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一條大學周圍的弱勢街道的凈化運動，所折射的除了地方政府的爭功近利，更多的是表征在今日的中國社會，精英文化與世俗社會之間的角力與博弈。 　　 　　2008年7月18日，當我在長沙桃子湖商業(yè)文明街(俗稱“墮落街”)的一個拐角處的小店，津津有味地咀嚼著新化風味的油炸魚時，根本未曾意料兩天后，即2008年的7月20日，一支大規(guī)模的強制拆遷隊伍，會開著推土機進駐此地，開始對于墮落街的整治行動，此項整治據(jù)說是為了凈化湖南大學、湖南師范大學等高等學府的周邊環(huán)境，將長沙市河西桃子湖區(qū)域建設(shè)成與岳麓山、岳麓書院、湘江等相得益彰的風景區(qū)，同時也是為長沙評選全國文明城市做“美容準備”。
　　等我知道此事的時候，湖南長沙的很多網(wǎng)站已經(jīng)熱議，湖南的門戶網(wǎng)站紅網(wǎng)的民意調(diào)查顯示，89％的被調(diào)查者表示反對或者不贊成“暴風驟雨式”的整體拆遷，而主張對其進行“和風細雨式”的局部整改，很多曾經(jīng)在墮落街游蕩或生活過的人，紛紛著文表達對于這條即將消逝的街道的憶念與哀悼。紅網(wǎng)甚至發(fā)起了“記憶墮落街征文”，得到了熱烈的回應。
　　這其實是一條再普通不過的商業(yè)街，它的兩個出口分別處于湖南大學與湖南師范大學的校園之內(nèi)，街上錯落分布著飯鋪、音像店、歌廳、舞廳、桌球室、書店、網(wǎng)吧、錄像廳、飾品店等，夾雜著一些簡陋的出租屋，各式各樣的招牌高低懸掛或張貼。街上最鮮活的風景是熙熙攘攘的青年學生，他們似乎有著無處安放的青春，有著精神家園破敗后的悵然，有著從象牙塔的符號世界“離家出走”到現(xiàn)實里、感受柴米油鹽的困惱與歡愉，也有著在世俗的聲色犬馬里暫時迷離與閃避的放縱。但這種種都無關(guān)法律與道德，僅僅關(guān)乎個體對自我與社群之關(guān)系的探尋與摸索，關(guān)乎世俗生活與學院生活之間的轉(zhuǎn)換與搖擺，換言之，墮落街其實是向這些青年學子打開的一扇觀察此岸世界里的滾滾紅塵的窗口。
　　這是墮落街的今生。
　　墮落街的前世至少得追溯到10年之前的1998年，那年以前，在湖大、師大的結(jié)合部至少已有兩條所謂的“墮落街”，一條是如今面臨拆遷命運的桃子湖商業(yè)文明街(所謂的墮落二街)，另一條是正對著湖南大學的東方紅廣場，從學生宿舍六舍、七舍等處通往湘江邊的牌樓口的墮落一街。這條街其實才是當年的“主街”，如今已經(jīng)蕩然無存，對于“鐵打的校園，流水的學生”仿若從來未曾存在過一樣。
　　1998年之前，作為一種“提法”的墮落街在湖大、師大充滿自嘲與反諷意識的學生中間，已經(jīng)口耳相傳，當時也僅僅是小范圍的人際傳播而已。但是，1998年10月23日，《中國青年報》記者羅旭輝一篇頭版頭條整版報道《湖南大學旁邊有條“墮落街”》，之后中央電視臺等媒體的轉(zhuǎn)載或摘要報道，卻使得這條“養(yǎng)在深閨人未識”的街道，迅速地借助大眾傳播的方式走向了全國輿論的風口浪尖。
　　“墮落街”可謂一夜之間從湖南走向全國，成為一條惡名昭彰的“邪惡之街”，似乎這條街充斥著這個世界所有的靈魂骯臟與道德潰爛，而這種腐敗與敗落的文化與習性，所腐蝕的正是被社會寄予厚望的天之驕子，這就激蕩起了受眾的憂心忡忡與道德批判，墮落街成為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事實的真相到底如何，已經(jīng)變得無人問津L高等學府的周邊環(huán)境成為街談巷議的熱點，大學生的精神生活與道德水準成為學者熱議的焦點。
　　至今仍舊記憶彌新的是那篇報道發(fā)表后，從全國各地的家長打來的電話讓湖大的學生宿舍彌漫著一股焦慮而持久的“道德勸諭”氣息，以及此后關(guān)于這個記者為何在該報道之中只字不提同樣分享著墮落街愛恨情仇的湖南師大的緣由的種種傳聞。
