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數派與少數派的碰撞正伴隨多元社會的發(fā)展而逐漸興起，而網絡技術特別是微博的廣泛影響，又使得他們都成為“不沉默的少數派”。這一轉變對中國而言意味深長。 　　 　　紐約州通過法案將同性婚姻合法化，成為美國第六個也是最大一個通過類似法案的州。某牧師在微博上就此發(fā)表反同性戀言論，藝人呂麗萍、孫海英夫婦與蔡康永作為不同意見代表參與發(fā)表意見，引發(fā)公眾熱烈討論。隨后金馬獎組委會暫緩邀請呂麗萍參加，中央電視臺節(jié)目也對此發(fā)表評論，進一步使得此問題演變?yōu)楣彩录Ｔ谖铱磥�，這一系列事件意味深長，至少具有三方面的意蘊：當肉身遭遇靈魂；當基本權利遭遇言論自由；當少數派遭遇少數派。
　　信教群體與同性戀群體在此問題上的沖突，實際上意味著從傳統(tǒng)社會到現代社會，以靈魂規(guī)訓肉體的范式遭遇肉身重塑自身合法性的挑戰(zhàn)。進而，也反映了多元社會的“諸神之爭”困境。前者基本邏輯系從《圣經》教義出發(fā)，認為同性戀是“欲火攻心，彼此貪戀”的“羞恥之事”。而后者最有力的理據基于現代醫(yī)學發(fā)現，即性取向基本上是先天性的。既然是先天性的，那么當然不應該對其進行道德評判，而應承認其合理性。
　　實際上，這一沖突是上世紀以來世界范圍內社會生活巨大變遷的一個縮影，先經由愛情、避孕、同居等私人生活層面，進而上升至墮胎、婚姻制度等公共生活領域。直至今天，上述問題仍是美國等西方國家最為重大的公共議題之一。
　　但問題的麻煩之處并不僅僅在于意義重大，而更在于根本沒有標準答案。爭執(zhí)雙方都可找到充分（或各自以為充分）的理由，一方認為肉身的自然存在即為合理，而另一方則認為存在的并不當然合理，應當聽從上帝的聲音，肉身接受靈魂的約束。這種“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狀況，反映了多元社會沖突雙方在邏輯和價值層面的雙重困境。
　　解決上述困境的方式通常凸顯了法律的重要性。也即，將價值問題轉化為技術問題，實體問題轉化為程序問題，道德、政治問題轉化為法律問題。而在這種法律思維的視角之下，上述問題的焦點則轉化為信教群體言論自由與同性戀群體基本權利之間的法律規(guī)則問題。在此方面，美國憲法提供了豐富經驗。
　　如果按照美國憲法理論討論呂孫言論，問題就轉化為，政府是否可以通過立法限制該種言論？倘有立法，應對此立法采取哪一標準進行審查（是否應該進行嚴格審查）？該言論屬于哪種言論，是否屬于攻擊性言論或仇恨性言論等類別？而在今年判決的Snyder v. Phelps 一案中，美國最高法院認為該案中的反同性戀言論并不違法，受到第一修正案的保護。
　　其實，呂孫是否擁有發(fā)表意見的權利，與同性戀群體是否應享有基本權利，是兩個問題。發(fā)表意見的權利關涉憲法權利（言論自由），同性戀權利也關涉憲法權利（基本人權、平等權等）。而當權利發(fā)生沖突之時，問題的關鍵就轉化法官在具體的案件中如何取舍和抉擇，眾說紛紜讓位于法官判斷。
　　承認呂孫發(fā)表意見的權利應受法律保護，并不意味著認可其意見本身的正確性，因為基于宗教教義的意見，本無所謂正確與否。與此同時，同性戀群體當然也有發(fā)表反對意見的權利。實際上，一個言論自由受到充分保護的公共領域，恰恰可以形成某種言論的“自由市場”，這有利于各個群體的利益。
　　當下中國法律對同性戀并不干涉，但婚姻法并不承認同性婚姻。同性戀群體能否依循憲法第33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來挑戰(zhàn)婚姻法的合憲性，在可見未來恐怕難以實現。不過，同性戀群體依循民法上隱私權理論和消極自由政治理論，當可塑造自身戀愛的正當性。
　　當然，中國相關問題的特殊性還體現在，無論是信教群體還是同性戀群體，其實在當下社會政治格局中都是少數派。他們的論爭，很難獲得美國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論辯的政治意義，如果能較少道德指向的指責，那么至少具有為少數群體吁求權利的法律和文化意義，同時有助于拓寬言論自由的空間。
　　少數派與少數派的碰撞正伴隨多元社會的發(fā)展而逐漸興起，而網絡技術特別是微博的廣泛影響，又使得他們都成為“不沉默的少數派”。這一轉變對中國而言意味深長。

相關熱詞搜索：少數派 同性戀 爭議 同性戀爭議:不沉默的少數派 同性戀爭議 不沉默的少數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