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個民族的架構是有其積極意義的，需要做的只是適時調整。在近代中國國族建構中，華夏與傳統(tǒng)華夏邊緣合一而成為“中華民族”，可以說是此地漫長的人類資源競爭歷史中的一種新嘗試。
　　
　　汶川大地震的發(fā)生，將川西北高原――這片羌、藏、回、漢等多民族雜居的土地帶入了全世界的視野。在2008年6月前后一個多月的采訪中，記者走訪了汶川、理縣、馬爾康以及甘孜州多處羌、藏聚居地。地震發(fā)生之前，拉薩事件余波未了，當地政府最重要的工作之?是應對不大和諧的漢藏民族關系，而地震后的重建過程中，民族文化的保存、民族關系的處理仍是敏感而棘手的問題。
　　對于著名的人類學學者、哈佛大學東亞系博士、臺灣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王明珂來說，這些都不是新問題。1994年始，他便在汶川、北川、茂縣、松潘、理縣多處羌族山寨進行持續(xù)性的人類學田野調查。在《羌在漢藏之間》、《華夏邊緣》等多本學術著作中，王明珂對于華夏族群關系的歷史、現實和未來，有著諸多精彩解讀，在學界影響較大。近日，王明珂教授接受了記者的訪問。
　　
　　羌族的前世今生
　　
　　《南風窗》：地震前，很少人在意羌族文化，包括政府與學者。我們在汶川采訪時，文化館的老館員說，這么多年了，文化館連一個專門放文物的倉庫都沒有，縣里想成立一個文物調查隊，可是，提了很多年，也沒人理。但現在不一樣了，不僅當地政府急著要搜集羌族文物，大批外來的文化學者也都蜂擁至災區(qū)，號稱要搶救古老的羌族文化，中央政府也準備撥付大筆資金用于羌族文化的重建。
　　可很多年來，羌族人早已和漢人穿一樣的衣服、吃一樣的食物、使用一樣的語言和文字，究竟該怎樣理解羌族文化的獨特性?羌族文化的建構經歷了怎樣的過程?
　　王明珂：現在的羌族、中華民族等認同以及相關的各民族區(qū)分概念，50多年前，在當地其實是不存在的，或者至少說是罕為人知的，現在所說的羌族認同主要是1950年代之后才逐漸產生的。事實上，岷江上游與北川居民大多有豐富的父系漢人家族記憶，足以讓他們借以成為“漢人”。他們之所以選擇部分記憶――多為母系祖源記憶，而將自己登記為“羌族”，甚至爭取成為羌族，是有當時的政治、社會與經濟背景的。
　　
　　以北川為例，北川與絕大多數羌族所居的阿壩州分屬不同水系，深度漢化下的北川本土文化早已大量失去，北川可以說是處于羌族的邊緣位置，但正是此邊緣位置與相關認同危機使得他們如今最熱衷于強調本民族認同。過去，北川本地土著有青片羌、白草羌，后來經明代將領何卿血腥鎮(zhèn)壓及民族歧視下，本地居民皆自稱漢人以免遭迫害，這個悲情歷史，使得他們更加珍惜、重視目前的少數民族身份。
　　但更主要的原因還在于社會主義中國在消除民族歧視上的努力，在經濟、教育各方面對少數民族的優(yōu)惠政策，以及逐步施行民族區(qū)域自治所帶來的大量公職就業(yè)機會。1980年代以后，國家推行個體化經濟與邊區(qū)經濟開發(fā)，都使得原來經濟落后的岷江上游地區(qū)充滿了新的資源，本地的少數民族認同熱情也開始高漲。羌族的服飾、飲食、鍋莊民族舞蹈、山神、天神與白石崇拜等等也在此潮流下透過身體、文字與圖像展演出來，借此強化羌族認同，以及羌族與其他民族間的區(qū)分。
　　《南風窗》：面對這樣建構而來的文化，大地震之后，在經濟重建之余，文化的延續(xù)上，我們該做些什么?很多文化學者都建議要抓緊搜集文物、建設博物館、保護老釋比(釋比是羌民族遺留至今的一大原始宗教文化現象，是羌族中最權威的文化人和知識集成者)等等，這些措施的價值何在?
