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說我們是一所以理工為主的大學，可是我們需要有一個靈魂，那就是人文。就是說，學理工的人同時也應該對文化修養(yǎng)有一定的積累，社會需要的是人文關(guān)懷。 　　　　香港城市大學的地理位置很特別，在一個名叫“九龍?zhí)痢钡陌肷街�上，有趣的是，在這所大學的正門口，居然有一個極為現(xiàn)代化、多功能的高級商場――“又一城”。乍一看，這里怎么也不像一所培養(yǎng)學術(shù)人才的高等學府，但確確實實，這所只有23年歷史的大學，常常被各種機構(gòu)、媒體評為“中國最著名高校之一”。最為奇特的是，在以工、商兩科聞名的這里，居然還有一個“中國文化中心”！而來城市大學讀書的每一位年輕學子，無論所學是何專業(yè)，在校期間都必須根據(jù)規(guī)定，接受該中心制定的各類《中國文化》課程教育。
　　一走進位于康樂樓的“中國文化中心”，頓時令人感覺走進了一戶最最傳統(tǒng)的中國人家。楠木門上貼著門神年畫，門框上的匾額則是香港國學大師饒宗頤先生題寫的�？缛腴T廊，寬敞的接待室被布置成一個精美的客廳，明式幾案，清代古琴，壁上還掛著臺灣著名書法家董陽孜的真跡……有書架，有茶案頭，置身其間，很難辨別這究竟是一所學院，還是某位大學者的書齋……“又見面了。”隨著一聲爽朗的笑聲，中國文化中心主任，著名學者鄭培凱教授風風火火地迎了出來，熱情地握著記者的手，“上一次見面，還是去年蘇州召開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論壇的時候吧！”健談的鄭教授又一次笑了起來。去年，作為香港學者代表，鄭教授帶頭“開炮”，堅決反對某些地方制定的所謂對昆曲藝術(shù)“先創(chuàng)新，再傳承”的規(guī)劃，一時間成為媒體焦點。“可惜我的提議到今天還沒得到有關(guān)部門的重視�！币唤z苦笑浮過他的臉上。
　　祖籍山東的鄭培凱有著頗為光鮮的學歷與頭銜：臺灣大學外文系畢業(yè)，美國夏威夷大學歷史學碩士，耶魯大學歷史學、哲學博士。先后曾任教于美國耶魯大學、佩斯大學、臺灣大學、臺灣清華大學等名校。他是香港《明報》的專欄作家，更兼臺灣《當代》月刊編輯委員，還是“香港藝術(shù)發(fā)展局”顧問、香港“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榮譽顧問……1998年，聲名遠播、著作等身的他放棄了美國高校的教授頭銜，來到香港城市大學，參與籌建“中國文化中心”并擔任主任一職，原本想“做個3年就回去”的他，沒想到一辦就是10年……在“中國文化中心”寬敞明亮的會客室，一身正裝的鄭教授向《新民周刊》記者詳細介紹了自己參與創(chuàng)辦“中國文化中心”的來龍去脈。
　　
　　壓力之下的辦學
　　
　　《新民周刊》：鄭教授，在香港能夠辦成“中國文化中心”，在內(nèi)地看來的確是一件相當了不起的事情。您能否介紹一下當初創(chuàng)辦該學院的原因？
　　鄭培凱：1996年的時候，張信剛先生來到城市大學擔任校長。他本人對于中國文化很有興趣，尤其對歷史更是鉆研。初來乍到，張校長接觸了一些同事、學生，就問他們：喜歡中國的詩詞嗎？同學們都說：喜歡啊，唐詩。他說：那你背一首我聽，第一位就背了“床前明月光”，背完了。第二位，又是“床前明月光”……二十位都只會背“床前明月光”！這讓他大吃一驚，于是產(chǎn)生了一個很深的感觸：他覺得香港人對于中國文化的了解，雖然說是“挺有興趣”，但實際上底子很弱！這個現(xiàn)象暴露了許多的問題。聯(lián)系到香港將來的發(fā)展趨勢，尤其是一年后就要回歸祖國了，作為一個中國人，假如對于中國的歷史、文化、地理、環(huán)境，乃至風俗習慣等等，都有很隔膜很陌生的感覺的話，這是不利于同學長遠的發(fā)展的。雖說我們是一所以理工為主的大學，可是我們需要有一個靈魂，那就是人文。就是說，學理工的人同時也應該對文化修養(yǎng)有一定的積累，社會需要的是人文關(guān)懷。因此，張校長毅然決定，開設“中國文化”課程，并且要求所有的在校本科生都要學習。
　　
　　《新民周刊》：您是如何參與到“中國文化中心”的創(chuàng)立、建設中來的呢？
　　
　　鄭培凱：“中國文化中心”成立于1998年。當時，我在美國的高校任教。張信剛校長把我請來，希望我來領(lǐng)頭，設置課程，安排師資。我挺有興趣，于是向?qū)W校請了3年的假，來到了香港。一開始，學校規(guī)定每一個學生在本科期間，要在“中國文化中心”修讀6個學分。當時本科畢業(yè)必須修滿90個學分，光《中國文化》就占了將近7％的比重，應該算很高的了。我來到學校之后，詳細制定了課程的安排，并且充分利用城市大學良好的教學條件，規(guī)定：中心主要通過網(wǎng)絡教學提供學習材料，并通過課堂輔導確定學習效果。此外，再通過專題講座把著名學者和藝術(shù)家“請進來”，通過實地考察把學生“帶出去”，進行“多元化”教學模式。目前，中心共有20多位教師，課程包括美術(shù)史、雕塑、書畫、戲曲、陶瓷、古典文學、古建筑等等，還有專門的教材，邀請了兩岸三地知名學者編寫，并通過課堂實踐不斷完善、提高。
