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年半前的汶川大地震,中國各界對災區(qū)的心理援助服務呈現(xiàn)井噴狀態(tài)。隨著時間的流逝,二次傷害的出現(xiàn),幸存者表現(xiàn)出多樣的災后人格,考驗著中國的心理危機干預工作。參與地震救援的心理援助工作者們所遇到的困惑,其實也是為危機干預積累了寶貴經驗。
　　
　　5?12大地震距今已經兩年半,但造成的破壞與傷害,至今令人不堪回首。在戕害巨量的生命和財產之后,大地震也給存活者帶來了巨大的心理沖擊。
　　根據中科院心理所綿陽北川心理援助工作站副站長付春勝的介紹,在重災區(qū)北川地區(qū),90%以上都喪失了親人,大約有24%的人群有心理問題。其中,“孩子這一塊達到30%多。老師最初達到40%左右,干部群體這一塊達到20%左右。如果對他們不實行專業(yè)的干預,他們很難從創(chuàng)傷抑郁中走出來。”外來的救援者也會被災難所感染,他們的自罪傾向“明顯高于兒童青少年和成人”。
　　心理援助者們大多都把自己和被援助者的相識比喻為“緣分”,但專業(yè)的心理援助者,會有意識地針對災民們的特殊時期和特殊群體進行尋覓。一方面,災區(qū)的被援助對象會經歷不同的心理創(chuàng)傷期,而在不同的時期需要不同的援助規(guī)劃、方法和手段,而像泥石流、懷孕失敗的經歷會令受災者經受新的打擊。另一方面,對于像學生、干部、高齡喪子家長等特殊群體,更需要更特別的關注和謹慎的援助。
　　專業(yè)工作者面臨的工作紛繁復雜。在援助的早期,他們需要進行群體性的調查、援助,尋找重點援助的目標對象;隨著時間的流逝,二次傷害的出現(xiàn),以及援助失敗個案的增加,幸存者們多樣的人生經歷、災難遭遇和人格,就演變成援助者面前的困境。
　　多位參與5?12大地震救援的心理援助工作者,在地震發(fā)生接近兩年半之時,向南都周刊記者講述了他們所見證的各種心理創(chuàng)傷,還有援助過程中的各種困惑。
　　
　　更多時間,更多耐心
　　我原來是精神科醫(yī)生。其實,災后精神病人很少,但每個人都會承受心靈創(chuàng)傷。如果精神病醫(yī)生到災區(qū)是看病的,他看看這里面沒有病人,說這里沒有精神病啊,不需要吃藥啊,就可以回去了。但我們是心理醫(yī)生,我們看到的是,這些人生活沒有信心,譬如,有的災民本來是做生意,現(xiàn)在地震三個月過去了,還天天躺在床上,眼神還有憂郁。
　　――史占彪,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危機干預中心副主任
　　
　　我是跟著紅十字會的隊伍進入北川縣政府的,他們有個部門來接待我。那部門的領導后來自殺了。我覺得這是很遺憾的一件事。因為我跟他僅僅是握了手,擦肩而過,卻沒有跟他聊聊,幫助化解他心頭上的壓力。
　　他們這個部門下面有個女干事,她5歲的孩子在地震中遇難了,特別痛苦。我還記得,白天她還問我能不能幫忙,傍晚當我們去找她,她卻說:“我不要你們的幫助。我已經煩死了,你們這樣子說話的人讓我更難受了�！焙髞砦也胖�道,有些志愿者跟她說,“你只死了一個,有的人死了好幾個呢�！�
　　我們國內的心理干預方法,大多是從國外學來的,心理的東西,我花了二十幾年去學,但是近幾年,我卻領悟到很多方法是不能夠解決問題的。我們做心理干預,第一步是要接納對象的全部,第二步是建立信任,讓他感受到你對他會有所幫助。另外,很多人會關注幸存者講述的故事情節(jié),卻不關注他們的心情。如果有些問題他不愿意說,就不應該具體問,因為每一遍的回憶都會給他帶來痛苦,他會拒絕繼續(xù)與你溝通。
　　――沃建中,紅十字會心理救援專家組組長
　　
　　有一個老太太,地震中老公沒有了,死了兩個兒子,還有一個孫子一個孫女。她被人救出來,在北川中學待了一天,直到現(xiàn)在,她還不相信地震這個事,還在到處找兒子,但一談起她兒子孫子,她就會眼淚嘩嘩的。她心里還存著希望,而每天希望都會落空,有時她也會意識到家里人死了,因為聊天的時候她會哭,但一直壓抑著情緒。這對她心理傷害非常大。
　　失眠、抑郁、焦慮、健忘、逃避、閃回……這些負面的心理狀態(tài)她都有。樹葉一動,她會一哆嗦,說地震了,就啪啪啪跳開,不跟你細談;她腦子里還會出現(xiàn)地震的片斷。面對這樣的高危人群,我們只能兩三天去看她一次,讓她接受這個現(xiàn)實。
　　長時間的交往、交流,建立信任關系很重要。志愿者應該至少半年才輪換,如果來七天八天的,我不接受。做哀傷處理的心理支援,必須是半年,因為只有在建立了信任之后,他才會把痛苦說給你聽。新來的志愿者,老百姓會說,我要做飯了,沒時間跟你聊。他不接受你的幫助。
