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01年12月14日（周五）晚7：00

　　地點：理教109

　　主講人：王勇教授（北大國際政治經濟研究所主任、知名學者）

　　講座內容：

　　晚上好，很高興今天能有機會和大家就有關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問題進行交流。近幾年來我一直從國際政治經濟的戰(zhàn)略角度來研究中國加入WTO的問題，在此期間也與有關的學者進行過一些交流，下面我就來講講我自己的一些粗淺的看法。

　　我要講的問題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第一是有關WTO的基本概況，它和中國有怎樣的淵源關系，關貿總協定過渡到世界貿易組織又是怎么一回事；
第二要講講關于WTO 的一些基本規(guī)則，因為這對理解我們入世以后在各方面所面臨的挑戰(zhàn)很有幫助；
第三我想簡單地講一下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過程，并探討一下中國入世為什么久拖不決，按照朱總理的話說，我們入世談了十四、五年，從黑頭發(fā)談成了白頭發(fā)，這是什么原因呢，我們要來探討一下；
最后一點是中國加入世貿以后所面臨的機遇和挑戰(zhàn)。

　　大家都知道，世界貿易組織的前身是GATT（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and Tariff），中文叫“關貿總協定”。

關貿總協定實際上并不是一個嚴格意義上的國際組織，從它的名稱“關稅及貿易總協定”就知道，它只是一個協定。協定的簽署是在1947年，當時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家，包括中國，都是原始的締約方。本來的考慮是要成立國際貿易組織（ITO），后來由于美國國會貿易保護主義情緒高漲，反對自由貿易，反對成立國際性的貿易組織，所以ITO的設想流產了。

　　那為什么戰(zhàn)后會成立關貿總協定，爾后又變成了1995年的世界貿易組織呢？這個問題往往被很多人忽視了。實際上，關貿總協定可以說是吸取了二戰(zhàn)爆發(fā)的教訓所產生的。世界經濟在兩戰(zhàn)之間（1929到1933年）經歷了世界性的經濟大危機，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就是因為以美國為首的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國內的貿易保護主義勢力比較強大，他們迫使政府立法機構提高關稅稅率。本來在世界經濟大蕭條中各國應該相互關稅減讓，以擴大整個世界的貿易量，但是由于當時沒有一個合適的專管國際貿易的機構，美國國會率先通過了一個關稅法案，使它的關稅一下子上漲了50％多，其他國家紛紛效仿。結果是在短短的兩年之內世界貿易下降了一半，貿易量的減少進一步惡化了發(fā)達國家之間的國際經濟，從而加劇了各國國內的社會矛盾。在這種情況下，有三個國家的法西斯上臺了，最終導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的爆發(fā)。二戰(zhàn)無論是在經濟上，還是在生命上，都給全世界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損失。

　　國際政治經濟研究中經常提到的一個基本概念就是全球化的經濟。咱們現在大講全球化，實際上經濟全球化遠遠不是從今天開始的，至少可以追溯到一百年以前，也就是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相交的時候。那時候各國經濟之間相互依存的關系就已經達到了很高的程度，但是當時國際政治的特點依然是以民族國家為中心的結構，也就是說存在著政治經濟兩個結構脫節(jié)的問題，這個空檔由誰來彌補呢？當時人們并沒有找到辦法，國聯在這方面沒有起到任何的作用，也沒有能夠建立推動自由貿易的有效的國際組織，于是政治和經濟的脫節(jié)導致了世界大戰(zhàn)的爆發(fā)。從這個角度看，戰(zhàn)后出現關貿總協定，以及后來成立世界貿易組織的意義就十分重大了，如果沒有這兩個創(chuàng)造，戰(zhàn)后國際政治經濟的發(fā)展很可能是另外一番景象。