　　
　　《新民周刊》：可以想象，在當時，規(guī)定性地要求本港學生了解、選修中國文化，一定是頂著巨大的壓力的。
　　
　　鄭培凱：沒錯。規(guī)定一出臺，學生們很不理解，情緒也很激動。他們覺得這是學校在有目的地進行“愛國精神教育”，還有學生公開在課堂上這樣對我說：“文化是沒有用的。我們能靠它來賺錢么？”可以想象，在香港如此現(xiàn)實的社會里，學生有這樣的疑惑是很正常的。更有甚者，還在學校的墻壁上公開貼出大字報，反對上《中國文化》課，甚至還通知了報社、電視臺，控告我們強行制定學習計劃。
　　
　　《新民周刊》：面對如此巨大的壓力，您和校方是否有過妥協(xié)或者讓步？
　　
　　鄭培凱：沒有。學校本來就有規(guī)定課程的權(quán)力。但在當時，學校內(nèi)部也有過不小的爭議。不少校董會的家長都來施加壓力，認為學校不該給學生學這些“沒用的東西”。好在張校長和我們都堅持住了，并在壓力中不斷完善著教學。一年試驗，兩年推廣，到了第三年，非但反對的聲音消失了，不少學生開始主動地去學習。于是，我放棄了回美國教學的機會，向美國校方提交了辭職報告，一門心思留在香港，辦好“中國文化中心”。
　　
　　埋下文化的種子
　　
　　《新民周刊》：這10年來，“中國文化中心”形成了兩大品牌，一個是多媒體教學模式，另一個則是小班化教學。您能具體介紹一下么？
　　
　　鄭培凱：香港城市大學的教學設備絕對是一流的。在整個校園，網(wǎng)絡是覆蓋的，任何一個角落都可以上網(wǎng)。在圖書館，還有著幾百臺最先進的手提電腦可供學生免費借用。因此，發(fā)展網(wǎng)絡教學是在這樣一個特殊環(huán)境下的特殊手段，也是和國際接軌的全新的教學手法。在我們中心的網(wǎng)站上，學生不僅可以看到最具體的課程內(nèi)容介紹，還可以看到最直觀的圖片、視頻與互動項目。這樣可以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在各自確定了研究方向之后，中心會安排不同的老師進行分組教學，雖然每一個研究方向都會有近百人來學習，但老師都會安排成若干個小組，每小組最多不超過10人，然后圍繞著一個文化主題展開學習。這樣學習有了重點，也有了興趣。
　　
　　《新民周刊》：除了教學，“中國文化中心”最為著名的恐怕就是高層次的人文學術(shù)講座了。在這10年中，黃苗子、白先勇、龍應臺、朱維錚、李澤厚、葉嘉瑩、余秋雨等著名學者和高馬得、計鎮(zhèn)華、汪世瑜、石小梅、茅威濤等著名藝術(shù)家都曾經(jīng)來城市大學舉辦過講座，產(chǎn)生了良好的影響。您能介紹一下舉辦講座的意義何在么？
　　
　　鄭培凱：我們的文化講座確實非常有名，每學期都要舉辦60到80場，而且邀請的都是全國各個領(lǐng)域內(nèi)最頂尖的專家學者。我們規(guī)定，每個在校學生每學期至少要聽2次文化類講座，2次藝術(shù)示范類講座，這是最低標準。其實，我的目的卻并不在于通過講座讓學生都懂、都精通，但至少，要讓他們都了解，并有一定的興趣。你可以不喜歡，但絕不允許無知！并且，我希望通過高層次的學術(shù)講座，讓學生們感受一下大學者、大藝術(shù)家身上所特有的風范，讓他們“熏一熏”，感受一下文化的魅力�！缎旅裰芸�》：在您看來，創(chuàng)辦“中國文化”教育的最大意義是什么？
　　
　　鄭培凱：我曾經(jīng)說過，年輕人之所以不愿修習中國文化，是因為他們太年輕，涉世未深，還無法體會，人生充滿了復雜的轉(zhuǎn)折變化。但隨著年齡的增長，文化的歸屬感一定會越來越強烈。正如我在《中國文化導讀》教材前言中寫的那樣――
　　
　　“我們創(chuàng)設中國文化科目，不擬大聲疾呼，只想輕輕告訴大家：中國的傳統(tǒng)不但有燦爛輝煌的往昔，有秦時明月漢時關(guān)，唐太宗的旌旗，成吉思汗的大纛，還有對自然的觀照，看到池塘生春草，細雨魚兒出，落霞孤鶩，秋水長天，古道西風瘦馬，杏花春雨江南。更有對人生處境的深刻體會，知道上善若水，否極泰來，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塞翁失馬，焉知非福，亡羊補牢，猶未為晚。也懂得旖旎纏綿的情景，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干，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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