理論上講，建國之初的外交戰(zhàn)略至少有以下三種選擇：與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聯盟；
或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友好；
還可在兩大陣營間保持中立。但當時國內政治、經濟的形勢決定了中國外交戰(zhàn)略的選擇余地實在是極為有限的。

　　中立對中國來說是一種奢侈品。首先，在當時的國際格局中，美、蘇都不允許中國保持中立。雅爾塔體系建立后，美蘇同盟因二戰(zhàn)的結束失去了存在的基礎而破裂，大國合作的原則遭到破壞，美決意推行稱霸全球的擴張戰(zhàn)略，美蘇由熱戰(zhàn)中的盟友變?yōu)槔鋺?zhàn)中的對手，整個世界形成了東西方冷戰(zhàn)的兩極國際格局。美蘇圍繞爭奪世界霸權和劃分勢力范圍，在全球展開了一系列的爭奪。此時的中國是居于世界兩大陣營交匯點的唯一大國，其\"幅員和地理位置使它成為超級大國爭奪的焦點\"，\"是雙方均爭取施加影響又都持有敵意的一個目標\"[1]。中國若奉行此道，它將會受到兩個超級大國的極大壓力，極有可能腹背受敵。其次，中國自身也不能夠在中立的狀態(tài)下得到發(fā)展。因為中國長期處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狀態(tài)，又遭受連年的戰(zhàn)爭，政權不穩(wěn)固，工農業(yè)生產又受到極大破壞，國力甚弱。在這種情況下，其發(fā)展特別是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的發(fā)展都得依賴于強國有力的支持和幫助。再次，從希臘共產黨的悲劇、蘇南沖突、南斯拉夫的結局及中共受蘇聯對外關系的制約[2]等因素來看，中國也缺乏走獨立自主的道路的條件。

　　新中國外交戰(zhàn)略應該如何選擇呢？

　　二

　　考察歷史，我們發(fā)現中共早在抗日戰(zhàn)爭時期就把美國看作是中共外交戰(zhàn)略的中心，但中共與美國雙方的合作隨著兩國關系的發(fā)展終歸失敗。

　　隨著抗日戰(zhàn)爭最后勝利的到來，中共中央認為戰(zhàn)后中國有可能實現獨立、和平、自由、民主、統一。根據新民主主義的理論，經濟建設的任務便自然而然地提了出來。1945年3月，毛澤東明確提出：\"中國戰(zhàn)后最急需的是發(fā)展經濟\"[3]，實現工業(yè)化。但在當時的情況下，光靠自己的力量是不夠的。于是，中共把眼光投向了國外，提出爭取外援主要是利用外資的思想。1944年8月《中央關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也明確提出：\"在經濟方面，在雙方有利的原則下，我們歡迎國際投資與技術合作。\"[4]1945年中共七大把發(fā)展與西方國家經濟關系正式提了出來。中共提出利用外援發(fā)展中國經濟時，特別強調利用美國的投資。中共領導人多次講到美國能在戰(zhàn)后中國經濟重建起重大作用。毛澤東甚至說：\"美國不僅是援助中國發(fā)展經濟的最適當的國家，它也是能夠充分參加中國經濟的僅有的國家。\"[5]其原因是經過比較而得來的。其一、由于蘇聯及其它西歐國家有戰(zhàn)后經濟的重建問題，不如美國有能力。\"美國資源是巨大的……她和中國的海上交通遠比歐洲的俄國方便。\"[6]其二，考慮到國民黨的因素，與美國合作比與蘇聯合作更容易為各方面所接受。毛澤東說，國民黨--蘇聯合作是不可能的。而且對我們說來，尋求俄國援助只會使中國局勢更糟。\"[7]在美國政府1945-1946年間的一些公開秘密文件，也透露出中國共產黨曾準備同美國合作的思想，\"客觀的形勢，毛澤東及其周圍人的情緒，都促使他們在當時把美國看作是中共外交戰(zhàn)略的中心\"[8]。