　　GATT基本的使命就是推動世界范圍的貿易計劃，促進成員國相互之間的關稅減讓，最終通過整個世界的貿易量的擴大來促進各國的福利。1947年，中國作為創(chuàng)始締約方簽署了關貿總協定，可是后來為什么我們要“復關”呢？因為在1950年3月，逃到臺灣的國民黨政府向聯合國發(fā)出照會，聲明中華民國要退出總協定。蔣介石這么做，主要是出于內在的考慮，因為如果臺灣還是GATT的成員，中國大陸向其他國家出口產品的時候就可以享有最惠國待遇，這絕對是國民黨政府所不愿意看到的，也是美國政府所不愿意看到的。當時朝鮮戰(zhàn)爭還沒有爆發(fā)，美國的對華政策還處在猶豫期，它想通過這些辦法向中國施加壓力，所以美國支持臺灣脫離關貿總協定。總協定方面同意了臺灣當局的申請，所以此后臺灣對外貿易量幾乎為零，經濟處于及其困難的時期，可以說是風雨飄搖。1960年臺灣又提出要加入GATT，但是它只取得了觀察員的地位，而沒有取得正式的締約方（contracting party）地位。

　　1971年中國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后，中華民國的代表被驅逐出去了，同時臺灣方面也喪失了在關貿總協定中的觀察員資格。當時中國政府也考慮過要加入關貿總協定，最后還是覺得這和我們的國情差別比較大，所以決定暫時不加入了，以后再說。結果一拖就拖到了1986年，中國改革開放的需要，特別是我們和美國的貿易爭端，促使中國提出要返回關貿總協定。因為80年代中美之間由于紡織品問題發(fā)生了一些爭執(zhí)，主要是紡織品的配額問題。當時中國的紡織工業(yè)發(fā)展迅速，出口日益增長，美國政府出于國內的壓力開始對中國產品采取配額限制，由于中國剛加入到國際經濟大家庭中，對很多規(guī)則都不太熟悉，因此對美國的作法感到措手不及。美國方面就勸說中國加入關貿總協定，因為一些發(fā)展中國家和發(fā)達國家曾經達成了一個“多纖維協定”（MFA），參加這個協定就可以享受發(fā)達國家給予發(fā)展中國家的配額。中國政府經過考慮，于1986年正式提出要加入GATT。

　　當時還有一個問題，我們是“入關”還是“復關”？中國人都比較好面子，會認為我們本來就是成員，只是后來又出來了，所以還是用“復關”比較妥當。但是國際社會認為，如果說是“復關”，那中國需要支付86年以前拖欠的會費。另外在國際法上如何解決這個問題有存在很多不同意見�？傊�，由于諸多的原因，在1995年以前我們沒有能夠實現這個愿望，交不交會費的問題也就不存在了。

　　11月11日的多哈會議通過中國加入世貿的議定書，次日通過了中國臺北方面的議定書。臺灣于1990年重新提出要加入關貿總協定，它申請加入的理由和大陸方面不一樣，臺灣是援引關貿總協定的一項特別條款：獨立的關稅區(qū)也可以申請加入該協定，臺灣就以“臺澎金馬”獨立關稅區(qū)的名義申請加入。90年的時候臺灣也遇到了很多障礙，主要是中國大陸方面的。后來美國政府利用中美關系中的一些問題，特別是最惠國待遇問題、人權問題等，向中國方面施加壓力。美國國內總統和國會之間也達成了一種交換：國會支持延長中國的最惠國待遇，但是總統必須支持臺灣加入關貿總協定。中國方面從中美關系整個的格局出發(fā)，對此作出了讓步，但是我方聲明，大陸加入關貿總協定應該早于臺北。所以就出現了很有意思的現象：其實臺北方面入世的談判早就結束了，但是它遲遲沒有入會，這跟大陸方面的談判進展是有關系的。

　　截止到1999年底，WTO一共有130個成員，其中歐盟所有成員國擁有一個席位。另外，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后，會出現一個比較奇特的現象，就是所謂“一國四席”的現象。因為在此之前中國香港和中國澳門已經是WTO的成員了，它們主要是因為宗主國的關系加入的�！耙粐�四席”就是指中國大陸、中國臺北、中國香港和中國澳門分別擁有四個席位，而大中國四方的經濟貿易關系非常緊密，今后有可能進一步合作，可能會對WTO，甚至整個世界經濟都產生很大的影響。所以美國等西方國家對中國不太放心，他們認為中國這個經濟體本身就很龐大了，如果再加上“一國四席”，在未來的談判中相互協調立場，可能會對WTO產生比較大的壓力。