　　事情最終以《中國青年報》公開道歉以及一些對于湖南大學具有“引導意義”的正面報道而結(jié)束，但關(guān)于這條街道的情感與記憶卻開始瘋長、蔓延，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的教義，到這里演繹成了哪里有批判哪里就有依戀，本來僅僅承擔世俗社會的消費主義功能的街道，突然鑲嵌到一代代學生青春記憶的最隱秘的深處，這些在墮落街上不時閑蕩的年輕人，以一種反諷與嘲弄，甚至帶有一點惡作劇的方式，繼續(xù)著對于墮落街的激情言說與日常體驗。
　　
　　解讀一所大學精神的四個秘密通道
　　
　　曾經(jīng)在與一位同窗好友閑聊里瞎扯湖南大學的精神，我們都認為墮落街所象征的世俗文化也是構(gòu)成湖大精神的一個要素，而這些年眼睜睜地看著這些曾經(jīng)見證過我們的青春的街道的逐個消逝，我們卻無能為力，只能哀悼。在當時的討論里，我們達成某種程度的共識，認為墮落街文化所具有的游戲精神、反諷意識、世俗情懷、叛逆氣息等，在某種意義上表征著青年人不可或缺的波西米亞精神，這種發(fā)源于捷克斯洛伐克的精神，所強調(diào)的正是一種與主流文化與意志疏離，而將自我放逐到對于精神自主性與生活獨一性的追尋之中的文化精神。
　　然而今天的中國社會，通過政治宣傳、傳媒話語、家庭教育、社會教條等所大量再生產(chǎn)的是另一種恰恰相反的布爾喬亞精神，一種中產(chǎn)階級式的雅皮士文化，這種文化追求高雅、舒適與精致，但往往內(nèi)在地具有服從主流意識與權(quán)力意志的特性。1990年代市場社會興起以后，80年代生長起來的波西米亞文化迅速地被邊緣化，“小資”成為新的人生理想。這種對于可能生活的生動展示，以及社會變遷帶來的沉重壓力，導致幾代青年人從一進校園就似乎置身于無處可逃遁的物質(zhì)生活的重壓之下。
　　對于湖南大學校方來說，墮落街所隱喻的波西米亞文化似乎更多的是一種充滿恥辱感的歷史記憶，因此急于將它從長沙河西的地圖上徹底抹去，而對于曾經(jīng)湖大和現(xiàn)在湖大的學生來說，它并非如此令人困擾，反而讓人銷魂。曾與一個朋友戲言，沒有墮落街的湖南大學，也許在某種程度上也會喪失其精神上的完整性。是的，湖南大學有代表儒家文化的聲名遠揚的岳麓書院，這所有著上千年歷史的書院，曾經(jīng)由宋代理學家張?、朱熹等主持過，在近代中國更是人才輩出，培養(yǎng)出魏源、曾國藩、譚嗣同、左宗棠、楊昌濟等一代代名將和名士。岳麓書院的存在，表征了傳統(tǒng)的活力與潛力，而傳統(tǒng)才是精神的根脈，是靈感的源泉，其中的楹聯(lián)、碑刻、訓誡、后花園等都以實物的直觀形式，展現(xiàn)著精神生活的可能。
　　而學校中心的東方紅廣場卻代表著另一種文化，廣場上矗立著巨大的毛澤東雕像，其背后鐫刻著依照毛主席手跡龍飛鳳舞的《沁園春?長沙》，雕像面向曾經(jīng)存在過的墮落街盡頭的滾滾流淌的湘江，背對楓葉紅遍、層林盡染的岳麓山，氣勢恢宏而霸道，排他而獨斷，這正是20世紀革命文化所具有的精神特質(zhì)。自從李澤厚、劉再復的“告別革命”說風行一時以來，告別革命已經(jīng)成為公共空間里的文化時尚，但如果沒有對于革命歷史的切實記憶與反省，沒有對于人性幽暗和權(quán)力機制的洞察與安頓，彌漫暴力的革命如何可能告別?東方紅廣場的意義恰恰在于，它以實在的“名與物”的方式，成為生活在21世紀中國的大學生無法告別的歷史遺產(chǎn)。這種歷史遺產(chǎn)恰恰是精神自我成長的起點，如果去除掉，反而意味著一種歷史虛無 主義的態(tài)度，而這種虛無主義的態(tài)度往往導致的是悲劇的重來。
