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憑猶太人的金錢并不能保證克服西方基督教社會根深蒂固的反猶主義，猶太人今天在歐洲的政治影響依然有限。猶太人在新大陸成功的真正關鍵，在于對美國上層建筑的征服。而美國的常春藤名校，則是征服上層建筑的必經之路。
　　時至今日，美國猶太人勢力是盡人皆知甚至令人談虎色變的題目，美國內政之外，猶太游說集團還長期主導了美國的中東政策，其政治影響甚至壓倒了石油利益集團。奧巴馬總統(tǒng)曾經以巨大和公開的外交壓力，要求以色列全面凍結在耶路撒冷東城和約旦河西岸的殖民擴張，結果仍然不得不收回成命。《華爾街日報》新近報道，白宮甚至私下承認：以色列的行動會“先發(fā)制人地決定”奧巴馬政府的伊朗政策辯論。
　　一般人對這一現(xiàn)象的解釋，總是歸結于美國猶太人掌握的巨大金錢財富。但這只是事情的一面。可以反過來論證：歐洲猶太人也曾經掌握類似的財富，莎士比亞名劇《威尼斯商人》的描述也許屬于藝術范疇，但是18世紀中期開始發(fā)跡的歐洲銀行巨富羅斯柴爾德家族，是不折不扣的德國猶太人出身，至今還擁有巨大的跨國資產，卻絲毫未能阻止歐洲反猶主義的高漲，以及納粹德國對猶太人的種族滅絕。
　　另一方面，作為西方基督教文化的一部分，美國歷史上也充滿了反猶主義。至今死而不僵的三K黨便極端反猶。著名的富蘭克林?羅斯�？偨y(tǒng)也曾抱怨母校哈佛大學里的猶太學生太多。甚至到了1970年代，尼克松總統(tǒng)的白宮錄音帶上仍然充斥了輕蔑和咒罵猶太人的粗口。
　　最好的例子無過于今天盡人皆知的美國每年的移民配額。這一配額是1920年代美國國務院文件警告會出現(xiàn)“骯臟且難以歸化”的東歐猶太移民的大量流入，而最早制定實施，造成二戰(zhàn)期間受盡納粹迫害的歐洲猶太難民難以進入美國。
　　大量史實表明：單憑猶太人的金錢并不能保證克服西方基督教社會根深蒂固的反猶主義，猶太人今天在歐洲的政治影響依然有限。猶太人在新大陸成功的真正關鍵，在于對美國上層建筑的征服。而美國的常春藤名校，則是征服上層建筑的必經之路。
　　
　　紐約市立學院――“窮猶太人的哈佛”
　　
　　猶太人征服常春藤的艱難崎嶇過程的一個起點，是曾經有過“猶太人的哈佛”之稱的紐約市立學院。
　　19世紀末20世紀初，從舊俄羅斯帝國到東歐和中歐的猶太人大批移民美國，他們最早的落腳點是美國東北部海岸，大紐約地區(qū)迅速成為全球最大的猶太人聚居地。這一時期的猶太新移民絕大多數(shù)屬于教育程度和經濟地位不高的社會下層，除了出賣勞力的藍領工人，便是“引車賣漿”的小商販。低下的社會地位導致了猶太黑社會團伙的泛濫。
　　猶太文化的一個優(yōu)秀傳統(tǒng)，便是注重子女教育。第一批大宗猶太移民在新大陸篳路藍縷開創(chuàng)家業(yè)的同時，他們的下一代得益于美國當時領先于世界的公立學校教育體系，紛紛在中小學學業(yè)上脫穎而出。雖然自身的社會經濟地位不高，猶太民族此時的另一遠見，便是在高等教育仍然是上層社會特權的時代，鼓勵子弟進入大學校園。
　　大量學業(yè)優(yōu)異的猶太子弟在東北部異軍突起，引起彼時仍然為WASP“藍血”世家把持的常春藤盟校的恐慌，紛紛開始筑起各種壁壘。常春藤盟校的高昂學費，對彼時尚處于社會下層的猶太子弟也是一個重大障礙。學費低廉的紐約市立學院以及其他若干公立學院因此成為猶太學生升學的主要去向。盡管紐約市的猶太人口比例從未超過1，4，猶太學生竟然占到市立學院學生總數(shù)的80％。與占紐約人口大多數(shù)的其他各民族相比，猶太民族的求學上進心由此可見一斑。