　　GATT和WTO都占整個世界貿易量的90％以上，可見其普遍性是毫無疑問的，加入世貿肯定具有很大的意義。另外，WTO大多數成員國都是發(fā)展中國家，像俄羅斯、越南這樣的過渡性國家也在力爭加入世貿組織。

　　世貿組織和關貿總協定之間有明顯的繼承關系，1947年所簽訂的《關貿總協定》及其附件在1995年都相應地轉到了WTO中，特別是關于規(guī)范貨物貿易的協定。同時，WTO保留了關貿總協定的秘書處。兩者之間也有很重要的區(qū)別：首先是性質不一樣，GATT主要是臨時適用的協議，從嚴格意義上講它沒有國際法上的資格，WTO則是一個永久性的獨立的國際組織，具有國際法主體的地位；
第二就是二者管轄的范圍不一樣，GATT所管轄的主要是貨物貿易，WTO開創(chuàng)了一個新的局面，不僅是貨物貿易，還有服務貿易，包括最敏感的金融服務業(yè)、電信服務業(yè)，還有知識產權的保護問題，等等，對當前貿易中所包括的最重要的方面它都含蓋了；
在義務的約束性問題方面，世貿組織比關貿總協定有所進步，它有一個專門的爭端解決機制，但是它所作出的判決比較硬，因為它的原則是一國一票，而不管國家的大小或強弱，從程序上講民主化程度很高，另外，它作出的裁決成員國必須要執(zhí)行，除非全體一致反對，少數反對仍然可以通過。

　　WTO有哪些基本原則呢？第一就是最惠國待遇原則（most favored nations），簡單的說，就是要對所有的外國公司、人和貨物都要實行一視同仁的待遇，所有的貿易伙伴在有關國家享受的貿易待遇一律平等。第二個原則是國民待遇（national treatment），這一點中國人非常不熟悉，因為我們習慣于差別待遇、習慣于利用矛盾，加入WTO后我們對美國打歐洲牌的情況會受到很大限制，因為存在國民待遇問題。國民待遇就是指外國公司、貨物，以及某些范圍內的服務項目，要和中國公司、公民所享受的待遇一樣，如果說第一個原則要求對外平等的話，那第二個實際上就是內外平等。第三是互惠互利的原則，就是要求權利與義務的對等，促進公平競爭的原則。第四是反傾銷和補貼原則。所謂傾銷就是生產廠家以低于生產的成本價向外出售產品，這是一種不正當競爭的行為。補貼就是政府和行業(yè)協會給予出口企業(yè)以不適當的資助，以使它們在國際市場上謀求優(yōu)勢地位。WTO專門有一整套的協定來規(guī)范這些行為。這對中國來說很重要，一方面，我們要保證自己的企業(yè)不受到不正當競爭的侵害，另一方面，更為重要的是，中國的很多產品受到反傾銷的訴訟，有了WTO，我們就可以要求有關機構來進行裁決。

　　第五就是鼓勵經濟發(fā)展和經濟改革的原則。這一原則主要是針對發(fā)展中國家和經濟轉型國家提出的，因為WTO中有大量的發(fā)展中國家和像中國這樣的經濟轉型國家，所以它在某些法規(guī)中要給發(fā)展中國家一些優(yōu)惠政策。而且世貿組織本身就擁有一套以市場機制為核心的法律、法規(guī)，鼓勵經濟發(fā)展和經濟改革有利于轉型國家向市場經濟過渡。最后一條就是貿易法規(guī)透明度的原則，也就是要求公開性和聽證。我們過去習慣于紅頭文件，而現在WTO要求把所有的經貿政策、法規(guī)和法律都必須公布，而且在公布之前必須舉行公開聽證，允許利益相關的各方出庭作證，利益沖突雙方還要有辯論的過程。另外，全國各地要實行統一的經貿政策，不管是中央還是地方。中國名義上是中央集權國家，實際上地方保護主義、行業(yè)保護主義還很嚴重，雖然改革開放已經有20多個年頭了，我們還沒有形成良好的統一大市場，這在很大程度上拖了經濟改革的后腿。