　　――付春勝,中科院心理所綿陽北川心理援助工作站副站長
　　
　　高危時期,特殊群體
　　我到板房去,經常問大家過得怎么樣,他們經常說:“咳,就這么過吧,別人都走啦,剩自己了。政府給房就住著,沒有呢就那待著,活得沒有勁,也沒有意思。”這種話語還是比較多的。(兩年多了)還有很多老百姓處在抑郁期。
　　高危人群一到重大節(jié)日,譬如母親節(jié)、父親節(jié)、端午節(jié)等,就容易自殺。有個小伙子大年三十剖腹自殺了,腸子都出來了,后來被救過來。他和董玉飛(在震后5個月自殺的北川農委主任)、馮翔(震后一年內自殺的北川縣委宣傳部副部長)是同班同學,都喪失了兒子。這些人必須有專業(yè)的心理干預師去援助,志愿者可以搞些社會活動,但這些深度創(chuàng)傷干預他們幫不上忙。
　　對于干部群體,我沒法做持續(xù)的支援。因為他們每天要建房子,要接見上級,根本沒時間,要找到他們都很難。馮翔事件以后,上面讓干部去旅游去散心,但這只是暫時的,回來后這些人又進入戰(zhàn)斗狀態(tài)。
　　馮翔自殺后,我對他妻子做了一些心理干預。我還記得她是永昌一小的老師,她是上午10點多知道的(自殺消息),當時整個永昌小學老師哭成一片,因為大家都想起了地震場景,又擔心自己的老公,擔心他們哪一天也會走掉。馮翔的妻子當時看上去很冷靜,其實估計她還在(心理創(chuàng)傷的)休克期,說自己很佩服馮翔,因為他肯去陪兒子,而且又能讓北川的干部和老師待遇被重視,等等。
　　我還記得她說過的一句話:“我的哀傷,這種情感可以讓別人知道嗎?”前兩個月我給她打過一次電話,她說有個媒體要采訪她,但是她不希望接受媒體采訪。通過這句話,看得出她心里還是有創(chuàng)傷的,如果從悲傷中走出來的人是無所謂的。我現(xiàn)在還在關注著她。
　　――付春勝
　　
　　解放軍、武警官兵、消防隊員,尤其是野戰(zhàn)部隊的,第一時間趕到,看到的是最慘烈的場面。這些戰(zhàn)士大都是18、19歲的小孩,很多是獨生子女,從未見過如此浩劫,心理上也經受了很大的沖擊。他們是軍人,服從命令可以支撐一段時間,但隨著身體疲勞,災區(qū)體驗多了以后,也會出現(xiàn)PTSD的癥狀,也需要被援助。
　　需要援助的還有一些第一時間趕到的記者,很多人回到單位也出現(xiàn)了PTSD癥狀。
　　還有一類我們稱之為樞紐人群,就是當地的基層干部和基層中小學老師,他們本身就是災民,但又肩負領導家園重建和撫慰中小學生的重擔,他們的壓力和承擔的責任比一般的災民更加強烈,也是我們特別關注的對象。武警官兵災后就會陸續(xù)撤走,但是這些樞紐人群無法撤走。
　　――張建新,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副所長
　　
　　援助者的困境
　　我們在四川地震災區(qū)從事心理危機干預,遇到的最大困難有兩個:第一是組織機構多,條塊分割很嚴重。中央政府支持很重要,但是如何落實呢?我們缺乏相應的部門來統(tǒng)一協(xié)調。
　　從當時的情況看來,汶川地震后,大家有力出力,有錢出錢,哪怕學過一點心理學都去救助,這個動機應該得到社會的肯定。但是去的人多了后,來了一批咨詢師給災民做了輔導和教育,沒有扎根就走,之后又來第二批做同樣的事情,災民就開始反感了。也有人打著心理學旗號,但沒有受過相關訓練或足夠訓練,甚至給災民的心理援助帶來了負面影響。
　　――張建新
　　
　　今后,即使應對災難的心理援助志愿者隊伍建設好了,接下去還有很多需要清晰的地方。比如心理援助歸哪個部門管。我們國家今年的災難很多,像飛機失事啊,泥石流啊,洪水啊,可是這些災難沒有人聽說有心理干預,即使我想去也去不了。為什么?我找誰呢?誰來接待?誰來做這個事情?不知道。政府方面正在努力,衛(wèi)生部說它主要來做,教育部說它也可以做,很多大學也說可以做。反正誰也不知道誰來做更合適。國家就是一個不下定論的姿態(tài)。
　　在國外,心理危機干預更多的是非政府組織在做。國外是小政府大社會,政府提供資源,然后選擇有資質的NGO組織來做。在汶川地震中非政府組織是起到了積極作用的。所以制定相關的規(guī)則,乃至立法,對這些非政府組織的作用加以肯定和規(guī)范。
　　――沃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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