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臺灣社會的一個“神人”。他出身國民黨正統(tǒng)家庭,又深受左翼思潮影響,參加過著名的野百合運動,又因反對教育商業(yè)化的游行被拘捕;他至今仍然是高中文憑,卻兩度考入臺灣最牛的臺灣大學又兩度肄業(yè);他沒做過一天記者,卻空降臺灣兩家著名媒體擔任主筆,更在4個月前接任臺灣記協會長。今天,且聽他以一個資深媒體人身份,和我們細數臺灣媒體人的抗爭歷史,與海峽兩岸的轉型比照。
　　
　　楊偉中
　　1971年生人,曾任臺灣自主勞工聯盟執(zhí)行長,關注全球化資訊中心召集人,臺灣《新新聞》周刊采訪主任,現任《旺報》主筆,臺灣記者協會會長。
　　如果只是停留在寫寫文章,啟啟蒙的話,那么臺灣現在肯定還是專制
　　
　　南都周刊:臺灣解除報禁到今天正好是22年,這個轉型過程是如何完成的,大陸讀者特別是媒體界人士還比較陌生。想請你這個記協會長介紹一下情況。
　　楊偉中:戒嚴時期各行業(yè)都有相應的國民黨黨部,媒體界自然也不例外。另外,國民黨文化工作會會對媒體報道和節(jié)目進行干涉。
　　但那時有個缺口是地方議會的選舉還是開放的,允許候選人介紹情況、發(fā)傳單、辦演講等等。這樣黨外反對派參選時就紛紛到學校、公園和寺廟等地借場地辦演講。于是定期選舉就變成了民主假期。
　　最重要的是,辦演講的時候趁著人多,就開始賣黨外雜志宣傳理念,透過這個過程,就出現了群眾集會。群眾集會成為了反對派沖撞維權的重要形式。因為新聞封鎖,大家都覺得只有在演講和集會時才能聽到真相,就在這種情況下,黨外媒體獲得大發(fā)展。也有可能黨外媒體會造謠,但大家還是愿意聽,因為可以聽到你在正常渠道看不到的事情,這是一種大宣泄。
　　南都周刊:但這個街頭媒體的搞法似乎還只是個公共傳播的初級形態(tài),很難固定住傳播效果。
　　楊偉中:對,這樣出版問題就提上了議事日程,當時有個特殊情況,在臺灣辦刊物比出書困難,辦雜志需要先登記。當時黨外想了很多辦法來沖擊體制。比如鄭南榕辦《自由時代》雜志,一開始就被查禁。但他登記幾十個名字,用這個方式來跟當局斗。查禁一本再辦一本,《自由時代》禁了,就叫《開放時代》,再禁了就叫《獨立時代》。也有的雜志出不了,就改用叢書名義繼續(xù)出版。
　　1979年《美麗島》雜志出現,這是以雜志社做政黨的形式�！睹利悕u》有個總社,各地成立分社,中央有社務委員,編輯有編輯委員,分社有分社委員,其實就是網羅各地的黨外人士。《美麗島》雜志只辦了四期,但非常暢銷,影響很大。
　　這些黨外雜志,現在從新聞專業(yè)角度看的話,的確是不夠資格。但特點是非常通俗,風格辛辣,由幾個主要部分組成,比如首先總是挖國民黨的黑幕,這里當然不排除造謠或渲染;其次是黨外動態(tài);第三是揭露國民黨歷史上的一些顛覆性問題,比如西安事變的真相啦,把蔣介石的道德形象和國民黨的正當性打下去。老百姓很愛看。
　　南都周刊:這就是通過媒體來重修黨史,挖人祖墳。
　　楊偉中:這個東西很有用。后來的《美麗島》軍法大審也和媒體的作用直接相關。蔣經國決定軍法大審時開放媒體報道。他和國民黨這樣做事為了證明你是暴徒,你是“臺獨”,他覺得自己有這個自信。對黨外來說也是一個宣傳的機會。比如施明德在法庭上那個吊兒郎當的不怕死樣子,手插在褲子口袋里,那不得了,對民眾是直接感染,據說有法警聽了黨外的法庭辯論還流淚了。
　　1980年代開始,黨外雜志越來越多。與此同時,社會運動也慢慢開展。1984年,黨外知識分子成立了臺灣勞工法律支援會,同一年,原住民青年成立了臺灣原住民權利促進會。到后來,黨外雜志甚至可以公開討論組黨問題。
　　到了1986年9月28日,黨外在推舉候選人的后援會上突然宣布組黨。那個時候國民黨沒抓人,隨后宣布進行政治改革,開放黨禁,開放報禁。
　　南都周刊:在這段時期里,國民黨不能通過管制媒體切斷黨外信息傳播嗎?
