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則人體器官黑市交易的報道引起各方關注,殘酷的事實讓人觸目驚心。然而,有關器官買賣已經(jīng)不是什么新鮮的話題。在醫(yī)院和網(wǎng)絡上隨處可見的買賣器官的廣告面前,中國特色的賣血現(xiàn)象已經(jīng)相形見絀。
　　市場機制的深化和醫(yī)學技術的創(chuàng)新,推動了人體器官經(jīng)濟的出現(xiàn),代表著身體商品化的進程進入了一個新的境地。從全球范圍來看,伴隨著跨國資本的流動,已經(jīng)形成了規(guī)模龐大的人體器官市場,比如巴西和印度的腎臟專業(yè)市場。國外有研究者指出,“商業(yè)化的器官移植,已將全球社會分割成器官受體和器官供體兩個不平等的群體�！�
　　人體器官移植成為當代生命政治的重要議題。圍繞這個問題,自利的個體主義基礎上的市場交易和互惠的利他主義基礎上的生命捐助,是兩個基本的范式。
　　1973年,英國社會學家提特摩斯(Richard Titmuss)在其有關獻血問題的開創(chuàng)性著作《饋贈關系》中,探討了“饋贈/商品”兩種模式及可能的社會后果。他批判了當時的美國有償獻血制度,主張無償捐助。盡管遭到后來諸多的質(zhì)疑和批評,但這一立場影響了英美及其他國家有關器官移植政策的制定。
　　在中國,《人體器官移植技術臨床應用管理暫行規(guī)定》(2006)、《人體器官移植條例》(2007)都明確提出人體器官不得買賣,器官捐獻應當遵循自愿、無償?shù)脑瓌t�；铙w器官接受者與活體器官捐獻者之間僅限于夫妻關系、直系血親和三代以內(nèi)旁系血親。
　　然而悖謬之處在于,現(xiàn)實中器官短缺創(chuàng)造了巨大的市場需求。據(jù)稱中國的器官移植供求比例達到1:150。中國移植器官的數(shù)量僅次于美國,開展人體器官移植的醫(yī)院數(shù)量已遠超美國。幾年前,跨國的“人體器官移植旅游”曾興盛一時。
　　出現(xiàn)這個現(xiàn)象,與中國存在大量器官移植的“灰色來源”有很大關系,其中最主要的便是死刑犯的器官。不過,在此方面器官供體來源不明的問題引起了國際性爭議。2006年,中國政府禁止以旅游名義為外國人進行器官移植。
　　然而,雖然國際性的器官移植網(wǎng)絡受到一定限制,但地方性的器官移植交易網(wǎng)絡依然十分活躍。與其他國家一樣,在中國實際中的器官移植已經(jīng)形成了巨大的地下產(chǎn)業(yè)鏈。自從中國衛(wèi)生部官員在國際會議上發(fā)言申明禁止使用死刑犯的器官之后,黑市交易不斷膨脹。這類活動遠遠超出了國家法規(guī)的范圍,這凸顯了在此方面現(xiàn)有法律體系的脆弱性和虛置化。
　　市場化的器官交易,剝離了道德成分,挑戰(zhàn)了基本的人類尊嚴�？陀^的情況往往是,醫(yī)學需要讓位于支付能力。器官移植市場的存在,是不同階層(包括受體和供體雙方)健康和生命機會不平等的極端體現(xiàn)。
　　某些健康經(jīng)濟學家主張,生命捐助體制本質(zhì)上是無效率的,為了消除黑市交易,應該構建規(guī)范的市場,將器官移植合法化。然而,這樣的市場絕非基于個體意志的自由的市場,而只能是由某些集團操控的偽裝的市場。其潛在的道德風險和社會成本并不見得比黑市輕。一些人則主張器官交易自由是救助困苦的窮人,或者個體有支配身體器官的權利,但是這類主張恰恰忽視了如果從社會的角度來看,賣者和買者之間顯著的不平等。也正如有評論者所強調(diào)的,“救助窮人有更好的方式,而不是肢解他們�！�
　　與市場交易相比,生命捐助以另一種形式賦予了器官移植實踐的合法性,這根源于其存在的某些優(yōu)勢,比如減少排異反映,緩解道德焦慮。然而,在巨大的需求和有限的供給矛盾面前,器官移植的無償捐獻模式也被認為同樣充滿了理想化的色彩。此外,現(xiàn)實中還有另外一種情況,即在非市場化、非無償捐助的體制下,同樣存在大量不自主的器官交易。
　　這里問題的關鍵是,不論是新自由主義、技術決定論抑或其他什么樣的立場,也不論有償捐獻器官在某些國家事實上是否已經(jīng)合法化,對于器官移植模式和主張的考察,不能只停留于話語或實踐的本身,而必須關照貫穿其中的權力關系。正是這些權力關系形塑了有關器官移植的生命倫理、公共政策和市場體系。
　　作為社會政策研究者,提特摩斯對于市場化的血液交易制度的批判,反映了其視野更為廣泛的社會立場。實際上由這樣一種整體性的立場出發(fā),在某些方面,人體器官究竟是作為捐贈還是商品,也并非全然對立。比如,目前的血液銀行之類,一定程度上克服了這個問題。這類設置與其說是器官銀行,不如說是道德銀行。
　　當然僅此遠遠不夠。從社會的角度來看,更關鍵的任務在于如何消除疾病和貧困,如何積極倡導一種積極的生命捐助的文化,在大眾參與、社會福利和公民責任等基礎之上,重構器官移植的透明、高效、公正的公共政策體系。
　　(畢然,社會學博士、北京高校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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