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長讀(之四)
發(fā)布時間:2018-06-20 來源: 美文摘抄 點擊:
羅薩的《河的第三條岸》
我要從南走到北
我還要從白走到黑
我要人們都看到我
但不知道我是誰
……
要愛上我你就別怕后悔
總有一天我要遠走高飛
我不想留在一個地方
也不愿有人跟隨
不好意思,聽我這么突如其來地扯著嗓子“嚎”歌,十句以內,大部分人還沒醒過腔來,還沒反應過來怎么回事,忍一忍估計就過去了,可一旦聽過了十句,明白了我這也叫唱歌,那很可能,你們當中,就有人沖我扔鞋子雞蛋西紅柿了——這我有數,我只“嚎”八句。但就這八句也足夠了,那些對流行歌曲稍有了解的人都聽得出來,我唱的是搖滾歌手崔健的《假行僧》,而這《假行僧》,在我看來,就是我今天要介紹給大家的這篇小說《河的第三條岸》的歌曲版。當然了,長于抒情的歌曲與長于敘事的小說,再異曲同工,也還是各有自己所擅的勝場,能在同樣的旋律中發(fā)展出來不同的調門,那才真叫各得其所:同為對程式化世俗生活的否定反抗,《假行僧》抒發(fā)的是瀟灑、豪邁、玩世不恭之情,《河的第三條岸》則敘寫了猶疑、悵惘、無能為力之事。
請允許我繼續(xù)從崔健過渡。我不會唱歌,對唱歌這種全民熱愛的賞心樂事,也從來沒有過任何多于正常值的興趣與喜歡,如果朋友聚會時為了助興,我也張牙舞爪地嚎幾嗓子少年時代的荒謬唱詞,那更多的,只為諷刺以及控訴。但另一方面,這幾十年里,從我不足二十歲直至今天,卻一直有歌手讓我——對,讓我喜愛,就像對卡夫卡、博爾赫斯、羅伯-格里耶那樣,讓我一聽到他們的名字,就能條件反射式地生成出喜愛。倒不是簡單地覺得他們唱得多好,這我也基本不會判別,況且,這么多年里,我聽著順耳的歌,一兩百首總歸有了,而我看著順眼的歌手,三五十個估計也不止。我所說的條件反射,是指有關他們的信號一刺激到我,即使那信號感傷、悲愴、冰冷、黑暗、邪惡、絕望……也都能讓我如同食了或色了,舒服快活滿足受用,似乎連活下去的理由都充分了。我“喜愛檔”里存儲的歌手計有兩位:一位是出現在1970年代后期的鄧麗君,她以溫軟幫我恢復人性;另一位,是出現在1980年代后期的崔健,他用冷硬幫我建立人格。事實上,他們最終成為我喜愛的對象,遠遠滯后于他們在公眾視野里走紅的開始時段,也就是說,我意識到他倆對我價值特殊,不是因為一見鐘情,而是漫長的情感積淀與理性發(fā)酵的一個結果。我是個樂盲,五音不全,即使別人請我聽演唱會,我多半也委婉地謝絕,可幾十年里,有那么兩次,我卻自己主動買票去了演唱會現場,還每次回來,都因跟著歌手瘋狂嚎叫而失音數天。我去的這兩場演唱會整整間隔十年,但它們的主角卻同為一人,都是崔健。而鄧麗君,由于她一直未能在大陸的舞臺上驚鴻照影,當我有機會去臺灣時,她已與我陰陽兩隔,我只能在她偏于簡陋的故居里長久佇立和夢游般徘徊,還不論別人如何側目,都一任淚水流滿面頰。
也像打動別人一樣,最初震撼我的崔健歌曲是《一無所有》,可自從《假行僧》橫空出世,對我個人來說,崔健的第一代表作就得屈居第二了——現在大家明白了吧?向各位坦白我對鄧麗君與崔健的特殊感情,并非因為一時沖動,便想曝光我的追星經歷,我只是希望《假行僧》能幫我證明,對于領航各位抵達“河的第三條岸”,我是何等心誠意篤。