　　王明珂：搜集文物、建設博物館、保護老釋比等等，當然都是需要做的事。然而做這些事的時候，我們必須對“羌族文化”有寬廣的、具反思性的了解，否則在文物的搜集與展示中，我們等于是建構了另一種“羌族文化”，或傳遞一些錯誤的知識。譬如，20世紀上半葉，西方博物館都喜歡在云南搜集“漁獵工具”，它們在博物館被排列、展出，造成一種刻板印象，好像這些人群都過著比較原始的生活，但事實并非全然如此。
　　無論如何，以上只是羌族文化遺產的維護與保存。至于活生生的羌族文化，那便與當地人的現實生活密切相關。對這樣的文化，我認為，最重要的還是人們的生活應得到妥善的安排；在生活秩序穩(wěn)定后，文化自然在生活中得到展現與調整。我們不能為了保護“原生態(tài)文化”，譬如，為了保存羌族建在半山上房子緊聚在一起的村寨，而要他們永遠住在這樣的村寨與房子里。
　　我認為目前中央最應做的是，建立一套“在地”復建的經濟、社會與文化方案，讓不需而又不愿遷離各個山溝的羌族在經濟生活、社會秩序與文化上都能重生。譬如，讓羌族在為長江上游保山護林方面扮演更積極的角色，這與他們許多傳統(tǒng)文化價值及社會秩序是能密切配合的。
　　《南風窗》：北川縣城確定要搬遷了，汶川縣城也曾積極爭取搬到靠近成都平原的都江堰附近，因為科學家們認為汶川所在的岷江上游地帶已經過度開發(fā)，不適宜人類生存，應該進行大規(guī)模的生態(tài)移民。但不少文化學者認為，把羌族人搬遷到成都平原去，羌族人的故鄉(xiāng)將徹底喪失，羌族的漢化程度原本就很深，這樣一來，這個民族也將走向消失。對此問題，您是如何看待的?
　　王明珂：把汶川的羌族搬遷到都江堰去，羌族的文化與民族是否會因此消失?這是有點多慮了。原來羌族村寨最密集的地方便在茂縣，受漢化影響較少的羌族也在茂縣各溝。地震后，茂縣將負起重建羌族文化的中心角色；移到都江堰去的汶川縣城，則可能在此方面被邊緣化；畢竟，都江堰市離羌族聚居的茂縣、松潘、理縣、北川各地至少都有3個小時的車程。
　　但問題在于，村寨農民如何擠進農業(yè)與其它資源都已十分緊張的都江堰市?四川是中國勞工的主要輸出地之一，羌族農民是否也要加入此勞動市場?因此，我并不反對將汶川縣府移到都江堰市的某處，但對于遷移村寨百姓這件事則要慎重。政府對他們的安置與未來藍圖要明確，并要讓百姓們明白他們及他們的后代將面臨的處境，最后，讓他們有作選擇的機會。畢竟，過度的人類活動、大規(guī)模的經濟開發(fā)，都不應是指羌族村寨民眾的經濟活動，而是外來者的挖礦、建水壩等等。
　　無論如何，固守一種少數民族文化、身份與居地并不絕對重要，這不應是反對羌族民眾搬離汶川的理由。我贊成人們有跨越民族、文化身份與鄉(xiāng)土的抉擇與行動能力；特別不應以保存“原生態(tài)文化”為理由，要求他人遠離現代化。但主動的跨越邊界(如海外移民)，與被動的遷移、安置是不一樣的。一個留學生追求留在美國工作、生活，他對跨越邊界后的未來有些了解或有憧憬，但被遷移、安置的羌族民眾，他們對未來知道多少?或者他有沒有作抉擇的能力?或有沒有跨越邊界后的生存能力?這些都是值得我們深思的。
　　
　　從歷史上的民族關系看西藏騷亂 　　
　　《南風窗》：在您的諸多研究中，多是以羌族為標本，來思考整個華夏邊緣的游移以及族群關系的變遷。20世紀中國的民族問題曾經有過兩次高潮，一是世紀初的“國族主義”建構；二是五六十年代的民族識別、民族登記。如今，尤其是進入2008年以來，西藏、新疆以及貴州的少數民族地區(qū)出現了恐怖主義分子或者規(guī)模不等的騷亂行動。從學理上，您如何看待這一輪民族問題的爆發(fā)?