　　紐約市立學院的猶太學生更在學習成績上出類拔萃，決不亞于世家子弟把持的常春藤校園，使得原先默默無名的市立學院一下子成為美國知識人才的重要溫床，而獲得“猶太人的哈佛(Jewish Harvard)”的雅號。而且因為這些猶太學生大多來自社會下層，更不敬的稱呼是“窮猶太人的哈佛”。
　　舉例來說，市立學院畢業(yè)的本科生中，后來獲得各項科學和經濟學諾貝爾獎的有9人之多，也幾乎是清一色的猶太人。這是美國其他公立學校至今尚未能打破的紀錄。
　　從1920年起的半個世紀中，紐約市立學院培養(yǎng)的博士人數(shù)，僅次于加州伯克利大學。連大名鼎鼎的亨利?基辛格，逃避納粹、移民美國，高中畢業(yè)后最初進的也是紐約市立學院(未畢業(yè)即被征兵參加二戰(zhàn)，復員后轉上哈佛)。另一個校友名人是1953年被美國政府處決的美共黨員羅森堡(1939年電機專業(yè)本科畢業(yè))，反映了上世紀中期美國猶太人普遍的左傾思想。類似的還有信奉托洛茨基主義的歐文?克里斯托爾(1940年歷史專業(yè)本科畢業(yè))，后來右轉而成為美國新保守主義的開山鼻祖。
　　隨著美國猶太人在二戰(zhàn)前后終于徹底打開了常春藤名校的大門，絕大多數(shù)優(yōu)秀猶太學生都以常春藤校園作為升學目標，紐約市立學院開始褪色，特別是后來成為紐約市立大學的一部分之后，降低標準“開門辦學”，學生質量受到顯著的負面影響，以至今天很少有人還記得它在上世紀中葉曾經是叱咤風云的“猶太人的哈佛”，是美國猶太人通過教育逐漸成為強勢族群的第一個前進基地。
　　
　　“滑膩的蠹魚”――常春藤盟校的反猶歷史
　　
　　20世紀初期，隨著美國東北部大批猶太移民子弟以優(yōu)異成績在公立中學畢業(yè)，傳統(tǒng)上為藍血世家子弟把持的常春藤盟校開始出現(xiàn)猶太學生猛增的趨勢。到了1920年代初，猶太人占到了哈佛新生的20％。頑固堅持WASP傳統(tǒng)的耶魯和普林斯頓情況略好，但也感到日益嚴重的“猶太人問題”。至于具有當時全球最大的猶太人口的紐約市，哥倫比亞大學的猶太學生比例竟然達到了40％，以至大學生歌謠把哥倫比亞挖苦為猶太人“經營”的大學。
　　在更早的時期，常春藤盟校也曾經不斷招收來自德國的猶太移民子弟入學，而并未出現(xiàn)爭議。這除了人數(shù)不多之外，重要原因是這些早期猶太移民來自文化和經濟上都比較接近美國WASP社會的西歐。借用中國古時的詞匯，較早的猶太移民是“熟猶”，而后來的東歐猶太移民是與WASP文化格格不入的“生猶”，是東北部藍血世家眼中的“非我族類”。
　　“猶太人問題”首先是直接的學習競爭：大多數(shù)世家子弟從小養(yǎng)尊處優(yōu)，雖然在上層社會注重的體育運動上出類拔萃，但在學業(yè)上不是猶太學生對手，而只能將后者蔑稱為“滑膩的蠹魚”，意味猶太學生不但死讀書，也狡猾陰險。對校方來說，“猶太學生贏得所有獎學金項目”是個尷尬和危險的現(xiàn)象。
　　其次是文化上的差距。對于大部分WASP世家子弟而言，進入常春藤的一個重要目的是為了未來的上層社會地位建立“社會資本”，所以他們不但熱衷于參加各種課外活動，也是傳統(tǒng)學生會社的積極中堅。但是猶太學生進大學的首要目的卻是讀書，長時間與WASP世家子弟形成“兩股道上跑的車”。例如從1900到1930年，共有大約 1200名猶太學生進人耶魯大學就讀，沒有一名得以入選耶魯大學出名的高年級學生會社。
