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要談問題，就必須講話。因此，良好的講話乃是溝通、自我修正、相互說服、讓意見逐漸接近的媒介。 　　然而，今天全世界已幾乎公認古代那種良好的“講話藝術”早已消失了，它讓位給了東拉西扯，狡猾的閃避，顧左右而言他，甚至說謊，胡亂扣帽子等。這是一種“講話的沉淪”，這也是近年來西方社會的“交談”(convelsation)及“說服”(persuasion)為題的著作大增的原因，18世紀英國哲學家休姆(David Hume)認為，文明進步的能夠發(fā)生，乃是我們有一個“可以交流的世界”(conversable world)，當交談的討論讓位給了胡言亂語，又怎么可能寄望將來的進步呢?
　　當令的胡言亂語已多到不可勝數(shù)，在此姑且舉例為證：
　　――伊拉克戰(zhàn)爭期間，美國飽受國內外批評，布什的標準說法就是“不支持我們，就是支持我們的敵人”。這種類型在談話上，是一種“二元論的恐嚇修辭學”，世界非善即惡，而我是善，不支持我即是惡，聽他架出這一招，美國人誰還敢多講一句話?
　　――有男女名流起爭執(zhí)，女名流速到一句話，就大聲嚷嚷，說是“歧視全國婦女同胞”與“婦女同胞為敵”云云，這是典型的離題與拉扯，就是把話題扯離本題，而后嫁接到另一個不相干的題目上，給對方戴上沉重的帽子。最近臺灣因為工業(yè)災害而被居民抗議，官方和資方就架出“反商”的大帽子；鴻海(富士康)出了問題而受到批評，他們就揚言“是不是要逼我們出走?”可以說都是這種“東拉西扯地轉移焦點”及“扣帽子”修辭學的具體例證。人間事總是可以做無止境的分類，找到一兩個在當時政治正確的分類，然后把自己放在占便宜的一邊，即可把壞的那一邊當作帽子，不管是否適合，只要帽子對就立于不敗之地。
　　――當代更普通的乃是從“動機論”和“陰謀論”的角度來談問題，批評我的必是某個團體或集團的人，他們必有“陰謀”。當“動機論”或“陰謀論”一出，我原本的問題即消失了，或變得不再重要，另一種“敵我矛盾”已突然躍居首位。會搞“動機論”或“陰謀論”的，已等于是在動員自己這一邊的人出來助陣打群架，近代網絡文化就很有這種打群架的特性。
　　因此，現(xiàn)在正是“爭吵文化”取代了“討論文化”的時代，前幾年美國前副總統(tǒng)切尼在國會被參議員利希(Patrick J Leahy)質詢時，甚至連FUCK這種“4個字母的臟字眼”都奪口而出，第二天他還補充說：“一般我都不會用這么強的字，但當時我罵過覺得很爽口。”對于這種講話風格，已有學者稱之“自我咆哮”(ego shouting)。屬于這樣的時代，難怪人們要緬懷18世紀那種講話有禮貌、有機智、能深刻討論與相互說服的時代了。
　　西方極早即有起源于西西里島的修辭雄辯演講術，在羅馬帝國時代固然出現(xiàn)過像西塞羅這樣的演說家及政治家，但也同樣出現(xiàn)許多舌燦蓮花的辯士。像黑格爾在他的《歷史哲學》里，就把羅馬帝國時代的辯士那種靠一張嘴顛倒是非黑白的局面特性做了極壞的評價。英國直到17世紀霍布士時，也還對靠著嘴的政治評價相當負面�；舨际烤驼f過，靠著嘴而搞的政治，會造成“演說家的貴族政治”，也會煽動出社會的沖突與混亂。
　　但這種對講話采負面評價的時代，從18世紀起逐漸改變。一方面因為18世紀起英國經濟欣欣向榮，再其次則是卿紳及文人知識分子階級鼓吹斯文的講話，希望借此來改善國民素質；另外，則是時機湊巧，18世紀民主發(fā)展，人們的公共討論增多，講話藝術在溝通討論及容忍說服上也發(fā)揮了極大作用。這也是后來學者認為，18世紀英國動蕩少而進步多，講話藝術扮演了極重要角色的原因。當代思想家哈貝馬斯在他那篇怪異論文《公共空間的結構轉換》里，就對18世紀英國的咖啡館文化及講話文化做了高度肯定。
　　好的講話文化，不會搞煽動，也不會討好群眾，而會就事論事討論問題；好的講話文化，講的人有責任心，不會東拉西扯玩語言游戲，它有助于溝通歧見，相互說服而非相互威脅及相互壓迫。最近許多學者都在談18世紀英國的講話與說服，這種思古幽情里所反映的其實是對當今語言泛濫、但人更無法溝通的不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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