　　中國入世久拖不決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總的來說，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過程分為兩個階段，95年以前是“復關”，95年以后則是“入世”階段。1989年我們差一點就加入了，可以說一只腳已經邁進門檻了，可是因為國內的六·四風波問題而被擱淺了。89年5月份，中美之間有關復關的雙邊談判已經基本結束了，美國方面對中國改革的進展非常滿意，當時普遍預計中國在89年底會成為關貿總協定的締約方。但是后來天有不測風云，六·四以后西方對中國進行限制，復關的談判自然也就中斷了，這種情況下歷史的機遇和中國擦肩而過�，F在看來，如果當時我們加入了，以后的情況可能會很不一樣，特別是在迎接WTO帶給中國的挑戰(zhàn)方面我們會處于比較有利的地位。因為關貿總協定的成員在世貿組織成立的時候基本上都可以自動地轉正，只要同意烏拉圭回合談判的一攬子協定就行了，中國當時參加了談判，并且簽了字，但是是作為觀察員的身份，所以我們加入世貿組織也就不那么容易了。

　　89年6月到92年2月，有關中國復關問題的談判基本上處于一種倒退狀態(tài)，在此之前我們已經通過了外部對中國的經貿政策的審議問題，此后本來要開始關稅減讓的談判，但是當時的政治氣氛很特殊，國際上對中國進行廣泛的經濟制裁，比如說美國國會作出決定，副部長以上的干部不許與中國交流，更說不上談判了。美國決定重新評估我們的對外經貿政策，當時中國正面臨經濟結構調整，(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美國等國家認為我們在很多政策方面又倒退了，本來已經采取的自由化措施，后來又加以限制，或者干脆就取消了。真正開始復關的談判是從92年到94年，94年中央有一個政策，要爭取在WTO成立以前完成中國復關的談判，當時我們進行了大幅度的關稅減讓，但是始終沒能滿足談判方的要求，最終還是沒有實現94年底之前復關的愿望。

　　1995年，中國復關的談判轉為入世的談判。中間又有一段插曲，98年6月克林頓總統訪問中國，在此之前，美國方面考慮到雙方承諾要建立“建設性的戰(zhàn)略伙伴關系”，鑒于臺灣問題、人權問題等實質性問題無法解決，可是又要充實建設性戰(zhàn)略伙伴關系，所以美國方面就提出了一個建議，要求中美共同努力，在克林頓訪華以前就WTO問題達成雙邊協議。中國方面為此也作了積極的努力，但是很遺憾，雙方沒有達成協議。當時中國的對外經貿部是主要的中方談判代表，但是它也要和國內各部委先談判達成一致，如果各部委覺得有損國家安全，不愿意開放的話，對外經貿部也不能獨立地作出決定。所以1998年也沒有達成協定。

　　99年朱鎔基總理訪問華盛頓，中美雙方也幾乎達成協議，由于美國方面沒有想到中國方面為了加入世貿組織愿意作出那么多的讓步，所以他們準備不足。另外，當時正值科索沃危機，美國政府上上下下都圍繞著解決前南問題而努力，無暇顧及中國入世談判的問題。當時美國的工商界對此感到十分遺憾，克林頓本人后來在一次會議上也承認沒有把握好這個機會是“犯了一個錯誤”，并且聲稱會盡量采取措施彌補這個錯誤。后來發(fā)生了美國無理轟炸中國駐前南斯拉夫大使館的惡性事件，在這種政治氣氛下繼續(xù)談判對于中國來說比較有利，因為美國方面自知理虧，因此不敢要價太高，于是它把這個艱巨的任務交給了歐盟，讓歐盟跟中國交涉的時候限制嚴格一點。中美達成協議之后，歐盟方面表示對此協議的80％是贊同的，其余的20％則不太滿意，希望中國方面考慮歐盟國家的特殊利益，再作出一些讓步，特別在法國人關心的葡萄酒問題，意大利所關心的空心面問題，英國和瑞士的保險公司等等方面，否則他們無法向國內人民交代。

