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巴馬的觀念與左翼上層相當一致。不過身為總統(tǒng)，他總是要受到各種力量的左右，尤其是當這些力量代表了大量選票的時候。這樣，他的政策也就難免左右搖擺。 　　5月份中美即將在華盛頓重啟北京奧運會后首屆人權對話，并將在月底于北京召開第二屆戰(zhàn)略與經(jīng)濟對話，在此氣氛下，關于兩國關系雨過天晴的專家分析又開始占據(jù)媒體版面。
　　中美高層接觸是否真能解決問題，還是如奧巴馬2009年11月那次了無成果的訪華之旅一樣，只是讓人們空歡喜一場?不久前，中美在核安全峰會上就制裁伊朗問題達成的共識似乎印證了前一種可能，但美國財政部推遲公布關于中國操縱匯率的報告，仍然留下很大的懸念。從一年多來美國對外政策的演變來看，奧巴馬政府的“外交搖擺”似乎還會持續(xù)下去。
　　
　　為了國際宣傳
　　
　　奧巴馬2009年1月上臺的時候，發(fā)誓要改變美國在世界上的形象，他進入白宮后簽署的第一個法令，便是在一年之內關閉關塔納摩美軍基地中的戰(zhàn)俘營。然而一年多過去了，這個戰(zhàn)俘營仍然關著將近200人。奧巴馬在2009年底簽署了命令，要將伊利諾伊州的一所監(jiān)獄改造后用來關押恐怖分子，但誰也不能保證這所新監(jiān)獄不會出現(xiàn)與關塔納摩相同的問題。
　　這個典型事件能夠為奧巴馬的對外政策作一個很好的注腳。該政策的特點是對宣傳比對實際效果更加重視，在啟動時充滿意識形態(tài)甚至浪漫的色彩，卻缺乏對其可行性與后果的全面估計。最近一年多來美國對華政策中一些標志性事件，到處打上了這種政策取向的烙印。
　　擔任國務卿頭一個月，希拉里?克林頓就來到中國。臨行前，她明確表示美中之間要開始新的關系，人權與西藏等問題將被置后考慮。新政府在各種場合一再指出，美中兩國的共同利益遠大于沖突，今后的關系也以合作為主。由此，美國在伊朗與朝鮮的核武器、氣候變化等方面與中國展開了調子非常友善的對話。10月，奧巴馬甚至取消了與達賴喇嘛的會面。
　　這一系列姿態(tài)取得了不少宣傳效果。然而，在實質性進展還未見分曉的時候，兩國關系卻又出現(xiàn)連串波折：2009年9月，在總統(tǒng)親自過問下，白宮作出了向中國輪胎征收35％懲罰性關稅的決定，11月又對中國的鋼管作出了類似決定；在哥本哈根那次混亂而無成果的氣候峰會之后，北京成了華盛頓指責的對象；再后來，就有對臺軍售、會見達賴、反網(wǎng)絡審查等一系列舉動。而在中方強烈反彈之后，奧巴馬又趕緊在核峰會和匯率問題上伸來橄欖枝。
　　奧巴馬政府對華政策的搖擺，與其在整個國際政策上的搖擺是一致的。新政府剛上臺時，似乎要在對外事務上反布什之道而行之，包括結束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戰(zhàn)爭、與伊朗和朝鮮這些宿敵對話、推進巴勒斯坦和平進程，等等。一年多之后，除了將美國傳統(tǒng)的朋友以色列大大地得罪了一番之外，上述政策都沒有實質性的進展。相反，在很多做法上，新政府在稍微做了點改變之后又沿襲了布什的政策，例如繼續(xù)在伊拉克的戰(zhàn)爭以及向阿富汗增兵。另外，奧巴馬自出機杼的“核新政”將伊朗和朝鮮單獨列出來進行核威懾，以及他心血來潮的東歐反導部署調整將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作為美俄博弈新的磨心，這些都引起相關國家的反彈。
　　“反彈也總比沒有彈性好”，奧巴馬的幕僚會這樣說。是的，他們已作出“改變”了，沒有改變的是伊朗、朝鮮、俄羅斯等國的當局者一世人這樣想，他們的宣傳目的也就達到了。意識形態(tài)拉扯
　　奧巴馬政府的國際政策左右搖擺，有著內在的意識形態(tài)原因。建國200多年來，源于早年新教移民的“美國特殊論”及“美國至上觀”一直是美國政府外交政策的意識形態(tài)基礎，然而奧巴馬和他的外交顧問們并不認同這種意識形態(tài)。從競選時期開始，奧巴馬就以“世界公民”自居。在不同的場合中，他都曾強調美國不過是世界上許多國家中的一個，和其它國家相比并沒有特殊的地位。他認為，美國的政治社會制度不見得優(yōu)于其它國家，在國際問題上，其它國家的意見必須得到同等的重視；對他領導的新政府而言，得到世界輿論的贊許與得到國內輿論的認同同樣重要。這種具有“人類大同”色彩的思想傾向，為奧巴馬在世界各地贏得了大量的掌聲與喝彩聲，但是在現(xiàn)實決策中，卻面臨一系列無法調和的難題。
　　就以奧巴馬排斥的“世界警察”角色來說，國際政治的現(xiàn)實讓美國無法僅僅充當一個普通國家。美國是當今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負擔著將近1／4的聯(lián)合國日常費用(另外兩個大財東是日本和德國，分別擔負16.6％及8.5％，中國負擔不到2.7％)以及聯(lián)合國屬下其它組織的大部分經(jīng)費。總體來說，聯(lián)合國大約一半的費用是由美國擔負的。國際社會――包括許多嚴厲批評美國的國家――要求美國擔負起維持世界和平的主要責任，很多地區(qū)性沖突如果沒有美國的介入就無法平息。這種“世界警察”的角色，美國人即便想推也推不掉。