　　王明珂：沒有錯，20世紀初世界國族主義浪潮下的中國民族國家建構，以及1950～1960年代的民族識別、登記，造成了中國目前56個民族的格局。但我還不能確定，今年以來連續(xù)在少數民族地區(qū)發(fā)生的一些事件，是否將形成另一次大轉變，或只是長期以來的一些騷動個案而已。不過，每一個事件，每一個個人的行動，都將造成社會的改變；特別是當它們成為媒體關注的焦點，而經過報道成為更廣泛的社會記憶時。為何在2008年許多問題爆發(fā)出來，我認為還是與中國主辦奧運有關――許多地方的、邊緣的聲音，希望把握這國際媒體聚焦的機會讓中央、讓世界聽得到。
　　藏族、維族以及貴州的少數民族地區(qū)出現的問題，各有不同的背景與訴求。最基本的問題在于，在近代民族知識的建構下，除漢族外的55個民族都是同樣的“少數民族”。在這樣的認識基礎上所制定、推行的“一體適用”之民族政策，自然是有需要探討的地方。
　　譬如，南方地區(qū)的騷動，自古以來便是為了賦稅，或是官逼民反。歷史上南方的白虎復夷、莫徭等南方族群之名，皆表現他們因有功國家而得免徭役；盤瓠子孫記憶的部分內容，也是說因其母系始祖為帝王之女，所以免賦稅。瑤族文書《過山榜》的內容，更是以皇上榜文來合理化本地人為何不應納賦稅，也借著皇榜要求官兵不許騷擾山民。
　　
　　又如新疆問題，在漢代以來中原帝國便常以駐軍屯田的方式來控制此地，而此地的“原住民”又相當的流動、多變；因而如何共享、分配本地資源，須要大家對此歷史有新的了解與省思。
　　藏族問題，在于藏漢之間有一個共同的“邊緣”――藏族概念中的“朵康”，漢族概念中的古“氐羌”之域；對此歷史的了解，原本可讓邊緣成為溝通的橋梁，而非彼此爭奪的對象。
　　我的看法是，讓我們的民族歷史知識視野超越20世紀上半葉所建立的“歷史”，讓我們多注意長程歷史中，許多事件以及傳說、神話等等表征背后的人類生態(tài)本相，如此，我們便能更有智慧來對民族政策作個別調整，以解決各個少數民族地區(qū)的問題。
　　《南風窗》：其中，西藏的民族問題更顯迫切，從歷史的角度，您認為，對于藏族人來說，“獨立”到底意味著什么?
　　王明珂：我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歷史記憶，這些記憶告訴我們應該怎么做，對于一個民族來說，各自堅持自己的民族記憶，藏族有藏族的記憶，漢族有漢族的記憶，截然不同的歷史記憶是造成民族沖突的根本原因。要解決這些問題，必須有新的具備強烈反思性的民族知識體系。
　　事實上，漢藏之間最大的記憶是二者擁有大片共同的邊緣地帶，就是如今的羌族地帶，這本來應該成為構建二者共同記憶的橋梁。圍繞這個邊緣地帶，漢族與藏族都應該有所反思。
　　對于藏族來說，放到更長程的歷史里來看，跟羌族一樣，藏族也是發(fā)展而來，而且康、藏之間有本質區(qū)別，康區(qū)的一個寨子與另外一個寨子的歷史記憶和民族認同都不一致。藏族以一個統(tǒng)一的民族面貌出現，并且民族意識高漲，只是在被納入統(tǒng)一的華夏民族架構內以后的事情。
　　那些追求獨立的藏族人必須認真考慮其所謂的“脫離運動”。即使成功，在生存條件惡劣、資源不足的情況下如何生存?西藏如果獨立的話，那里將會是人間地獄，在獨立于華夏族群之外的歷史階段，西藏這塊土地上到處是慘烈的互相斗爭，部落與部落，土司與土司之間的大小戰(zhàn)爭從未中斷，這在歷史上是非常清楚的，很多歷史典籍都有詳細的記載。
　　
　　華夏族群關系的未來
　　
　　《南風窗》：您在著述中，比較推崇中國政府目前推行的民族政策：以經濟補助來減緩內陸地區(qū)之貧困與匱乏，并以國家力量來維持族群問的秩序。但是，這樣的秩序如今正遭受非議，尤其是西藏事件以來，一些漢人認為對于少數民族地區(qū)給予的經濟補貼以及各種優(yōu)惠政策已經太多了，但在少數民族地區(qū)，一方面，很多補助都被當地民族的上層所獲取，另一方面，底層的民族百姓生活依然困苦。國家力量的維持似乎出了問題，并陷入兩難，對您所期待的建立和諧的人類資源環(huán)境共享的圖景并沒有起到正面作用。對此，您如何評價?