　　總的說來，中國入世問題久拖不決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第一就是國際格局的變化。冷戰(zhàn)期間西方國家對中國的看法是比較積極的，一方面，我們和西方當時是一種準同盟的關系，而且中國正在大力地改革開放，在西方國家看來，中國可以說是經濟、政治制度化的楷模，在各方面都比較符合西方的標準，這時候中國要加入GATT會比較容易。后來由于90年代初蘇聯和東歐集團的瓦解，國際政治格局發(fā)生了劇變，這種情況下中國由以前的先進分子變成了一個落后分子，政府強調四項基本原則、強調維持穩(wěn)定，這在西方國家看來是一種落后的表現，所以要復關不太容易。更重要的是，中國和西方之間已經喪失了戰(zhàn)略合作的基礎，因為他們共同的敵人已經遭到了嚴重削弱。

　　第二個原因就是中國經濟發(fā)展本身發(fā)生了變化。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以后，中國的經濟可以說是取得了突飛猛進的發(fā)展，經濟增長率多年來都維持了非常高的水平，同時，中國也是吸引外資最多的國家。在這種情況下，很多原來支持中國的發(fā)展中國家現在也改變了立場，他們都看到了中國經濟對他們的競爭，所以開始有意無意地加緊對中國的防范。他們和西方發(fā)達國家聯合起來壓制中國，要在中國這只“經濟老虎”出籠之前，就要把它牢牢鎖住，這也阻礙了我們加入世貿組織的進程。

　　第三，從關貿總協定過渡到世界貿易組織可以說是經歷了質的變化，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其管轄范圍的擴大，以前中國在復關的談判中僅僅談了貨物貿易，條件僅是中方承諾逐年增加進口產品的數量。而加入世貿組織則要滿足很多條件，包括服務貿易、知識產權保護、投資管理等，這些領域都是我們不太熟悉的，是改革開放力度不大的領域，我們要慢慢地了解和適應這些法規(guī)，所以談判自然需要時間。

　　第四是中國國內的原因。咱們國內的核心改革遲遲不到位，改革的兩大難題仍是很難解決：國有企業(yè)改革和金融體制改革問題。而且這兩個改革是相互關聯的，我們國家現在有那么多呆帳、壞帳，就是因為銀行的錢都到國有企業(yè)去了，大部分國有企業(yè)在當初借款的時候就沒打算過要還。這兩項改革實際上是在中國的改革中打了一個死結，這其中有客觀的原因，比如說國有企業(yè)包袱比較重，政府行政干預比較多，而且改革缺少動力，既得利益者肯定會利用國有企業(yè)的改革來搞腐敗等，這些問題始終難以解決�？紤]到國有企業(yè)是我國經濟的中堅力量，如果一味地吸引外資，動搖了它們的地位也不行，可能領導人在談判中對這些問題都比較猶豫，延緩了談判進程。

　　中國的談判機制也存在問題。以前我們總習慣于把自己復關談判進展緩慢的原因歸結為西方國家，特別是某個大國的漫天要價，實際上客觀的來說其原因不僅僅是單方面的，雙方都有責任。對外經貿部的龍永圖部長是中國方面的談判首席代表，但是其它各部委與對外經貿部從行政級別上看是平行的，甚至國家紀委、經貿委等比它還高，如何協調它們之間的關系也成了一個難題。特別是當涉及到像電信、金融等敏感部門的時候，電信行業(yè)的開放始終是個難題，有關人員認為開放電信行業(yè)事關國家安全，不能為了入世就損害國家安全，類似的情況還有很多。另外一方面，談判過程中和企業(yè)磋商不夠，信息披露不夠也導致了一些不滿情緒，這也是我們談判機制的問題。我想我們應該從國情出發(fā)來考慮這個問題，談判隊伍確實有很多難處，在沒有形成正常討論氣氛的情況下貿然公布內部文件可能會導致不穩(wěn)定的因素。