　　湖南大學背靠的岳麓山，以及前對的湘江，則代表著一種城市里的山清水秀的自然文化。仁者樂山，智者樂水，在山南水北之間，自然可以讓生活在都市文化的“現(xiàn)代性牢籠”里的青年學生，感受到自然的空靈與奇妙，觸摸到山水的性情與慰藉，領(lǐng)悟到短暫與永恒、生與死、肉身與靈魂、博大與狹隘、深邃與淺薄等種種終極問題。沒有對于這些人生根本問題的思考，以及自我與自然關(guān)系的探尋，心智注定是不會發(fā)育得豐富與成熟的。
　　因此，岳麓書院代表的傳統(tǒng)儒家文化、岳麓山和湘江所表征的自然文化、東方紅廣場所勾連的革命文化，以及即將消逝的墮落街隱喻的世俗文化和波西米亞文化，恰恰是湖南大學的四種彼此依存在同一空間的精神元素，構(gòu)造著湖大人的復雜多元的品質(zhì)與性情。學生們可以在日常生活里，在這四種文化空間里自由流轉(zhuǎn)，往返沉潛，而伴隨著年底墮落街的徹底消失，這種共生性的互補的文化體系將面臨著缺失一角的危險(這種危險也可能通過另外的街道的發(fā)展來得以調(diào)節(jié))，同時也以物質(zhì)形式的消逝的方式，卷走了整整幾代青年學生的回憶。
　　
　　墮落街PK象牙塔?
　　
　　一條街道的命運為何引發(fā)如此激烈而漫長的輿論?這種輿論所表征的民意在對墮落街的處理方式中是否得到了足夠的尊重與采納?
　　這條街道并無漫長的歷史，相對于岳麓書院的千年歲月，它年輕得有點青澀，這條街道也沒有什么獨一無二的文化，相對于岳麓山從山腳到山頂?shù)娜遽尩牢幕�，它淺薄得有點空洞。如果必須給它找到一頂文化的桂冠的話，那就是青年社群的亞文化，一種與世俗社會的消費文化接軌，卻又在某種意義上超越了消費文化的時尚密碼的混合型文化形態(tài)，尤為重要的是，這條街道承載著幾代年輕人的私人情感與歷史記憶。
　　相對于課堂里的精神成長與知識豐盈，這個如今在某些人的眼里，已經(jīng)成為必須割舍的一段潰爛的盲腸的墮落街，卻是這些青年人磨礪自我、感受塵世的成長空間，他們在這里學會洞察人性與人心，感受多元與混沌，經(jīng)歷挫折與放縱，收獲失意與詩意。之所以難以割舍，是因為這條街道已經(jīng)內(nèi)在地構(gòu)成了青春，構(gòu)成了那種有點叛逆卻又像撒嬌、感覺虛無卻又想堅守、標榜特立獨行而又渴望被社群生活接納的青年文化。
　　正如一名網(wǎng)友在回憶墮落街的征文里所表達的那樣：“畢業(yè)以后，我依舊找機會晃蕩在這條街上，回憶我們逝去的不怕天不怕地的青蔥歲月。一邊回想墮落街上的最后一頓散伙飯，一邊看看這條留下深刻印象的老街，看它繁華如舊，看它青春長在。在我們的心中，它更多的時候，不是一條無所不能的休閑小街，我們的生活也不因這三個字而真正‘墮落’下去，它給我們更多的感受，是那種無憂無慮、快樂生活方式的享受過程，以及給了我們無處釋放的青春的宣泄借口。青春無敵，墮落街也就成了烙刻在許多河西學子心靈深處的時代印章�！�
　　確實如同這位“街友”所描述的那樣，畢業(yè)后的這些年，我也時常在路經(jīng)長沙的時候晃蕩到這條街道，晃蕩到紅蘋果餐廳，晃蕩到晚風卡拉OK廳，晃蕩到墮落街上四處彌漫的人間煙火氣之中。而在這種漫無目的的晃蕩里，消逝的往事會歷歷重現(xiàn)，甚至會從活著的這條街道浮想聯(lián)翩到已經(jīng)死去多年的另外一條墮落街。每個人都有著他自己對于這段歲月的獨特回憶，這種回憶雖然并不一定深刻，卻形成了個人的歷史與性情。世俗與神圣，在現(xiàn)代社會并不是可以截然分開的，有些朋友青春無悔地在這條街道吃喝玩樂四年，然后拍拍屁股走人，而有些朋友卻可以在塵埃里看到“詩意地棲居生活”的可能性，兩者并無價值的高下，只要是基于自我意志的選擇，同樣值得尊重。