　　“猶太人問題”因之形成對常春藤盟校的雙重威脅：WASP世家子弟“流失”到其他貴族院校(尤其是所謂“小常春藤盟�！�)而損及常春藤的傳統(tǒng)“品牌”和社會影響，以及常春藤舊校友和施主們威脅減少和斷絕對母校的捐助。前引羅斯�？偨y(tǒng)擔心哈佛校園里猶太學生過多是個很好的例子。
　　出于當時美國主流社會強烈的反猶主義，常春藤盟校紛紛開始限制猶太學生入學，但是這并不是一件易行和公開的政策。設立種族限額，不僅與常春藤名校自從20世紀開始貫徹的“憑才入學(meritocracy y’原則沖突，也有違常春藤精英自我標榜的“民主”精神、“費厄潑賴”傳統(tǒng)和領導社會進步的宣傳。1922年，哈佛大學校長Lawrence Lowe~對猶太學生入學施加限額不慎曝光之后，就引起不小的社會爭議。
　　常春藤盟校的第一個對策，是對入學的“才能”標準進行重新定義，淡化其中的學業(yè)成分，而突出申請人的所謂“個性”條件，諸如強調世家子弟傳統(tǒng)的社會活動和體育強項。為了利用東歐猶太移民與WASP主流相比身材偏小的特征，常春藤招生的“個性”標準居然包括了申請人長相的“丈夫氣概(manliness)”(彼時常春藤是清一色的男校)。直到1960年代，耶魯大學還在仔細測定每個新生的身高，并且不無自豪地特地記錄本屆新生身高超過6英尺(180厘米)的比例。
　　今天看來最荒唐的，無過于常春藤盟校當年批評學業(yè)突出的猶太學生在“品德”上的欠缺，除了只顧自己爭取高分，而不肯助人并參與校園社會活動的“自私”，耶魯招生辦主管甚至援引猶太學生考試作弊比例高的“統(tǒng)計數(shù)字”，作為推行猶太學生限額的根據(jù)。
　　在強調學業(yè)之外的“個性”標準同時，常春藤盟校還紛紛在招生過程中引進了面談和推薦信等等新項目，旨在減少猶太學生的入學機會。除了繼續(xù)不成比例地以傳統(tǒng)貴族預校為主要生源，哈佛校長Lowell還特地擴招美國西部的公立中學畢業(yè)生，因為西部的猶太人口不多。常春藤盟校還大幅度減少了彼時經濟地位普遍低下的猶太學生獲得獎學金的機會。另外除了所謂心理測試，便是增加標準化入學考試(SAT)的運用，結果卻適得其反。
　　耶魯大學還率先引進了優(yōu)先招收校友子孫的政策，而迅速為其他常春藤盟校仿效，其動機也是在于限制猶太學生入學，因為新來乍到的移民下一代不可能有常春藤畢業(yè)的父祖。這一政策成為成規(guī)之后。一直被沿用至今。
　　在哈佛大學限額爭議之后，常春藤各校紛紛將限制猶太人入學轉入暗箱操作，以避免社會批評。但是這一暗箱操作也有一個突出的“技術問題”：即便直接詢問申請人的族裔和宗教信仰，也常常難以確定其是否真是猶太人。加劇這一困難的是大量東歐移民將姓名英語化，也有不少人借機將明顯的猶太姓氏改頭換面。常春藤盟校于是要求所有申請人提供本人照片，家族姓氏變化歷史，父親出生地、外祖父的姓名，等等，以鑒別可能的猶太申請人。
　　以哈佛大學為例，招生辦把有猶太人嫌疑的申請人分為三類，第一類j1(j代表英語猶太Jew的第一個字母)是“貨真價實的猶太人”；第二類j2是“有強烈證據(jù)表明是猶太人”；第三類j3則是“有猶太人嫌疑”。
　　在這一系列明暗兩方面的策略下，常春藤盟校的“猶太人問題”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哈佛大學的猶太學生比例在1930年代回到15％以內，耶魯大學的猶太學生比例則被控制到10％左右，WASP的最后大本營――普林斯頓的猶太學生比例更低，1935年畢業(yè)班只有區(qū)區(qū)5名猶太人!