　　最后我們來看看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以后面臨哪些機遇和挑戰(zhàn)。這個問題可以說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大致可以分成兩種觀點，就是悲觀派和樂觀派。舉兩個例子，悲觀派的代表人物一個是李坎如，他是美國非常有名的中國問題專家，克林頓第二任時的總統顧問，也是國家安全委員會專門負責亞洲和中國事務的高級主任。他認為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很可能使中國進入一個長期的動蕩期。另外，劍橋大學的一位管理學教授認為，加入世貿后，隨著市場的開放、外資的涌入，中國國有企業(yè)由于缺乏競爭力而將遭受滅頂之災。樂觀派的代表也很多，比如說198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勞倫斯·克萊因，他和中國的一些經濟學術機構有長期的合作關系，他主要是通過一個Link建立模型對中國的經濟發(fā)展進行預測，認為中國加入世貿可以使其經濟實現蛙跳式的飛躍，某些產業(yè)可以超越一定的階段，所以中國經濟獎迎來一個大發(fā)展的時期。還有一位是日本的工商戰(zhàn)略家大前·演儀，他認為入世后中國經濟將像一塊巨大的磁石一樣吸引外資，產生一種所謂“黑洞效應”，市場規(guī)模、廉價的勞動力等優(yōu)勢將會持續(xù)存在下去，周邊國家和發(fā)達國家都會到這來投資，并且彼此之間要展開競爭。而且在亞洲金融危機以后，中國吸引外資的條件大大改善了，在此以前，單個的城市之間就像茫茫大海中的孤島一樣相互沒有聯系，經過幾年的投入，它們都通過快速的運輸網絡聯接起來了，與越南等國相比有很大的優(yōu)勢。

　　總的來說，我屬于樂觀派，但也是有條件的。

　　我認為機遇主要有以下幾個：

　　第一，從國際經濟的角度來看，入世有利于中國迎接全球化的挑戰(zhàn)，能夠抓住全球性的產業(yè)結構調整這一機遇。從某種程度上講，全球化主要是由私人企業(yè)和跨國公司來帶動的而不是由政府來推動的，跨國投資就是要在全球范圍內尋找最佳的生產要素配置和市場。面臨跨國資本對外擴張的浪潮，發(fā)達國家紛紛采取經濟自由化的措施，減少政府部門對經濟的行政管制（deregulation），發(fā)展中國家為了吸引外資而提供大量的優(yōu)惠政策，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也必須參加。中美達成協議以后，從去年12月開始，美國的近生產線已經轉移到中國來了，給中國帶來的工作崗位有將近4萬個。

　　同時，加入世貿有利于中國的出口，解決出口當中所面臨的反傾銷問題。我們知道，出口一直是中國經濟增長中的一個亮點，它為我們創(chuàng)造了大量的就業(yè)機會。但是由于中國的外貿發(fā)展比較快，我們在世界上所面臨的反傾銷的訴訟也越來越多。1979年，歐盟第一次對中國的產品出口提出反傾銷訴訟，說我們以低于生產成本的價格出售產品是想謀求不正當競爭。以后不斷有國家對我們提出類似的問題，其數目達到30個以上，而且案件越來越多，到現在為止大概有將近400起，中國廠家的直接損失超過了100億美元，預計這類問題還將會繼續(xù)增加。由于我們的生產廠家沒有經驗，對出口國當地的經貿法規(guī)不太熟悉，而且很多企業(yè)的行業(yè)協會組織不好，加上費用很高，中國廠家去應訴的比較少。而如果不去應訴，我們的產品就會被征收反傾銷關稅，有時可能高達100％，致使產品缺乏競爭力，最后只能退出當地市場，這對中國來說是一個很嚴峻的挑戰(zhàn)。在加入世貿組織之前，我們投訴無門，本來靠雙邊談判也可以解決這個問題，但是對于那些和中國貿易關系很少的國家我們在談判中并不占優(yōu)勢。尤其是墨西哥、智利等拉美國家，它們對中國的服裝、鞋子等產品征收100％甚至更高的懲罰性的關稅，而我們對此毫無辦法。加入WTO以后，對于這些不合理的問題，我們可以向它的爭端解決機制提出投訴，就能夠那些消除歧視性的規(guī)則，這對中國廠商出口產品比較有利。

