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的《茶館》給人印象最深的除了那千姿百態(tài)的各色人物。還有就是那一張舊社會酒樓茶肆中常常都張貼的告示――莫談國事。魯迅也有一本雜文集，名字就叫《準風月談》，意思是不談國事，只談風月�？梢姡�莫談國事一直明示或暗示成我們小民的本分。
　　在今天，莫談國事的告示變成了一些網絡論壇上的聲明――“本論壇鄭重提示：涉黃、涉政言論請勿發(fā)表�！庇腥苏{侃道：“黃”與“政”并駕齊驅，一同被列為“危險”和“禁言”的話題，實在是有些一本正經的嘲諷意味，這也正說明“莫談國事’’雖然有了時代變異。但是靈魂依舊不死。
　　然而，還就有人偏偏愿言國事，而且言得興致盎然，還把那些與眾不同的切入，另辟蹊徑的視角歸結為一個詞――“常識”，實在是很禁琢磨。
　　初拿起梁文道的這本時事評論文集《常識》，腰封上那一句：“卑之無甚高論，多為常識而已。若覺可怪，是因為此乃一個常識稀缺的時代。”引人思索，表面上看起來低調而謙遜，細品才發(fā)覺原來事實是一個才華高漲的社情漫步者在向那些故作深奧的人們投以傲慢而斯文的一瞥。
　　《常識》是香港時事評論人、專欄作家梁文道近兩年來發(fā)表在各大媒體上的時事評論合集，不僅有理解當代中國的七十張關鍵切片，也有窺視世界的局部視角。按他自己的話來說“江山不幸詩家幸”。不論立場與派別。他要獻給中國所有時評人，并榮幸地與之共赴國運。好奇，讓我這個對時事政治缺乏敏感的人帶上他那副黑邊眼鏡，頂著那一抹特有的智慧之光去看中國，有種溫故而知新的喜悅，那些曾經沁染過我們激情、困惑、堅定和質疑的時政事件又有了一番意義和分量。
　　我們不禁從全新的角度去再思考抗戰(zhàn)是否還沒有結束?漢奸是否是一團模糊的歷史現象?溫柔是否是大國的必要?民主是否是自我修正的漫長之路?政府控告?zhèn)髅绞遣皇且粋�好主意?文化入侵只是故宮星巴克的偽問題?劉翔真切代表了一個偶像吃掉了一個活^?
　　大多數中國人對自己已經成為經濟政治都在異軍突起的大國子民毫無意識，很多只有大國才能享受的關注和指摘來得太快，讓我們極不適應，不免在大是大非面前有些捉襟見肘。坐立不安。無論災難、榮耀還是經年不變的平常事都變成了一種洗禮，人們爭著不動腦子就表態(tài)。我不禁要問，真把話語權交給你，哪句話能代表你?
　　科學的態(tài)度是質疑，迷信的表象是盲從，我們恰恰缺少質疑的態(tài)度，被強勢而缺乏理性的呼吁所迷惑。盲從有時候體現著“團結”，于是云集的應者大踏步朝著同一個方向眺望。在一腔赤誠的光環(huán)下，有一顆從不思考的頭顱。有一天，那些很久以來我們已經習慣甚至麻木掉的宣傳口徑與思考方式被人偶然點醒，那種恍悟不能不令人振奮。而那些上天入海的深奧分析，還原本質，不過是用平常心與獨立思考就可以獲得的最樸素的道理。那些本是常識的公理判斷被那些對稿費有著無限渴望的評論人存進銀行。不斷地吃它的利息而大多數人卻毫無察覺，其實原本沒有那么多的廢話。尊重生命、自由、民主、法治、人權……這些人類共同的價值觀早就該是我們思維里的“常識”，換句話講，常識，無非是那些勿需繞彎的普世價值。
　　在找回“常識”的過程中，梁文道不能否認會得益于他的港人身份，才會在文化、時事的介入中有跳進跳出的自如，而讀者在閱讀接受中也會不自覺地驚艷于他的冷靜和客觀。所以，《常識》的價值在于它雖然眼光獨到。文筆犀利但未必是公理，如果把它當作-本公民社會政治生活的啟發(fā)性讀物也許更好。我相信，《常識》的創(chuàng)作本來就是在一種理念的推動下完成的，那就是：思考不是“教”給你，而是“交”給你，而真理更是越辯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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