　　但中共與美國的關系自抗日戰(zhàn)爭勝利到新中國成立以來這一段時間里發(fā)生了變化。對此國內學者多有詳細論著[9]。從這些論著中，我們可以看出：解放戰(zhàn)爭時期中共與美國方面曾有過三次直接的接觸［10］，發(fā)生過兩輪沖突與合作，最后走上了對抗。美國這一時期的對華政策，扶蔣與反共兩個組成部分是一個微妙的過程。1944年事件可以算是序幕，那時以扶蔣為主；
1945年4、5月間，歐戰(zhàn)結束時，扶蔣反共作為一項政策確定下來，并且在實踐中逐步升級；
1948年后，對扶蔣日益不情愿，但為了反共，不得不扶蔣；
1949年到1950年上半年，考慮從這一政策中撤退，終未果。對于這一段歷史，何迪用了四個字作了形象的概括，即\"歡迎\"、\"別了\"。[11]

　　導致中共、美國雙方合作失敗的原因是美、蘇、國、共三國四方相互作用的結果。在眾多的原因中，有兩點是不可忽略的。

　　一、主要原因在于強烈的意識形態(tài)偏見和保守的對華政策使美國既不能正確認識中國當時的內部矛盾，也不能正視中國革命的正義性和中共力量的壯大，而采取了扶蔣反共的政策。在反法西斯接近全面勝利的時候，美國處于主動的、有利的地位，應該說對外交戰(zhàn)略的選擇余地是大的。但美國在中國革命的認識上，盡管內部有不同的看法，但最終把中國革命看作是\"蘇聯擴張\"的一部分（尤如蘇聯攻擊美國的全球侵略擴張一樣）。在此前提下，中蘇關系越密切，美國支蔣反共表現得越突出。在中國革命接近全面勝利時，美國又把研究和分化中蘇關系提上日程，并力圖\"阻止中國成為蘇聯的附庸\"。美國對國民黨一方面的支持，使自己的政策失去了靈活性，破壞了中共與美國合作的基礎。\"不是因為中蘇結盟而造成了中美對抗，恰恰是中美對抗導致了中蘇結盟\"。［12］

　　二、中國革命理想的理論演繹雖在一段時間因國際國內形勢的發(fā)展有所變化，但在總體上是站在世界反革命力量（帝國主義）的一方的。中共的成立，是以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而出現的。中共\"是在俄國十月革命和我國五四運動的影響下，在列寧領導的共產國際幫助下誕生的。\" [13]中共二大就提出了打倒\"國際資本帝國主義\"的最高目標，認為\"中國勞苦群眾要從帝國主義的壓迫中把自己解放出來，只有走這條惟一的道路。\" [14] 1925年，毛澤東在《中國社會各階級報告分析》的文章中，開宗明義地指出，分清敵友是中國革命的首要問題。他根據人們在生產關系中的不同地位，把當時的中國社會階級分為五大類，指出\"地主階級和買辦階級完全是國際資產階級的附庸\"、\"特別是地主階級和大買辦階級，他們始終站在帝國主義的一邊，是極端的反革命\"、\"現在世界上的局面，是革命和反革命兩大勢力作斗爭的局面，這兩大勢力豎起了兩面大旗\"、\"那些中間階級，必定很快分化\"，［15］毛澤東的這種非\"紅\"即\"白\"、\"非革命\"即\"反革命\"的階級分化和革命思維后來也沒有發(fā)生根本改變。也就是在第一次大革命時期，中共就提出了\"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這一\"正確命題\"。［16］　