　　入世還是有利于參與制定國際規(guī)則。21世紀的競爭實際上是一種規(guī)則的競爭，如果僅僅作為觀察員，我們就享受不了制定規(guī)則的好處。特別是涉及到產業(yè)標準和技術標準時，如果我們不參與其中，不反映我們自己的利益的話，在未來的貿易活動中就會深受其害，就只能遵守別人所制定的標準而不能很好地維護自身的利益。

　　第二，從國內經濟的角度來說，入世有利于國企痛下改革的決心。現在我們很多的行業(yè)，像石油、石化、汽車、電信、金融業(yè)等都是壟斷產業(yè)，由于沒有競爭對手，它們沒有動力改善其服務，完全不顧消費者的各種投訴。盡管某些行業(yè)近年來已經有了危機感，服務開始有所改善，但總的來說進步并不讓廣大消費者滿意。加入WTO以后，中國進口產品、引進企業(yè)都會急劇增多，這會對我們的國內行業(yè)構成很強的競爭威脅。通過兩個產業(yè)的比較我們可以看出競爭的好處：一個是家電產業(yè)，中國的家電業(yè)很早就打破了壟斷，放開了市場，所以在過去十年中我們的家電產業(yè)發(fā)展迅速，甚至把一些外國的產品擠出了中國市場，早就了一些口碑很好的國產名牌；
相反，我們的汽車行業(yè)始終處于高關稅的保護之下，進口關稅高達80％，我們有120家企業(yè)，但是整個產業(yè)的年產量趕不上美日一家公司年產量的一半。有的廠家一年只生產幾十部車照樣能生存下去，為什么呢？因為有保護，除了關稅保護之外，還有地方保護，地方政府制定各部門的買車點，而且它們的產品通常價格比較昂貴，所以即使生產效率很低的企業(yè)仍然有利可圖，而高關稅的結果必然使整個行業(yè)缺乏競爭力。

　　另外，加入世貿對中國國內經濟的發(fā)展業(yè)有好處，有利于打破地區(qū)、行業(yè)間的壁壘，形成全國統一的大市場。打破行業(yè)壁壘，在全國實行統一的經貿政策是WTO對其成員方的要求，也是中國經濟發(fā)展的內在要求。行業(yè)、地球保護主義所導致的必然結果是：重復建設嚴重，沒有形成市場為導向的投資機制，政府的行政干預仍很多，使中國一直不能形成統一的大市場，不利于國內經濟，特別是東部經濟的發(fā)展。98年開始出現了所謂的“買方市場”，說明中國已經渡過了短缺經濟的時代，在此情況下我們應該在技術上和管理上尋求突破，但是如果沒有統一的全國大市場與之相配套，這種突破很難實現。比如，浙江的產品進不了安徽，因為有地區(qū)保護主義的限制，各地只能喝本地酒廠生產的酒、必須抽本地生產的煙，這勢必影響到整個經濟的發(fā)展。

　　最為重要的是，入世有利于各種經濟成分之間公平競爭，為中國經濟的大發(fā)展創(chuàng)造條件，這個問題主要涉及民營企業(yè)。我們的國有企業(yè)常常抱怨相對于外國企業(yè)來說它們享受的是低國民待遇；
外國企業(yè)則認為自己在營銷、售后服務、倉儲等方面也只享受低國民待遇；
民營企業(yè)的想法就更多了，它們覺得自己不得不在夾縫中生存：國家有30多個行業(yè)不準民營企業(yè)經營，而且都是銀行、鐵路、電信等贏利部門，另外有20多個行業(yè)它們受到嚴格限制，所以民營企業(yè)處于困境當中。入世可以打破不同經濟充分之間的界限，展開公平競爭，這對中國經濟今后的發(fā)展非常有利。

　　第三，從國內政治方面來看，有利于政治安寧和社會的穩(wěn)定。根據世界銀行的估計，中國的經濟年增長率必須保持在6％以上，才能夠吸收每年新增的勞動力，否則就會影響社會和政治安定。入世后，外資大量涌入，美日等國大量向中國轉移生產線，調查表明，(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50％以上的日本企業(yè)愿意到中國來投資，其中有29％已經在中國投資了。外商紛紛來華投資，無非是因為中國有廉價的勞動力和廣闊的市場，大量投資必將帶動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有利于社會穩(wěn)定和政治安寧。

