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是生長出來的｡這是我讀一些城市學著作時留下最深印象的一個道理,現(xiàn)在,我知道這個道理至少不足以概括中國城市的現(xiàn)實｡在當代中國,城市與其說是在生長,不如說是被制造的｡我們處在“造城運動”之中｡
　　大概在1993年,我去搜讀城市學著作時,“新一輪改革發(fā)展大潮”啟動未幾,除了幾個“對外開放的窗口”,城市仍然呈現(xiàn)著生長的特性,只有“三線建設”所形成的“工礦城市”顯示著“造城成果”｡十幾年后,當年為“備戰(zhàn)備荒”興建的“工礦城市”大多衰落,而“造城運動”則成為方興未艾的趨勢｡
　　生長總是緩慢的,制造卻是快速的｡如同一棵樹總有年輪,而一個水泥樁子不會有年輪,也無須年輪,但它可能被造成一棵樹的形狀｡生長著的城市有歷史,而制造一個城市需要的是超越歷史的奇跡,它需要“標志性成就”,需要的是對歷史的鏟除｡連片拆除和徹底改造因此成為城市共同的選擇｡如今,一座座城市能夠與歷史聯(lián)系的,也許只是它的名稱和地理方位,甚至名稱和地理方位也已經被拋棄｡城市名稱會因為城市合并或者僅僅因為開創(chuàng)新氣象的設想而改變,城市的地理方位因為“再造一座新城市”而發(fā)生了位移｡
　　連片拆除和徹底改造,不只是使城市的歷史根系不復存在,使得城市的天際線變得陌生;而且變化與陌生本身已經成為一種追求｡“一年一小變,三年一大變”己成為目標,“變得認不出來了”被視為贊語,歷史建筑與一座座城市自己的生活方式被連根拔除,國際性城市的追求要靠“國際流行”的建筑風尚來顯現(xiàn),還需要消除城市文化的歷史根系｡當人們從一個街區(qū)遷離,進入新的居所時,完成的不只是居所的遷移,而是一次與歷史的永別｡隨著一個個街區(qū)被改造,城市“舊貌換新顏”了,歷史屬于舊貌,因而不會在“新顏”之中｡
　　拆除與改造之中,人的命運被“造城運動”的需要忽略掉了,某種程度上說,一部分人被犧牲在另一部分人升級換代的需要之中｡連片拆除的恢宏氣概,也使得被拆除的部分顯得觸目驚心,當整個街區(qū)的房子上都寫滿鮮紅的“拆”字時,一幅幅街區(qū)未來的美好圖畫不足以化解鮮紅字跡中的血色蒼傷,“這些人往何處去”,是一個現(xiàn)實的麻煩｡沖突往往并不是在歷史消失與捍衛(wèi)的層面上展開的,利益補償變成了最大的問題,拆除與改造的日程表不容許更改,有關補償?shù)恼勁斜贿w離通知所取代｡行政權力已在“經營城市”,現(xiàn)在則是“土地經營商”,地塊出讓需要拆除按照開發(fā)商的進度推展,因此也形成了權力與開發(fā)商的利益共同體,權力擔保之下,開發(fā)商于是能夠實施“強制拆除”｡
　　我們已經看到了一場場粗暴的“拆除”帶來的很多悲劇,但更多的人們在無奈中離開｡公告而行的停水､停電即使無改于被拆者利益堅持的意志,那些合乎開發(fā)商意圖的騷擾､恐嚇乃至武力襲擊一旦發(fā)生,不法之徒總是“身份不明”,就足以讓人放棄自己的利益了｡重慶“最牛釘子戶”事件解決之后,“夜半強拆”仿佛一種先進模式開始在一些地方流行,“不明身份者”成群結伙､手持刀棍在先,趕出住戶,工程車隨后沖擊,“夜半強拆”如此順利進行｡這種縱火打劫式的拆除,乘著夜幕而來,好像夜幕一旦撒下,社會運行體制也已經停止,城市成了盜匪樂園｡
　　“造城運動”往往會演變成這樣一種怪胎:一方面,它以“迅速改變落后面貌”獲得意識形態(tài)的正當性,從而給割斷城市歷史文化尋找到了理由;另一方面,它又通過權力“經營城市”和商人“經營房地產”的結合,使得被拆除的人們和需要居住空間的人們被拋棄在暴力面前｡
　　有時,我聽到尋根者們對歷史文化的嘆惋;更多的時候,我聽到人們?yōu)楸徊鸪�的人們和“房奴”發(fā)出的呼號｡幾乎沒有人對“造城運動”作為一種發(fā)展潮流作出反思,相反“造城運動”中矗立起來的高樓､一望無際的新建筑甚至節(jié)節(jié)攀升的房價,都成了成就的證據(jù)､活力的標志,而人的生活也被描畫為綠草花叢中的新居歡樂圖,被拆者的命運哪怕曾經引起關注,也很快會被林立的高樓覆蓋,房奴的痛苦在銀行賬單上,更加不足以影響新居歡樂圖的美好｡
　　最近有消息說,北京前門大街將要恢復清末風貌｡財力雄厚了嘛,恢復歷史風貌,當然也不難,倘不要求過高,“仿古”當也無妨,只是回頭來看,“造城運動”何必弄得那么轟轟烈烈､連根拔除?而更加不可忘記的是“造城運動”中那些被拔掉的人,如同羊吃人一般,我們不能說“城吃人”雖有血淚,但只是歷史的一瞬｡人生本來就只是瞬間,歷史的一瞬,不足以稀釋具體的人所承擔的巨痛｡
　　中國需要告別“造城運動”,讓城市成為生長的有機體｡
　　(作者系《長江日報》評論員,雜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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