　　當警察往往吃力不討好。聯(lián)合國中的投票就是個典型的例子：大約3／4的投票結果與美國意見相左。經(jīng)常投票反對美國的，包括很多大量接受美援的第三世界國家以及被華盛頓當作盟國的政府。例如印度和巴基斯坦兩國，有75％至80％的幾率去投美國的反對票。
　　就此，美國國內的不同階層中出現(xiàn)了幾類反彈，并牽扯到政府國際政策的變化。
　　左翼上層――主要是對輿論影響極大的知識界和主流媒體――認同國際上流行的對霸權主義的批評。他們主張美國必須放棄霸權地位，與其它國家平等共處。在國際爭端出現(xiàn)時，他們往往更傾向于去理解甚至同情美國的對手。比如，現(xiàn)任美國駐聯(lián)合國大使蘇姍?萊斯是一位非洲事務專家，她在野時對布什政府批評的激烈程度遠遠超過對非洲的專制國家。在9?11恐怖襲擊之后，左翼知識分子中最極端的人甚至會說，美國遭襲是咎由自取。
　　左翼下層――以勞工組織為主要力量――的著眼點，在于如何通過貿(mào)易政策來保護本國的工作機會不外流。他們的說法經(jīng)常被左翼上層指為目光短淺，但是憑借著大量的政治捐款與能影響數(shù)千萬選票的力量，政府無法對其要求置之不理。
　　右翼上層――以曾經(jīng)風行一時的新保守派為代表――堅持統(tǒng)的美國至上觀，認為美國在推動世界自由和民主的發(fā)展上有義不容辭的責任。他們的態(tài)度在軍人以及受過比較好教育的郊區(qū)中產(chǎn)階級里面有相當大的市場。
　　右翼下層――包括目前“新茶黨”運動的大批參與者――中間有相當強烈的孤立主義傾向。他們覺得，美國地大物博，自成體系，沒有必要過多參與世界事務，更不應該卷入遙遠地區(qū)那些說不清的爭端。他們主張，美國的力量要著重放在自衛(wèi)上，充當超級大國只會引來更多的諸如恐怖主義之類的襲擊。“退出聯(lián)合國”是他們中間很受歡迎的口號。　――奧巴馬歷史上一貫的言行以及長期在他身邊的外交顧問的人選顯 示，他的觀念與左翼上層相當一致。不過身為總統(tǒng)，他總是要受到各種力量的左右，尤其是當這些力量代表了大量選票的時候。這樣。他的政策也就難免左右搖擺。
　　其實，大幅度的搖擺往往是左翼政府外交政策的特點。當年毛澤東與尼克松會見的時候曾經(jīng)有過這樣一段對話：
　　毛澤東：“我喜歡右派。人家說，你是右派，共和黨是右傾。(英國)希思首相也是右傾。”
　　尼克松：“我認為最重要的是要看到，美國的左派只能夸夸其談的事，右派卻能做到。至少目前是如此。”
　　仔細分析過去100年來美國歷屆總統(tǒng)執(zhí)政的歷史，可以看到右翼政府在國內政策上容易向左轉，而左翼政府在國際政策上卻可能向右轉。也就是說，右派上臺往往會繼承一些左派的社會福利政策(里根總統(tǒng)也許是唯一的例外)，而左派上臺則可能接過一些右派強硬的國際政策。但是，這樣的轉向出于不得已的多，出于心甘情愿的少，因此出現(xiàn)不斷的搖擺也是意料之中。
　　
　　國內政治考量
　　
　　外交從來都是國內政治的延續(xù)，這本是常識，可卻偏偏是一些專事外交政策研究的學者的盲點。許多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對中國國內政治的了解反而超過對美國國內政治的理解。這些常年在大學里做研究的學者對中國內部的各種問題與各個派別之間的爭論都有一定的知識，對中國的情況也有很多實地考察，但是對美國國內政治的實際運作、各個利益集團在政治中的地位與影響力缺乏具體的了解，因此他們的政策分析在明白人看來往往不著邊際。
　　比如就美中之間的貿(mào)易爭端，學者們會一再強調兩國戰(zhàn)略利益攸關，會批評那些要求限制進口中國商品或提高人民幣匯率的人目光短淺；而后者――特別是勞工組織――卻會毫不留情地嘲笑他們對民間疾苦一無所知。到了政府做決策的時候，學者們的意見固然會得到一些參考，可是那些能拿出數(shù)以億計的競選經(jīng)費的組織所提的要求。卻是政府優(yōu)先考慮的對象。
　　再以氣候變化的問題為例。奧巴馬政府曾以控制碳排放作為改善美中關系的突破口，然而，面臨嚴重的經(jīng)濟衰退，碳減排法案在美國會和民間受到強烈抵制，朝野都有強烈的呼聲要求在碳排放法案中加入對中國、印度等排放大國的限制。一旦如此，將為中美關系再添堵。
　　人權問題上更是如此。除了很少幾個認為美國的人權問題更嚴重的激進知識分子，中國在美國幾乎沒有同情者。這也就解釋了為什么人權問題一旦被提出，就很難弱化的根本原因。
　　最后值得提及的是，華文傳媒中頻頻出現(xiàn)的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往往對美中關系的前景相當樂觀，給人一種他們代表了美國輿論與政策走向的印象。這里面有很大的誤解。當中國的美國問題專家談中美關系時，或多或少會帶有官方色彩；而當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談美中關系時，卻絕大部分是個人觀點，包括那些在政府中有顧問頭銜的人。這些美國知識分子或許可以給政府提建議，但是除非有強大的利益集團做后盾，這些建議是不容易形成政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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