　　抗日戰(zhàn)爭時期，毛澤東進一步指出中國革命的性質是\"新式的特殊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這種革命\"是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它是堅決地反對帝國主義即國際資本主義的。\" [17]1940年初,在德國入侵波蘭后蘇聯與美英法等關系嚴重惡化和國共斗爭尖銳化的背景下，他認為中共提出此正確命題是\"根據斯大林的理論的\"，同時興奮地指出\"蘇聯已經到了由社會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期\"。在今天的國際環(huán)境中，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英雄好漢們\"要就是站在帝國主義戰(zhàn)線方面，變?yōu)槭澜绶锤锩�力量的一部分，要就是站在反帝國主義戰(zhàn)線方面，變?yōu)槭澜绺锩�力量的一部分。二者必居其一，其他道路是沒有的。\"［18］言下之意，一旦蘇聯與西方國家對立，中共會毫無疑問地轉向蘇聯，因為蘇聯的現在即是中國的未來。

　　到1947年末，毛澤東發(fā)展了\"兩大陣營\"的思想，把中國人革命力量看成是以蘇聯為首的反帝統一戰(zhàn)線的組成部分。

　　正是上述因素，中共與美合作失敗后便主動倒向了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

　　三

　　中共倒向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是積極主動的。

　　當1947年9月底日丹諾夫在歐洲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成立大會上提出\"兩大陣營\"后，毛放棄了\"中間地帶\"的理論，接受了\"兩大陣營\"的理論。在十二月會議上，毛澤東首次使用了\"帝國主義陣營\"和\"全世界反帝國主義陣營\"來劃分世界力量的格局，也首次使用了\"以蘇為首的反帝國主義陣營\"這一概念。[19]大約1948年春季開始，中共領導人表明了加強與蘇聯聯系的迫切愿望。1948年6月28日，鐵托領導的共產黨因蘇南沖突而被開除共產黨情報局，走上了獨立自主的道路，［20］中共在不清楚蘇南沖突的本質和實際情況下，便作出《關于南共問題的決議》，表示堅決支持蘇聯的政策。［21］11月，毛澤東《全世界革命力量團結起來，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一文中公開批評了在蘇美之間走\"中間道路\"即\"第三條道路\"的主張，還特別強調蘇共對于中國革命的積極影響。［22］第二年，1月上旬的政治局會議上通過了對帝國主義國家不予承認和先與蘇聯建交通商的原則。［23］3月，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的總結發(fā)言中宣布\"我們與蘇聯應站在一條線上，是盟友，只要一有機會就要公開發(fā)表文告說明此點\"。[24]4月1日，毛澤東在與張治中的談話中，首次使用了類似\"一邊倒\"的說法，即\"兩大集團的沖突，是根本的沖突，兩大集團的斗爭，是你死我活的斗爭；
一邊是社會主義，另一邊是帝國主義，當今之世，非揚即墨，不是倒向蘇聯一邊，便是倒向美國一邊，絕無例外。\" [25]6月4日劉少奇干脆指出\"人們不站在這一邊，又不站在那一邊，而實行中立，則是不可能的。\"[26] 6月30日毛澤東發(fā)表了著名的《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向全世界公開宣布了中國對蘇聯實行\(zhòng)"一邊倒\"的政策。毛澤東指出：\"一邊倒，是孫中山的四十年經驗和共產黨的二十八年經驗教給我們的，深知欲達勝利和鞏固勝利，必須一邊倒。積四十年和二十八的經驗，中國人不是倒向帝國主義一邊，就是倒向社會主義一邊，絕無例外。騎墻是不行的，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的。我們反對倒向帝國主義一邊的蔣介石反動派，我們也反對第三條道路的幻想。\"、\"真正的友誼的援助只能向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國主義戰(zhàn)線一方面去找。\"［27］與之相呼應的是，劉少奇于月底已赴蘇聯秘密訪問。

　　依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到：一、倒向蘇聯有中共革命理想理論演繹的必然；
二、中共的這種主動是積極的、熱情的。對于為何如此主動，毛澤東曾說過：這樣是主動的倒，免得將來被動的倒。鄧小平也說過，愈早表現于行動則對我愈有利。［28］誠然，此時的中共由于意識形態(tài)的相同，更出于國家軍事、政治和經濟安全的考慮，倒向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是有其必然因素的。值得一提的是，蘇聯也沒有像美國那樣奉行\(zhòng)"等待塵埃落定\"的政策，而是積極商談新中國成立的問題，并同意在新中國成立的第二天，就宣布承認新中國。