　　楊偉中:正式媒體當然很難報道,不過也有自由派記者想盡方法做點報道,或是寫評論要求國民黨自我革新。同時黨外或社運出現了新的媒體策略。這時成立了綠色小組,拍攝制作各種錄像帶,到處賣。正好趕上那時是臺灣經濟起飛的時候,幾乎家家都有攝像機。這時有個突發(fā)事件使得黨外媒體起到了關鍵作用。1986年,流亡海外的許信良組織了一個新政黨,他帶領干部想遷黨回臺。但國民黨不讓他在桃園機場下飛機,于是黨外力量就發(fā)動組織了上萬名群眾到機場迎接,結果雙方發(fā)生沖突。主流媒體不報道這件事情,綠色小組拍下了這個視頻,然后到處大賣,名聲大振,從此一炮而紅。
　　南都周刊:桃園機場這個場景我們很熟悉,這個綠色小組也很像大陸語境里的公民記者。
　　楊偉中:對的。一炮而紅后的綠色小組從此開始定期推出報道,并涉足報道工運、農運和學運。各地也有黨外或生意人開始經營非法的有線電視。這樣國民黨封殺他們就越來越難了。這時又繼續(xù)推進出版問題。當時臺灣有個《出版法》,剛才說了,出書不需要書號,但書出了可以查禁你,大部分情況下是在印刷過程中就被查禁了。政治轉型過程中,《出版法》的廢除就上了議事日程,1999年正式廢止。所以臺灣今天沒有出版法,也沒有新聞法,除了廣播電視有類似的管理條例。
　　南都周刊:我觀察你講述的這整個轉型過程中,媒體似乎都沒有缺席,臺灣媒體特別是黨外媒體和臺灣民主化過程中的反對運動似乎是全程捆綁在一起的?
　　楊偉中:是的。即便在體制內的媒體,反對派記者碰到壓力,報社有時也會出面保護。1970年代末期,《中國時報》有個前輩記者因為參選,遇到國民黨壓力,老板余紀忠就掏錢讓這個記者出國,隨便你做什么選題。這既是保護記者也是培養(yǎng)記者的一個非常規(guī)方法。當然黨外媒體和反對運動的高度捆綁也起到了很大作用。可以很肯定地說,臺灣的反對運動,如果只是停留在寫寫文章,啟啟蒙的話,那么臺灣現在肯定還是專制。
　　22年前開放報禁時,我們很難想象臺灣報業(yè)會在百花齊放后迅速萎縮的狀況
　　南都周刊:在解嚴前,臺灣媒體人的自我審查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
　　楊偉中:政治上的禁忌當然是第一位的,比如大陸的事情,你只能報道壞的,比如哪里出了個問題以及災荒等等,一定是這樣報道,否則就是為匪張目;“臺獨”也不能報道,要報道也只能報道壞的消息。我記得海外“臺獨”有兩個領袖先后回來投誠,當時媒體就大幅報道,主題是政府部門如何寬大為懷,這是我印象很深的現象。第三是留在大陸的黨政軍人員和文化人等,你也不能報道,因為你留在大陸就是“附匪”。比如老舍、魯迅,我們從來不知道有這樣的人,像陳寅恪這種也是這樣。
　　南都周刊:這些信息都被遮蔽掉了后,最后成為了一個公眾的認知盲區(qū)?