　　王明珂：我推崇目前多元一體的中國民族國家格局，是相對于過去強調華夷之分的華夏帝國而言。一個華夏國家，將所有“異族”排除在資源共享之外，并驅逐、轄控、歧視四方“夷、戎、蠻、狄”，這樣的體制并不值得贊許。因此，關鍵還是在于如何建立、調整國族內的資源共享體系。
　　確實有人認為政府對于少數民族地區(qū)的經濟補貼以及各種優(yōu)惠政策已太多，但同時底層少數民族百姓生活仍然困苦，或部分少數民族人士仍對政府不滿，因此吁求重新檢討各項民族政策。有些學者建議，在政策上淡化或不強調民族身分，回歸每一個人的“國民”身份。只有在少數情況下考慮其族裔身分；如為了平衡學�；蚬�家單位中受雇者的族裔背景，而立法保障少數族裔的入學與就業(yè)機會等等。在其它一切場合，納稅、接受社會福利與救濟，各個國民一律平等。與之配合的當然是要解除國民居住、遷徙之限制。但這是否合適于中國，值得深入探討與辯駁。
　　總之，我認為要解決、調整當前中國少數民族的經濟、文化以及民族與國家認同等問題，以及專家學者在籌謀任何政策之時，或更普遍的，當一個人(無論是否為少數民族)在思考自己及他人的現況與未來之時，都需要對“歷史”有長程的、基于人類生態(tài)的深度了解。這“歷史”不是“我的祖先曾打敗你的祖先”那樣的歷史，而是對歷史事件與所有歷史敘事做出人類生態(tài)背景的反思。
　　比如，2000年長城兩邊游牧者與定居農人間的戰(zhàn)爭其人類生態(tài)意義如何?為何蒙古草原上一個個的游牧帝國興衰起落，而相對的，除了短暫的吐蕃王國外，青藏高原上各部族難得集結為大的政治體?為何南方許多非漢族群的傳說與文本中，總要強調本身曾由中央王朝豁免其賦稅?為何部分羌族要說周倉是他們的祖先或神?
　　或許有人認為這只是學究之見從，認為“學術”不能解決一切問題。但我的想法是，如今我們需要建立一種新的民族知識體系，以此說明為何中華民族內包含有56個民族；此知識體系包括長程歷史中面對中原帝國之各人群與此帝國互動之歷史，此歷史背后的人類生態(tài)，也包括近代的民族建構過程及其人類生態(tài)意義，因此我們可對每一民族在當前中國國族內特有的“族群性”有新的了解。
　　這樣對一長遠歷史以及造成此歷史的 人類生態(tài)之了解，可讓人們產生有意義的、有反思性的行動抉擇。行動抉擇，不只是指各級政府主事者在制定民族政策時的抉擇，更是每一個中國國民(無論是漢或是少數民族)――在對自身的現代處境、身份有新認識的情況下――對自身一切社會行動所做的抉擇。也許有那么一天，在許多人的反思與抉擇下，中國民族與國家體系得到適當的調整，并繼續(xù)自我調整；也許那時中國國族仍包含有56個民族，一個人還是屬于藏族或彝族，但此時他們的身份與社會存在已完全不同于往昔。
　　《南風窗》：針對您所說的“新的民族知識體系”，是不是可以這樣理解：如今，我們的民族知識體系沒有更新，沒有與時俱進，很難再指導政府民族政策的制訂和調整，也因此，我們的民族問題會在未來的時間里不斷出現?
　　王明珂：確實如此。在中國，發(fā)展歷史人類學、民族學的研究還有些困難，現有的民族知識體系比較老套，很難讓年輕一代的學生接受，而西方解構主義的人類學體系，對于中國學界來說，是一次徹底顛覆，也不大可能被接受。
　　我是一個折中者。在美國多年的求學，讓我非常了解西方解構主義者的那套東西，我希望新的民族知識體系是既能跟西方接軌，又能在中國的田野背景中，有特殊的學術與現實關懷。建立這樣一套學問體系，是有益于民族關系問題解決的。
　　其實，56個民族的架構是有其積極意義的，需要做的只是適時調整。在近代中國國族建構中，華夏與傳統(tǒng)華夏邊緣合一而成為“中華民族”，可以說是此地漫長的人類資源競爭歷史中的一種新嘗試――將廣大東亞大陸生態(tài)體系中相依存的區(qū)域人群，結合在一個資源共享之國家與國族內。以此而言，晚清部分革命黨精英欲建立一個純漢族國家之藍圖，以及當代鼓吹中國少數民族獨立的言論，并不是好的選擇。
　　同樣的，歐亞大陸之東、西兩半部有如下差別――西方為沿大西洋之少數富強而講究人權、自由的國家，內陸則為常卷入宗教、種族與經濟資源戰(zhàn)爭及內部性別、階級與族群迫害頻傳的各國、各族；東岸則為一“多元一體”的中國，以經濟補助來減緩內陸地區(qū)之貧困與匱乏，并以國家力量來維持族群間的秩序。我們也很難說，歐亞大陸西半部的體制，優(yōu)于東半部中國國族下的體制。
　　
　　無論如何，固守一種少數民族文化、身份與居地并不絕對重要，這不應是反對羌族民眾搬離汶川的理由。我贊成人們有跨越民族、文化身份與多土的抉擇與行動能力；特別不應以保存“原生態(tài)文化”為理由，要求他人遠離現代化。但主動的跨越邊界(如海外移民)，與被動的遷移、安置是不一樣的。
　　
　　我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歷史記憶，這些記憶告訴我們應該怎么做，對于一個民族來說，各自堅持自己的民族記憶，藏族有藏族的記憶，漢族有漢族的記憶，截然不同的歷史記憶是造成民族沖突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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