　　然而，考究這一段歷史，我們發(fā)現因意識形態(tài)而把世界簡單地一分為二的背后，卻隱藏著國家間更為復雜的關系：蘇聯對中共態(tài)度的出發(fā)點更多的不是從意識形態(tài)，而是從自己民族利己主義出發(fā)的。這樣中共外交戰(zhàn)略的選擇面臨著尷尬的局面。其選擇余地的有限性又體現在了中蘇雙方內部關系這一層面上。

　　眾所周知，二戰(zhàn)結束前后，蘇聯出于國家利益的考慮，同美國劃分勢力范圍。蘇聯獲得在中國東北的特權，并使外蒙古獨立。作為交換條件，斯大林表示支持蔣介石，而不是支持中國共產黨。斯大林認為，中國共產黨人不是真正的共產黨人，\"蔣介石是中國領導人中最好的，(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統一中國的人，將是蔣介石。\"［29］蘇聯還擔心中國爆發(fā)內戰(zhàn)，將會引起蘇美沖突，主張中共應解散自己的軍隊，加入蔣介石的政權。就在同一時期，遠在歐洲的希臘按所謂的\"百分比協定\"劃在了英美一邊。對英美肆無忌憚地干涉希臘共產黨的革命，蘇聯袖手旁觀，坐看共產黨被強敵吞沒。

　　如果說在美蘇關系開始惡化，東西方\"冷戰(zhàn)\"已經臨近的情況下，蘇聯采取與美國搞妥協、公開支持國民黨、壓制共產黨的做法還可理解的話，那么到了1947年底乃至中共宣布了對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一邊倒\"后，其所作所為就讓人難以理解了。

　　當中國革命勝利即將到來的時候（1948年5月），斯大林看了中國的求援電報說：\"我們當然要給予新中國一切可能的援助，若是社會主義在中國也取得勝利，我們兩國走一條道路，那么社會主義陣營在世界的勝利就可以認為是有保證的，我們就不會受到任何偶發(fā)事件的威脅，因此，我們要不惜人力和財力援助中國共產黨人。\"［30］然而隨后的舉動卻有悖于此。1949年元旦，毛澤東寫了《將革命進行到底》的新年獻詞，公開宣布把解放戰(zhàn)爭進行到底。同一天，蔣介石發(fā)表元旦聲明，請求蘇美英法四國調停國共內戰(zhàn)。一方面，蘇聯表示支持中共。1月10日，斯大林曾把國民黨政府請求蘇聯擔當國共內戰(zhàn)調停人的備忘錄轉告了毛主席，并提出了他們的復文，征求我們的意見。同時說：\"如果不同意他們的答復，就請我們代他們擬個更妥善的復文。\"［31］斯大林的支持中共的做法在14日致毛澤東的電報中體現了出來。在電報中斯大林提出\"至于我們對南京人提出的調解建議的答復，我們將根據您的意見答復。\"［32］另一方面，羅申卻與剛任代總統的李宗仁達成一項蘇聯調停國共內戰(zhàn)的三項條件，并表示要同國民黨\"真正合作。\"［33］待我軍要過長江時，斯大林勸中國不要打過長江去，認為過去了會引起美國出兵。[35] 在人民解放軍渡江前，英美法等國都在考慮是否與中共政權建立某種關系，而蘇聯卻無動于衷。南京解放前夕，各國駐南京大使館人員紛紛撤離，只有蘇聯駐華大使羅申同國民黨政府遷到廣州。[35]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后，蘇聯各主要報紙雖然加強了對中國革命勝利的報道，［36］可又同國民黨政權就\"延長合辦中蘇航空公司\"（哈阿線）協定談判。同時還和蔣介石就其在新疆的經商權和其他特權問題進行談判。值得一提的是，當中蘇建交后，羅申搖身一變，成了新中國的駐華大使。而對于新中國的建國公告，蘇聯的建交復函是以低級別的外交副部長葛羅米柯的名義簽發(fā)的。曾任蘇聯駐華使官的賈丕才對只由外交部副部長簽署的這種獨特的電文形式和任命羅申為大使，在其回憶錄中寫道，它\"不是偶然的。莫斯科不想顯示自己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喜悅之情，因為這會給人提供借口指責蘇聯幫助中國革命。\"［37］