　　如今的這場對于一條弱勢街道的暴力圍剿與凈化運動，所折射的除了一座被稱為中國最具有“娛樂感”的內(nèi)地省會城市在冠冕堂皇的口號下所隱藏的急功近利(這種功利主義或者說發(fā)展主義的思路往往是忽略個體的情感記憶與集體的文化認同)，更多的是表征在今日的中國社會，精英文化與世俗社會之間的角力與博弈。大學的自我認同發(fā)生了深刻的斷裂，她似乎既得承載遺世獨立的超越精神，以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氣魄，著力于高深學問的研究，同時又得實現(xiàn)培養(yǎng)市場社會和國家意志所量身定做的經(jīng)世致用人才的目標，從而不得不更多地與它所鄙夷的經(jīng)濟與權(quán)力對接與交易。
　　與墮落街類似，北京大學南墻在恢復高考后幾十年中的拆了又建的悲情故事，所透露的恰恰是以象牙塔自居的大學與代表世俗精神的市場社會之問的聚合分離。在這樣的一種歷史困境里，對于一條街道的拆除能夠發(fā)生多大的隔離世俗生活的效力，實在是令人狐疑的。
　　對于大學精神失落原因的種種探討，我們習慣的批判路徑是從世俗社會對于神圣校園的污染與腐蝕開始，這種思維定勢往往想當然地在大學與社會之間進行某種區(qū)隔，似乎大學是干凈和單純的，而社會往往是腐敗和復雜的，前者是理想，而后者是現(xiàn)實。
　　這種思路掩蓋了一個驚人的事實，在今天的大學校園，權(quán)力機制與粗鄙文化的再生產(chǎn)與運轉(zhuǎn)，與社會甚至官場遵循著幾乎同樣的模式，官本位文化、行政主導、權(quán)力意志等已經(jīng)在90年代以降急劇地侵蝕了本已復蘇的大學自主文化與自由氣息，可以說，大學所象征的精英文化自身已經(jīng)感染了悲劇性的權(quán)力病毒，它所言說的那套道貌岸然的義理與心性之學，與它在實際的運作中所展現(xiàn)的權(quán)力的傲慢與惡俗嘴臉，形成了充滿反諷的喜劇畫面。
　　因此，應該追問的不是如何通過空間上的外科手術(shù)式的切割，來保衛(wèi)大學的純潔性，而是如何從大學文化自身所存在的弊病與癥結(jié)出發(fā)，通過內(nèi)在的反思與批判來重建一種自由而民主的精英文化。大學在高調(diào)批判社會的墮落的同時，也許更應該低調(diào)而切實地追尋內(nèi)在的德性。在墮落街的拆遷過程里，民意與官方意志顯然形成了對立，而最后的結(jié)果是具有暴力色彩的推土機開進了這條街道，以公共利益與集體意志的名義強行拆遷，民意又一次被輕忽，這種情形我們在北京大學三角地的拆毀里曾經(jīng)感受過，在喧囂一時的大學校園整體搬遷里也曾經(jīng)感受過�？梢韵胂�，一個沒有歷史感與歷史意識的校園，盡管裝扮得花枝招展，仍將顯得像一個暴發(fā)戶一樣鄙陋不堪。我們無法想象，一個不尊重和珍藏在校學生和畢業(yè)的學生的情感與記憶的大學，將如何可能贏得校友對它的留念與敬意。
　　學者張閎曾在長文《麗娃河上的文化幽靈》里深情追憶了80年代、90年代之交的華東師范大學的后門文化，在他看來，這種游蕩的、邊緣的、反叛的后門文化恰恰是構(gòu)成大學精神的要素，而那個時代麗娃河畔孕育出的作家群體與此也不無關(guān)系。這些年，在整頓大學周邊環(huán)境與校園文化的名義下，人們可以看見的是大學校園有活力的各種亞文化的衰落和多元性的喪失，校園刊物的蕭條，尤其是校園BBS的高度管控更導致多樣化聲音的嚴重缺席，加上就業(yè)的不景氣和塵世生活的壓力，整個校園彌漫著一股順從與游戲型的犬儒主義文化。而與此同時，國家意志和公共社會對于大學的創(chuàng)新能力又有著一種充滿焦慮的期待，沒有思想之自由，沒有獨立之人格，沒有生活之多元，沒有文化之駁雜，定于一尊的校園怎么可能催生創(chuàng)新的火種?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大學應該成為民主的堡壘，自由的守護神，不是在隔離社會的堡壘里嘮叨民主與自由的符號，而是在介入社會的變遷里推進自由民主的文化與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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