　　
　　從“共產主義第五縱隊”到徹底征服常春藤
　　
　　常春藤校方的明暗限額大大提高了猶太學生的入學門檻，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每年還是有不少猶太學生克服各種阻礙，以優(yōu)異的學業(yè)和“課外成就”持續(xù)不斷地跨進常春藤校門。而未能如愿的優(yōu)秀猶太學生，則遍布像紐約市立學院那樣的公立大學，努力奮斗以出人頭地。總之，到了二次世界大戰(zhàn)前后，受過良好教育的猶太人在美國知識界和教育界逐漸逼近―個“臨界質量”。
　　但是與此同時，美國猶太人面臨另一個重大的政治障礙――越來越多的美國保守派指責猶太人“身在曹營心在漢”，是暗中為蘇聯(lián)政權服務的“共產主義第五縱隊”。
　　這里的起因是猶太人歷史上形成的頑固左傾傳統(tǒng)，其根源是猶太知識分子可貴的批判和創(chuàng)新精神。啟蒙運動的奠基者斯賓諾莎是這一批判精神的先驅，分別創(chuàng)立相對論和精神分析的愛因斯坦和弗洛伊德則是后來的代表。猶太人在歐洲歷史上長期遭受歧視迫害，又使得他們特別向往社會公平和正義，創(chuàng)立共產主義的馬克思是猶太知識分子，決不是歷史的巧合。
　　猶太人因此在國際共運和俄國布爾什維克革命中發(fā)揮了不成比例的重大作用，以至出現(xiàn)了猶太共產主義(Judeo-Communism)和猶太布爾什維克主義的說法。當時作為英國內閣成員的邱吉爾甚至總結說：“除了列寧這個顯著例外，大多數(shù)(俄國布爾什維克)領袖都是猶太人�！�
　　聯(lián)邦調查局對美共的長期監(jiān)視之外，在二次大戰(zhàn)結束、蘇美由同盟而變成冷戰(zhàn)死敵后，充滿猶太知識分子的美國左翼迅速成為美國右翼和麥卡錫主義的“嚴打”對象，也是美國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深挖“蘇維埃第五縱隊”的主要犧牲品。這在1953年紐約市立學院校友羅森堡及其妻子因為向蘇聯(lián)泄漏原子彈機密而被處死刑之際，可說達到了頂峰。令人佩服的是這也是美國猶太人全面征服常春藤校園的緊鑼密鼓時期。
　　這一來之不易的勝利，可以大致歸納為猶太人的“三管齊下”攻略。
　　首先是二戰(zhàn)結束之前，猶太學者開始在知識界和學術界脫穎而出，以無可爭議的學術成就，在戰(zhàn)后大批走進常春藤校園擔任教職，進而上升到學校領導層，顯著改變了這些名校歧視排斥猶太人的政治文化。從1960年代起，大學院長一級的猶太人頻頻出現(xiàn)，1970年代起，猶太學者開始出任名牌大學的校長。至今為止，可以說所有常春藤名校都有了或有過猶太人校長。這對廢止歧視排擠猶太學生入學政策和做法的作用，不言而喻。其他不說，僅各校優(yōu)先照顧本校教授子女人學的規(guī)矩，便大大增加了常春藤校園里的猶太學生人數(shù)。
　　其次是猶太人在經濟領域特別是華爾街和企業(yè)界的崛起，大批猶太富翁開始成為常春藤名校的捐款施主。例如哈佛“資源委員會”中，比比皆是猶太族裔的大款。這不能不使得強烈依靠捐贈基金的常春藤名校的招生政策向他們傾斜。
　　第三個重要原因，是大批猶太新富可以步美國東北部藍血世家后塵，將子女從小就送到各所貴族預校就讀。而這些預校至今還是常春藤名校的“輸送學校”。
　　在上述各種因素下，常春藤名校招收的猶太學生人數(shù)迅速增加。雖然美國人口中的猶太人比例基本停留在2％上下，但到了1970年代，常春藤“老三大”哈佛、耶魯、普林斯頓再加哥倫比亞大學中的猶太本科生比例達到了1/4，其他名校校園的猶太學生也出現(xiàn)類似的飛躍。這一情況至今變化不大。從學生到教授以至院長校長，猶太人終于成為常春藤名校無可爭議的主人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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