　　到此，我們不難發(fā)現蘇聯是如何矛盾地處理與國共兩黨的關系的。是什么原因導致這一現象的？毫無例外，是蘇聯的意識形態(tài)籠罩下的民族利己主義。以此為外交策略，對中共的態(tài)度主要反映在兩方面：

　　一、對方的實力是蘇聯確立對外關系的基調。在蘇聯成立伊始，曾經是世界上最孤立的國家，所遭受的安全隱患也常常非常急迫，所以蘇聯非常希望出現得力的朋友，這種戰(zhàn)略性的需要決定了蘇聯的對外關系基調。二戰(zhàn)時期蘇聯已經形成了\"憑實力講話\"的堅定信念。［38］所以當中共處于劣勢時，公開支持國民黨、壓制共產黨。而當中國革命的勝利已大勢所趨時，考慮到自己的國家安全利益，蘇聯從現實主義的角度出發(fā), 開始較認真地接近和支持中共了。換句話說，蘇聯對中國\"一邊倒\"的接受，是以中國革命的勝利為前提的。關于這一點蘇聯方面的有些分析實屬狡辯。如在抗日戰(zhàn)爭后期關于\"援助國民黨而不援助中國共產黨\"，時任蘇聯駐重慶大使館一等秘書A·列多夫斯基認為\"通過中共進行活動的任何嘗試，都會擴大中國和外國反共反蘇分子的隊伍，致使他們聯合起來反對蘇聯和中共。\"［39］而事實上是毛澤東領導的中共還不促使蘇聯認為有利可圖�？傊�，蘇聯對外關系的基調就演繹為，凡是勝利的就是我所承認的。這在1949與中共領導人的談話頻頻出現。\"勝利者是不受審判的，凡屬勝利了的都是正確的\"，\"勝利者是不受審的，不能譴責勝利者，這是一般的公理。\"［40］并多次聲明以前由于對中國革命的不了解，多次犯錯誤，并感到內疚和不安。[41]

　　二、對中共是接受并支持的，但處理的姿態(tài)卻是冷調的。導致這種結局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眼看著1945年與國民黨簽訂的中蘇條約及議定書因國民黨倒向美國幾乎成為一紙空文，而又不愿失去在中國的利益，而另一方面中共的勝利只是時日的長短，于是在國共兩黨之間搖擺不定。其次蘇聯首領害怕即將取得政權的新中國同美國之間關系正�；�，竭力設置障礙。有兩個例子可以證實這個結論。一是中共隔離美國駐沈總領事沃德的決定就是在蘇聯壓力下決定的。二是據當時美國偵察機關情報機關報告，中共的立場從試圖同美國建立聯系到完全轉向同蘇聯結盟的這種急劇變化，也是斯大林派特使到北京對毛澤東施加了強大的壓力的結果。[42]再次，在與美國爭霸過程中，擔心支持中共會使自己惹火燒身。

