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聞，中國諸多經濟學者——比如厲以寧教授——和諸多“民營企業(yè)家”發(fā)出要警惕“仇富心理”的蔓延。論者不大愿意明確說出是“誰”仇富，但異口同聲地指出：“中國的問題不是仇富能夠解決的�！迸c此同時，一向主張個人權利要受到保障的自由主義聲音，在相對沉寂了一段時間之后，忽然又甚囂塵上起來。

　　初看起來，這是兩件不相干的事情。但仔細玩味，便知其中種種難言的瓜葛與曖昧了。

　　其一是為什么沒有人說是“誰”在仇富呢？是富人自己嗎？富人自己沸沸揚揚地只說“他們是勤勞致富”，與腐敗和其它種種惡習全然無關的。聽來好象是要洗清自己�？赡芪矣行┛瘫。阂�是沒有什么瓜葛在其中，行得端，坐得正，怎么會在沒有人認真指出“誰”在仇富的情況下，富人要忙于洗清自己呢？而且要洗清的“罪名”馬上就和保護他們的貪官掛上了勾呢？或者起碼在這些富人的心目中，“仇富”的人仇恨的原因針對的更多是貪污腐化的官員，而不是富裕本身？倘若如此，與其說是“仇富”，何如說是“仇恨腐敗”，豈不來得更為光明磊落，理直氣壯呢？（www.yypl.net）

　　其二是自從改革開放以來，富裕是成就的主要——假如不是唯一——的符號。而成就不是我們這個社會每個人都心向往之的人生理想嗎？沒有人說是“誰”在仇富，富人不說，主張人人應該向往如是成就的經濟學者們也不說，甚至沒有人起碼出來說一說：那些仇富的人，你們自己不也是夢寐以求地要加入富人的行列嗎？那么好，就請不要仇恨富有本身吧，就請不要仇恨富有的人格化——富人吧。這是為什么呢？全球化盛行的西方國家當中，幾乎到處都有所謂“嫉妒成就”的討論，就是這樣對富有解說的樣板。中國人崇尚西方已經很有傳統(tǒng)了，唯獨現(xiàn)在沒有人效法西方的所謂“嫉妒論”，來為富有和富人辯護，這又是為什么呢？對這樣的為什么，諸君不妨見仁見智。我的看法是：要么是仇恨已經積累得如此之深，以致于為“富”而辯的人心存忌憚。假如是這樣，那么就必須問一問何以“仇富”會如此深刻和令人心存忌憚？是因為中國的“為富不仁”太盛了呢，還是另有原因。（www.yypl.net）

　　其三，假定中國的“為富不仁”太盛這個說法部分地可以成立，比如人們可以指出中國的富人在貪官的庇護下，越富就越不繳稅；
比如人們可以指出中國的富人有了錢，就可以飛揚跋扈，就象“紅樓夢”當中打死了人揚長而去的薛蟠“自認為花上幾個錢沒有了不了的”，比如人們甚至還可以指出中國也有的富人為炫耀自己的“人生成就”，可以置人倫廉恥于不顧，怎么“邪門”怎么來，人乳宴的事件還只是所謂“中下層”缺乏知識教養(yǎng)的富人的把戲。中國的上海兩次舉辦所謂“財富論壇”，不問青紅皂白，連德國這個老牌資本主義國家都恥于為伍的，靠給希特勒法西斯提供軍火和殺人毒氣爐的克魯伯家族代表也給請來，大談特談“發(fā)財?shù)脑E竅”，這恐怕就不再是個別“富人”知識水準的問題，而是中國“富人”——起碼其中的相當一部分——以自己的“富有”為一切道德替代這樣一種自我認同的寫照了吧。而假如現(xiàn)在富人們談虎色變的“仇富”，其中也包涵對這樣的鮮廉寡恥的憤怒，不知道這應不應該成為中國“富有階層”必須引以為戒的警鐘？我以為不但應該，而且必須。（www.yypl.net）

　　其四，如果“為富不仁”僅僅是造成普遍“仇富心理”的部分原因，那么其它可能的原因又是些什么呢？顯然我們也不能排除對自己為能搭上所謂“改革順風車”的個別人對他人“成就”的嫉妒，就像我們無法排除中國的富人之“富”起碼在事實上是部分依靠剝奪他人基本權利而產生的可能性一樣。改革中期的所謂“產權不明晰”和之后事實私有化過程當中，現(xiàn)在成為“富人”的人，依靠種種理論上合法或不合法的手段，巧取豪奪；
“窮廟”富方丈的現(xiàn)象，直至為了自己賺錢，不惜鼓吹“教育產業(yè)化”，事實上不但剝奪其它人這一輩子改變自己社會地位的可能，連他們的下一輩子也不能不跟這背黑鍋。說到這一點，于是我們也就說到了“仇富”的現(xiàn)象和那些洋洋得意動輒也洋洋灑灑地主張“個人權利至上”的知識分子之間的曖昧和瓜葛了。既然在這些知識分子眼中，個人權利如此至上，何以聽不見他們?yōu)楸粍儕Z了如是個人權利的所謂“弱勢群體”伸張正義呢？比如那位厲以寧教授吧，我就沒有聽見他給失業(yè)的老百姓，進城被剝奪了哪怕是最基本的人的尊嚴的民工們出謀劃策。須知真正的自由主義是建立在承認“所有人作為個人的權利是至高無上的”，而不是僅只承認事實上具有財產的人的“個人權利至高無上”。（www.yypl.net）

　　其五，其實，僅只是在理論上承認每個人的權利至高無上，也還是不夠的。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現(xiàn)實就是“金錢的力量”至上。但并非“金錢的力量”至上的地方，那里的富人們都惶惶不可終日，生怕別人“仇富”。那是因為自由主義原則在民主的資本主義那里，并非因為金錢事實上的力量，而全然被抹殺的緣故。富人犯了法，請了有名的律師，或者可以減刑免刑，但還沒有那個人敢于自信“花上幾個錢沒有了不了的”；
美國這個“金錢至上”的社會里，政府依舊要遵循憲法的原則，保證義務教育的貫徹，保障那個“從洗碗工到百萬富翁”的美國夢還有現(xiàn)實實現(xiàn)的可能。德國的球星貝克爾逃稅被查處之后，也并非他有錢，就可以逃避起碼是“監(jiān)外執(zhí)行”的懲罰。這些事例說明：我們要防止所謂“仇富心理”的滋長蔓延，即便是從富人的利益出發(fā)考慮，也不能不從體制上真正保證實現(xiàn)“每個人”的個人權利，而不僅只是富有人的“個人權利”，更加不能依靠剝奪一部分人的基本個人權利，去應和富有的人的“個人權利”。諱言這一點的知識分子，實際上在真正意義上已經背叛了真正自由主義的最基本的準則。自由主義在這些人那里，已經地地道道成為了為富不仁的工具了。準許你們“為富不仁”，難道不準許別人對你們投以憤怒的目光嗎？假如連這個都不準許了，中國離爆發(fā)“殺富濟貧”的革命也就不遠了，不管我們大家如何要“告別革命”也罷。（www.yypl.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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