　　楊偉中:對的,所以我小時候看到“臺獨”這兩個字,完全不能理解“臺獨”是個什么概念,覺得很奇怪。我后來知道魯迅,是因為1980年代魯迅孫子周令飛來臺結婚。這時才隱約知道,原來魯迅就是一“親匪”的左派文人。我們總是要從負面報道才知道一些相關的信息。
　　南都周刊:其他島內的新聞呢,禁忌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
　　楊偉中:敏感的政治話題很多,國會改造、本土意識、黨外運動都是禁區(qū)。1950年代的《自由中國》時期,曾經有過對警總的公開批評,那主要是集中在警總不能誘人入罪,不能釣魚執(zhí)法。1981年警總約談海歸學人陳文成,陳尸臺大圖書館外時,全面的真相就很難報道出來;比如蔣經國有糖尿病,坐輪椅,往往也不能報,這些消息全是黨外雜志曝出來的。當然報了后就大部分給禁了。
　　南都周刊:你本來是搞工運和學運出身,怎么突然想起來進入報界?
　　楊偉中:我是受國民黨正統(tǒng)教育長大的,覺得中國要復興,也比較關心時事。在解嚴前后,受到社運沖擊,也看了不少禁書,讀魯迅,讀馬克思,受到“五四”以來的民主和左翼思潮的影響。當時張國燾的回憶錄我看了第一本,他辦刊物,搞工運,那種啟蒙和救亡運動,很感人,才發(fā)現原來共產黨和國民黨的宣傳有所不同,是站在勞苦大眾這一邊的,這種理想主義氣質很不錯。那個時候臺灣正好開始有工人運動和工黨,我在念高中,臺灣政府的勞工委員會就在我們學校旁邊,相當于大陸的勞動保障部。當時很多工人在那里抗爭,我下了課就過去旁觀、參與。那時候見識了很多不公平的事情,包括媒體的扭曲,法律的不公。越來越發(fā)現體制本身的問題,進一步想到要參與。
　　到了大學,就繼續(xù)參加大學學運社團。離開大學后就到工會去做專職。我們其中一個使命是要建立獨立于國民黨控制下的自主工會。花了比較久的時間來做這些事情。
　　從小我家里訂《中國時報》,這是當年臺灣知識分子最愛看的報紙,我父親是大學教授,在他要求下我養(yǎng)成了閱報習慣,但進入報界是個偶然。我曾想過如果不從事社運,最好的工作應該是進報社當個主筆,批判時政,不過也只是閃過的念頭。后來常在報紙寫點評論,被周天瑞先生邀請進入《新新聞》周刊,才開始媒體生涯,也沒想到真的進了《中國時報》報系擔任主筆。
　　南都周刊:解嚴后到1990年代中期,臺灣報業(yè)似乎有過一個比較短暫的黃金時期。
　　楊偉中:從1988年1月1日報禁開放時算起到1990年代,大概四五年時間,出現了許多新報紙。很快,到2005年、2006年左右,多家報紙接連關門,震撼不小。臺灣現在只剩下一家晚報,連很多人愛看的娛樂生活性報紙、民生報都關門了。1988年開放報禁時,我們很難想象臺灣報業(yè)會在百花齊放后迅速萎縮的狀況。
　　這里有很多原因,網絡是一個原因,香港某日報進入臺灣是一個原因,閱報習慣下降是一個原因,市場泛濫后的調整和淘汰也是重要原因。
　　韓寒也許是沒機會接觸上層,問題是陳文茜是沒興趣接觸底層
　　南都周刊:前幾天大陸傳媒學教授展江寫了一篇文章,他認為中國記者目前面臨的最大問題不是被打被抓,而是拿紅包等行業(yè)腐敗問題。關于大陸記者的紅包現象,你肯定也有所耳聞了。臺灣同行的情況怎么樣?
　　楊偉中:紅包基本上不需要,也很少發(fā)生。但是臺灣社會有一種情況,政治人物和政黨,會跟某位記者建立特別好的關系,長期以來形成合作關系,比如我有什么新聞,就只跟你這個記者講,你可以發(fā)獨家,你的地位和威信就慢慢建立了,但前提是你得經常站在信息源的立場說話,這種狀況的確有,雖然未必需要紅包。封口費這種事情也沒聽說過。我覺得是這樣,不需要把工夫下到你記者身上,他通過廣告就可以影響你這個媒體,跟你建立關系,讓你報道時自律。坦白講,記者在思考報道不報道一個新聞時,他的主管腦子里一定會先閃過廣告商的形象。
　　南都周刊:前段時間郭德綱和北京電視臺之間的紛擾,你肯定也聽說了。我想問如果這種事情發(fā)生在臺灣,會是一個什么樣的結果?