　　綜上所述，在國際格局的大環(huán)境下，新中國外交戰(zhàn)略的選擇余地是極為有限的。中立是一種夢想，倒向美國也是一廂情愿。當中共主動倒向\"在斗爭營壘上屬于一個體系，目標是一致的，都為持久和平、人民民主和社會主義的前途而奮斗\"[43]的蘇聯時，又受到其意識形態(tài)包裹下的民族利已主義的猛烈沖撞，而此時的中共又不得不忍受來自蘇聯的冷漠與壓力，給以后中蘇關系的發(fā)展也籠上了一層抹不去的陰影。其有限性何以言表，其局面何等尷尬。我們能擺脫這一困境嗎？依當時中國的國情，何能如此？！小國無外交，弱國無外交。五十余年后的今天，外交戰(zhàn)略、外交理論日益豐富和發(fā)展，如何在對外關系上游刃有余，只有一點才是根本--拋棄意識形態(tài)的束縛，提高我們國家的綜合國力。因為\"發(fā)展才是硬道理\"，唯有如此，根據事物本身的是非曲直決定我們的對外方針才可能變?yōu)閷崒嵲谠诘默F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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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第一次是重慶談判前后中共與赫爾利的接觸；
第二次是馬歇爾調處期間與美方各層次的接觸；
第三次是從1948年底至1949年夏與美國方面的接觸，其中包括1948年底處理沈陽美國領事館的電臺問題及其領事華德的事件、1949年解放軍占領南京后中共代表與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的接觸等。見牛軍，論新中國對美政策的形成［J］，美國研究，1996，（4），101

　　[11]指1944年8月，毛澤東親自為延安《解放日報》修改審定了題為\"歡迎美軍觀察組的戰(zhàn)友們\"的社論和1949年8月，毛澤東為《人民日報》撰寫評論\"別了，司徒雷登\"。

　　[12]袁明，新中國成立前后的美國對華政策觀［J］，歷史研究，1987，（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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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18]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A］，毛澤東選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68-669

　　[17] 毛澤東，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A］，毛澤東選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46-649

　　[19] 毛澤東，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A］，毛澤東選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243-1263）　

　　[20] 沈志華認為：南斯拉夫走上獨立發(fā)展的道路是蘇南沖突的結果，而不是它的起因。見沈志華，1948年蘇南沖突起因的歷史考察[J]，歷史研究，199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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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中國現代史編輯委員會，美國與中國關系：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238

　　[34]關于斯大林曾否阻止過中國人民解放軍渡江作戰(zhàn)的問題，國內學者有兩種不同的看法。詳見刑廣程，蘇聯高層決策70年--從列寧到戈爾巴喬夫，第2分冊[M]，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8，546-548。本文采用了王方名之說

　　[35]對羅申的此舉，米高揚的狡辯是：我們是想看看國民黨的態(tài)度。見師哲，在歷史巨人身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418

　　[36]蘇聯對中共取得的巨大變化的反映,另一種說法認為：蘇聯除《真理報》背面的三言兩語報道和《消息報》的幾段文字外，卻毫無反映。見［美］H·E·索爾茲伯里著，鮑世修譯，斯大林同毛澤東的爭執(zhí)［J］， 國外中共黨史研究動態(tài)，1992，（5），20　

　　[37]［蘇］賈丕才，在各個類似的崗位上：一個外交官的回憶錄[M]，莫斯科，1996，221，轉引自張盛發(fā)，建國初期中蘇兩國的齟齬和矛盾及其歷史淵源[J]，東歐中亞研究，1999，（5），37

　　[38]楊奎松，美蘇冷戰(zhàn)的起源及對中國革命的影響［J］，歷史研究，1999，（5），12

　　[39][蘇]A·列多夫斯基著，路遠編譯，蘇聯對中國的政策（1937-1945）[J]，國外中共黨史研究動態(tài)，1991，（5），27　

　　[40]師哲，在歷史巨人身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414-435

　　[41]外交部外交史編輯室，新中國外交風云[Z]，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6，8，17；
[日]毛里和子等著，喬山編譯，日本學者的中蘇關系說［J］，國外中共黨史研究動態(tài)，1990，（4），17；
師哲，在歷史巨人身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416；
伍修權，在外交部八年的經歷［J］，世界知識，1983，（16），9

　　[43]周恩來，新中國的外交［A］，周恩來外交文選［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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