　　另外，入世有利于中國的法治建設和政治民主化進程。WTO是為市場經濟國家設立的，而市場經濟就是一種法治經濟，政治民主化也是市場經濟最終的要求。

　　第四，從國際政治和國際戰(zhàn)略的角度來看，加入WTO有利于改善我們的戰(zhàn)略和安全環(huán)境，減輕經濟發(fā)展過程中所受到的國際壓力。美國極右派小布什上臺后，認為中國必將成為超級大國，因而對其限制越來越嚴厲。加入世貿組織有利于解決這個問題，首先，我們讓世界看到中國的發(fā)展對他們來說是一個機遇而不是威脅，中國愿意遵守國際政治、經濟和貿易規(guī)范，通過培養(yǎng)和國際社會共同的利益來參與其中。

　　挑戰(zhàn)主要有那些呢？一個就是對政府體制的挑戰(zhàn)，入世考驗我們政府體制的適應性。要加快改革，以適應WTO的有關要求，主要就是放權和簡政這兩點。這是中國改革過程中長期以來沒能解決的問題，也是不容易解決的問題，因為它們涉及到既得利益問題。政府宏觀管理的能力也受到一定的挑戰(zhàn)。WTO意味著中國和國際經濟進一步接軌，入世后可以享受國際經濟所帶來的好處，但是也必定會受到國際經濟發(fā)展周期本身存在的風險。亞洲金融危機中我們之所以成為幸運兒，就是因為中國實行的是不開放的體制，如果開放了，我們所遇到的問題可能比韓國它們還要多。

　　中國社會長期以來兩極分化，缺少中間層次，而現代化社會的發(fā)展離不開中間階層。發(fā)達國家的中介機構和中產階級勢力都很強大，它們都是通過提供高質量的服務來找到自己的生活空間，而我們的中介組織當中真正能夠起到了解世界、行業(yè)規(guī)范作用的很少。只有建立起發(fā)達、規(guī)范的中介組織，我們才能迎接WTO帶給中國的挑戰(zhàn)。

　　第二就是宏觀經濟的挑戰(zhàn)，經濟結構的調整面臨非常艱巨的任務。企業(yè)市場和資源國際化是國際競爭的必然結果。過去我們對企業(yè)保護過多，導致它們競爭力很弱，生產能力過剩，技術創(chuàng)新能力差，特別是國有企業(yè)。同時，就業(yè)壓力增大，社會保障問題將日顯突出。由于中國社會長期存在的冗員現象，農村勞動力人口過剩，加上新增的就業(yè)人口，社會保障的覆蓋面還不夠廣，尤其是以農業(yè)為主、主要從事原材料生產的企業(yè)。另外，關鍵行業(yè)面臨的風險也很大。金融等重要行業(yè)將會全部實行開放，對本國的銀行構成很大的挑戰(zhàn)，儲蓄轉移、人才轉移可能導致儲戶對我們的銀行信心不足，造成“擠兌”現象，這一點尤其需要重視。

　　農業(yè)問題也很讓人擔心，近年來農民收入不但沒有提高，反而下降了，而且人地矛盾加劇，農產品價格偏高，在大部分產品生產上我們都沒有優(yōu)勢。外國糧食進來后，我國的農業(yè)必然遭受前所未有的挑戰(zhàn)，有可能被取代。所以我們必須調整農業(yè)，加大對技術、管理和經營方式投資的力度。這是關系到國家根基的關鍵性問題，政府一定要充分重視，給予農業(yè)建設大量投入，改變當前這種狀況。

　　同時，地區(qū)間的經濟差距在短期內可能會擴大，出現了新“三大差距”：東西差距、城鄉(xiāng)差距和階層差距，由于入世這些問題短期內可能會加劇。因為WTO講求競爭，誰有資本，誰有技術，誰就獲勝。政府現在正在考慮這個問題，必須加大扶持力度，但是如果增加稅收，又擔心會減少外部投資，所以也面臨很多困境。

相關熱詞搜索：中國 王勇 WT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