　　楊偉中:郭德綱的事情好像是兩段,一段是郭德綱和記者,一段是公權力介入。如果發(fā)生在臺灣,前一段,媒體一定會批評,特別是像郭德綱這樣的公眾人物,坦白說,公眾人物的隱私權是應該降到最低的,是要被媒體監(jiān)督檢驗的。但媒體不會封殺他,何況封殺這種大牌也會損害媒體自身的經濟利益。后一段,解嚴前的國民黨文工會和新聞局也會有類似的舉動�，F在來講,臺灣當然不會再這么做,相信臺灣政府不太敢出來封殺什么。當然我們也有通訊傳播委員會,但相信不會使用“三俗”這么寬泛的字眼,你要規(guī)范媒體,這個規(guī)范一定是要相當精確的,要很謹慎的。我們基本希望把這個問題限制在行業(yè)自律的范圍,政府管得越少越好。比如我們電視臺組成的衛(wèi)星電視公會有專門的自律委員會,一直在討論自律公約等問題。
　　南都周刊:另一個小風波是關于臺灣媒體人陳文茜對上海青年韓寒的批評,這個相信你也有自己的看法。
　　楊偉中:1984年黨外雜志《新潮流》創(chuàng)刊,是后來民進黨重要派系新潮流系的前身,陳文茜當時也參與其中,是黨外運動的活躍分子。后來由于1990年代中期以來的國際局勢變化,民進黨墮落,大陸逐漸強大,全球化大浪潮起來了。這個時候陳文茜開始出現了一個調整,不再談以前的民主和社會公平正義,也不談“臺獨”理念,轉過來談市場與機會,談全球化浪潮下中國的大市場,把目光擺在全球化下的中國崛起,她喜歡介紹上海是多么美好,世博多么精彩,宣傳中國的形象工程。
　　再加上臺灣媒體沒有厚度,她的節(jié)目做得比較精致,所以吸引了一部分中產白領和知識精英。相對臺灣一些無聊的瑣碎化的政論新聞節(jié)目,陳文茜的節(jié)目就看上去顯得有品位有深度有質感一些。這樣也具備了另外一種欺騙性,她用這樣一種包裝,銷售她這樣一種美好的中國的觀念。同時,因為臺灣內部有很強大的詆毀大陸的聲音,你也可以說她這種中國機會論扮演了一種平衡的角色。
　　南都周刊:我看到有媒體報道,陳文茜后來作了一個解釋,說她曾經深入采訪了世博四次,而韓寒也許是沒機會接觸上層了解更多信息。
　　楊偉中:這個不一樣。韓寒也許是沒機會接觸上層,問題是陳文茜是沒興趣接觸底層。
　　南都周刊:海峽兩岸ECFA協議的簽訂,剛剛在臺灣獲得議會批準,按說對臺灣媒體也會產生不小的影響。
　　楊偉中:目前看來,北京對臺灣媒體的影響越來越大,這是不可否認的。臺灣媒體對言論上特別是對大陸問題上的自我審查現象就越來越嚴重,這是比較大的問題。在現在臺灣的報業(yè)市場越來越萎縮的時候,報業(yè)老板越來越希望政府趕快開放大陸廣告市場。相信以后帶來的政治作用就會越來越大。
　　南都周刊:有種看法認為臺灣已經失去了對大陸的責任感。其實它是可以分紅的,甚至可以做股東。
　　楊偉中:這句話很準確。但臺灣400年來是個商業(yè)島嶼,臺灣社會是很功利的,要打算盤的。其實,如果是呂不韋,或許也是要投資一下政治的。你看在上海的臺灣人號稱30萬,但是這30萬臺灣人也不關心上海,更不關心上海底層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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