對巴西人若昂·吉馬朗埃斯·羅薩,至今我也一無所知。初讀他這篇《河的第三條岸》,應該是在十年以前。記得一讀之下,便印象良好,但不知為什么,對這突然闖進我視野的好作者好作品,我卻沒像以往那樣,將關注投放得更多一些。難道,當時,有比小說更好玩的事情牽絆了我?對巴西小說家,我閱讀若熱·亞馬多稍多一些,而整個葡萄牙語里,諾獎得主若澤·薩拉馬戈最得我心,但即使這樣,雖然光《味似丁香、色如肉桂的加布里埃拉》這樣的書名就讓我心醉神迷,而《修道院紀事》則更是僅憑放肆地使用分號這一標志性特點就能引我入勝,可是,另一方面,連他們名字中“若熱”與“若澤”是否拼法相同這個小小的問題,我都沒試圖花點時間搞搞清楚,而只是通過漢語的音譯胡亂猜測:大概,“若昂”之“昂”與“熱”或者“澤”,關系不會那么近吧?由此也便不難看出,對葡語作家,我那種賞析性的把玩十分不夠,盡管,這并不出于我的心中無數,因為我很清楚,除了薩拉馬戈,也還有一個年長他三十多歲,但晚于他將近十年被我讀到的隨筆作家佩索阿,同樣值得我把玩賞析……
對不起,我放任這樣一個拗口的西式復合長句蛇蟒般盤纏,并不是為了混淆視聽,而是希望,它能更精確地反映我的心態(tài):當這個講座進行到中途,當語種問題成了我選擇作品與作家的基礎性考量時,《河的第三條岸》這篇在我印象里好了十年的葡語小說,便立即像條躍出水面的肥碩大魚,自動跳進了我大腦的網里,可是,我同時又全無把握,如果我伸手,真就能抓住滑溜溜的它嗎?我想說的是,其實,我很難找到合適的辦法,讓它再物質化地,從我的腦袋里跳回到紙上。因為十年前讀它時,我好像根本就沒留意過,是哪種雜志或哪本小說集,在它我之間充當了媒介,甚至連它那個不知所云又別具韻味的小說名字,我都沒再說準確過;我只記得,有個巴西人,寫了篇叫什么“河”的短小說很有意思,其主人公父親,與霍桑的韋克菲爾德,與卡爾維諾那個“在樹上攀緣的男爵”柯希莫,像同一家族的叔伯兄弟。對霍桑和卡爾維諾,我的推崇沒有保留,那么,他們筆下人物的“叔伯兄弟”在我心中地位怎樣,想必我不言你也能明。不過,就這樣一筆帶過又易生歧義,那我也就不忌啰唆地再多一句嘴,免得有人誤以為我是在主張復制贗品,或肯定藝術的陳陳相因。在我看來,藝術產品那種基于原創(chuàng)的獨特品質,一向都是美德之最,我之所以能接受認同“叔伯兄弟”,也是有個絕對化的條件作前提的:九子雖為一母生,卻應個個皆不同。接下來,在這一晃而過的十來年里,至少又有兩或三次,在比較讓我信服的同行的文章里,我憑著還算敏銳的嗅覺,聞到了他們試圖疏浚的那條有個“沉默寡言”的父親出沒的大河所散發(fā)出來的熟悉氣息。我為我略同了英雄的所見感到高興。于是每次,我都很想把這篇小說的以及它創(chuàng)造者的名字寫入記憶,倒不是以往就預見到了今天的講座,而是希望以此種方式,答謝給我?guī)磉^別致體驗與特殊沖動的“父親”與“河”?墒牵@篇小說那個顯然不很上口的篇名與它的創(chuàng)造者那個格外朗朗上口的姓氏,卻仿佛總在與我作對,讓經常對許多佶屈聱牙的作家名小說名都過目不忘的我,面對它們時,居然會一而再再而三地失去記憶,直到前些天一個落雪的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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